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復
孫復
孫復（992－1057年），字明復，號富春，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北宋理學家、教育家。孫武第四十九代孫。
孫復幼年家庭貧寒，父親早亡，但學習不輟，飽讀六經，貫穿義理。四次到汴京參加科舉進都落第，未能任官。32歲後退居泰山，專心於講學授徒近20年，雖貧窮不堪，又得不到權要資助，但孫復不以生計為意，安貧樂道，仍聚書滿室，與群弟子講求儒道，樂之不疲。其門下多出賢良之士如石介、文彥博、范純仁等，皆一時精英，大有作為。人稱“泰山先生”，又與胡瑗、石介，人稱“宋初三先生”。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實行新政，與富弼等推薦孫復，詔命之為國事監直講，從此孫復踏入仕途，宋仁宗對之多為禮敬。后因事遭貶。到至和三年（1056年）乃被薦復官，后遷殿中丞。嘉佑二年（1057年）病逝於家。宋仁宗賜錢治喪，歐陽修為之撰墓誌銘。
（概述圖來源）
孫復
景祜元年，孫復第四次科舉落第，通過鄆城舉子士建中介紹，孫復認識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築室，邀孫復去講學，並與張洞等執弟子禮師事孫復。孫復居泰山八年，主要從事經學的研究與講學，撰寫了《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等著作，聲名漸顯於世。
慶曆一年(1042)，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薦下，孫復以布衣超拜，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他與石介一起，積極支持范仲淹等的"復古勸學"主張，在太學實施舉人應考須有聽書日限及擴大太學錄取人數等措施，使得學生人數驟增，北宋太學從此而興。
嘉祜二年(1057)七月病逝。
孫復辛勤於治學，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舉與功名，后是研究學問與講學，故而在40歲(一說50歲)尚未成婚。時宰相李迪，深知孫復人品、學問俱佳，將其侄女嫁給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時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績都很顯赫，為人處事亦很正派，他將其侄女下嫁給孫復，增其賢名，而世人則由此更知孫復之賢。孫復之學及其為人，很快傳聞於天下，他一時成為學界權威。
孫復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當朝一些大臣的關注，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后仁宗到太學巡視，賜孫復緋衣銀魚，並有意委孫復為侍講，為皇帝進講，解釋古書的疑義，后因人反對而未成。
慶曆七年(1047)，坐徐州舉子孔直溫案，貶外職，后重返太學任教。時有徐州人孔直溫，因引誘軍士謀將捕，搜其家時得到孫復的詩詞，孫復因而受到牽連，並遭到貶官處理，遣為應天府判官事。這時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官員為其說情，最後仍留為國子監直講，后又被遷任為殿中丞之職，至卒。
孫復病重時期，當朝大臣韓琦將此事稟告了宋仁宗，並選派了一個書吏，給予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協助孫復得書15萬言，錄藏於秘閣中。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12卷，《春秋總論》3卷，《睢陽子集》10卷，《易說》64篇。從孫復著作內容看，他研究的學問，主要是闡述周孔之道。他主張“尊王說”、“道統論”，適合於統治集團的需要，順應了統治階級的意願，因此，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重視。
孫復《詩集》
孫復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從事教化幾十年，卓有成效。因為他認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質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揚大道，必先施之於教化：“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沒有教化，人便混同於禽獸，天下就不成為人的天下。
孫復批評漢宣帝的鄙視儒士不足為用，結果紀綱目亂，風俗日壞，導致西漢衰亡。孫復進一步提出教化當以太學為根本：“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顯然，這就把太學的教化與政治是否清明聯繫起來，並將之安置到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這個見解是十分明智的。
孫復的治學方法論亦有重要的創造。首先他提出“舍傳以求經”的治經方法，即以時代的需要為出發點，直接從經學中尋求有用之道，並以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提出見解。
孫復的“不惑傳注”“舍傳求經”的方法，一方面發展成為理學家的“義理之辨”的思維模式，對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脫，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義，因而對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機，推動了古代思維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方法具有玄想特徵，由於闡述經學原則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性，所以易於流於空泛議論之途。其次，孫復在提出“舍傳求經”方法時，已經注意到這種方法含有的不確定性，又主張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務實之學，在方法上為研究經學開拓了一條新路。
在道與文的關係上，唐韓愈倡“文以載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孫復則進一步稱“文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詩詞歌賦的文章“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這就批評了道家廢文遵道的偏頗，承認文的大用是為道的倡明來服務。他認為所謂儒學六經是聖人之文，均是闡明儒道之言，六經因孔子傳播，有極高的地位。所以明道離不開六經，但同時要直指六經，通其義理。
孫復專重六經義理之說的主張，開了後世宋學即理學敢於突破前人舊說的先例，宋學的創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發揚光大，這在當時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經學方面，孫復撰有《易說》，早佚。孫復經學為學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學，今存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復《春秋》學的特點，在於置《三傳》於不顧，憑己意詮釋。以"尊天子，黜諸侯"立論，認為《春秋》"有貶無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思想，而實質與北宋強化中央集權統治有關。
除《春秋》學外，其學術思想中值得注意處有三點：一、提倡儒家"道統"：他說："吾之所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明復小集·通道堂記》)二、排斥佛、道二教：寫了《儒辱》、《無為指》等文，專門攻擊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進而號召儒者起來"鳴鼓而攻之"，試圖重振韓愈攘斥佛道的事業以復興儒家文化。三、抨擊科舉時文：他對當時士人熱衷於四六時文的現狀大為不滿，強調"文以載道"，認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應該"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孫明復小集·答張洞書》)。
孫復
對此史家還評價道：“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煉之學，大抵用此書為根柢。”可見，孫復不僅為理學體系的創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內容，同時還為進一步完善這個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論。
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發達的理論形態，孫復是這個理論形態的先驅者，其作用與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古代思想史與理學發展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故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語。
孫復科考失利，蓋由於其重義理而輕傳注，而宋廷沿隋唐學風，專以辭賦取士，偏重文學修養，所以孫復“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退”。
歐陽修評論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
《諭學》
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
羽毛鱗介各異趣，披攘攫搏紛相隨。
人亦其間一物爾，餓食渴飲無休時。
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
孟軻荀卿揚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
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爭先馳。
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駕說扶顛危。
擊喑敺聾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是非豐顇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中秋歌》
明月一歲中，影圓十二回。
如何今夕里，爭賞羅樽壘。
既愛盈盈色，更上高高台。
人心莫如此，試為君言哉。
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氣。
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
則知天地間，相感各以類。
水得金還盛，月因秋更清。
氣類使之然，人誰不有情。
可憐別夜色，一一皆銷聲。
自昔詩家流，吟皆不到此。
徒能狀光彩，豈解原終始。
冥搜詎有得，燥吻真何以。
請看退翁歌，其的能中矣。
墓碑
孫復（992—1057），宋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字明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也稱泰山先生，石介等皆師事之。為范仲淹、富弼等推重，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仁宗親臨太學，面為邇英閣祗候說書，講說多異先儒。罷出為州縣佐官。后復入，遷殿中丞。他研治《春秋》，強調明諸侯大夫之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帝王之治亂，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孫明復小集》等。
曾祖：君房
祖父：勝
父：有功
長子：大年 於嘉佑三年十一月（1058年），因張萬平上言，特補效社齋郎，后不顯。
孫：元，世居泰安市范鎮岔河村，在村北建祠堂（遺址仍存），經營百畝祭田。
來孫：佑邦，字良輔，其人文武兼備，功蓋天下。於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被敕封為“忠義承信郎”。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岔河村經營祠堂，積田百畝。淑配范夫人，范仲淹之後，繼配王夫人，側室余夫人，共生六子，人煙甚旺。
良輔去世后，其一子名得回原籍臨汾東宜村老家，為明復公祀。后該支又分出東西兩支。一子名敬德隱居嶺東村，該支已有幾千人之多，在該村的村極之地建祠堂，尊明復公為始祖，良輔公為遷始祖，祠堂中有“大宋孫君諱良輔號和郎公之神位”的石碑聳立在祠堂大殿正中。現仍存。良輔公的墓地離距該村東邊二里許的溝西埋葬，墓地三面臨嶺，前面臨溝，坐此朝南。另一子則出贅王氏家族。
佑幫字良輔西歸臨汾，這段史實有臨汾東宜村《孫氏家譜》、《聞喜嶺東孫氏家譜》均有記載，尤以“良輔傳記”更為詳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