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是藉助於儒學復興運動的旗幟而發展起來的，而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生又是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和階級變動的結果。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事實上已割據的狀態，強藩名為王臣實為敵國，疆土、甲兵、政令、賦稅各自為政，朝廷基本上失去了對各藩鎮的控制。唐憲宗雖然取得了對藩鎮用兵的暫時性勝利，但驕兵捍將的實力並未真正瓦解，不久河北藩鎮變亂又起。晚唐人甚至認為“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用使，終身寶貴無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六）肅宗、代宗、德宗都是暗弱昏聵的君主，任其宦官、奸佞和各地藩帥暗中勾結，朝官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綱紀混亂，政出多門。唐王朝統治下的人民更是“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舊唐書》卷一二三）但是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經濟仍在不斷地發展，劉晏理財使江南財富直抵關中，楊炎改用兩稅法使國庫收大增，國家的統一和強盛是上下一致的要求。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求意識形態的統一，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一些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積極地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樹起從堯舜、周公、孔子到漢以後的道統，他們首先要求在思想界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承一脈。因此，以韓愈為代表的儒學復興思潮，是一次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思想運動，很快得到了庶族士人的響應。大家明白，對儒學君臣父子社會秩序的動搖，對“夷夏之大防”種族界限的混淆，就意味著大唐帝國的瓦解與崩潰。韓愈寫了《原道》等論文排斥釋老，重申儒家之道，力圖恢復以孔孟為正統的思想體系。大力宣傳孔孟的儒家道統，六朝以來流行的駢文遠不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因而自然要求掀起一個以文風、文體為主要內容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運動的聯繫，就體現在韓愈文道合一的主張里。為了宣傳儒學必須進行文風、文體改革，而文風文體改革又要以儒家之道作為指導思想。

古文運動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在經濟、政治、軍事各個領域內全面掌權的世俗地主階級，對封建社會前期門閥貴族的意識形態和審美趣味的揚棄。中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的轉折，世俗地方取代門閥貴族，日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佔據統治地位。“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青門”（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世俗地方由初唐入盛大唐而崛起，經中唐到晚唐而鞏固。跟六朝以來以玄學為其思想基礎的文學藝術不同，以中唐文學家、藝術家和詩人為代表的封建社會後期文學藝術要求以儒家之道為哲學基礎。他們在詩歌、散文、書法各個藝術領域內猛烈地抨擊前期的藝術形式和審美趣味，認為詩歌詩歌“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韓愈《薦士詩》），“晉宋以還，得者蓋寡。------至於梁陳間，卒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與元九書》）對“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的駢文也心生厭惡，希望創造一種內容充實而又富於表現力的新文體，要求在比較通俗和具有規範的形式中，表達本階級的思想感情和表現自己的審美趣味，這與他們逐漸討厭王羲之父子那瀟灑嫵媚、婀娜多姿的草書，轉而欣賞顏真卿“穩健而利民用”的渾厚剛健的楷書有著相同的心理根源。與書法要求穩健樸實而便於書寫，詩歌要求“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相一致，散文創作也要求“文以載道”、“文從字順”，以靈活的散行單句表現充實的內容。這是以世俗地方為核心以儒家道統為思想基礎的新美學觀念。 

古文運動發生的文化背景 經濟、政治上一系列的變革和動蕩，引起了社會的普遍思考。人們認識不到歷史發展的真正規律，找不到問題的根源，而過多地把原因歸於意識形態領域的紊亂。出於整頓統治秩序的需要，韓愈等思想家們企圖通過恢復儒家獨尊的地位來統一民眾的思想，藉以重建中央集權的國家。但是文學畢竟已不再是政治和哲學的附庸，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很好的古文成為百代相傳的不朽佳作，而純粹談性論道的性理之作則開宋代理學之先河。

古文運動的產生也是我國古代散文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散文由先秦兩漢的質樸逐漸走向東漢六朝的華麗，由形式自由的單句發展為形式嚴整的排偶，本來是文學走向自覺的一種的進步，但到後來把形式美強調到了極端，成了表達思想感情和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束縛。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又不斷向駢文提出了挑戰。 

韓柳以前不少人從創作和理論上為古文運動的興起作了充分的準備。如初唐四傑、陳子昂，盛唐的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從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面為新興文體的出現作了可貴的探索。

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是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於漢朝，盛行於南北朝的文體。駢文中雖有優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內容空虛的文章。流於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

1、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

2、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

3、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

韓愈等人舉起“復古”的旗幟，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鬥爭浪潮，壓倒了駢文，形成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這一運動有其發展過程。在駢文盛行時，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陳子昂曾主張“復古”，是文體革新的先驅者。其後，蕭穎士、李華等繼起，提出取法三代兩漢的主張，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思想準備。中唐時期雖經安史之亂，唐朝國力衰弱，但貞元以後，社會暫時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希望。這樣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的時機也就成熟了。他們提出“載道”、“明道”的口號，這是古文運動的基本理論。他們重視作家的品德修養，重視寫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和“詞必己出”的獨創精神。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僅有的兩個唐朝作家。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彆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辭彙，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以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餘風。

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特彆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柳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 

① 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作者的道德修養決定文章的表現形式，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答李翊書》）。

② 關於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韓愈《答李翊書》），不僅重視經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英，豐富自己的寫作。

③ 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認為“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所以對古聖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④ 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⑤ 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度，不敢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 

⑥ 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的狀況表示憤慨，“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與楊京兆憑書》）。故，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愈 

議論文：《原道》、《師說》、《雜說》、《答李翊書》。

敘事散文：《張中丞傳后敘》、《柳子厚墓誌銘》、《祭十二郎文》。 集本《韓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小石潭記》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

人物傳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

政論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東全集》。

影響

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

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泛濫。石介諸人，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范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朝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文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昆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地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崇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

中唐后，由於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運動自晚唐至宋，逐漸衰微，駢體文又死灰復燃。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文又成為文壇主流。於是又開始了古文和駢文的新一輪的鬥爭。到宋代中葉，由於歐陽修的創導，又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詩文革新運動。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為詩文革新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方向。他還注意培養選拔古文高手。曾鞏、王安石、蘇軾兄弟都是他的門生。他們的散文創作，繼承和發揚了韓柳的傳統，又別開生面，異彩紛呈。

歐陽修

政論文：《朋黨論》。

記敘散文：《醉翁亭記》。

雜文：《六一詩話》。

王安石

雜文：《答司馬諫議書》、《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

蘇洵

詩作：《雲興于山》、《有驥在野》、《有觸者犢》、《朝日載升》、《我客至止》、《歐陽永叔白兔》等。

散文：《顏書四十韻》、《六國論》。

蘇軾

文學散文：《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后赤壁賦》。

史論或政論：《上神宗皇帝書》、《范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

蘇轍

著有《欒城集》，包括《後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欒城應詔集》12卷，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

著名文章有：《新論》、《上皇帝書》、《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州快哉亭記》《巢谷傳》《老子解》等詩作：以《墨竹賦》、《南齋竹》、《秋稼》較為著名。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蘇軾，蘇洵，蘇轍三人稱為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唐宋八大家對古文運動的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三蘇等五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八大家在創作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傳誦後世。

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

當然，這並不是說經過一場古文運動，文壇上就再也不會出現形式主義逆流了。實際上，韓柳之後，唐代古文運動的一般發展情況，大致有兩種趨向：一是以李翱為代表的偏於闡道，反映現實的範圍窄了，一是皇甫湜、孫樵等的“趨怪走奇”，使文章晦澀難曉，這都是不利於古文發展的。至晚唐，出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晚唐文壇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華艷的文風又一次泛濫，北宋真宗年間還出現了以楊億、劉筠等人為代表的西昆派，“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這一次，挽轉文壇、詩壇頹風的使命落到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身上。由他們掀起的詩文革新運動的浪潮，就文的方面來說，是直接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的，也可以視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也常常連稱為唐宋古文運動。宋代的古文運動不再標舉學習先秦兩漢而主張直接取法韓愈，如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就認為，“學者當止於是而止爾”。這也說明了宋代散文與唐代散文一脈相承的關係。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著“文從字順”的方向發展，比韓、柳的古文更進一步縮短了與口語的距離，因而更有利於表情達意，也更為人們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將韓愈、柳宗元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的散文作品合編為《八先生文集》，後來茅坤又繼之編選了《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文人寫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其散文成就都與唐宋古文運動有著淵源關係。從對後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這樣說，唐宋古文運動，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