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士

至唐玄宗時，於翰林院之外別建學士院，選有文學的朝官充任翰林學士、入直內廷，批答表疏，應和文章，隨時宣召撰擬文字。德宗以後，時事多艱，翰林學士成為皇帝最親近的顧問兼秘書官，經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任免將外、冊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等重要文告，有“內相”之稱。其加知制誥銜者即等於暫代中書舍人，因之，充學士者經中書舍人，往往即能升任宰相。

唐代官制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翰林學士一職。

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為內廷供奉之所。但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詞、經學之士外，還有卜、醫、棋、術等各種專門伎藝人員。他們定期入值當班，待詔於院中，以備皇帝召見，陪伴天子下棋、作畫、寫字並為其占卜、治病。總之，他們各以其專長為皇帝游居宴樂服務。此外，皇帝還往往召集一批作為私人參謀的文士，以備顧問。

《唐會要·翰林院》

如《唐會要·翰林院》載，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彥之士為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參決謀議。

《新唐書·劉禕之傳》

《新唐書·劉禕之傳》載，高宗時，召劉禕之、元萬頃等入禁中，“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之權，時謂‘北門學士’。”

《新唐書·百官志一》

至唐玄宗時，始置翰林學士，《新唐書·百官志一》說：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

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翰林學士出現之後，便正式分割了中書舍人制詔之權，於是皇帝的命令被分為內製與外製。

翰林學士所撰，乃直接從禁中發出，故稱“內製”，用白麻紙寫；而中書舍人所撰，為外朝所擬，故稱“外製”，用黃麻紙寫。內製主要是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詔書，而外製則只是一般詔書。

著名人物-白居易

例如白居易就曾擔任過中書舍人，也做過翰林學士，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書制誥”和“翰林制誥”兩種，從中可以看出內製與外製的輕重之別。

翰林學士是一般行政系統以外的差遣，不計官階品秩，也無官署。據說原定額為六員，但《唐會要·翰林院》則說，實“出於所命，蓋無定數”，自六部尚書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天下用兵頻繁，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學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許多軍國要事，甚至不與中書省商議。據《舊唐書·陸贄傳》記載，德宗時，涇原兵變，天子出奔，翰林學士陸贄“行止輒隨從”，“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憲宗時，又於諸學士中選資高望重者一人為承旨學士，參謀禁密，權任獨重，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云：“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這種翰林學士承旨的職權，實際上已經不只是起草文書詔制了，還直接出謀劃策於內廷，分割外朝宰相議政之權，可謂名副其實之“內相”了。

至於五代，翰林學士的選任，則要經過嚴格的考試，《五代會要·翰林院》記載，後唐長興元年（公元930 年）翰林學士劉昫（音虛），在一份奏章中說：臣伏見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余官皆先試麻制（冊封、赦文及任命之類詔書）、答蕃（對少數民族或域外的文書）、批答（對臣下章表的處理批複）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所試並於當日內了，便具呈納。從前雖有召試之名，而無考校之實，每遇召試新學士日，或有援者，皆預出五題，潛令宿構、無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繫於梯媒，得失盡歸於偏黨。今後凡本院召試新學士，欲請權停試詩賦，只試麻制答，共三道，仍請內廷賜題目，兼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劉昫這裡所說的“本院舊例”，當指後唐初年的事。至於在學士中選拔誰當承旨學士，則完全由皇帝決定。

《五代會要·翰林院》記載，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明宗敕曰：“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唐代翰林學士入院后，必須見習一年，遷“知制誥”以後，才有握筆草詔的資格。若是被提拔為承旨學士，一般短期內便可正式拜中書舍人，然後入相。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說，從憲宗到穆宗時的十七年中，承旨學士“十一人而九參大政”。長慶以後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佔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開了後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

翰林學士具有皇帝機要秘書的身份，被天子視為“私人”，因此，在唐後期宦官勢力膨脹的情況下，皇帝時常依靠他們來對付宦官。如順宗時委任翰林學士王叔文主持“永貞革新”，謀奪宦官兵權，大閹俱文珍扼殺這次革新的第一個措施便是削去王叔文學士之職，使王叔文無由“入內商量公事”。文宗時，翰林學士李訓，在皇帝支持下策劃欲盡誅宦官。由此可見，翰林學士在唐後期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中，具有重要而微妙的政治地位，所以最為仕途中人所羨慕。明清時期的翰林雖已不直接預聞政事，而習慣上總以翰林為清貴之選，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還是從唐宋沿襲下來的風氣。

宋代中央的文職機構有翰林學士院，這也是沿襲唐代制度的。唐代有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親信顧問之官，其地位很重要。到了宋代，又特定其資權，變成了一種清要而又顯貴的官員了。宋代能入翰林學士院任職的，都是一些文學之士。學士中資格最老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其下稱翰林學士、知制誥。承旨不常設，其他學士也無定員。學士院的職權是負責起草朝廷的制誥、赦敕、國書以及宮廷所用文書，還侍皇帝出巡，充顧問。實際是皇帝的秘書處和參謀官員。

《通考·職官考八》云：“其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台長，舉武政路矣！”其他官員入院而未授學士，即稱“直院學士”。如果學士缺員，由其他官員暫行院中文書，則稱“學士院權直”或“翰林權直”。《宋史·職官志二》云：“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他官暫行院中文書，謂之權直。自國初至元豐，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不改。”冠有翰林名號，而不屬於學士院，專門為皇帝講解儒經者，稱“翰林侍讀學士”或“翰林侍講學士”，官階較低者稱“崇政殿說書”。

神宗后屢有變化，稱為經筵官，一般為他官的兼職。北宋前期，翰林學士被委任他職者，如任知開封府、三司使之類，並不歸院供職，故必須帶知制誥職者，才真正掌管詔命。直接替皇帝起草麻制、批答及宮廷內所用之詞，稱為“內製”；若單稱知制誥，奉皇帝或宰相之命，分房起草官員升遷、磨勘、改換差遣等制詞，則稱為“外製”，總稱“兩制”。

神宗元豐改制后，翰林學士雖不再另任他職，但仍帶知制誥。遇缺，則以侍中、給事中、中書舍人等兼直學士院。南宋時，有以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而不帶知制誥的。

館閣學士，是宋代特殊的制度之一，除某某殿大學士、學士多為執政大臣之榮銜外，還有龍圖閣、天章閣等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名為典司秘籍，為文學侍從官。其實，凡朝官出任外官，都帶這種頭銜，並非兼職之義。又有直秘閣等官稱，名為館職，是須經過考試的，稱為入館。明清制度，進士一部份因考試優等而入翰林院的，稱為館閣之選，就是由此而來的。但宋代後期的直秘閣，是其他官員的兼銜，名為貼職，並不被看重。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16 說：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之，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秘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

此外，宋代還有一種“殿學士”的銜稱，包括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等。殿學士的資望極高，無職守，無典掌，只是出入侍從，以備顧問而已，然非常人可充任。

《通考·職官考八》說：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可見宋代的“殿學士”是專門作為高官、寵臣的榮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