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

天啟二年，倪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倪元璐、黃道周、劉理順俱為名臣袁可立門生，死事最為悲壯，天下公認忠烈。

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皆於天啟二年成進士，其時孫承宗、袁可立等為考官，后二公聯兵抗清共築遼海屏障，且二公皆不為閹黨所喜，時人有指其為孫黨者自此始。元璐曾為袁可立撰有《袁節寰大司馬像贊》，言語間充溢著對先師的敬仰。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

暨復命，則庄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叛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后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嘆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

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為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征”，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而維垣則倡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

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為國為民”，而何責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為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藉以誣陷清流，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怍，可勝嘆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為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長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為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認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為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為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為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相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

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

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

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毀《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哄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

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

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向之，深為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閑住。孔昭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

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五月，朝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飆為兵部，與元璐同志，鉤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為，左支右詘，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為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為擾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庄祖誨督剿寇餉，憂為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為奸，元璐請合為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詘，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停運進。月余，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

在袁可立的門生中，黃道周、倪元璐和劉理順皆為國殉，名垂千秋。其中元璐素負時望，亦漸獲重用，思宗頗欲用之，然卻因此深遭小人所忌，而蒙讒言罷歸。元璐自此深知朝政不可為，從此絕意仕途。崇禎十五年（1642）聞清兵入至北京，北京震動，求救兵於天下，元璐毅然盡鬻家產以徵兵，募得死士數百人，馳赴北京。並向思宗陳述制敵之法，思宗拜為戶部尚書，深恨不能早日用之。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逾月，李自成陷北京。城陷之日，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以死謝國，乃分內之事。死後勿葬，必暴我屍於外，聊表內心之哀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

在學書的道路上，倪元璐最得王右軍、顏魯公和蘇東坡三人翰墨之助，以雄深高渾見魄力，書風奇偉。正如黃道周所言倪元璐在植根傳統的同時，又在竭力尋求變化，其學古人，靈活變通，學到舉一反三。其受益蘇字，便能將蘇字的扁平結字特徵，反其道地化為偏長狹瘦的自家構字法則；學王字，卻能把王氏書中居多的方筆，變成自己腕下能隨機生髮的圓筆；晚年用力顏（真卿）字，去其“屋漏痕”意，書風漸趨渾沉，又能將揉、擦、飛白、渴筆等技法引入其中，藉以豐富作品內涵。並以奇險多變的結體，聚散開合隨機應變，再以字距極密、行距極寬的章法布白，呈現出一種奇異的圖像。其行草立軸代表作有《冒雨行樂陵道詩軸》《贈樂山五律詩軸》等。同時代王季重（即王思任）曾戲評倪書如“刺菱翻筋斗”，言其棱峭和動感，

倪元璐的行草書用筆鋒棱四露中見蒼渾，並時雜有渴筆與濃墨相映成趣，結字奇側多變，人曾戲稱“刺菱翻筋斗”，其棱峭生動之姿被刻畫得淋漓盡致。他書法風格的形成，除了他善於從王右軍、顏魯公和蘇東坡等古人的經典中得到滋養，更在於他的“新理異態”使其能自出新意。

與黃道周

“黃、倪二人是袁可立的得意弟子，又同朝為官，更重要的是二人在書法字畫等共同志趣方面最為契合。在得知倪元璐因袁可立辭官自己也要請辭后，黃道周和陳彥升、陳子龍等人，來倪元璐家中勸阻。”（閩南師範大學王翔《黃道周詩歌研究》）

在古代書法的品評中，用“異態”二字稱譽，所見只有宋代的蘇東坡稱張旭的草書“異態生動，號稱神逸”，明代的項穆評顏真卿的書法：“獨其《自敘一帖》，粗魯詭異，且過郁濁，酷非平日異態”。康氏所說的“新”與“異”，有兩層意思：一是不同於一般的明人書法；二是不同於一般的帖學書法，這二者對於倪書來說是統一的。倪元璐書法有明人行書流便秀雅的特點，又有澀勁朴茂的風貌，其源出於帖學書法，又含有碑學特別是六朝碑學的特點。既以風骨凌厲，“異態”高古，清勁奇趣，格調曠達的特點，展現出明代氣勢豪邁、奔放的書風，行書流利猶如“凌魚奮尾，駭龍反拘”，體現明人行書流便秀雅的特點，但又以其不求表面點書之精，這就超越了明代書法的一般風格，能惟求氣勢之盛，集形、意、氣為一體，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書風推向情與美相結合的道路，從而能達“通神”的極高境界。此其一。其二：細讀他的墨跡，結字多抬高右角，竭盡傾斜交錯，危絕救應之勢。如果說倪元璐的這幅書法很講究造型的話，還不如說他更善於用筆，他在用筆上直落直收，斬釘截鐵，筆畫恣意，給人以剛勁暢達之感，其墨濃而厚筆畫重而沉，方整中見婉遒，可窺篆、隸之意趣。加上筆畫字型的粗細大小變化，墨色濃濕乾枯交替，卻又出現險勁中寓古雅的韻律。這就超越了他源出的帖學、碑學書法，將所學融入自己的創造，使之“下筆磊落無俗氣”，難怪後人對他有“筆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勢足、意足、韻足”之“三足”的稱譽。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書風，創造了具有強烈個性的書法，對清末民國初年的書風有過一定的影響。

黃道周《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后》：“同年中倪鴻寶筆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天，時成花女，要非時妝所貌，過數十年亦與王蘇並寶當世但恐鄙屑不為之耳。”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明人無不能行書者，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

秦祖永《桐陰論畫》：“元璐書法靈秀神妙，行草尤極超逸”。

倪后瞻：“倪鴻寶書，一筆不肯學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鋒棱四露，仄逼復疊，見者驚叫奇絕。方之歷代書家，真天開叢蠶一線矣。”

朱長孝著《明末宮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