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祖謙

呂祖謙出生於宋高宗紹興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他出身官宦世家。九世祖呂夢奇，唐末五代時東萊人，曾任後唐戶部侍郎，乃呂蒙正、呂蒙亨之祖父；八世祖呂龜祥，殿中丞，知壽州，遂家於壽州；七世祖呂蒙亨，官至大理寺卿，其從父兄呂蒙正，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狀元；六世祖呂夷簡、五世伯祖呂公弼、五世祖呂公著，皆曾入朝為宰相。高祖呂希哲，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呂弸中、父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歷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說：

“謝山（按指全祖望）《札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游，以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

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的計算尚不準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指《宋元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呂祖謙原籍壽州（治今安徽鳳台），生於婺州（今浙江金華）。建炎年間，其曾祖父呂好問攜全家避難南遷，詔提舉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洞宵宮，封東萊郡侯，卒於桂州（遺骨后移葬於婺州武義縣城東明招山）。其祖父呂弸中始定居婺州。當時，學人多稱其伯祖呂本中（1084年—1145年）為“東萊先生”，呂祖謙則稱為“小東萊先生”。到了後世，一般均稱呂祖謙為“東萊先生”了。

呂祖謙在《除館職謝政府啟》中，對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這是頗合實際情況的。呂祖謙兒時，隨父親在福建任所，他先從師於林之奇，后隨父至臨安，又從師於汪應辰和胡憲。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學者稱三山先生，是呂祖謙伯祖呂本中的門弟子。據《宋元學案》稱，呂本中“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從這個意義上說，呂祖謙又成了他伯祖呂本中的再傳弟子，足見其在學業上，受其伯祖影響最深。據《宋元學案》稱：“先生於學，博綜諸家。”這對呂祖謙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胡憲字原仲，是著名學者胡安國的侄子，從胡安國學，因居住在籍溪，故自號籍溪先生。“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這些個人修養，亦對呂祖謙有很大影響。

紹興十八年（1148年）四月，呂祖謙祖父呂弸中致仕，呂祖謙得恩補為將仕郎。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呂祖謙改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呂潛為右迪功郎，授嚴州桐廬縣尉，主管學事。但呂祖謙並未看重這些官職，他甚至並沒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韓氏去世。

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呂祖謙終於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年四月，先考中博學宏詞科，接著又中進士。孝宗特下詔“減少二年磨勘期（內外文武官員考課，由吏部與各道觀察使復驗，任期滿后，根據考績結果升降），直接又政事堂差遣”。呂祖謙由此而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任職期間，呂祖謙在政務之餘，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寫了許多奏表，闡述了他本人的政治、經濟、軍事等主張。

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呂祖謙母曾氏去世，歸葬婺州。由於為母親守喪，他只得居明招山，以教授學子為業，四方之士爭相趨往其門下。次年八月，呂祖謙以太學博士補嚴州學教授。

乾道五年（1169年），呂祖謙再娶韓氏（為原配之妹），併到嚴州任所。

乾道六年（1170年），呂祖謙升任太學博士，併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在進見孝宗奏對時，呂祖謙勸勉孝宗留意聖人的學說。並上奏道：“恢復中原的大事在此時應當確定規模和方略。陛下若廣攬豪傑，臣等願意精加考察，使其確指經營謀划之實，孰為先後，讓妄言空談不敢在陛下面前呈現，然後再與幾位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這樣大義可以伸張，收復大業就可以實現。”

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韓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

乾道八年（1172年）春，呂祖謙擔任秘書省正字，點檢試卷，參與了主持禮部考試工作。期間結識了陸九淵。二月四日，禮部考試尚未完全結束，呂祖謙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報，等到后抵家時，呂大器已撒手西去。為服父喪，呂祖謙再次離職，結廬於武義明招山側。

乾道九年（1173年），呂祖謙還處於服喪期間。問學諸生又重新集結於門下，規模不小，前後達三百人之多。對於問學諸生，呂祖謙罄陳所學。同年，劉清之、陸九齡也來登其門，與之研討文章義理，相處甚歡。陸九淵對呂祖謙喪中講學頗有異詞，以為這將損害“純孝之心”。勸其散遣學生。在此同時，汪應辰也來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過度之際，再為講學耗費精力，免得弄垮身體。呂祖謙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但又感到“四方士子已經聚成規模，難以突然遣散”，因此將講學活動堅持到了年底。

淳熙元年（1174年）呂祖謙遣散所有間學諸生，獨居明招山旁守墓，潛心於學。是年五月，父喪服除。六月復官，主管台州（今浙江臨海）崇道觀。期間陸九淵從杭州專程來到金華造訪呂祖謙，呂祖謙對他的哲學觀點贊善不已。八月至九月中旬，呂祖謙相約潘景愈從金華出發前往會稽遊玩。順暢心情之餘，順便到探視健在的外祖母。二人沿途或坐船、或步行，途中遍游名山古寺，參觀了王羲之故宅和蘭亭。到達會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幾個表弟泛舟鑒湖。呂祖謙還特地拜訪了名儒蘇仁仲，並從他那裡得知不少古書善本，對此呂祖謙大喜過望。回到金華后，呂祖謙又起遊興，打算去一趟大台雁盪山。正待成行，朱熹來信稱其準備至金華與他同游雁盪。鑒於此，呂祖謙取消獨游計劃，在家等待朱熹。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約，不能前來金華。於是呂祖謙從金華出發，前往福建，訪問朱熹。到達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期間，兩人共同研讀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人的著作，並一致感到四人的理學著作廣大宏博，對於初學者來說，不容易在短時期內掌握其精髓。為此，二人共同摘編了周、張、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條目，彙編成冊，題名為《近思錄》，權充初學者的入門教材。

主詞條：鵝湖之會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底，朱熹與呂祖謙抵至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呂祖謙為了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理論分歧，企圖使二人的哲學觀點“會歸於一”，於是充當發起人和組織者，出面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前來與朱熹見面。六月初，陸氏兄弟應約來到鵝湖寺。

作為會議的主持者，呂祖謙在會上沒有明確表態。對於朱、陸雙方的觀點，“甚有虛心相聽之意”。但是呂祖謙內心還是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認為二陸的主張過於疏闊。呂祖謙評價朱熹和陸九淵：“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人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會後，呂祖謙利用自己對二陸的影響，積極協助朱熹做二陸的轉化工作。呂祖謙認為“講貫通繹”是治學教人的根本法則，不可以輕易予以否定。他指出陸九淵的錯誤在於因人廢理。謂：“大抵陸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在呂祖謙的耐心開導下，陸九齡放棄了鵝湖會上所堅持的觀點。至於陸九淵始終沒有為呂祖謙勸說所動。不過，也沒有因此產生齟齬。

淳熙三年（1176年），守喪期滿，因禮部侍郎李燾的推薦，呂祖謙升任秘書省秘書郎，併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到職后，呂祖謙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實錄》。他發現舊稿中錯誤甚多，需要大力整頓，然而期限緊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次年間，呂祖謙一直忙於修定此書，而很少有空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實錄》修定完畢，呈送宋孝宗。趁此機會，呂祖謙面呈奏表，希望他認真總結北宋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勵精圖治。不要再發生上下內外相侵奪的現象。懇請孝宗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視前代未竟的事業為己任，激勵朝中士氣而振作聲威，以避免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不久，呂祖謙升遷為著作郎兼編修官。同年，呂祖謙又娶芮氏為妻。

淳熙五年（1178年），呂祖謙奉詔編修《皇朝文海》。此書乃根據宋朝諸家文集，旁采傳記他書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冊。原版本的《皇朝文海》錯誤較多，但呂祖謙編修此書，極為認真，他採摭精詳，故得到孝宗嘉許。特賜名為《皇朝文鑒》，又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為之序，賜賞呂祖謙銀絹三百匹兩。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去世。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呂祖謙病故，享年四十五歲。

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宋寧宗賜呂祖謙謚號為“成”。

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謚呂祖謙為“忠亮”。后追封開封伯。

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廟。

儘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校補《宋元學案》的過程中，很能發現呂祖謙為學的特點，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他還說：“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紀其偏，宰相之量也。”這確是呂祖謙的風格和為學特點，而表現這一風格和為學特點的，莫過於他促成了朱、陸的“鵝湖之會”。

所謂“鵝湖之會”，是指以朱熹為首和以陸九淵為首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學派，於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辯論會，這是我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會，為時三天，於當年六月八日結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譜》，引有陸九淵門人朱亨道的一段話：“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呂祖謙自己亦曾回憶此事說：“某留建寧凡兩月余，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一個“就實入細”，一個“欠開闊耳”，一褒一貶，判然分明。足見就總體來說，呂祖謙是傾向於朱熹，而對陸九淵是有所批評的。

呂祖謙十分注意讀史。朱熹對呂學有所評述。一次，門人黃義剛向老師“問東萊之學”。朱熹便回答他：“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一次，朱熹問他的門弟子吳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必大回答：“呂丈勸令看史。”朱熹對此很不滿意，發議論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這裡朱熹的意見顯然十分偏頗，既不勸學者讀史，也不勸學者看經，甚至連《論語》、《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學》”一種，也不過是自己的一己之見，並沒有什麼十足的道理可言。

呂祖謙既重視讀史，他勸人看《左傳》、讀《史記》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呂祖謙十分重視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記》12卷（通釋3卷，解題12卷），就是一部本擬“起春秋，后訖於五代”的編年體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寫到漢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過，從他留下的這部分書看，這是一部嚴謹的史著，連對呂祖謙教人讀史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這部書，每個事目都註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註明：“以魯史、《左傳》修。”每條都如此，一絲不苟。本書另附通釋3卷，解題12卷。呂祖謙說：“《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復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於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可見解題就是箋注讀這一條應當掌握的知識。仍以上條“孔子卒”為例，解題說：“魯史、《左傳》皆書己丑。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這的確都是“職分之所當知”的事。而通釋，則正如陳振孫所說，是“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學者考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雲”。

呂祖謙於讀史極下功夫，有《十七史詳節》273卷傳世。誠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說：其書“所錄大抵隨時節鈔，不必盡出精要”。看來這是呂祖謙讀史時隨手抄出的，具有選本性質，故得流傳。

另一較有影響的史著是《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雖是“為諸生課試之作”，卻多有呂祖謙的真知灼見。全書共4卷，選《左傳》文66篇，分析透徹，議論明達，不少地方，闡發了他卓越的史學思想。如在《曹劌諫觀社》一文，呂祖謙便盛讚了史官的直筆。他說：“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桓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弒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又說：“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這種對古代史官的高度評論，在理學大盛的南宋，可謂不同凡響，反映了呂祖謙重視史學、重視文獻有徵的求實精神。

呂祖謙在任史官時，曾參與編修《徽宗皇帝實錄》200卷，又曾奉旨校正《聖宋文海》，這就是由他重新編選的《宋文鑒》。這部書共150卷，所涉詩文集800餘家。其書“斷自中興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詩文。呂祖謙曾對他的侄子呂喬年說：“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都可見呂祖謙在選文時的良苦用心。此書初成，朱熹並無讚辭，但晚年經過仔細研讀，卻說：“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皆系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足見本書的編選是極有功力的。

周必大：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朱熹：①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②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輕儇底人。

陳亮：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

脫脫：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全祖望：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

紀昀等：祖謙雖與朱子為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為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

白壽彝：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后，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他對南渡之後50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才幹，實在令人嘆惋。

● 宋代

周必大：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呂祖儉：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洽，無所偏滯。公之言行，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祖謙壙記》）

朱熹：①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②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輕儇底人。③伯恭有蓍龜（喻德高望重的人）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侈，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 ④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東萊先生祭文》） ⑤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范俗而垂紀。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冊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呂伯恭書像贊》）

陳亮：①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二十一） ②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群賢調謝，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局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又祭呂東萊文》）

陸九淵：竊惟執事（呂祖謙）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苟有所懷義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與呂伯恭》）

劉清之：我從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誰如公賢？眾所同病，公獨無是。古人所難於公，為易崇深，愽大精粹，明通具此，眾羨亦莫如公！公之所學，欲至聖處。欲告於上，陛辭弗能欲語，何敢出二言以異之？（《呂太史伯恭祭文》）

陳傅良：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渉九流而弗畔。既超乗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粵自秦漢，功臣擅其氣略，儒雅隆於辭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為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羞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筭，又將防同錯綜，招擕集散，回萬牛於絕手，六轡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又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 （《祭呂東萊文》）

尤袤：惟公淵源之學，浩養之氣，純全之行，剛毅之志，高視古人，不論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墜。公生百年，獨探其秘。障陽末流，折衷六藝。斯文是賴，絕學有繼。人言相門，必復其始。公所抱負，表表愈偉。謂當億齡，世濟其美。 （《祭呂東萊文》）

辛棄疾：惟公天質之美，道學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養之，又至一私慾，未始萌於心極，萬變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愛憎以無跡，更毀譽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賢，而同異者莫得窺其際也。任重道遠，發軔早歲。遺外形體，輟寢忘味，事物之來若，未始經吾意迨。夫審是決疑，則精防正大，中在物之理，而盡處物之義。私淑諸人，固已設科，不拒聞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將，使君才並用而眾志咸遂也。乃若生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皆過絕於人要之。蓋其餘事，厥今上承伊洛，遠沂洙泗。謂曰：朱、張、東萊，屹鼎立於一世，學者有宗聖傳。 （《東萊先生祭文》）

● 元代

黃震：東萊先生以理學辨朱、張，鼎立為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 （《東發日鈔》）

脫脫：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宋史》）

● 明代

王守仁：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東萊之言，吻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遺言錄》）

胡應麟：宋諸詩人掩於文者，宋文景、蘇明允、曾子固、晁無咎；掩於詞者，秦太虛、張子野、賀方回、康與之；掩於書者，石延年、蔡君漠；掩於畫者，王番卿、方與可；掩於儒者，朱仲晦、呂伯恭。（《詩藪》雜編卷五）

● 清代

紀昀等：祖謙雖與朱子為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為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四庫全書總目》）

查慎行：東萊不以詩名，而應制乃爾稱題，有專家所不及者。合前後三章觀之，儒者氣象可見。

王崇炳：①先生之學，以涵養性情為主，大概有志於程伯子（顥）之為人。然明道本源了徹，精言粗語，皆歸第一義諦。先生尚隔一間，惜乎無年，需以歲月，豈不足以入室乎？（《呂東萊先生本傳》）②且其學，近裹切己，責涵養實踐，不貴爭辯，於洙、細為近。其為人，閎靡平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為文，波流雲滴，珠輝玉潔，為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精覃思，婉轉歸己，拔義於訓話之卜，讀其書可知矣。（《《重刻呂東萊先生遺集敘》》）

全祖望：①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 ②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 當代

白壽彝：①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后，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他對南渡之後50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才幹，實在令人嘆惋。②儘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中國通史·第七卷·中古時代·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下冊）》第五十三章）

馮友蘭：①伯恭介朱、陸之間，頗多調停。然呂氏雖傳洛學，而原明所師，如定安、泰山、盱江、荊公甚眾，居仁亦曰：“學問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故呂氏家教，又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知中原文獻之傳，乃伯恭之所以異於朱、陸兩家者也。且南渡以後，學者剽正心誠意為浮談，而視治國平天下為末務。雖攘斥二氏，其不切世用，亦與二氏何別矣。伯恭《周禮說》曰：“……”此豈獨當時救弊之言，亦儒者明體達用之學，道所應爾。不然，孔門問政之言，其多與問仁等，豈騖外之謂乎？③少時性極褊，后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其《與朱子書》亦規以“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即其學養可知也。（《中國哲學史》）

田浩：呂祖謙的史學和經學是後世金華學派的基礎。學者幾百年來把金華學派歸在浙東史學和經世之學範圍里，除婺州金華外，此派的大本營還包括浙南的溫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寧波）。把這三處的主要學派統稱為“浙東學派”甚為恰當，因為這三個地區的學者在當時是都深受呂祖謙思想的影響，並且這些學者都有共同的歸屬感。（《朱熹的思維世界》）

劉玉民：呂祖謙以其淵博的學識、寬廣的胸懷、獨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學壇上縱橫捭闔，與當時的各家各派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學術交流。在學術交流過程中，他不惟尊貴，不計富貧，不論長幼，皆以平等溫潤之態度對待之，從而贏得了各界的廣泛尊重和積極響應，推動了南宋學術的繁榮和發展。並且在與南宋諸儒學術交流過程中，呂祖謙亦汲取百家之長、陶鑄百家之說，使自身“呂學”體系更加完善，內容更加宏博，終成著作等身、德澤後世之一代學術宗師。（《呂祖謙與南宋學術交流》）

呂祖謙著有《東萊集》（《東萊呂太史文集》）四十卷傳世，另有《古周易》1卷、《書說》35卷、《呂氏家塾讀詩記》32卷、《春秋左氏傳說》20卷、《春秋左氏續說》12卷、《東漢精華》14卷、《麗澤論說集錄》10卷、《歷代制度詳說》12卷、《古文關鍵》2卷、《近思錄》、《易說》、《周易音義》、《周易繫辭精義》、《東萊書說》二種、《東萊博議》、《大事記》、《呂氏唐鑒音注》等。《四庫全書·兩宋名賢小集》錄其詩一卷，《全宋詩》亦錄有其詩。

呂祖謙墓，位於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武陽鎮明招寺南300米。其墓丘長約30米，下寬23米，上寬15米，有拜壇三級，墓碑尚存。1989年12月12日公布為浙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5月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5年11月18日，呂祖謙暨浙東學術文化國際研討會開幕式、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呂祖謙全集》首發式在浙江師範大學舉行。

● 理、心兼容

呂祖謙的世界觀頗為雜博。他既認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又規定心總攝萬物，而使自己的哲學具有兩個最高範疇。他非常推崇程頤的理學觀點，對其學術代表作——《伊川易傳》讚賞備至，這是他以“理”為第一本原的依據。其受程顥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頗深，這又是他以“心”總攝萬物的理論淵源。只是他由於英年早逝，尚未來得及象陸九淵那樣對“心學”觀點進行系統的發揮，也沒有來得及將“心學”與“理學”完全熔鑄渾然一體，從而在其哲學最高範疇上，呈現“理”、“心”並重的狀況，而在認識論上則既主“明心”，又重“格物窮理”。呂祖謙在將“理”膨脹為哲學最高範疇的同時，又通過萬物“旨吾心之發見”論將“心”上升為萬物的另一開始，從而使其本體論呈現二元論趨勢，故而只能將其視為是介於程穎之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一種學說。

呂祖謙的“理”不僅是天地萬物的根源，還是事事物物的普遍法則。呂祖謙認為天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都有它的表現形式，是內在本質對立面的一種外在現象，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種規定性。他認為人們應當順應自然和歷史的潮流，明確等級之分，安守自己的本分。呂祖謙還認為要想使人們把天理流行於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內化為自身的規範，必須經由“心”對天理原則的體認，也就是對一系列“禮”的體認。這“禮”就是孝、忠、友、義等倫理觀念，其不外乎是“心”之所悟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呂祖謙把這些有封建等級色彩並需要人用“心”體認的倫理綱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也初現了理與心融合的端倪。

● 辯證思維

呂祖謙的哲學體系屬於唯心主義，但它的辯證因素值得重視。呂祖謙繼承了自先秦以來的“有對”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著的。世界上沒有矛盾的對立面的事物是沒有的，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現的總趨向，亦是“天下之理”的生動體現。發展變化是辯證法的總特徵之一。呂祖謙注意到了事物的發展變化。他堅持認為“不息”（即運動）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呂祖謙還指出：整個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事物與事物之間是普遍聯繫的，因此當一事物在其將要發生劇變之時，總是要通過其他事物的變化而顯示其"朕兆"的，這就要求人們要知“微”，及時掌握事物變化的徵兆。呂祖謙的這些理論，標誌著其辯證思維已超越了前人，而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上。

● 認識論

呂祖謙的認識論和其本體論一樣，是極為“雜博”的。朱熹的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主要內容，陸九淵以明心為首要，呂祖謙則是兼而有之。在認識論上，呂祖謙強調“反求諸己”、“反視內省”。其邏輯是“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外”，而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因而人們要探索自然和社會的奧秘，把握客觀事物的內在規律，則不必求諸於外，求諸內心即可。他首先突出了“心”在認識論的作用，主張“守初心”，而與陸九淵的“明心”說相契合。同時呂祖謙又認為窮理須格物，其中有一個涵養過程。這與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認識論是一致的。而在和永嘉，永康學派人士的接觸過程中，又受到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影響，亦提出了唯物主義認識論之見解。

呂祖謙易學繼承了程頤的義理易學思想，認為“伊川《易》都不偏”。贊伊川之易學，表明在以理解《易》方面，呂氏易學與程氏易學具有相通性。但呂祖謙通過象數而闡發義理的思想，則與程氏易學忽視象數的思想有別。呂祖謙在治《易》的過程中提出的經傳相分、“天下惟有一理”、兩儀既生亦有太極、天道有復、“剛柔相應”、天地恆久之道運行不已、至理無妄、順天理之自然等思想和解《易》方法在宋代易學史上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呂祖謙的易學學說通過“理”對《周易》的詮釋，建構了一幅宇宙生成論和本體論的世界圖式“至善”的“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本體，乾坤之理，乾施坤受，相互對待、相互依賴、相互激蕩，促使世界萬物生成長育並生成世界。呂祖謙認為，“天理”是活潑的永恆的存在體，萬物生成之前，它先於萬物而存在萬物既生之後，它含藏並統攝於萬物之中，此為“理一分殊”。“至善”的“天理”是純全中正、完滿自足的，由不得絲毫的人心、人慾的夾雜其間，因此人們不必挖空心思、費盡心機去追求“天理”，而只需要將自己的本心、本性自然發見便可以體認“天理”，並以此作為宇宙世界的法則的和人倫日用的準則。

呂祖謙以“心學”的視角去審視《周易》，這不僅體現在他在《易說》中以“心學”的理路診釋了某些卦爻辭，更體現在他建構並論證了形上的“本心”自然發見而為宇宙的生成圖景和模式。除此之外，呂祖謙還以“心學”的視角探討並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他對卜筮的看法：卜筮不是“人心”在作祟，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即卜為心卜，筮為心策。由上述得知，呂祖謙認為是即“心”即“神”即“天”即“理”的，故而，“心”、“神”、“天”、“理”在呂祖謙那裡是合一的。這是呂祖謙不苛求對方“學之所短”，而認真汲取別人“學之所長”之學術雅量的體現，是他潛心與各學派皆有深入交往的結果，也是呂祖謙意圖融會朱陸的理學、心學之爭的濫觴，體現其“博雜”的學術特點。

呂祖謙的經世思想涉及到各個具體領域和方面。呂祖謙的“博雜”不僅有突破正宗理學的傾向，甚至還有超出“呂氏家學”的地方，由於他主張學以致用，這種“博雜”正好表現了其可貴之處。呂祖謙極具獨立精神的政治觀、經濟觀、世界觀、辯證法、認識論、倫理觀，使他與同時代的思想家拉開了距離，也使自己的學術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呂祖謙出生於官宦世家，其思想學說都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當南宋統治岌岌可危之時，他意識到理學與心學的性命義理學說還不足夠，必須用功利之學來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呂氏家學中也不乏有注重修養方法的致用思想，吸取了功利之學的一些進步觀點。呂祖謙認為，朱陸之學及功利之學雖有分歧，但都有利於封建統治，各學派出發點和歸宿都是一致的。因此，呂祖謙大膽地嘗試對三者的融合，對各家學說兼容並蓄。他遊刃有餘於各家之間，吸取了各家學說中的精華成分，從而構築了自己的學說體系，也為當時南宋政權提取了綜合各家之說強有力的理論基礎，以應對政治及經濟危機。

● 政治制度

● ● 刑德並舉呂祖謙指出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法與德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偏廢。呂祖謙並不諱言法對政權所起的維繫作用。崇德輕法是儒家的傳統觀點。不少理學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韓非等人聯繫起來。呂祖謙認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義之氣”。在他看來，要對百姓啟蒙，就必須先用刑罰。在此基礎上才能達到“道尊”的目的。 呂祖謙指出，要重振封建綱紀，就應向“蠢國害民”的權臣和“伺機竊變”的豪民兩種人開刀。這樣，既剷除了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癰疽”，又撲滅了外部的農民革命勢力，天下之大治豈有不至之理。遺憾的是“衰世之君”並不懂得這個道理，只會抱殘守缺，一味姑息養好。為了提醒南宋統治者大力整頓法治，呂祖謙力倡有罪必刑，決不寬貸。 

● ● “君尊臣卑、君明臣賢”呂祖謙出生於十世官宦之家，世代承受趙宋王朝的浩蕩皇恩，這種特殊的家世背景，決定了呂祖謙竭力維護趙宋王朝政權統治的政治觀。在君臣關係上，呂祖謙從程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出發，主張君尊臣卑，“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強調君降志尚賢，臣盡道輔君，“君降志而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在為臣之道上，強調“清、慎、勤”三字蔵言，提倡委婉之進諫之道，他認為：“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我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 經濟制度

● ● 取民有制呂祖謙針對南宋社會“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的狀況，提出了“取民有制”與“廣取不如儉用”的理論，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力求得到廣泛實施。在封建社會中，呂祖謙認為“聖人”與“萬民”二者互相依存，他指出統治階級只有珍惜勞動群眾的辛勤勞動，才能換取他們的“甘心奉養”。“聖人”與“君王”們應該體恤農民，由此，呂祖謙提出了“取民有制”的思想。 呂祖謙提出了“與民安息”的對策，也就是努力創造一個與民休養生息的社會環境。前提是革除一些民眾不堪忍受的苛捐雜稅。民眾有生路，就會停止反抗。從這一認識出發，呂祖謙力倡“廣取不如儉用”的思想。他認為與榨取民眾血汗，倒不如適當地減少些開支，實行“儉用”之方針。他指出，朝廷務必要“薄征”、“散利”，方能安然無恙。如凶荒之年，要使民眾安定下來，就得開放國庫，販荒濟貧。為了保證販荒有充裕的糧源、帛源，平時就得注意“力農”，發展農業生產，將多餘的粟、帛儲藏起來。“薄征”即減免農民無力繳納的賦稅，如其不然，將會斷送民眾生路，激成他變。 

● ● 分民均田呂祖謙提出所謂“得時措之宜”、“達於事變”的均田設想。他設想由大、小司徒“總大法、操體統”，掌管“均土”的總原則。下設專門的“均土之職”，這些人可以隨時隨地“出入葉陌，周旋井裡”，考察土地的“厚薄肥痔”山澤的“高下曲折”。然後視不同情況而“分民授土”，然後責令農夫“各守其地”、“各任其事”。農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耕耘不息，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源源不斷而不致於匾乏。 

● 國防軍事

● ● 謀定主戰呂祖謙首先堅決不同意主和，反對議和。既反對他反對畏敵不進，亦反對冒險出擊。 提出了“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積極穩妥的抗金主張。具體就是在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之時應大膽進攻，主動出擊而在準備尚不充分，時機尚不成熟之時則要耐心等待、靜觀其變。一方面，他不滿意南宋統治者苟安一隅，希望宋孝宗為首的統治集團勵精圖治，要積極進行抗擊金兵、收復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認識到南宋當時處於國困民乏之中，尚不具備全面北伐中原的條件，因而不能急於求成，只能徐圖行事。呂祖謙對於當時南宋基本國情的估計和所主張的抗金方略符合實際。 

● ● 寓兵於農宋朝實行崇文輕武的方針，帶來了“武績未振”嚴重後果。呂祖謙指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文事”與“武備”猶如人之左右雙臂，缺一不可。呂祖謙認為輕視武藝，視其為“粗”的看法是錯誤的。對於男子來說從事“習射”，是本份之內的事。呂祖謙的這種議論在理學家中是不多見的。這就說明了呂祖謙的見識高於一般理學家，且有匡正時弊的積極意義。呂祖謙提出了“兵農為一”“寓兵於農”的思想。南宋朝廷曾有意增加軍隊編製，但也使本來兵冗之患加劇。在呂祖謙的設想里，以相鄰的五家組成“一比”，以五人而成“一伍”，閑時進行軍事訓練，一旦發生戰爭，農民成為有戰鬥力的士兵，由朝廷命官率其衝鋒陷陣，節省平時養兵之費用，減少財政開支。戰爭結束，這些士兵即還農耕作。這樣既保證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同時又避免了那些懷有不臣之心的將領擁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患。 

呂祖謙的經世思想重在吸收，具有濃厚的折衷調和色彩。它的吸收並非只是簡單綜合，而是將各種學說貫通起來，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之中。呂祖謙繼承了呂氏家學“不名一師，不主一說，兼取眾長”的治學風格並充分發揚。由於和永嘉學派有相當深的關係，故而呂學本身也具有明顯的經世思想傾向。呂祖謙引永嘉、永康代表人物登堂入室，且主張實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虛妄迷信，批判各種錯誤思想主張和不合理的制度。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的學術復興和思想解放運動，都起著振聾發聵、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 史學觀

呂祖謙的史學觀是其整個思想體系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充分體現了他務實之學風以及經世致用的為學特點，對後人影響頗大。

● ● “合群策、集事功”為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堅持認為社會的興衰、政治的好壞、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完全決定於封建帝王的“心術”之正與不正。呂祖謙雖然有時亦認為人主心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著重大影響，但它決不是什麼決定因素。他從社會倫理制度產生的角度指出“人紀”，並非是聖王建立起來的，而是“籍眾人之力而共建”的社會歷史產物。 呂祖謙認為比較理想的政治局面是不要相互侵權，而是各司其職。現在皇帝行大臣之職，外而至於地方上的監司。守令的職權都為他們的上級長官所侵奪，這樣他們就失去了約束其部下應有的權威，容易形成下不服上的局面。 呂祖謙堅決反對君主“自任一己聰明”的“師心自用”的獨斷論。他認為古代聖王治理天下，要訂立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總是要廣泛地徵求他人的意見，這也是他們能夠使天下達到大治的根本手段。而後世君主一即位就不聽取別人的任何意見，就“師心自用”，這就很難避免失誤。呂祖謙激烈地抨擊了後世封建君主的專斷行為。在呂祖謙看來，堯舜之所以超越“後世之君”，關鍵就在於他們在處理問題時，注意集思廣益。它不僅在客觀上否定了權力過分集中的君主專制制度，而且還涉及對歷史發展決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呂祖謙敏銳地察覺到國家的興亡，與“下情通塞”與否有著密切聯繫。為此，他主張“定國是以一民聽”，“下孚群聽”，強調“民聽”對於治理國家的作用，已經初步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雛形。 

● ● “有因有革"的歷史發展觀在歷史究竟是前進與否的歷史發展觀方面，朱熹曾在與陳亮的辯論中露骨地宣揚歷史退化論。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時代，實行的是王道政治，而三代之後，由於人慾橫行，實行的是霸道政治，故而將天下搞得一團糟。呂祖謙則認為歷史總是前進的，決不是什麼一代不如一代，他反對歷史不變論和歷史復古論，強調歷史的發展是“有因有革”。對於歷史既不能採取虛無主義的東西，一概否定，推倒重來。也就是說對封建等級名分，政治倫理觀念等只能是“因”而不是“革”。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借謹守祖宗之法因循守舊，坐視其弊，而必須大膽革除已經過時的陳規陋習。在呂祖謙看來，祖宗之所以訂立法令、規矩，目的是要求天下太平。而當這些舊章程妨礙太平，後人及時加以革除，就是最好的師承祖宗之意。呂祖謙此觀點和王安石變祖宗之法的思想是相通的。 

● 治史態度

呂祖謙讀史、治史，史學觀點往往針對時弊，有補於世，且在治史上有自己的態度和方法。其治史態度主要表現為：一、精密以求的嚴謹態度。二、直筆無隱的實錄精神。三、求真考信的執著精神。四、推崇史官的崇史之心。

● 治史方法

治史要有一定的方法，呂祖謙的治史方法則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倡的觀史順序和觀史方法上。呂祖謙認為，只有把史書文本進行多角度、多層面、極其深入的分析之後，才能說讀懂了歷史。他指出，讀史當先看統體，再看機括。即綜合一代、一國、一君治亂興衰的整體來觀察，並且去探究其中為何會發生如此變化的成因。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一本史書的著眼點都應放在哪裡，呂祖謙對此有庖丁解牛般的清晰認識，他認為應該：首先要看本紀，接下來再逐一研究人君地位、時代興衰、事業難易、規模大小、治道粹駁、措置得失、任用賢否、事意本末、情理血脈、情事同異、史法褒貶、議論當否，可謂周全。

除此之外，呂祖謙指出觀史要有身在其中之感才可以。他在治史時設身處地的把自己想象成史中人物，把自己的行動與實際的歷史人物的行動做一番對比，這樣便可以得出兩個結果，孰優孰劣，一看便知。在遇到同樣的或類似的情況時，解決問題的方案就可以參照歷史。這樣，歷史也就能和現實緊密的結合起來，其鑒戒意義也就顯露出來了。

● 思想

呂祖謙是熱心教育的學者，在他延續數十年直至病逝而止的教學實踐和思索中，始終貫穿著他的基本教育心理思想，即“性善論”和“學知論”。

呂祖謙主張要學，要經由講學才能將那被蒙蔽的“知與理”實現出來。他指出學習是一個反覆體會、體驗的過程。為此，學習者就要：有充足的時間保證用於學習；廣閱博覽，積累學習素材；對所獲學習材料進行深思涵養，以求融會貫通、釋然心解，乃有所得。提倡實用，不僅是呂祖謙對學習意義的看法，也是他所主張的學習方法之一。即在使用中鞏固、體會知識，邊學邊用，邊用邊學，在學中用，在用中學，如此學用結合才能掌握真知。正如他所說：“涵泳義理日用間”（《答潘叔度》）。

呂祖謙還明確提出“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的教學指導方針。他堅持以“德教為本”，指出首先要加強被教育對象的道德教育，使人們自覺自願的放棄個人私利而效忠國家。這是因為他認為道德比智力、才能更為重要。不僅要對學生進行“三德三行”的教育，還要聯繫國家的政治法令的得與失進行教育，以培養學生日後駕馭國政、通攬全局的本領。同時還要培養學生處理政務的實際能力，在治理國家。籌措朝政的過程中懂得如伺整救補闕，對國家之本末源委知道得一清二楚。呂祖謙認為受到這些嚴格訓練的一旦用就可以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呂祖謙認為只有不迷信權威，不給自己預設框框，學習才會有大長進。他甚至直接跟學生們講犯錯誤的好處，“學者不畏有病，畏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因是不及渾然無失之人。呂祖謙要求學生不止要會重複前人說的話，敢於跳出前人的窠臼，還要求學生們要有自己的見解和語言，這是他主張“實理”的充分體現。

● 實踐

呂祖謙兄弟在麗澤書院時，常邀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學派的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他注重對理想人格的塑造，通過講學來啟發學生的道德自覺，從而促進學生自覺地投身於道德實踐，從而還手訂規約，規定“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必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在麗澤講學期間，書院已有確定的教材，且大多是他針對實際教學所親自編定供生徒學習，如《左氏博議》、《春秋講義》、《間范》、《伊川易傳》、《程氏易傳》、《易》、《詩》、《春秋》、《己丑課程》、《己丑所編》、《書》、《禮傳》、《孟子》等。這些教材較多已用於此前的嚴州州學教學，體現出其教育體系己經相當成熟。

麗澤講學，不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從教學的深度上，都是呂祖謙教育實踐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朱熹是在呂祖謙麗澤講學后的19年裡，才成為“南宋時代最著名的老師”的。材料表明，呂祖謙教學麗澤期間，所在的金華是當時受教育者心中的最理想的求學之地。呂祖謙在教育上所造成的旋風並不是一陣刮過。他去世后，弟子門人散布四方，其中許多人又在各地辦書院繼續傳播呂祖謙的理論。這樣使得呂祖謙教育的影響在規模上及時間的連續性上不斷增大、加強，呂學後傳和信徒遍及全國。繼呂祖謙創建麗澤書院后，宋、明、清三朝又出現二十餘所“麗澤書院”，分佈在浙江、湖南、山東、山西、廣東、廣西、甘肅等省，在創下同名書院數量的最高記錄。

據《全宋詩》所收，呂祖謙的詩歌保留下來的共一百一十五首。其中題名挽章的有四十二首，贈別酬和詩三十一首，應制詩三首，詠物詩兩首，詠史詩兩首，畫贊一首，其他寫景抒懷詩三十四首。從詩歌的思想內容來看，主要有兩大類：一是追憶亡者、歌頌友情。二是感觸自然、抒寫情懷。前者多見於那些代人寫作的挽章和贈別酬唱之作，在形式上常為格律謹嚴的五、七言律詩後者表現為風格清新的寫景抒懷詩，詩歌體裁多用短小的絕句形式。在這些為數不少的挽章里，有代人而作的，有應約而作的，更有真情而發的。他善用真情著筆，追憶亡魂，字字痛切，感人肺腑。

南宋時期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和同時期眾多愛國文人一樣，呂祖謙時時刻刻關心著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苦難。他的送別詩里也往往夾雜著憂國愛民的情緒，從而具有了多重主題。乾道七年（1171年）在寫給丘宗卿的《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為韻》中，呂祖謙不僅表現了借別之情，而且以“視民如傷”為韻，告誡友人要勤政愛民，體恤民情。全詩慷慨激昂，筆力酣暢，勉勵友人，情真意切。黃東發評曰“此戒乘快無惻忐之心也”。

作為理學家，呂祖謙在生活中，同樣注重對人生哲理和道德境界的體認，他的詩歌也不免時時沾染些理性主義的色彩。因此，他的詩歌中更值得關注的是那些擺脫了理學束縛，更富於文學色彩、清新可誦的寫景抒情小詩。紹興二十六年（1155年），呂祖謙隨呂大器於福州任所，創作了一系列寫景抒情的小詩，《清曉出郊》、《城樓》都完成於這時期。“落月窺瓮偏，殷勤喚人醒”（《清曉出郊》），呂祖謙筆下的“落月”彷彿也是懂人情的，“窺”“喚”兩字賦得小詩生意盎然，描寫初夏野外郊遊，頗具生活氣息。七絕《富陽舟中夜雨》則恰似一副意態瀟灑的潑墨山水，一“煙波”、“溟鷗”、“蓬籠伙夜雨、“幽人”層層點染出八月的秋意”，境界開闊。

其祖父呂本中論詩重黃兼蘇，江西詩派因以得名，晚年提倡句律流轉圓美的活法，在創作實踐中矯正了當時詩壇瘦硬艱澀的流弊。呂祖謙從小就跟隨呂本中，在少年時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呂祖謙深受其詩藝的影響。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流轉輕快的句子，自然凝練的語言，曲折深刻的構思，恰是“活法”融會之處。如，“明床小放前溪入，澄綠光中獨岸巾”（《題劉氏綠映亭二首》）、“潤花雨過紅群濕，倚竹風斜翠袖寒”（《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野花照水開無主，誰信春歸已兩旬”（《西興道中二首》）。這些詩句運筆鍊字渾圓流暢、抒情寫景自然天成、意象描摹生機靈動，讀來清新可人，充分體現了其“圓美”的美學思想。

南宋時期是古代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散文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成了最常用的文體。作為頗有影響的古文家，呂祖謙的散文有奏議、書札、題跋、遊記、墓誌等等，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意義上都遠遠超過了他的駢文。從內容上看，呂祖謙的散文大致可以歸為言事論證之文和記人敘事之文兩天類。從藝術風格上看，也相應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辯駁凌厲，二是曲折詳整。前者主要表現在奏議、書札等言事論證之文中，後者則是碑記、墓誌等記人敘事之文的總體風格。從語言風格上看，呂祖謙的散文以實用為出發點，古雅而平正。呂祖謙語言風格與同時代的道學家迥然有異，其書信較短，一句是一句，三言兩語即交代一件事情，語言極為精鍊，但也不乏晦濕，往往是藏頭掖尾、語未道盡，讀起來給人以淳煉而穩實之感。呂祖謙的一些講學著作本身也是優美的散文集，如《東萊博議》雖以闡發義理為主，但說理透徹、結構嚴密，文勢縱橫、筆鋒犀利，不營於一篇篇精彩短小的議論文。

呂祖謙散文以記敘一類為多，既包括寫景記游的遊記、亭台記也包括敘人抒情的墓誌、祭文。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重建白鹿洞書院，並邀請好友呂祖謙寫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記》。文章著力追溯了白鹿洞書院的理學源流，褒揚了朱熹興學之意，風格詳實，章法工整，為其代表性佳作。又如《橫山吳氏佚老庵記》，全文圍繞“佚急”為中心，借用階者、途者、塾者的對話道出“佚老”的三重境界，接著通過主客問答得出結論：一人一室之佚為私佚，只有一鄉之佚才是仁者追求的理想境地。文章結構起伏，層層鋪墊，極具宋人散文擅議論的特點。

呂祖謙的散文不僅長於議論，同樣兼擅寫景和抒情。他的一些山水遊記生動活潑，幾乎可以同其他唐宋古文家的記游精品相媲美。如《入越錄》，摹景狀物，記事抒情，清新俊逸，趣味盎然。呂祖謙將鄉村的美景、日出的奇麗、迴轉的山岩、涌動的松濤描摹得有聲有色，上接《水經注》，近承柳宗元山水遊記的傳統。語言大抵以平實質樸為主，卻不乏文采斐然之筆。如九月十四日觀鑒湖落日，落日熔金，水色澄鮮，霞光澹蕩，營造出一一個水天光影的世界，如夢如幻。呂祖謙描繪山川風物，城邑邱墟，細筆雕琢，美不勝收，文字幽眇芳潔，自成趣境。《入越錄》將途中所見娓娓道來，情深味永，真切曉暢，行文洗鍊，新妙可愛，極具審美價值，擺脫了理學家散文議論說教的習氣，頗值鑒賞品讀。

占卜靈驗

據《齊東野語》記載：紹興末年間，在臨安城三橋上，有一人名叫韓慥，專門收錢替人算卦。紹興三十年（1160年）春，曾逮（曾仲躬）、呂祖謙到韓慥住所拜訪他，已經有一人先在。呂祖謙問其姓氏，答道是宗室子弟（姓趙）。接下來韓慥依次三人為談論命數，他先說趙某可官至郡守，以後將因多子更加顯貴。輪到曾逮，則說：“命數很好，家世殷實，頗具文學才幹，將來也有官職，但唯獨缺的一樣就是終身不能及第。”最後到呂祖謙，韓慥問他：“你為什麼要來臨安？”呂祖謙回答：“是為了赴試。”韓慥接著問：“你去年未能發解（應貢舉合格者，謂之選人，由所在州郡發遣解送至京參與禮部會試），今年怎麼可以參加會試呢？”呂祖謙再答：“赴博學鴻詞科。”於是韓慥告訴他：“你命中是要中詞科的人，但是不在今年，之後三年間兩試都會得第，而且將是第一等。”呂祖謙叩頭謝過，韓慥最後說：“你將要名滿天下，可惜沒有福分。”不久之後他說的話都靈驗了，曾逮官居侍郎，但始終未取功名；呂祖謙於三年後連中兩科成為進士，並成為一代大儒，卻最終英年早逝。

提拔後進

乾道八年（1172年）春，呂祖謙以國史館編修充禮部考官，曾指認出陸九淵的卷子，令其中第。當時蔡幼學參加補試奪魁，也參加了這年會試，呂祖謙看到一份卷子很工整，說：“姑且讓小蔡再讀書積累聲望三年。”便將它放在帳頂。不久，呂祖謙因病請辭，眾考官見到帳頂上有一份草卷，認定是呂祖謙特別喜歡而想放在前列的卷子，於是定其首選。蔡幼學果然是這年的會試第一。

家族

學系

● 綜述

呂祖謙作為乾淳之際的學術領袖，門人弟子眾多。呂祖謙門人及後學很好繼承了呂學的學術精神與學術特點，注重實學，不空言義理，以廣大為心，不執一偏，使得呂學由元至明，四百年間傳承不絕。

學術交流

● 綜述

南宋中期，諸子學術爭鳴把兩宋學術推至峰頂，推動此期學術頻繁交流的重要學者就是呂祖謙。他團結和吸引了一大批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別的學人，相互之間切磋交流、碰撞融合，他以獨得“中原文獻之傳”之學術優勢，以廣大之心、踐履為實之學術精神，為南宋學術繁榮作出了突出貢獻。

呂祖謙與湖湘學派之交流，既有對胡安國學說之繼承，又有與張栻之學術交流，使湖湘學派之性理說日臻完善，對張栻學說體系構建起到推動作用；與朱熹之學術交流，對朱熹理學體系之完善皆有贊襄之功；陸九淵在他的引領下與朱熹等人結識，終使心學與朱學、呂學鼎立於世；他把永康學派代表人物陳亮引進道學，對提高陳亮的學術威望至為重要；與薛季宣、鄭伯熊、陳傅良、葉適之學術交流，永嘉學者既得獎掖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學派之事功學得與朱陸分庭抗禮；與曾布、陸遊、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棄疾等文苑諸賢之交流，使文學深深烙刻“義理文學”之時代特色；與李燾、袁樞等史苑諸賢之交流，使南宋史學以“義理史學”彰顯於世。

●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呂祖謙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