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

從西漢到隋唐的一千餘年間，由於受到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的影響，儒家學者今生偏重於名物制度、章句訓詁，講究的是師承家法，對經義本身卻無多少爭論。反映在察舉和科舉的各種通經考試上，只問墨義、註疏，不允許對義理內涵作自由發揮。這條治經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愈走愈狹，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儒學的發展。

歷史進入宋代以後，漢唐儒學的這種舊傳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階級矛盾和民族鬥爭的推動。宋代的階級矛盾和民族鬥爭特別尖銳，一些儒家學者想從儒家經典中去尋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會危機。

其次，佛、道兩教對儒學的滲透。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釋、道兩教獲得了大發展，並對儒學產生了滲透，致使儒學到了宋代，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新養分。

第三，科學技術的進步。宋代的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文化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有利於廣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讀書人的隊伍中去。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出身貧苦，沒有舊的經學傳統的束縛，易於建立新的儒學體系。

第四，科舉改革的影響。從北宋中期起，經義考試逐漸在科舉中取得了重要地位。當時的經義考試，既可承襲舊說，又可自立新說，這對以理解經義內涵為主的新儒學的產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在這種形勢下，從北宋中期起，儒學領域出現了新的現象，主要表現為漢唐學者專事經學箋注的傳統遭到廢棄，對以貞觀年間欽定的《五經正義》為代表的經學舊說產生懷疑。群儒奮起，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逐漸形成了帶有兩宋鮮明時代特徵的新儒學——包括各種儒家學派在內的宋學。從此，儒學開始哲學化，並越出了單純研究經典的範圍，成為包括經學、文學、史學、哲學在內的一門新的學問。

宋學的建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開創期、發展期、集大成期。宋學開山祖是周敦頤，他對宋學的貢獻有二：第一，他以六經為本，合陰陽五行之說，出入釋老，創造性地構制出《太極圖說》，形成“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並從中推導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的結論，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誠”為最高的道德倫理境界，顯示出理學的倫理哲學趨向。另一位理學開創人物是邵雍，他將天地萬物抽象於象數演化的範疇，構造出一個包括自然和人類歷史的世界圖式，為後世理學思想中“天理”、“人慾”對立論埋下了伏筆。

宋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載和二程。張載發揮邵雍之學，認為天地萬物與我同體，打通了“外王”與“內聖”之間的方便之門，也為格物致知的理學認識論作了理論上的準備。二程兄弟則第一次將“天理”粹煉成為脫離物質載體的純理念，為宋學確立了“理”本體。在充分吸取釋道，融合三家思想，體貼出“天理”二字，構築起宋學完整而嚴密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的思想體系。

集大成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創造性地發揮了二程以來的“天理”思想，將之視為最高範疇，“理”的表現是“氣”，“氣”又派生出萬物，這樣，萬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由於有了這樣的萬物生成觀，因此，朱熹認為要認識世界，找回“天理”，就可從分析萬物下手，識其“氣”性，最終得其“理”，這就是所謂的“格物致知”。朱熹將形而上的“理”標舉為牢籠宇宙的萬物之本，這也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的倫理秩序與宇宙秩序間的完全溝通，為倫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恆不變找到了哲學依據。以此為基礎，朱熹提出了道德修養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題，描繪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圖景，決定了宋及其以後儒士的內省性人生特徵的發展趨向。

南宋理宗朝時期，程朱理學在宋學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皇帝正式肯定從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業道統的真正繼承人，程朱理學成為繼孔孟以來的正統思想和欽定的官方哲學。然而，隨著程朱理學的勢力增強，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們因循守舊，反對任何革新，“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在思想上取得了壟斷地位，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逐漸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不允許士人“務自立說”，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從此以後，包括浙東學派在內的宋學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學本身也缺乏競爭的學說而日漸僵化和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