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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

一種儒家學派

所謂宋學,又稱道學、新儒學。是以中晚唐的儒學復興為前導,由韓愈、李翱開啟的將儒學思想由外轉而向內,援佛道以證儒理,通過兩宋理學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創建的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由於這個思想體系以“理”作為宇宙最高本體,以“理”為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所以被稱為理學

這個思想體系雖以儒家禮法、倫理為核心,卻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區別於原始儒學,所以被稱為新儒學。到清代時,考據學大興,清儒們推尊漢儒,對宋代理學家空疏解經的弊病肆意攻擊,遂呼之為“宋學”以示與“漢學”相區別。

產生


從西漢到隋唐的一千餘年間,由於受到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的影響,儒家學者今生偏重於名物制度、章句訓詁,講究的是師承家法,對經義本身卻無多少爭論。反映在察舉和科舉的各種通經考試上,只問墨義、註疏,不允許對義理內涵作自由發揮。這條治經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愈走愈狹,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儒學的發展。
歷史進入宋代以後,漢唐儒學的這種舊傳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階級矛盾和民族鬥爭的推動。宋代的階級矛盾和民族鬥爭特別尖銳,一些儒家學者想從儒家經典中去尋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會危機。
其次,佛、道兩教對儒學的滲透。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釋、道兩教獲得了大發展,並對儒學產生了滲透,致使儒學到了宋代,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新養分。
第三,科學技術的進步。宋代的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文化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有利於廣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讀書人的隊伍中去。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出身貧苦,沒有舊的經學傳統的束縛,易於建立新的儒學體系。
第四,科舉改革的影響。從北宋中期起,經義考試逐漸在科舉中取得了重要地位。當時的經義考試,既可承襲舊說,又可自立新說,這對以理解經義內涵為主的新儒學的產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在這種形勢下,從北宋中期起,儒學領域出現了新的現象,主要表現為漢唐學者專事經學箋注的傳統遭到廢棄,對以貞觀年間欽定的《五經正義》為代表的經學舊說產生懷疑。群儒奮起,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逐漸形成了帶有兩宋鮮明時代特徵的新儒學——包括各種儒家學派在內的宋學。從此,儒學開始哲學化,並越出了單純研究經典的範圍,成為包括經學、文學、史學、哲學在內的一門新的學問。

建構


宋學的建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開創期、發展期、集大成期。宋學開山祖是周敦頤,他對宋學的貢獻有二:第一,他以六經為本,合陰陽五行之說,出入釋老,創造性地構制出《太極圖說》,形成“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並從中推導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的結論,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誠”為最高的道德倫理境界,顯示出理學的倫理哲學趨向。另一位理學開創人物是邵雍,他將天地萬物抽象於象數演化的範疇,構造出一個包括自然和人類歷史的世界圖式,為後世理學思想中“天理”、“人慾”對立論埋下了伏筆。

代表之人物


宋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載和二程。張載發揮邵雍之學,認為天地萬物與我同體,打通了“外王”與“內聖”之間的方便之門,也為格物致知的理學認識論作了理論上的準備。二程兄弟則第一次將“天理”粹煉成為脫離物質載體的純理念,為宋學確立了“理”本體。在充分吸取釋道,融合三家思想,體貼出“天理”二字,構築起宋學完整而嚴密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的思想體系。
集大成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創造性地發揮了二程以來的“天理”思想,將之視為最高範疇,“理”的表現是“氣”,“氣”又派生出萬物,這樣,萬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由於有了這樣的萬物生成觀,因此,朱熹認為要認識世界,找回“天理”,就可從分析萬物下手,識其“氣”性,最終得其“理”,這就是所謂的“格物致知”。朱熹將形而上的“理”標舉為牢籠宇宙的萬物之本,這也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的倫理秩序與宇宙秩序間的完全溝通,為倫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恆不變找到了哲學依據。以此為基礎,朱熹提出了道德修養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題,描繪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圖景,決定了宋及其以後儒士的內省性人生特徵的發展趨向。

衰落


南宋理宗朝時期,程朱理學在宋學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皇帝正式肯定從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業道統的真正繼承人,程朱理學成為繼孔孟以來的正統思想和欽定的官方哲學。然而,隨著程朱理學的勢力增強,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們因循守舊,反對任何革新,“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在思想上取得了壟斷地位,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逐漸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不允許士人“務自立說”,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從此以後,包括浙東學派在內的宋學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學本身也缺乏競爭的學說而日漸僵化和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