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注

《四書章句集注》是四書的重要的注本。其內容分為《大學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論語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認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大學》、《中庸》中的註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註釋集合了眾人說法，稱為“集注”。後人合稱其為“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朱熹曾說：“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一)。明清以後的科舉制度，均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題庫和標準答案，所有的答卷、觀點均不可違背其中的說法。

《四書章句集注》19卷，朱熹於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後學關於“四書”的講義或精義之類的書很多。據清人陳衍《福建通志》統計，僅福建朱子學者的這方面著作就有150種之多。其學風基本上都是重義理而輕訓詁，形成了不空談、務致用的傳統。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序上說：“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可以說， 《四書章句集注》一書，上承經典，下啟群學，金科玉律，代代傳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不可低估。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學集大成者。字 元晦、仲晦，號晦庵。婺源縣（原屬徽州地區）人。出生於福建尤溪縣，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進士，歷任左迪功郎、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書修撰、寶文閣待制等職，死後詣贈"太師"，封"徽國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於他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觀念與當權者相逆，所以仕途頗為坎坷。晚年個人失意，國家也日趨崩潰，他在寂寞和痛苦之中，一方面發憤著書立說，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紹熙四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陽的考亭築室課徒，四方慕名而來者很多，由此創立了在理學歷史上影響深遠的考亭學派。朱熹死後，送葬弟子竟至千人。生平著述極豐，如《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朱子語類》、《文公家禮》、《朱晦庵集》等。

大學章句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

論語集注

論語序說

讀論語孟子法

卷一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卷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三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卷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五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六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卷七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卷九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卷十

子張第十九

堯日第二十

孟子集注

孟子序說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

附錄

……

先秦：《呂氏春秋》

東漢：馬融 注《論語》 ；鄭玄訓詁；王充《論衡》；高誘《孟子集注》；許慎《說文解字》

魏：何晏 注《論語》

北宋：邢昺 疏《論語》；程頤程顥《經說》；尹淳《論語解》；謝良佐《論語說》；侯仲良《論語說》；楊時《三經義辯》 ；游酢《論孟雜解》、《中庸義》；呂大臨《四書注》；張敬夫之言；胡安國之言等

“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書。包括《論語》在內的這些儒家經典，在先秦並沒有受到重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儒家學派的發展和其思想的傳播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西漢初年，占統治地位的是道教的黃老之學。只是到了漢武帝之時，著名的漢儒大家董仲舒以賢良對“天人三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此後，孔子的思想受到了統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於是，記載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論語》也就被奉為圭臬。儒家學派的重新盛行和儒學思想的官化與神化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然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並沒有受到漢儒的重視。比如，當時《論語》已為專門之學，有專人傳授，而《孟子》雖然時常被人稱引，卻未見傳人。《漢書·藝文志》把《論語》列為六藝類，即後世的經類，而把《孟子》列為諸子類。這說明在劉向、劉歆、班固等人的心目中，《孟子》連做六經傳記的資格都沒有。《中庸》與《大學》著者說法不一，至今不明。這兩篇儒學著作被漢人戴聖收入《禮記》一書中。它們在當時的影響也很有限，《漢書·藝文志》只著錄《中庸說》二篇。

漢以後，《論語》的聲譽日見高漲。魏晉時期《論語》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經和經相等。《隋書·經籍志》已把它列入經類。這一時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視，特別是趙歧稱孟子為“亞聖”，並對《孟子》一書進行註釋和宣傳。然而，也有人批評孟子，如唐人李景儉、北宋人司馬光都對孟子指批過。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論語》並列。

《孟子》、《大學》、《中庸》直到韓愈、李翱、二程，特別是到了朱熹，才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韓愈和二程都竭力闡發和宣揚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書的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不僅如此，韓愈和李翱對《中庸》和《大學》的思想也給予了充分重視，如李翱的《復性書》將此二篇的部分觀點加以融合、發揮，建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開啟了宋代理學大門。二程沿著這個方向，尊奉《中庸》，並把《大學》與《論語》、《孟子》並提。

將這四部書合為一書，始於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在編排次序上，首列 《大學》，次列《論語》和《孟子》，最後列《中庸》。他的意圖是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處。《大學》被朱熹視為修身治人的規模和為學的綱目。他說：“先讀《大學》，立其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對於《中庸》，朱熹認為它是孔門傳授心法的經典，並引用程頤的話，說“這本書一開始說的是一個道理，中途便散為萬事萬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為一個道理。把它放開，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將它收回來看，它又是那麼神秘。”由此不難看出，朱熹把《大學》視為理學的綱領，而把《中庸》視為理學的精髓。此外，朱熹認為《論語》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讀的，“以探其本”。他說：“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這不僅進一步鞏固了《論語》的地位，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對於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與發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匯聚和提煉，朱熹的功勞不可磨滅。《四書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發揮儒家精神、宣傳理學道義的最簡要、最普及、最權威的一部教科書。因此，有人說它的地位幾乎和歐美的《聖經》、阿拉伯國家的《古蘭經》相等。

朱熹幾乎用了畢生精力研究“四書”。他在34歲時寫成了《論語要義》，10年後又寫 成《論語正義》，之後又寫《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論語或問》、《孟子或問》。60歲時，他撰寫《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還寫了《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他在臨死前三日還修改《大學·誠意章》的註釋。“四書”經過他的反覆研究，頗為完整，條理貫通，無所不備。“四書”在南宋以後之所以能代替“五經”的權威，與朱熹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註釋方式上，朱熹不同於漢唐學者的作風。漢唐學者註釋，注重經書的原本，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分量很重，做法繁瑣。朱熹註釋則注重闡發“四書”中的義理，並往往加以引申和發揮，其意已超出“四書”之外。總之，朱熹註釋“四書”，目的不僅僅是整理和規範儒家思想，宣揚和貫徹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書”納入到自己的理學軌道，用“四書”中的哲理作為構造自己整個思想體系的間架。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系的基礎。

《四書集注》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學官，作為法定的教科書。理宗於寶慶三年（1227年）下詔盛讚《四書集注》“有補治道”。宋以後，元、明、清三朝都以《四書集注》為學官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理學成為官方哲學，佔據著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而《四書集注》作為理學的重要著作，也被統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為真理的高度，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

朱熹註釋四書具有明確的目的性。他對道傳不能承繼、道德淪喪、教化不行的社會文化現象十分不滿。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使得“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就必須行其“政教”。而《四書章句集注》正是這種“政教”的範本。它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果最主要的有三個方面。

一、思維模式的整體性

《四書章句集注》以“理”為中心，展現了“理”與儒家經典中的範疇體系的聯繫，並以此界定了這個範疇體系中的重要範疇，如天、人、性、道、心等。從而實現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朱熹指出：“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個心，心只是一個性，性只是有個仁義禮智。”此三種合一說，為朱熹貫通“四書”，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也反映了朱熹思維模式的整體性。可以說，他在更為寬廣的範圍上重新建構了儒學體系。《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能成為“政教”的範本，與朱熹使之進一步體系化是分不開的。

二、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的高度結合

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宇宙本體和道德本體，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是完全統一的。其道德理性的至高性與道德實踐的自覺性，實現了有機的結合。朱熹藉助“理一分殊”這個思辨之網，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絕對化、本體化。他說：“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過繼善成性，擺脫“人心”，實現“道心”。人如果實現了“道心”，那麼就自然完成了道德的本體，原來這就是天理。“道心”是道德理性，是自覺追求的道德精神。這種追求道德精神的自覺程度，決定著以寫實為內容的實踐理性。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道中庸而極高明，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問道學。從現實性而言，如此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完全和諧，如此才能實現人生的最高真理和人生的真正價值。總之，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的高度結合，推進了古典式的人文理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進一步增強了儒學經典的教化作用。

三、道德教育的整治化

《四書章句集注》自始至終貫穿了“明人倫”的宗旨。所謂“明人倫”，就是維護統治秩序，以實現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勸告封建統治者應當注意“正心術以立綱紀”的治國大計，以“正心誠意”為定國安邦的大本。由此可見，其道德教育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實際上，也正是因為《四書集注》具有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現象。

綜上所述， 《四書章句集注》集中反映了朱熹對儒家經典的高度重視，充分表現了他的文化觀。一代又一代的傳統士人受其深深影響，他們的理想、信念、志趣和心態，都與這部書聯繫在一起。

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個心，心只是一個性，性只是有個仁義禮智能。

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傾注畢生心血之作，他至臨死前一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說“畢力鑽研，死而後已”。《四書章句集注》較系統的反映了朱熹作為集大成者的理學思想，他在認識論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說，闡述了認識世界的途徑。明、清兩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理學，《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官定的必讀注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　《四書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牌。中國古代有“四書五經”，與基督教有聖經、伊斯蘭教有古蘭經相似。

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到撰寫《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它被列為"四書"之首，與《論語》、《孟子》、《中庸》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師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