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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教育家，代表作《名儒學案》
- 即“積累莫返之害”
黃宗羲
明末清初教育家，代表作《名儒學案》
黃宗羲（1610.9.24－1695.8.12），漢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之一黃尊素長子。
一生著述多至50餘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
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與陝西李顒、直隸容城孫奇逢並稱“海內三大鴻儒”，亦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享年85歲。
大事件
1610-09-24
出生
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
1630
加入復社
1630年，張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黃宗羲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他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為首領的詩社；後來，黃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餘姚組織過“梨洲復社”。
1644
明朝滅亡，被捕入獄
1644年春，明亡。5月，南京弘光政權建立，阮大鋮為兵部侍郎，編《蝗蝻錄》（誣東林黨為蝗，復社為蝻），據《留都防亂公揭》署名捕殺，黃宗羲等被捕入獄。
1645
組織青壯年反清
1645年，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崩離，黃宗羲乘亂脫身返回餘姚。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熊汝霖起兵抗清。於是，黃宗羲變賣家產，召集黃竹浦600餘青壯年，組織“世忠營”響應。
1649
日本乞兵失敗，歸家隱居
1649年朝見魯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
1663
完成代表作《明夷待訪錄》
1663年在他54歲時，寫下了劃時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這是一部具有啟蒙性質的批判君主專制，呼喚民主政體的名著。黃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體系，設計將來的新世界，值得稱讚頌揚，更值得後人銘記。
1663
設館講學，教授學生
1663至1679年，黃宗羲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明儒學案》等。
1678
拒絕在清朝為官
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學生代為力辭。
1695-08-12
因病逝世
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父黃尊素，萬曆進士，天啟中官御史，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下獄，受酷刑而死。
崇禎元年（1628年）魏忠賢、崔呈秀等已除，天啟朝冤案獲平反。黃上書請誅閹黨餘孽許顯純、崔應元等。五月刑部會審，出庭對證，出袖中錐刺許顯純，當眾痛擊崔應元，拔其須歸祭父靈，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嘆稱其為“忠臣孤子”。
黃宗羲歸鄉后，即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林之緒”。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
崇禎四年（1630年），張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黃宗羲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他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為首領的詩社；後來，黃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餘姚組織過“梨洲復社”。
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宗羲北京科舉名落孫山。冬月初十，黃宗羲回到餘姚家中。
畫像（清葉衍蘭繪）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崩離，黃宗羲乘亂脫身返回餘姚。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熊汝霖起兵抗清。於是，黃宗羲變賣家產，召集黃竹浦600餘青壯年，組織“世忠營”響應，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魯王宣付史臣頒之浙東。
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魯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五月，指揮“火攻營”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懸殊失利。六月兵敗，清軍占紹興，與王翊殘部入四明山，駐杖錫寺結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時部下擾民，寨被山民毀而潛居家中，又因清廷緝拿，避居化安山。
順治六年（1649年）朝見魯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
順治七至十一年（1650至1654年），黃宗羲遭清廷三次通緝，仍捎魯王密信聯絡金華諸地義軍，派人入海向魯王報清軍將攻舟山之警。期間家禍迭起，弟宗炎兩次被捕，幾處極刑；兒媳、小兒、小孫女病夭；故居兩次遭火。順治十年九月，始著書講學。
康熙二年至康熙十八年（1663至1679年），黃宗羲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
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學生代為力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禮敦請”赴京修《明史》，黃宗羲以年老多病堅辭。康熙帝令地方官抄錄其所著明史論著、史料送交史館，總裁又延請其子黃百家及弟子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入京后，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是年黃宗羲始停止講學，悉力著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參與修纂《浙江通志》。
畫像，作者吳旭，1676年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黃宗羲將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刪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這年，他自築生壙於龍虎山黃尊素墓側，並有《築墓雜言》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又召其進京充顧問，徐乾學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辭。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跡，拜訪朋友。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栗亭《黃山續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將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粹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
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者，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限制君權
明儒學案
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
•設立丞相
溫家寶關於黃宗羲學術思想的一封信
黃宗羲提出設宰相一人，參加政事若干人，每日與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與天子共同議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此外，宰相設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務；“凡事無不得達”。設立宰相，是一種限制君權過分膨脹的有效措施。但它並不是責任內閣制。因為皇帝仍然大權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實的國家元首。
•民本思想
黃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體現在其順治十年（1653年）寫下的《留書》和康熙二年（1663年）在《留書》基礎上擴充而成的《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論結構主要由五個部分構成：
黃宗羲像
二是法制模式。黃宗羲以“托古改制”筆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評三代以下之“法”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張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並提出了“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思想命題。這些思想主張，已經明確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應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萬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
三是經濟模式。他對不斷加重農民負擔、造成“積累莫返之害”的歷代封建王朝的賦稅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並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思想主張，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張，“廢金銀”而“通錢鈔”的幣制改革主張，“均田”、“齊稅”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構想。這些主張雖不免有空想成分，但在客觀上順應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要求，因而具有啟蒙意義。
四是教育模式。黃宗羲特別重視學校的作用，把學校的功能定位為指導政治、引導輿論的場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公其非是於學校”的政治主張，實際上提出了“以學術指導政治”的啟蒙思想；黃宗羲還力主改革以科舉取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培養、選拔人才應堅持“寬於取而嚴於用”的原則，以及不拘一格選人才的“取士八法”。
五是哲學思維模式。他既繼承又超越了前輩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與乃師劉宗周的“誠意慎獨”之學，將王陽明的“致良知”說解釋為“‘致’字就是‘行’字”的“行良知”說，將劉宗周立足於至善之“意”的“改過”說發展為基於“工夫”實踐的“力行”哲學，提出了“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和“必以力行為工夫”的重要哲學命題，還提出了“一本萬殊”與“會眾合一”辯證統一的認識方法論。這為糾正當時流行的空虛學風、倡導社會變革提供了新思維。
哲學上反對宋學中“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是“氣”的運動規律，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論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觀點又有唯心論的傾向。這與黃宗羲服役陽明學，深受其影響有關。黃認為王學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兩者別無二致。
雕像
設立學校使學校成為輿論、議政的場所，是黃宗羲限制君權的又一措施。黃宗羲認為，設立學校，不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雖然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卻是難能可貴的。應該講，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來的君主立憲方案，在黃宗羲這裡已經有了最初的萌芽。
黃宗羲反對單一的科舉取士，主張使用多種渠道錄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憑藉長輩權勢在錄取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方式勝過平民。擴大了錄取對象，包括小吏，會絕學（包括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書言事者等等。
黃宗羲並認為“學貴履踐，經世致用”，這種理論實踐並重的教育學習觀點與他深受陽明學中“知行合一，知行並進”密不可分。黃宗羲在今浙江寧波、紹興等地辦學講學，培養了很多學生。著名弟子有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仇兆鰲等。
黃宗羲《書札》拓本
黃宗羲反對日益苛重的賦稅徵收。黃宗羲提出的賦稅主張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賦”，定稅的標準應“以下下為則”；第二，徵收田賦“必任土所宣，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生產什麼繳納什麼，不強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質優劣計算畝積，分別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為五畝，即把土地分為五等，據等徵稅，消除因土地質量不同而帶來的賦稅負擔不均的問題。
黃宗羲認為，要使民富，還必須“崇本抑末”。所謂“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於禮；所謂“抑末”，即凡為佛、為巫、為優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於民用而貨者，應“一概痛絕之”。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對傳統的“重本抑末”的大膽否定。
《明夷待訪錄》
沈括之說，世后沒人懷疑。黃宗羲作《春秋日食歷》，對此觀點進行進行了分析和修正。黃宗羲用西漢三統曆推算出魯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閏，並用授時歷並參考西方曆法，說明了比月頻食是不可能發生的。黃宗羲發現《春秋》中記載的兩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後不食”，並論證了《春秋》中魯襄公二十四年有關月食的記錄是錯誤的，而魯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記錄是可靠。
黃宗羲用歷算的方法對武王伐紂的確切年代進行了探討，寫有《歷代甲子考》。
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確切生辰日期，並論證了周正建子和周曆改月。黃宗羲參考西方天文學中本均輪的理論（托勒密的理論）考察了中國“日高於月”的說法。
黃宗羲在有限性、無限性的觀念認識上亦有所建樹。他在數學上糾正了朱熹《壺說書》中的相關錯誤。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盤和《數術記遺》中記載的計算器的區別。他對鄉射侯制進行了詳細數學分析。黃宗羲亦對中國和西方數學進行了平行比較，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他認為西方數學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過是對中國古代算術的竊取和修改。
黃宗羲詳細刊校了《水經注》，批駁了“分野說”。
對所得史料總要廣證博考、去偽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觀地作出合乎歷史真實面目的論述。即使對自己昔日積累的史料，也決不輕率運用，同樣要予以核實，以確保其無誤。再者，黃宗羲十分注重史學主體即史學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要求史學主體通過自己的思維運作確保史學研究的客觀性，以真實地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史學主體在史學研究中應當有自己的是非觀，不僅要“寓褒貶於史”，還得對歷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評價；三是要求史學主體以飽含自身情感的筆寫出歷史的過程。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史專著。它開創了中國編寫學術思想史的先河，標誌著中國學術史體裁的主要形式——學案體臻於完善和成熟。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其後開始草創、並由後人和學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學案》這兩部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開創了中國史學上的新體裁，即“學案體”。學案體以學派分類的方式介紹一定時代的學術史，這種體裁被清人取用，成為編寫中國古代學術史的主要方式。全書共立案十九個六十二卷，計敘述學者二百餘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內容豐富的哲學史專著。
黃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歷、數學、詩文雜著為類，多至50餘種，300多卷
| 關係 | 人物 | 備註 |
| 父親 | 黃尊素 | 東林七君子之一。 |
| 母親 | 姚氏 | 出身上虞夾塘姚氏，著名藏書家姚順宇之女。 |
| 弟弟 | 黃宗炎、黃宗會 | |
| 兒子 | 黃百葯、黃正誼、黃百家 |
黃氏宗譜上的黃宗羲像
由於黃宗羲的道德、文章、學識、氣節在當時普遍受到人們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應允他於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閣。黃宗羲不僅閱讀了天一閣的全部藏書，奠定了他的學術基礎，還為天一閣藏書整理編目作出了貢獻。大門兩旁對聯是鐘鼎文：“天一遺形源長垂遠，南雷深意藏久尤難”，黃宗羲號南雷，他曾賞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黃宗羲學問淵博，來自於他的豐厚藏書。他嗜好藏書，喜抄書、借書。讀遍家中所有藏書，仍嫌不足，借抄於范欽“天一閣”、曹溶“倦圃”、徐乾學“傳是樓”、錢謙益“絳雲樓”、祁氏“澹生堂”、鈕氏“世學樓”等藏書樓之書。每出走回歸，常帶一書童攜書同返，訪求足跡幾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書家。後來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精華亦大半歸於他。並與許元溥、劉城約為抄書社，世所罕見之書，多賴以得傳。建書樓“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即南宋學者黃震）之緒。藏書目的在於系統收集明代資料，提倡藏書在於致用，反對只藏不用、視為珍玩的鑒賞家。告誡學者：“當以書明心，勿玩物喪志也”。
歷幾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書達7萬卷之多。未及編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後不幾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經再傳弟子鄭性整理后，僅得3萬卷，入藏於“二老閣”。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響了同代的學者如全祖望、厲鶚等人，對清代文化、學術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他撰寫的《天一閣藏書記》《傳是樓藏書記》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書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書思想的核心文獻。藏書印有“餘姚黃氏書庫藏書印”、“黃宗羲印”等。
黃宗羲自雲其一生有三變：“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黃宗羲生長於書香小康之家。父親黃尊素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1616），明熹宗時的御史，東林名士，因彈劾閹黨魏忠賢被害。年僅十九歲的黃宗羲，袖藏鐵錐，孤身赴京為父訟冤。當時，崇禎即位，閹黨失勢，黃宗羲在刑部大堂當場錐刺魏忠賢死黨許顯純等，當眾痛擊崔應元，拔其須歸祭父靈，頗為震動，人稱“姚江黃孝子”，崇禎帝嘆稱為“忠臣孤子”。
顧炎武（字亭林）從小到老，手都沒放下過書，出門就隨身帶一騾二馬馱書。有時候到了邊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邊的小酒店一起暢飲，詢問當地的風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書詳細地訂正，一定到沒有任何疑惑的程度為止。坐在馬上空閑的時候，就跨著馬鞍默默背誦四書五經等經典和對它們的註釋文。即使遇到親朋好友就像不認識一樣，有時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後悔。認真仔細到這個程度，他的學問也應當博大精深，沒有能與他相比的。
黃宗羲死於1695年，但早在1687年，他就開始安排自己的後事。他對後事的安排還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
人去世之後，一般都會穿上壽衣，放到木製棺材里下葬。黃宗羲卻希望自己死後將頭髮散開，蓋上一條單被，放在一個石頭棺材里裸葬。清朝入關后，老百姓都要扎辮子。散發表示不願意再扎辮子，不再當清朝的老百姓。這是當時很多遺民的做法，倒也不稀奇。但屍體不穿壽衣，放在石棺里很容易因蟲蟻啃噬而迅速腐爛，這種下葬的方法就大大違背了當時的風俗。
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非常為難，於是就請自己的族叔前去和黃宗羲商量，看能不能讓他改變主意。結果黃宗羲非常不高興，特意寫了一篇名為《葬制或問》的文章批評兒子，說對於父親的遺囑，兒子都要遵守，否則，“則平日之為逆子無疑矣”。而且，作為兒子，不能陽奉陰違，一邊答應父親，另一邊卻希望父親去世后仍按照普通的葬法來安葬。這讓黃百家感到非常委屈。
《清史稿·黃宗羲傳》
墓地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黃宗羲墓被毀。1981年部分修復，墓坐西朝東南，正面形似荷葉山牆，用條石錯縫疊砌。中間直豎石刻墓碑，上鐫隸書“黃公梨洲先生墓”七個大字。碑前置有石祭桌，用鵝卵石鋪設的拜壇，兩側各置一條石凳。
寧波黃宗羲紀念館是黃梨洲當年講學處，上癢廟遺跡猶存。紀念館於2003年盛夏落成，門口廣場上的建築標誌。
《不可忘記黃宗羲》：他猛烈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已，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得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結論。黃宗羲從民本到民主思想的發展，促進了十九世紀末維新派要求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歷史證明，維新派的“興民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無不受到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的影響。即使在當代中國，黃宗羲的思想對天下觀與法治觀、社會公僕觀、權力制約觀等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王學通論》：黃宗羲的致知工夫已開始由體認道德本體而向明自然之理擴展，這種轉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從封建理學觀念向近代思維方式邁出了一步。
《黃宗羲的社會批判精神》：黃宗羲的批判求實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論勇氣，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志於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文精神和歷史使命感。今天，我們紀念黃宗羲，不僅要研究、了解黃宗羲為後人留下了哪些有意義的思想與學術遺產，更要學習黃宗羲的社會批判與思想創新的精神，為促進社會進步、推動學術文化的發展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黃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論結構及其現代意義》：（《留書》和《明夷待訪錄》）這兩部堪稱姊妹篇的政論專著，從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闡述了作者的新民本思想，從而奠定了黃宗羲作為中國明清之際偉大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
黃宗羲：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
溫家寶：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應謹記這些道理，並身體力行。
黃宗羲全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