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陵

崇禎皇帝朱由檢，光宗第五子，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皇位於中極殿。次年改元崇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縊身亡。同年四月四日入葬。崇禎皇帝在明代諸帝中是個比較注意恭儉和頗為勤政的皇帝。文獻記載，他即位后，以封疆多事,“罷蘇杭織造”,又“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自己的御用之物，也用銅錫或木製品。他還經常召對群臣，“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批閱章奏，議論時政常至深夜。由於崇禎帝比較勤政，而其他各代亡國之君，多荒淫無道或不理朝政，故歷史上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崇禎皇帝的亡國是“有君無臣，禍貽邦國”所致。崇禎皇帝自己也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而大臣們都是“亡國之臣”。其實通觀崇禎帝治業的失敗，其亡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崇禎帝臨國之初，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還把持著朝政。朝廷上下，吏治腐敗，貪污成風，政治十分黑暗。所以，崇禎帝初入皇宮，保持了較為清醒的頭腦。他先翦除魏忠賢的羽翼，最後懲治魏忠賢。緊接著，崇禎帝又調整了內閣班底。他先後罷免了依附魏忠賢的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榗四名內閣成員。同時，“大計天下吏”，痛掃閹黨餘孽。崇禎帝還根據翰林院編修倪元璐的建議，為遭迫害的東林黨人平反翻案，下令盡撤各處鎮守內沉，改由督托專理邊政。崇禎帝的這些政治措施，使閹黨勢力受到了沉重打擊,“朝端漸見清明”,對鞏固崇禎初期的政治統治起了很大作用。

但崇禎帝即位時，由於內憂外患的嚴重，明朝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東北地區,后金勢力日益強大，遼東重鎮已經失陷。西北地區，更是連年乾旱，蝗蟲遍地，顆粒無收。老百姓不得不吃蓬草，剝樹皮，甚至以泥土、石粉充饑，出現了“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的情況，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特別是王喜胤、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城陷地，聲勢越來越大。

面臨這嚴峻的形勢，加之崇禎帝為扭轉危局過於急躁，對吏治的整治不當，以及心胸狹窄，喜奉迎，惡直言和任人不當，多猜疑，重誅殺等缺點，終於使他勵精圖治，中興明室的願望徹底破滅。風雨飄搖的明朝政權，也被農民起義推翻。

崇禎帝死後，南明弘光政權(福王),為他定廟號為“思宗”，謚“烈皇帝”。后以“思”非美謚，改廟號為“毅宗”。隆武（唐王）時，又定廟號為“威宗”。清軍人關，初定崇禎帝廟號為：“懷宗”，謚“端皇帝”。后以“興朝謚前代之君，禮不稱,,數不稱宗”，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去其廟號，改謚為“庄烈愍皇帝”。

皇後周氏，崇禎帝元配，大興縣人，嘉定伯周奎女。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初卯時迎娶，冊立為信王妃。崇禎帝即位，冊立為皇后，周氏遵旨自縊身亡。南明弘光朝曾為她上尊謚為“孝節烈皇后”，清朝人定中原后，為她上謚號為“大明孝敬貞烈慈惠庄敏承元配聖端皇后”，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改謚為“庄烈愍皇后”。

皇貴妃田氏，陝西人，左都督田弘遇女。崇禎元年(1628年)封禮妃，進皇貴妃。田氏“生而纖妍,性寡言，多才藝”，尤善撫琴，生皇子四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所生皇五子病逝，田妃從此憂鬱患病。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去世，謚“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入墳園內。

思陵雖為帝陵，但這卻是清朝時的事，明朝時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貴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貴妃墓是怎樣升格為帝陵的呢？這還要從崇禎帝自縊身亡那段史事開始談起。

明朝自朱元璋開國曆270餘年，到了崇禎年間社會已極度不安。后金政權崛起東北，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投降。當天夜裡，崇禎帝登萬歲山（即今景山）四望，見大勢已去，易服帶佩刀，欲奪正陽門而出。守門軍不明情況，以為皇宮內變，遂返炮拒擊，崇禎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宮，對皇後周氏說:“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對慟哭說：“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皇後周氏遂自縊而死。崇禎帝自知日暮途窮，連喝數杯酒，下令兩宮及懿安皇后自盡，傳太子及二王改裝出走，又入壽寧宮，劍砍長平公主左臂，殺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天將曙明，崇禎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想孤注一擲，作最後掙扎，但大臣們一個也沒到。崇禎帝走投無路，只好登上萬歲山，在壽皇亭旁的樹下自縊而死。死時“披髮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聯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之誤聯也，朕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聯屍，勿傷百姓一人。”太監王承恩隨崇禎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慟哭，在崇禎帝前跪縊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皇宮，在清宮過程中，沒有找到崇禎帝。李自成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二十日午，才發現崇禎帝己自縊身亡。李自成命人用兩扇門板將帝后屍體停在東華門側，裝入柳木棺內，搭蓋了臨時靈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殯,以紅漆棺殯帝，黝漆棺殯周后。崇禎帝頭戴翼善冠，身著袞玉滲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帶。

帝后棺槨在東華門所設靈棚連停數日，明朝的官員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農民軍將他抓住見李自成。他“以頭觸階，血流被面”。李自成勸李國楨投降。李國楨說：讓我投降必須答應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寢不能發掘破壞；二是用天子禮葬崇禎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應。但難辦的是崇禎帝生前並沒有預建陵寢。其原因按清查繼佐《罪惟錄》記載是這樣的：“崇禎初年，徧求天壽，無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劉誠意孔昭(誠意伯劉孔昭)及張真人甲(真人張甲),協視地，得薊州鳳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丰台嶺”,即今河北遵化清東陵所在地)。雲地善而難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禎十七年)以後，不及事。”於是李自成農民軍只好決定將崇禎帝、后葬入田貴妃的墓中。

田貴妃，即前述的皇貴妃田氏，其墳園建築由工部待郎陳必謙負責營建。但地面建築未成，而明朝已經滅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紙票，文獻記不一)為開田貴妃墓室一事，責令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催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可是，因為當時昌平州“鈔庫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緊迫，時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趙一桂,只好與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商議，帶上工房人員馮朝錦入京稟報順天府。經再三請示，府官始硃批:“著該州各鋪戶捐挪應用，事完再議。”

趙一桂回州后，隨即組織募捐。先後有十人捐錢共350千文（約合銀233.6兩）。其中，劉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紳30千文，鄧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趙永健20千文，劉應元20千文，楊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幾乎只有這點錢鈔，就完成了崇禎帝后的整個葬儀。其中，雇夫頭楊文包攬開挖、掩埋隧道，用銀200兩；搭蓋薄棚三間、小棚兩間，用銀四兩五錢；從紙鋪買紙用銀一兩八錢；從豬戶買豬用銀四兩五錢；從羊戶買湯羊二隻，用銀一兩六錢；從攢盒鋪買素供二桌，用銀一兩；從飯鋪買面及大米飯，用銀一兩；犒賞夫役，用銀二兩四錢；打造開啟玄宮石門用的拐釘鑰匙及石匠開門，用銀五錢；伺候送柩員役酒飯等，用銀五兩五錢；買細連繩用銀四錢；木匠工價用銀四錢；打掃靈棚人夫用銀二錢五分；順天府來人飯錢用銀一兩一錢。

田妃墓隧道長十三丈五尺，寬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地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裡面是三開間的香殿，中間懸掛兩盞萬年燈，內燈油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陳設的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貯在大紅箱內。東間石寢床上鋪裁羢羶，上面疊放著被、褥、龍枕等物。由於地宮內潮濕，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僅一面用錦繡，其餘都用布縫合，金、銀器皿也都是用鉛銅冒充。打開第二層石門，裡面是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上面停放著田妃棺槨。

初四日申時，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內，棺木前陳設豬羊金銀紙札等祭品，眾人舉哀祭奠。祭畢，將田妃槨(棺外木套)打開，先將田妃棺移於石床右側，次安周后棺於石床左側，最後將崇禎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槨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槨之前各設香案祭器，點起萬年燈，遂將兩座石門關閉，將隧道填平。

初六日，趙一桂率捐葬鄉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畢，於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撥夫百名，各備杴筐，舁土為崇禎帝堆起了墳冢。趙一桂、孫繁祉又捐銀五兩，買磚在冢周修築了五尺高的圍牆。

崇禎帝后，在大順農民軍政權的命令下就這樣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為收買人心，籠絡漢族地主階級為清廷效力，始將這座葬有崇禎帝后的妃子墳命名為“思陵”,並改葬崇禎帝后，營建了地上園寢建築。

按《清世祖實錄》記載，清廷下令以禮改葬崇禎帝后，並營建思陵建築，時在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思陵的改葬開隧和營建卻是舉步維艱。首先是工程組織不能迅速落實。該工程本應由工部及內官監負責，但工部卻因缺員而不能分任。內官監雖已責成總理冉維肇，管理高推、王應聘三員內官專司督理，但大概是由於“故君之事，既無賞可冀，又無罰可畏”,所以，雖經原任明朝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化淳屢次勸勉，三人卻總是置若罔聞，三秋已過，冬至將臨，開工仍杳無日期。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說：“禮，為舊君有服，不知諸臣何以置念?且時雖寒冱,地氣尚暖，及今猶可開挖隧道，先妥梓宮，其立碑建亭，姑俟來春舉行，倘再悠忽，是遲一日之工作，即虛一日之曠典，如作速報竣之明綸何？伏乞夭語嚴飭該監刻期赴陵，先開隧道，來春亟建亭碑，萬勿藉詞緩諉沉閣(擱)……庶恩旨信而大義昭垂，芳萬世而無斁矣。”順治皇帝覽奏硃批:“思陵作速經營，已奉有旨，該監何得玩泄？冉維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開隧道，其餘俟來春報竣。如再延諉，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銀兩不能及時到位。在順治帝的嚴旨切責下，負責思陵營建的冉維肇等人只得儘快趨赴工所，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興工開挖隧道，思陵採石等工也正式開始。十二月初，思陵營建所需石碑、石座，均運至北京城北安門外西步梁橋東，並號有“錦壁山（鹿馬山別名）工用”字樣。當時，本應同時並舉的工程計有三項：一是思陵營建，二是葬張皇后於德陵，三是葬萬曆妃劉氏於銀錢山。三項工程估價為3000兩白銀。銀兩的來源，原奉旨賜陵地租銀1500兩，文武百官及內臣捐助1500兩。但事實上，直到該年十二月，陵租雖已徵收，但工程所須銀兩卻不知從何處關領。多方勸捐的650兩雖早在九月初四匯交給工部營繕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銀卻差一半有餘。所以，工程開始時，工部所掌握的銀兩隻有1000兩，而開工時督送至工所的銀兩又只有110兩。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筆太監車應魁、王德化，隨堂太監王之俊、盧維寧等人只得於該年十二月移文內院，催辦銀兩解送事宜。他們在移內院文中說:“工飯乃日用必需，似此零星接續不及，何以措用。乞為總解，方能克濟。今值暮冬，時日有限，倘工飯銀遲滯，束手停工，無米難炊，必致稽誤。……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氣堅固，必需車價覓運到工，不誤明春建立之用。……人匠畢集，工飯諸費，每日必需，勢難停手，矧起運碑石，值茲地堅，正可拉運，所欠捐數仍望內院一為傳諭。至於此工所注賴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萬難少緩。”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順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終於完成。十日，工部尚書興能上奏，請示以余剩銀兩，建造香殿。十二日，順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銀修造事宜，工部看議具奏，欽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吳三桂又捐銀千兩，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暫告一段落。順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學者談遷曾赴思陵拜謁，他在《北游錄》一書中記述了當時思陵的建築規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門丈有二尺，左右各戶而鑰其右。……垣以內左右廡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懷宗端皇帝神位(此處當指享殿內)。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廡如前。中為碑亭，雲‘懷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進此垣，除地五丈則石坎，淺五寸、方數尺，焚帛處。坎北爐瓶五事，並琢以石。稍進五尺，橫石几，盤果五之，俱石也。蛻龍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棗數本。”同書《紀文·思陵記》又謂，思陵享殿為“三楹”(三間),“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稱“內殿”)有額，有金書“思陵”二字。亭內石碑“大明”亦為金字。碑刻“懷宗端皇帝陵”。

順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築又稍有變化。該年三月，陵前新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禎帝“懷宗”廟號。並改謚“庄烈愍皇帝”。陵內石碑、神牌字跡隨之而改。十二月，順治皇帝下《諭修明崇禎帝陵詔》,其具體修建項目不詳於文。但從康熙年間譚吉璁《肅松錄》所記思陵制度看，思陵雖經順治十六年的修建，但並無大的變化。該書所記思陵的建築情況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門十三步，階三，無台，殿三楹，廣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內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設。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題曰‘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為暖閣，長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則庄烈愍皇帝，左則周后，右則田妃，外俱用櫝冒之。周后神主題曰‘大明孝敬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聖端皇后’,田妃神主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樹一株。陵寢門三，距殿址四步，穴牆為門，中廣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則戶矣。明樓距門十一步，不起樓，階四，中開一門，左右夾窗二。碑石廣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龍，方座，高丈許，題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樓十步，長五尺，博二尺。幾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龍。中一方鼎，與諸陵異，皆列於地。寶城距幾甚近，無城，周圍用牆，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繚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間，思陵先後兩次修繕，陵園建築規制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錢陳群奉命祭祀思陵，發現思陵因長期失修，風雨剝落，殿廡傾圮嚴重，遂奏請修葺，並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諭旨辦理。乾隆帝從其所請，下詔修繕思陵。直隸總督那蘇圖奉命督辦該項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報，修繕享殿三間，建造配殿六間，加上大門、二門、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銀及燒造琉璃瓦銀13900餘兩。后又經保定府同知永壽實地複核，認為“享殿三間雖久已倒塌，舊存木植磚塊尚敷湊用，似應添補修葺，其餘牆垣等項酌量粘補。其配殿六間久經傾圮，且地基窄狹，毋庸重修，以省靡費”。此議於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經那蘇圖奏請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將思陵享殿、垣牆修好，配殿廢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順治年間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特命“重為修葺，悉如別陵。並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書金簡等人經實地勘察提出，思陵“僅有享殿三間、碑亭一座，規制頗覺狹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禮改葬，茲復仰奉諭旨，不惜帑金修葺諸明陵寢，似應就現在地勢加築月台，將舊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牆略為加高，寶頂隨牆添土，並將原建享殿三間改造五間，宮門一間改造三間。用彰恩施優渥”。於是，思陵的陵門改建成了硬山頂式的三間門樓，享殿建成了面闊五間(通闊17.3米),進深三間(通深8.5米)的單檐歇山頂式建築。石雕五供之後也建起了無馬道、宇牆的單面牆式的寶城牆，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頂式的明樓。

在陵園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樣，在清代設置有司香內使(守陵太監)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給予香火地畝。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還委派工部堂官一員，赴陵檢查陵園建築，時加修葺。

思陵，雖然終清之世一直是崇禎皇帝的陵名，但在順治、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卻不稱其為思陵而稱之為“攢宮”。

如顧炎武在《昌平山水記》中就直稱思陵為“攢宮”,並加以解釋說:“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殺，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帝陵圖說》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殯于田妃墓，國恥未雪，不謂之攢宮不可也！以陵稱不可也！以思稱尤不可也!”顯然，他們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場上，認為明朝的國恥未雪、君父之仇未報，因此，崇禎帝雖葬于田妃墓中，但卻不能稱“葬”,思陵也不能稱“陵”。他們拒不接受清朝為崇禎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們對清朝統治者的不滿和對明朝的懷念。

清朝滅亡后，軍閥連年混戰，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蹂躪了祖國大好河山，思陵屢逢劫難，殘毀十分嚴重。地下墓室曾先後兩次被當地土匪盜發。1947年，國民黨軍隊為修炮樓，又大規模地拆毀陵園地面建築。至新中國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滿目凄涼，只有墳冢、樓殿遺址、石雕五供、碑石作為珍貴文物保存下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思陵的珍貴文物得到應有保護。

現在的明思陵，雖然沒有金碧輝煌的殿宇樓台，但古陵殘碑，松濤陣陣，仍別有一番意境。特別是殘存下來的石雕藝術品，構思奇妙，雕工精細，頗引人入勝。

石五供，分為前後兩套。前一套，是五個相互獨立的供器，正中為香爐，雕為四足兩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紋。左右為燭台，台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兩邊的是花瓶，瓶腹、瓶項略呈圓形，亦浮雕饕餮紋。五供器各施以石座，與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台不同。後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翹頭式，案面浮雕繩紋，下作悶戶櫥形狀，四腿因項部內收而隨勢彎曲，足部外翻，還保留著明式傢具線腳優美、雄渾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盤，一盤為桔，一盤為柿，一盤為石榴，另外兩盤分別為壽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別有風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龍，碑座前雕五龍，后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獅背負小獅圖案，母獅前還有小獅或作戲球狀，或伏於母獅身下作哺乳狀，形態極為生動，據說，這是象徵古代官爵中“太師、少師”的一種吉祥圖案。明樓內的聖號碑碑陽篆額“大明”二字，下刻“庄烈愍皇帝之陵”七個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陽篆額“欶建”,下刻清順治年間大學士金之俊奉欶撰寫的碑文。

頣和園

故宮

園明園

中山陵

日月潭

十三陵方向出西關環島，前行過大宮門、神路，幾公里后見紅綠燈路口路牌，此處左轉，直行上砂石路進村，路旁有個石牌—泰陵園，穿過村子，沿路直行路過小宮門村，到頭有個小治安崗亭，右轉，不遠有個村子，悼陵監村，思陵就在村子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