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學派

南宋時期，永嘉（今溫州）地區工商業經濟發達，出現數量眾多的富商、富工及經營工商業的地主，他們要求抵禦外侮，維持社會安定，並希望能減輕捐稅，主張買賣自由，尊重富人，發展商業。這和宋代一定程度上市場經濟的發達、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永嘉之學，溯源於北宋慶曆之際的王開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後周行己、許景衡等又把“洛學”、“關學”傳到溫州。南宋之時，永嘉地區的學者輩出：鄭伯熊、鄭伯海、鄭伯英、陳傅良、徐誼等是前期永嘉學派的出名學者，到葉適則集永嘉學派之大成，成為呂祖謙去世后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相抗的浙東學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學派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重視史學研究，尤其重視實用，重視“事功”為特色，批評理學和心學，提出“道在物中”等許多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觀點，認識到商品經濟對國家、社會的作用，主張發展商業，務實創新，成為今日“溫州模式”的傳統淵源與溫州人“敢為天下先”創業精神的歷史源頭。永嘉學派與朱熹的道學、陸九淵的心學，並列為“南宋三大學派”，深遠地影響了後世。

永嘉學派盛於南宋，淵源於北宋溫州學者王開祖等“皇佑三先生”和周行已、許景衡等“永嘉九先生”。後者學於王安石的新學、呂大臨的關學、程頤的洛學，並將學說帶回浙江。南宋時期，薛季宣開創事功之學，繼之者陳傅良，集大成者葉適，由於是溫州（古稱永嘉）學者們發祥傳播，故稱“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心學”大講身心性命之學立異，他們強調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二《艮齋學案》黃宗羲按語）

具體地講，這種事功之學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強調實踐的重要性。

二、提出義理不能脫離功利。

三、主張“農商一體”。

四、主張“富國強兵”。

譚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永嘉之學。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將永嘉歸之於墨學中的“任俠”派：“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

1.永嘉學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學派最大的特點，主張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某些道學家的空談義理。

2.認為“道不離器”，反對“專以心性為宗主”，對董仲舒提出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表示異議，曰：“既無功利，則道義者無用之虛語爾。”

3.繼承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傑出人物應是“實德”和“實政”的結合。

4.論述了“夷夏之辨”與“正惡之辨”的區別，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義性，強調抗擊金人的正義性與合法性。

5.強調以民為本，堅持改革政弊，重視歷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歷代國家的成敗興亡、典章制度的興廢，希望以此尋出振興南宋，轉弱為強的途徑。

6.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並指出雇傭關係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總之，永嘉學派繼承並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學說不至於完全陷入純講求個人的心性修養，從而使它成為南宋儒學的一個重要側面。

永嘉學派在當時學術思想界具在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清代學者全祖望有一恰當的評價，他說：“乾（道）、（淳）（熙）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熹）、陸（九淵）二派，而水心（葉適之號）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五十四《水心學案》）足見永嘉學派在當時的歷史地位。

永嘉學派主要活躍於南宋，最終在宋元之際斷裂，對溫州知識分子而言，復興永嘉學主要的並不是向宋學傳統的回歸，而首先是振興區域文化的一種努力。這一努力以永嘉學派思想為文化資源，並在晚清學術語境和政治背景之下進行了實踐和理論創新。其最終的成果是：在漢宋兩大營壘之間，獨樹一幟；於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兼容並蓄，從而存續了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清初的《宋元學案》儘管給予永嘉學很多的肯定和讚譽，甚至對其失傳流露出些許同情和遺憾，但是在編者（同時也是解釋者）看來，永嘉學對當代的適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僅能糾正朱學的某些流弊，這從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許多論述中均可窺見。因此，從《宋元學案》編者的立場出發，清初士人對永嘉學的興趣基本上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意義上的。

清代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從道光年間開始永嘉學派開始復興，以張振夔、孫希旦、孫鏘鳴、孫衣言、宋恕、陳虯、陳黻宸等人為代表，溫州知識分子開始從學術資源的枯竭來思考區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這對溫州地區而言可能意味著區域文化的重光。

道光之後的學界，產生了漢宋之學對立的分裂局面，最終損害國學的傳承，而永嘉學傳統資源卻“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永嘉學派在近代迎來了復興的契機。

如果說孫氏父子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地方史領域的話，後起的陳黻宸、宋恕則對通史有相當的研究。陳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中國通史，其講稿撰成《中國通史》一書，論次自春秋以來至於清代，提綱挈領，間發議論。陳黻宸結合清末學界的風氣，針對性地呼籲重視社會史研究。他認為社會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並對清末宋學派縱橫捭闔的政論表示了鄙棄，既對埋頭故紙堆的乾嘉樸學進行了批判，也對好發空論的宋學進行了批判。

永嘉學派的調和手段最主要的是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這一重要途徑展開的。晚清有志於復興永嘉學派的溫籍知識分子，從經世致用的角度給予史學高度的重視。具體而言，孫衣言、孫鏘鳴兄弟做學術史的梳理工作。同時，孫衣言在其子孫詒讓的協助下點校整理了《永嘉叢書》，叢書收錄了溫州歷代文獻13種，劉安上、劉安節、許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別集，從時間上，自北宋末期程學南傳開始，一直貫穿到南宋中期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全盛期。入選書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學派發展的學術史，這一工作對永嘉學的復興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宋恕的史學著作並不是很多，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等。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主張，是重視世界史研究。宋恕認為清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是反辱國矣”。在轉譯日文成風的近代學術界，宋恕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讚揚的。

總之，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學，是近代溫州知識分子復興永嘉學的一個重要特色，這一特色使永嘉學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圖上佔據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在清末學術裂變中，溫籍知識分子還通過作新國學，躬行西學來處理國學和西學的關係。

在清理舊學時，除了批判空洞無物的理學糟粕（從廣義的角度看，康梁之學其實也屬於理學）外，溫籍知識分子還它致力於發掘傳統文化中開物成務、富國強兵的有益成分。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否認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無能為力。

在呼籲作新國學的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吸收也是徹底的。他們不但從書本上吸收西學，還身體力行，率先在教育、實業等領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陳虯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等醫科教育的先河。

樸學大師孫詒讓，不僅為浙南初等師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而且積極發展農工商業，以實業救國，曾多次被提名、擔任一些近代企業的管理者。歷史上，在馳騁商場的同時，在學術上又能達到“三百年絕等無雙”（章太炎語）水平的，唯孫詒讓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詒讓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這一奇迹的文化資源之一，正是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

溫籍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國學教育，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當歐風美雨來襲、燒經之說甚囂塵上時，他們都感到了憂慮和痛心。宋恕首先否定理學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學派的“純”與“實”，界定了永嘉學派的主題——“事功”。

從晚清溫籍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學派的內在精神。永嘉學派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懷疑，對事功的推崇和實踐，更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合內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貴探索，使得溫籍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採取了既有別於國粹派、又有別於西化派的態度，他們對西學的躬親實踐更是超越了當時知識界的大多數流派。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嘉學派在近代實現了生命的延續。

總之，近代溫籍知識分子從永嘉學派的文獻中汲取了思想精華，在近代情境中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可以說，“貫穿古今，通經致用”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靈魂，葉適認為這是向儒家“道之本統”的回歸；“融會中西”則是永嘉學近代存續的具體形式，而這三者又統一於溫籍知識分子對“儒術”的近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識分子對儒家“道之本統”的新見解、新境界。

葉適（1150～1223）南宋哲學家、文學家。字正則，號水心。溫州瑞安人。淳熙進士。歷仕於孝宗、光宗、寧宗三朝，官至權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對和議。南宋大臣韓侘胄伐金失敗，葉適以寶謨閣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軍政措置得宜，曾屢挫敵軍鋒銳。金兵退，他被進用為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塢之議，實行屯田，均有利於鞏固邊防。后因依附韓侂胄被彈劾奪職。卒謚忠定。

葉適在哲學上是永嘉學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義觀點，反對空談性理，提倡“事功之學”，重視商業，主張提高商人地位，觀點與朱熹、陸九淵對立。在詩文創作上，繼承韓愈“務去陳言”、“詞必己出”的傳統，從觀點到文字均力求新穎脫俗，提倡獨創精神，主張“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仿眾作”（《歸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贍，才氣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簡質厚重而著名當世。他不滿江西詩派奇拗生硬和“資書以為詩”的詩風，而傾向於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賈島的流利清淡。與“永嘉四靈”（見四靈體）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們的詩集，並極力推崇，如在《徐文淵墓誌銘》中說“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他的詩“用工苦而造境生”，“艷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煉，故不枯”（《宋詩鈔·水心詩鈔》）。所作不限於五律，多五七言古，題材大於“四靈”（徐照（字靈暉）、徐璣（號靈源）、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別集》16卷，有《永嘉叢書》本、《四部叢刊》影嘉業堂藏明黎諒刊本。1961年中華書局將《文集》、《別集》合編並加校點，為新版《葉適集》。又有《習學記言》50卷，輯錄經史百家，各為論述。

葉適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學習記言》），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強調“道”存在於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由氣構成，五行八卦都是氣的變化形態。提出“一物為兩”、“一而不同”的關於事物對立統一的命題，認為事物對立面處於依存、轉化之中，但強調“止於中庸”。認識上主張“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對事物作實際考察來確定義理。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論等方面都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