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

朱由檢因父親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厭的太子，母親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並不幸福。五歲時，其母劉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殺，朱由檢交由庶母西李撫養。數年後西李生了女兒，照管不過來，改由另一庶母東李撫養至成人。於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冊封為信王。

天啟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駕崩，由於沒有子嗣，朱由檢受遺命於同月廿四日丁巳（1627年10月2日）即承皇位，時年十七歲。

次年正月初一癸亥（1628年2月5日），改年號為“崇禎”。

崇禎皇帝即位后，勤於政務。同時大力清除閹黨。他抓準時機剷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天啟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1627年12月18日），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天啟七年十一月初五戊辰（1627年12月22日），魏忠賢自縊而死，崇禎帝下令磔其屍於河間。

此後，將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託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

參見：明朝小冰河時期

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

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

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飢，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

崇禎六年（1633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將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陝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並災，崇禎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驚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順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復甦。

為剿流寇，崇禎帝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用人存疑，以至責無成效皆功虧一簣。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后往河南聚眾發展。

此時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嘩變。崇禎帝求治心切，《春明夢余錄》記述：“崇禎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中后金反間計，殺袁崇煥。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禎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督中被誅者七人，巡撫被戮者十一人。朱由檢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禎帝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升立即告訴崇禎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朱由檢只能辯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洪承疇降清，崇禎皇帝又想和滿清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被處死，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崇禎皇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

此時，農民軍起義已經十多年了，從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里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崇禎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京覲見，徐標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里地內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牆，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將怎麼治理天下呢？”崇禎帝聽后，潸然淚下，嘆息不止。於是，為了祭祀難民和陣亡將士和被殺的各位親王，崇禎帝便在宮中大作佛事來祈求天下太平，並下詔罪己詔，催促督師孫傳庭趕快圍剿農民軍。

參見：甲申之變、清兵入關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禎皇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勛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太監曹化淳說：“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明軍在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兩線戰鬥中，屢戰屢敗，已完全喪失戰鬥力。

三月十七日，農民起義軍圍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禎帝與貼身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稱萬壽山，今北京景山），遠望著城外和彰義門一帶的連天烽火，只是哀聲長嘆，徘徊無語。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禎帝在宮中飲酒長嘆：“苦我民爾！”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禎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勛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宮后寫下詔書，命成國公朱純臣統領諸軍和輔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將他們分別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著對周皇后說：“你是國母，理應殉國。”周皇后也哭著說：“妾跟從你18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麼敢不死?”說完解帶自縊而亡。崇禎帝轉身對袁貴妃說：“你也隨皇後去吧!”袁貴妃哭著拜別，也自縊。崇禎帝召來15歲的長平公主，流著淚說：“你為什麼要降生到帝王家來啊!”說完左袖遮臉，右手拔出刀來砍中了她的左臂，接著又砍傷她的右肩，她昏死了過去。同時也揮劍刺死了自己年僅六歲的幺女—昭仁公主。

崇禎帝又砍死了妃嬪數人，並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張皇后自盡。懿安張皇后隔簾對朱由檢拜了幾拜，自縊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義軍從彰義門殺入北京城。然後崇禎帝手執三眼槍與數十名太監騎馬出東華門，被亂箭所阻，再跑到齊化門（朝陽門），成國公朱純臣閉門不納，後轉向安定門，此地守軍已經星散，大門深鎖，太監以利斧亦無法劈開。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重返皇宮，城外已經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將明，崇禎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崇禎帝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崇禎帝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諸臣驚聞這一變故，大學士范景文及其妻妾，戶部尚書倪元璐與他的一家十三口人，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昭，大理寺卿凌義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與其妻何氏兒子孟章明，兒媳萬氏，左諭德馬世奇並其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劉理順並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兒子、奴僕婢女滿門共十八人，太長寺少卿吳麟征，左庶子周鳳翔與他的兩個妾，檢討汪偉與他的妻子耿氏，戶部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御史陳良謨與其妾時氏，御史陳純德、趙饌，太僕寺丞申佳允，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並母張氏、妻張氏及子，兵部員外金鉉並母章氏、妾王氏及弟錝，光祿寺署丞於騰蛟並妻，新樂侯劉文炳並祖母與弟，左都督文耀及妹、子孫男女共十六人，駙馬鞏永固並樂安公主及子女五人，惠安伯張慶臻並闔門男女，宣城伯衛時春並闔家，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錦衣衛千戶高文采並一家十七人，順天府知事陳貞達，副兵馬司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儒士、張世禧並二子，百戶王某，順天府學教官五人，俱失其姓名，長州生員許琰，俱死之。諸臣死難，惟孟兆祥守正陽門，死於門下。王章、趙撰罵敵而死。范景文、申佳允、劉文炳、衛時春赴井，金鉉、滕之所、阮文貴、張應選投御河，施邦曜飲葯，凌義渠扼吭，鞏永固及樂安公主、張慶臻自焚。其餘皆投環自縊而死。

三月二十一日崇禎帝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將崇禎帝與周皇后的屍棺移出宮禁，在東華門示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過之。”，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當地平民又將他合葬在田貴妃墓中。清軍入關后．將他移葬思陵。

明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處於崩潰邊緣。之後，南方明朝勢力於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權。

南明朱由崧大臣張慎言初議崇禎皇帝之廟謚號為烈宗敏皇帝，顧錫疇議廟號明乾宗。但不被採用。最終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定先帝謚號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明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廟號明毅宗。唐王朱聿鍵謚為明威宗。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年），開始謚為明懷宗，后以“興朝謚前代之君，禮不稱，數不稱宗”為由，去明懷宗廟號，改謚庄烈愍皇帝，清朝史書多簡稱為“庄烈皇帝”。

明思陵神主題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庄烈愍皇帝，當為清朝所加謚號的全謚。

另有書作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改廟號明欽宗等，又有作廟號明烈宗或明敬宗，謚號正皇帝。

● 智除魏忠賢

參見：魏忠賢擅政

天啟帝臨死前叮囑崇禎帝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當時，魏忠賢以司禮秉筆太監提督東廠。魏忠賢的親信田爾耕為錦衣衛提督，崔呈秀為兵部尚書。朝廷內外遍布魏忠賢的死黨。

崇禎帝即位后，魏忠賢不敢公然加害崇禎帝。崇禎帝在入宮當天，一夜未眠，取來宦官身上的佩劍以防身，又牢記皇嫂張皇后的告誡，不吃宮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麥餅。

崇禎像天啟帝一樣，優待魏忠賢和客氏，一面將信王府中的待奉宦官和宮女逐漸帶到宮中，以保證自己的安全。魏忠賢始終無法猜透朱由檢的心思，於是送一些美女給崇禎帝。崇禎帝不好色，對美色毫無興趣。但怕引起魏忠賢的疑心，崇禎帝將送來的4名女子全部留下，仔細搜身，發現4名女子的裙帶頂端，都系著一顆細小的藥丸，宮中稱為“迷魂香”，實際上是一種能自然揮發的春藥。

魏忠賢一計不成，另生一計，就派一個小太監坐在宮中的複壁內，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氳著一種奇異的幽香，以達到催情的效果。這一招，同樣被崇禎帝識破。崇禎帝對此大發感嘆：“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魏忠賢乾脆採用更露骨的試探方式。一些無恥的臣工們仍然不停地上疏，為魏忠賢大唱頌歌。崇禎帝讀這些奏疏的時候，總是“且閱且笑”。魏忠賢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請求停止為他建造生祠。崇禎帝的批複不溫不火：“以後各處生祠，其欲舉未行者，概行停止。”這種順水推舟之舉，抑止了朝野上下對魏忠賢的崇拜，又不致引起魏忠賢的惱怒。

崇禎帝還不斷嘉獎魏忠賢、王休乾、崔啟秀等人。自然，崇禎帝等候時機，暗暗設法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

當時朝廷中的大臣們，都在尋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機的，有不動聲色的，有冒死直諫的。最後倒魏，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賢的黨羽發動的。天啟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農曆），御史楊維垣上疏彈劾崔呈秀，卻美化“廠臣”魏忠賢——“呈秀毫無益於廠臣，而且若廠臣所累。蓋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不愛錢而呈秀貪，廠臣尚知為國為民，而呈秀惟知恃權納賄。”崔呈秀在魏忠賢將門下號稱“五虎”之一，是魏忠賢的得力幹將。而且，由於是魏忠賢的親信，崔呈秀的兒子崔鐸雖然目不識丁，居然中了進士。除去崔呈秀，等於斷了魏忠賢一臂。朱由檢免除崔呈秀兵部尚書一職，令他回鄉守制。這掀開了倒魏的大幕。

官員們彈劾魏忠賢的奏疏接二連三地出現。崇禎帝一直不動聲色，任由臣工們攻擊魏忠賢的浪潮一波勝過一波，中間還得面對魏忠賢的哭訴。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列舉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政、；九、傷民財；十、褻名器。錢嘉征此疏的十條罪名大都可以坐實。於是，崇禎帝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著魏忠賢的面宣讀錢嘉征的奏疏。魏忠賢“震恐傷魄”，立即去找他的賭友——原信王府太監徐應元，討教對策。徐應元勸魏忠賢辭去爵位，也許可以保富貴。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崇禎帝的允許。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一日，崇禎帝斥責徐應元，並再次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賢出京的時候，竟然還帶著衛兵1000人、大車四十餘輛浩浩蕩蕩地向南而去。一這無疑刺激了崇禎帝敏感的神經。於是，崇禎帝接著下了一道諭旨，命錦衣衛旗校將魏忠賢緝拿回京。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親兵散盡的魏忠賢孤零零地呆在客棧中，聽著旁邊房間里一名書生的《桂枝兒》小曲，最後自縊而亡。而清算魏忠賢餘黨的行動也很快著手進行。

● 清算閹黨

此時明朝中央政府機構中遍布魏忠賢的死黨，甚至一批魏黨人物以彈劾魏忠賢的功臣自居，以圖混淆視聽。為此，清算魏黨的戰鬥刻不容緩。崇禎帝先後任命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等人為給事中，任命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人為御史，以糾彈魏黨為職責，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清算風潮。從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至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清查閹黨逆案的羅網撒開。除首逆魏忠賢、客氏之外，共列七類：首逆同謀六人，結交近侍十九人，結交近侍減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結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分別定罪處置。與此同時，崇禎帝下令拆毀各地為魏忠賢建造的祠堂，規定宮中內監不得擅自出京，並要求各地鎮守的太監立即辦理移交手續，火速返回京城。

在定閹黨逆案的同時，崇禎帝逐步展開平反昭雪活動，為一些受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恢複名譽。從理論上講，褒揚正義，剷除邪惡，崇禎帝都一一做到了。除惡揚善，求的是上下齊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論用之實踐的結果卻讓崇禎帝品嘗到了政治的苦澀。

閹黨和東林黨的鬥爭由來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話來說，東林未必都君子，而閹黨未必皆小人也，所謂的清除邪惡一方，褒揚良善一方也只能是相對而已。兩黨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持續到清朝統治初年，一心整飭朝綱的崇禎帝陷入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之中。

明朝自萬曆以來，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之間互相攻擊，終於導致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朱由檢即位之後的首要舉措就是清算閹黨，但這隻能說是第一步，進一步消除黨爭是更加令人頭疼的大事。

● 勤政廉政

據有關史料記載，崇禎帝勤政到為處理公文徹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寧宮拜見宮中最有威望的劉太妃（崇禎帝祖母輩）時，竟然坐著睡著了，劉太妃命人拿來錦被給崇禎蓋上。崇禎醒來后苦澀地說，為處理公文，召見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經兩夜未眠，說罷與劉太妃相對落淚。崇禎帝白天在文華殿批閱奏章，接見群臣，晚上則在乾清宮看奏章，遇到軍情緊急時便連續幾晝夜不能休息。

崇禎帝是明朝自太祖以來罕見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應免日期之外，每日視朝，並參加日講和經筵。一日，他參加日講時，由於疲憊不堪，隨意把腳放到台楞之上。當時日講官文震孟正好講到《尚書》中“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視皇上翹起的腳，崇禎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腳徐徐放下。可見，他對日講也是認真對待，並非敷衍了事。崇禎帝上任伊始，發出“文官不愛錢”的號召。在隨後的日子裡，他一直以身作則：當政17年，宮中沒有進行任何營建，吃穿俱不講究。

● 罪己詔

● 人事

（一）將相

（二）太監

在東北，努爾哈赤在萬曆年間經過30多年的征戰統一了女真族的全部。之後正式稱汗，建立后金，接著努爾哈赤便開始了對明朝的進攻。

崇禎帝啟用已經解職回鄉的大將袁崇煥出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平息后金叛亂。努爾哈赤被袁崇煥用大炮打死後，兒子皇太極繼承了他的汗位，但是疑心太重的崇楨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結果是袁崇煥被凌遲處死，然後傳首邊關示眾，屍體被北京民眾爭買而食，家被抄，但家無餘資。袁崇煥死後，副將祖大壽聞訊大驚，率領部下毀壞山海關而出，直奔錦州，投奔后金。祖大壽給他的外甥吳三桂寫了一封招降信，但這時的吳三桂不從。祖大壽投降后，崇禎帝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統領吳三桂等八總兵共十三萬人前往救援錦州，洪承疇在鎮壓李自成的征戰中，立了大功，但在錦州被圍了六個月，食盡，被俘，投降后金，吳三桂逃走。錦州之戰標誌著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只剩下寧遠一座孤城。

面對內地農民軍和邊外滿洲軍的層層逼近，朱由檢為了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在正常的稅賦之外增加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合成“三餉”。

崇禎三年（1630年），增加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崇禎十年（1637年），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徵“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餘萬兩。崇禎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練餉”，每年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

遼餉、練餉、剿餉（曾議，未實施）等“三餉”的加派，成了崇禎一生的最大污點。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

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滿清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並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築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曆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

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測量日食再次失誤，而同時徐光啟依靠傳教士的幫助，運用西法測量卻相當精確，符合天象。當崇禎皇帝責怪欽天監時，欽天監官員據實說，《大統歷》承《授時歷》已久，他們只是在開國二百六十年後遵守舊法而已，若因循守舊下去，以後不能無差。禮部就此再奏請開局改歷，才得批准。至此開始，徐光啟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被朝廷委任為管理部事的禮部左侍郎，開創了劃時代的偉業——纂修《崇禎曆書》。

明朝聘請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義大利人，參與短期編製）、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參與短期編製）、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伽利略、第谷、開普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陸續編成書。

《崇禎曆書》是中國最早吸收西方先進天文學知識對中國傳統曆法進行改革的大型學術著作。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形成了對中國已相對落後的傳統天文學的衝擊，使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對推動中國天文學向近代模式發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崇禎曆書》完成後，明末朝廷已陷入動蕩之中，新曆法還未及頒行，幾個月後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敗垂成，終明之世未得實施。

明代，煙草經由呂宋（今菲律賓）、越南、朝鮮三條路線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草藥而流行於軍隊中。很快，這種“煙癮”就由軍中蔓延到民間。至明末，煙草已經在民間被大範圍吸食，相關的種植、販賣產業也發達起來。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吃煙的危害，社會上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永樂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後代，京城又是“燕京”，“煙”字諧音“燕”，“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攻破燕京之義，坊間甚至傳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的童謠，這不能不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因此，崇禎帝兩度發布“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官府機構內吸煙，私藏或出售煙草都有可能被處死。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煙。

崇禎帝還是一個好學不倦的皇帝，博覽群書，舉凡《四書》《五經》《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皇祖明訓》《帝鑒圖說》等典籍幾乎朝夕不離手。他還命令武英殿中書，畫歷代明君賢臣圖，寫《正心誠意箴》，製成屏風，分別安放在文華殿、武英殿，以便隨時激勵自己。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后十餘日，朱由檢在皇極殿即皇帝位，改年號為崇禎。在選擇年號問題上，朱由檢頗有斟酌。當時閣臣提供四個年號供他選擇，一為“乾聖”，朱由檢說“乾為天，聖則安敢當”；二為“興福”，朱由檢說“中興甚好，亦不敢當”；三為“咸嘉”，朱由檢認為“咸旁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於是選擇崇禎為年號。

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軍內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請求崇禎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數十萬。崇禎帝居然認為沈迅的建議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將沈迅改任兵科給事中。

崇禎夢“有”

明末清初學者談遷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禎帝夢見有人寫了個“有”字，醒來后告訴太監，有人說這是吉兆。不久，會極門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說“陛下夢后，諸臣革革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崇禎帝龍顏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卻找不到。有人說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姦細。

後來這個事件演變為“崇禎測字”的民間傳說。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軍師宋獻策潛入北京，喬裝成測字先生。恰逢崇禎帝微服私訪，出來散心，看到測字攤，便說：“來，為朕測個字！”宋獻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禎帝。崇禎帝看到路邊“大有糧店”，寫了個“有”字，並詢問大明國運。宋獻策說：“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禎帝說：“先生，我問的朋友的‘友’！”宋獻策說：“這個友是反字出頭，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連一半也剩不下了。”崇禎帝又說：“我問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獻策心說：“你還有準主意呀！”宋獻策說：“皇上乃萬乘之尊，酉字上添二點，下添寸，現在尊字下邊缺大腿上邊沒腦袋，光剩中間一骨節還活什麼勁兒？”

崇禎帝上吊后，在其身上的遺言旁邊又有一行書寫到：“文武百官全都倒東宮行在去。”原來崇禎帝以為內閣諸臣已經看到了他所寫的朱書，卻不知道實際上內傳將朱書送入內閣時大臣們早已四散逃命了，內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並沒有一個人知道此書。當初大內中有一間密室，看管的十分嚴密，相傳其中有劉誠意所藏的秘記在內，說沒有重大變故不能隨意開啟。到此時事情緊迫，眾人開啟來看，看到是一副繪圖三軸，最末一軸圖像酷似崇禎帝模樣，身穿白背心，光著左腳，披頭散髮懸在空中。於上吊后的崇禎帝的情況沒有任何區別。

崇禎十七年，有個朝鮮人崔孝一來到在北京昌平縣城外的崇禎皇帝墓前，絕食七日而死。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事，中國史書是絕不會記載的，但朝鮮的正史和野史卻大書特書，讚美這人是“千古義士”。

《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庄烈帝一》

《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明季北略》

《崇禎長編》

《崇禎實錄》

《國榷》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六日，愛新覺羅·多爾袞以李明睿為禮部侍郎，負責大行皇帝的謚號祭葬事宜，李擬上先帝謚號端皇帝，廟號明懷宗，並議改葬梓宮，后因已葬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貴妃園，不必改葬，改田貴妃園為明思陵。

1704年，即明朝亡國六十年時，朝鮮肅宗為報答壬辰戰爭中向朝鮮派遣援軍的明神宗而修建了“大報壇”。到了1749年，朝鮮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禎皇帝的神位。對朝鮮來說，這三位明朝皇帝對朝鮮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賜予國號“朝鮮”，對朝鮮有“大造之恩”；壬辰戰爭中明神宗救援朝鮮，有“再造之恩”；1636年末清軍侵入朝鮮（即丙子之役），崇禎皇帝對朝鮮有所謂的“東援之恩”——朝鮮向清稱臣很久之後，才知道崇禎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時救援朝鮮。

朝鮮儒臣宋時烈曾得崇禎皇帝御筆“非禮不動”四字，摩刻於清州華陽洞之山崖，后囑託其弟子權尚夏建祠於華陽摩崖下，以祭祀明神宗和明毅宗（崇禎帝）兩皇帝，權尚夏遂在崇禎皇帝殉社所屬干支的甲申年（1704年）建立了“萬東廟”，以祭祀兩位皇帝。

1831年，流亡朝鮮的明遺民後裔王德一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統廟，后增加祭祀明神宗和崇禎帝。九位明朝義士的後人仍然會在每年崇禎忌日這天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2016年，漫畫家狐周周發現大統廟供奉的崇禎帝畫像其實是清朝順治帝畫像，便請該廟主人撤下，並答應為他們合成一幅崇禎畫像。其後大統廟便供奉的是狐周周以崇禎父母形象為原型合成的崇禎畫像。

參見：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

1944年，為明思宗去世300周年。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籌備會延請傅增湘撰文，陳雲誥書丹，潘齡皋篆額，經故宮博物院許可，立該碑於老槐樹旁。

崇禎帝是一個勤政的皇帝，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髮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

崇禎帝執政時期，對於后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后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

曾經強盛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崇禎帝與臣子的關係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后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於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儘管崇禎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帝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帝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監。與此同時，崇禎帝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後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後的機會；而從南明諸政權觀之，朱明皇室在滿清的背景下號召力依舊不容小覷。故而，崇禎帝儘管勤政，卻錯誤百出，不僅不可能中興明帝國，其亡國也幾乎是必然。

崇禎帝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恆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帝表現得極為機智，《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崇禎帝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崇禎帝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朝並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國的良臣與禦敵的良將，但崇禎的凶暴與多疑、懈愎讓這些忠臣良將一個個成為刀下之鬼，而倖存的人只能選擇閉口不言。他本來是有機會的，本來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但他失去了——這看來偶然，卻又必然。

由於連年的災荒，農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燒整個華夏大地，后金不斷侵擾的邊疆，導致軍費不斷激增，而稅收卻無法跟上，這一切的結果導致崇禎年間加稅不斷，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

雖然崇禎帝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進攻，加上崇禎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帝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后金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

史書評價

《明史·本紀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史·流賊傳》：庄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庄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併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庄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余煜：“先帝（崇禎）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

張岱：“古來亡國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慮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

屈大均：“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風雨迷神馭，山河盡國殤。御袍留血詔，哀痛幾時忘！”

蕭徵模：“心匪不仁計則窮，減夫派餉事重重。可憐三百年夭下，斷送憂勤惕勵中。”

多爾袞：①崇禎之亡，天數已定。彼時總有良臣，也濟不得事。②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順治帝：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意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因）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為後代所惓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康熙帝：①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秋，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②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故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俱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

李倧表示：“崇禎皇帝因國勢微弱，不能支保，實非淫虐無道之主也。設有可言之事，我國之道，禮當隱諱而已、悲愴而已，何敢形諸文字，與無母之人（指光海君）並論哉？”

傅維鱗：帝恭儉聰明，凡禮樂刑政，皆其自出。至於防邊固圉，無不竭盡心力。第人經積玩，不能仰體帝心，以致衄繆，天祿永終，非帝之罪也。烈烈而死，從來亡國，未有如帝者。

鎖綠山人：庄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

全祖望：“庄烈（朱由檢）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

乾隆帝：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

孟森：①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將亡，乃曰有君無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風氣未壞，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盡，故無君而猶有臣；至崇禎時，則經萬曆之敗壞，天啟之椓喪，不得挽迴風氣之君，士大夫無由露頭角矣。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②綜帝之世，廟堂所任,，以奸諛險諂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務摧折戮辱，或迫使陣亡，或為敵所禽。至不信外廷，專倚內侍，卒致開門引入。而當可以恤民時，君臣銳意刻剝，至臨殉之日，乃嘆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為辨別用人之准，則救亡猶有可望，乃有幾微大柄在手，即不肯發是心，猶不自承為亡國之君，何可得也！

郭沫若：崇禎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為政“刻薄寡恩”，“急劇失措”；“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看上去儘管像是想要有所作為的“明君”，會做些表面的仁義功夫，實際上卻是“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對種種積弊並不真心設法去解決。

姚雪垠：明朝當時的情況，處處限制著崇禎皇帝的行動，正有種種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興”抱負的約束。

樊樹志：崇禎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國時年僅三十三歲。他受命於危難之際，力挽狂瀾，清查魏忠賢閹黨逆案，撥亂反正，營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從萬曆到天啟，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弊政，壓垮了明朝的統治架構，內憂與外患同時襲來。

張德信：特殊的宮廷生活環境、坎坷多事的命運，造就朱由檢的畸形性格。在皇權遞爭之中，在朝野黨爭之際，在抵禦后金、對付農民起義之時，表現出聰穎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謙恭而又剛愎自恃、勤心圖治而又急躁專斷等複雜情性．最終導致悲劇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