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1994年任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中農信）研究員、農民學研究所籌備組組長。

1995年調入清華大學，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2003年為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

20徠04年為哈佛燕京學社高級訪問學者。

2016年2月25日晚7：20左右，秦暉在清華遇車禍住院。

秦暉的學術－思想路徑大體上經歷著微觀－宏觀－微觀、問題－主義－問題、書齋－社會－書齋、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發展過程。早年以土地制度－農民戰爭史為方向，時段立足於明清變革，地域專註於關中農村社會，後來漸及傳統經濟－社會－思想的許多領域。作為知識界與思想界的活躍者，秦暉從1990年代中期起積極參與了當代中國的一系列“主義”論爭與“問題”討論。與金雁合作進行中國與俄蘇東歐“傳統到共產體制”、“共產體制到公民社會”的雙重轉軌比較。同時把當代“問題與主義”討論的心得結合歷史反思，開展了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思想，尤其是二者的聯繫與互動）的再探討。

80年代初秦暉主要研究農民史（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爭史）。自80年代後期他轉向研究經濟史（主要為古代商品經濟史及中外比較經濟史）。90年代他致力於結合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在結合社會調查與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包括狹義農民學（對農民、農業與農村社區的研究）與廣義農民學（農民國家、農業文明與傳統社會及其演進、改革與現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鄉村調查，主編了《農民學叢書》首批六本。

主要研究方向：經濟-社會史、農民問題、社會轉型與經濟轉軌問題、近代以來的“問題與主義”、傳統社會－思想的重新認識、改革與現代化比較研究，等等。

在大學開設過的本科、碩士、博士課程有：中國古代史、秦漢史、明清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計量史學、農民學與傳統文化、當代農民問題、傳統社會與思想變遷、社會主義思想史、中國東歐轉軌比較研究等等。

近年來，秦暉在對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模式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比較和解釋了中國與東歐改革的不同進程。並提出了以"契約轉換"為核心的轉軌經濟學理論。他既反對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來解釋改革的新制度學派觀點，也反對以批判"貨幣主義陷阱"和"市場萬能論"為特色的"后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解釋。他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改革的"成功"和東歐改革的"失敗"既不能歸因於姓"社"姓"資"，也不能歸於漸進、激進，更不能歸因於以強權壓制公共選擇來減少交易成本"。他主張區分改革前的兩種"非市場經濟"類型，即工業文明時代以最優化數理方法為基礎的理性主義"科學計劃"經濟，和農業文明時代以統治--服從關係為基礎的浪漫主義"命令經濟"，以及區分改革前的兩種社會體制，即保護-束縛功能對稱的"和諧共同體"，和功能不對稱的"不和諧共同體"。對改革的目的，無論是效率改進還是公平改進而言，脫離上述兩種類型都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脫離"科學計劃"要付出效率損失，而脫離"命令經濟"無須付出此種損失。脫離"和諧共同體"的過程要實現帕累托改進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而脫離"不和諧共同體"則只是一個放棄"負帕累托改進"的簡單問題。但這種不同對改革進程的影響有時效性，因此中國與東歐轉軌的成敗還遠不到下結論的時候，而改革模式的選擇仍是個尖銳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對農村改革、國企改革、股份制和證券私有化等問題都進行了比較研究和案例調查。他認為經濟轉軌的實質是契約轉換，其核心問題是交易權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減小，是公共領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領域的改革。這裡不存在效率與公正的悖論，而從獲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還是從權家通贏走向贏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選擇所在。

秦暉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化中的農民群體研究”，1992年他獲得中國高校教師霍英東獎金。個人承擔並完成了七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田園詩與狂想曲》；參加國家六五--七五規劃的歷史學科重點項目多卷本《清代全史》與《清史人物傳稿》，以及陝西省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十卷本《陝西通史》等。

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學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