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
中國明朝末時期由女真人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的政權
后金（1616年-1636年），是中國明朝末時期由女真人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的政權，其國號為金，為區別於金朝，稱之為後金。歷經兩汗二十年，與明朝、蒙古、朝鮮並立，是清朝的前身。
明朝末年國內外矛盾激化，日本侵略朝鮮的萬曆朝鮮戰爭，使明朝國力消耗巨大；同時邊牆以外的海西女真諸部內亂不已，均給了建州女真可趁之機。萬曆十一年（1583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襲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先後兼并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統一了分散在東北地區的女真各部。天命元年（1616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稱汗，國號金，建元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天命十一年（1626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駕崩，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位，改元天聰。天聰元年（1627年）愛新覺羅·皇太極迫使朝鮮成為稱弟納貢。天聰九年（1635年）愛新覺羅·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同時愛新覺羅·皇太極針對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時期的社會矛盾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繼續完善和擴大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史稱“天聰新政”。並改族名為“滿洲”。天聰十年（1636年）愛新覺羅·皇太極稱帝，改國號清朝，改元崇德。
建國之初，疆域東起東海，西至遼東邊牆，南達鴨綠江，北接嫩江，佔據了東北大部分地區。改國號前夕，其疆域已經擴展到長城以北、外興安嶺以南、西起貝加爾湖、東至庫頁島之間的廣闊區域。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確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實際上是一種貴族共和政體。愛新覺羅·皇太極以八旗軍事制度為基礎，削弱女真貴族的權力，改革軍事、政治結構和制度，逐步確立了封建君主專制政體。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正式稱呼是大金，愛新覺羅·皇太極下令國中之人皆稱滿洲原名，禁止稱諸申。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建州女真愛新覺羅·孟特穆（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六世祖）時為明朝建州衛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勢力強大，南下壓迫建州女真。愛新覺羅·孟特穆被殺，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終定居於興京，併入建州衛。南移后，建州女真部與明朝政府交往密切，建州部社會生產力得到提高。
1570年（明朝隆慶四年），建州右衛王杲沿邊作亂，被擊斬后，兒子愛新覺羅·阿台繼續和明軍對抗。遼東總兵李成梁又發動攻擊，嚮導愛新覺羅·覺昌安和兒子愛新覺羅·塔克世在混戰中死亡。這場戰爭使“建州三衛”瓦解，部落零散，各自為政。而此時正是愛新覺羅·塔克世之子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任明朝建州部首領。
1586年（明朝萬曆十四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被明政府襲封為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東海女真部，統一了分散在滿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八旗制度亦在此期間建立，成為後金的一種社會和軍事組織形式。至1605年（明朝萬曆三十三年）時，已對內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此後，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內外聯繫更為頻繁。內外發布政令、布告，記錄各項公務事宜等，都是借用蒙古文或漢文來完成。女真人雖有自己的語言，但女真文字早已失傳，故給日常交流帶來諸多不便，而且由於缺乏懂蒙古文的人使得上下難於溝通。因此，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決心創製自己的文字－－滿文來書寫滿語。
1599年（明朝萬曆二十七年）二月，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下令借用蒙古文字編製滿文。
明朝末年內憂外患，邊防也越來越鬆弛。1603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遷都到赫圖阿拉。1616年（明朝萬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大金”（史稱后金），成為後金大汗。此時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已經統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標誌著后金興起的薩爾滸之戰
1619年（明朝萬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后金與明朝的第一場關鍵戰役——薩爾滸之戰爆發。明神宗任命楊鎬率領四路明軍合擊后金軍，準備直搗后金大本營赫圖阿拉。四路軍的主帥分別為山海關總兵杜松、遼東總兵李如柏、開原總兵馬林和遼陽總兵劉鋌。然而，明軍情報卻泄露給后金軍，使后金軍早有準備。結果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法，即“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以少勝多大敗明軍，從而改變了遼東的戰略格局，使得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此後金採取主動出擊的方針，而明朝相對於后金處於被動局面。
1619年（明朝萬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稱大金國皇帝。
1621年（明朝天啟元年，后金天命六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三月十三日率重兵圍攻瀋陽。瀋陽城很堅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難攻。但由於城中降兵叛變以及后金軍不斷加強兵力，后金軍終攻克瀋陽城。同年，后金軍還成功攻取遼陽，並下令遷都遼陽。
1625年（明朝天啟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后金又決定遷都瀋陽，並改瀋陽為盛京。
1626年（明朝天啟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攻打寧遠，是為寧遠戰役。然而寧遠在明軍將領袁崇煥的防守下久攻不克，后袁崇煥採用紅夷大炮，擊退後金軍進攻，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身患毒疽，不久駕崩。皇八子愛新覺羅·皇太極在一場權力鬥爭獲勝后即位。
漢臣范文程
1631年（明朝崇禎四年，后金天聰五年）正月，后金仿製的第一批紅衣大炮在瀋陽造成，定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這是八旗兵器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軍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愛新覺羅·皇太極在八旗軍設置新營“重軍”，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裝備的新兵種。從此，明軍有的紅夷大炮清軍也開始擁有。
參見：丁卯胡亂、丙子胡亂、后金統一漠南蒙古、清朝
清太宗皇太極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創建后金之後，並逐漸向內蒙古草原進行擴張。蒙古察哈爾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統一蒙古的雄心。位於后金和察哈爾部之間的科爾沁六部和喀爾喀五部，成為雙方爭奪的重要對象。后金即與漠南蒙古（即今內蒙古）察哈爾部發生一些小規模軍事衝突。不過直到此時，由於之前後金的羽翼實力尚未豐滿，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不敢同時與明朝和漠南蒙古進行兩線作戰。薩爾滸戰役大獲全勝后，后金軍繼續攻擊明朝駐守的鐵嶺，大傷元氣的明朝此時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並給予蒙古以經濟方面的好處。於是林丹汗急派內喀爾喀五部、科爾沁部率軍萬餘人馳援明軍，當蒙古援軍抵達鐵嶺時，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已攻陷鐵嶺，在數量佔優且士氣高漲的后金軍的攻擊下，蒙古軍戰敗。鐵嶺、瀋陽之戰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勢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內。科爾沁部部長明安和喀爾喀部的錫伯、卦勒察兩部曾參加反建州的九部聯軍，失敗后科爾沁部嗣部長奧巴首先服於大金。林丹汗率部逾興安嶺攻奧巴，被后金軍敗於趙城（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喀爾喀五部中的錫伯、卦勒察兩部也先後為後金和林丹汗攻滅，其餘巴林、翁牛特、扎魯特三部亦相繼臣服於后金。后金還誘使作為察哈爾東部前鋒的土默特、敖漢、奈曼、喀喇沁四部離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勢力日削。
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位后，決定在南下入關之前解決蒙古這個後背隱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轍。為消亡愛新覺羅·皇太極的勢力，愛新覺羅·皇太極對蒙古各部採取聯姻、勸誘、征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於林丹汗後期在西藏紅教喇嘛沙爾巴呼圖克圖的影響下皈依紅教，引起信奉黃教的蒙古蒙古眾多部的不滿，使得這些部落開始疏遠林丹汗。同時，在後金軍的優勢武力打擊下，漠南蒙古各部逐漸瓦解。林丹汗雖組織力量抵抗，但其下屬已逐漸離心離德，紛紛向後金投降。三月，愛新覺羅·皇太極決定親自對林丹汗進行最後一次決定性的征討戰。在後金軍壓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然而喀爾喀部不願接納他。在愛新覺羅·皇太極的追擊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間部下不斷為愛新覺羅·皇太極的追兵所收攏。
1628年（明朝崇禎元年，后金天聰二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於錫爾哈、錫伯圖、英湯圖一帶（今內蒙古林西至克什克騰旗一線），林丹汗勢力被逐出西遼河流域。
明朝東北防線的崩潰
1634年（明朝崇禎七年，后金天聰八年），林丹汗逃至大草灘（今甘肅境內）一帶安營紮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后，其勢力加速走向崩潰。
1635年（明朝崇禎八年，后金天聰九年），林丹汗之子額哲歸降愛新覺羅·皇太極，並獻上據說是當年元順帝離開中原時帶走的傳國玉璽。漠南蒙古遂被併入后金版圖。
愛新覺羅·皇太極於1636年（明朝崇禎九年，清朝崇德元年）在瀋陽上尊號“寬溫仁聖皇帝”，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年號崇德。
明朝萬曆十六年（1588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統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形成了以赫圖阿拉城為中心，囊括蘇子河、渾河及渾江流域大部的新的勢力範圍。這一範圍大致相當於遼寧省全部，清原南部，撫順東部，桓仁、寬甸北部，東西長二百餘里，南北寬約一百五十餘里。
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后金疆域東起東海，西至遼東長城，南達鴨綠江，北接嫩江。
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東北起庫頁島，東臨鄂霍茨克海，西北迄貝加爾湖，南至長城（遼西到寧遠），西南到宣府鎮（今河北張家口宣化區）、大同鎮（今山西大同）邊外，西達青海（今青海省），北跨外興安嶺。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以後，看到了明朝行政區劃府縣制的優越性，也看到女真自然、社會和歷史情況與眾不同。地廣人稀，到處都是可開墾的肥沃土地，森林、草原資源豐富，土牆草頂的屋舍隨處可以取材構建。加之女真人團體遷徙的傳統，並沒有同哪一方土地結下永久之緣。無論從觀念和生活實際考慮，他們同土地的聯繫遠不如漢人那樣密切，女真人的集團觀念勝於土地觀念，所以不能以地域作為行政區劃的絕對標準，未能像明朝那樣實行府縣制，卻要達到府縣制的效果，努爾哈赤酌金行事，基於圍獵征戰的傳統，有編製軍事組織的便利條件，在學習明軍以不同顏色旗幟作為分伍號令的標誌，在改變了”傳箭為令”的傳統的基礎上，於明朝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創建八旗制度，實現以軍事組織形式的行政區劃。
滿蒙內外勢力的結合，是后金軍事實力的重要基礎。后金置備較為大型的蒙古牧區旗軍，應從天命十一年（1626年）始設科爾沁六旗開始。后金天聰元年（1627年）以後，游牧蒙古旗迅速增加。清朝崇德元年（1636年）以後，其制度始臻完善，從而發展為有名的清代蒙古盟旗制度。
后金天聰元年（1627年），后金派大將阿敏攻打朝鮮，朝鮮國王李倧逃往江華島，史稱“丁卯之役”。后金軍至平山（今朝鮮黃海北道平山郡）時始與朝鮮議和，結成盟誓後撤退。三月，后金與朝鮮結為兄弟之國。按照和約，雙方除互市外，還有“歲幣”，即朝鮮每年要向後金進獻大筆財物。很明顯，“江都之盟”是在強力下籤訂的，對朝鮮來說帶有很大的屈辱性。所謂“兄弟之國”，也是后金為兄，朝鮮為弟；以前女真不時向朝鮮貢納，這時朝鮮卻要向後金納“歲幣”。后金的地位在上升，朝鮮的地位在下降，雖曰“兄弟”，但並不真正平等。朝鮮不甘於這種屈辱地位，且和明王朝仍保持著傳統的宗藩關係，故與后金的兄弟關係一直不諧。以致在九年後發生“丙子之役”。
后金
參見：議政王大臣會議
愛新覺羅·代善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創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為旗主貝勒，轄治旗下人員，兩者之間有著嚴格的君臣君民的隸屬關係。天命年間，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親領正黃、鑲黃兩旗，大貝勒愛新覺羅·代善是正紅、鑲紅兩旗的旗主，二貝勒阿敏主鑲藍旗，三貝勒莽古爾泰轄正藍旗，四貝勒愛新覺羅·皇太極領有正白旗，鑲白旗為皇帝之長孫杜度轄領。皇帝之其他子侄、孫阿巴泰等貝勒，也各自擁有皇帝賜予的若干牛錄。
由於各旗主貝勒的強大權勢及其激烈爭奪皇位，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1622年（后金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貝勒宣布，今後要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新皇帝由八貝勒商議后“任置”，軍國大政由八貝勒議處。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駕崩，經大貝勒愛新覺羅·代善提議，諸貝勒“任置”愛新覺羅·皇太極為新皇帝，以皇帝與愛新覺羅·代善、愛新覺羅·阿敏、愛新覺羅·莽古爾泰為主，輔以諸貝勒，議處全國軍政要務。
愛新覺羅·皇太極對這種“共治國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極力壓抑旗主貝勒權勢，提高皇帝的權力。1632年（后金天聰四年），他借二貝勒愛新覺羅·阿敏放棄永平之事，將其定為欺君誤國十六大罪，幽禁終生，以忠順於己的濟爾哈朗繼任鑲藍旗旗主。后金天聰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貝勒愛新覺羅·莽古爾泰及其親弟愛新覺羅·德格類謀叛大罪，將正藍旗並為己有，獨掌正黃、鑲黃、正藍三旗，並借故訓斥大貝勒愛新覺羅·代善。這樣一來，旗主貝勒的權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難以延續下去了，因而議政王大臣會議應運而生。
東京遼陽城門
1636年（明朝崇禎十年，清朝崇德元年）起，清朝正式進入在皇帝指揮之下，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議處軍國大政的新時期。清朝崇德年間（1636年—1643年），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職掌不算廣泛，各旗內部事務由該旗旗主貝勒處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務，如舉行科舉，僉撥差役，分配人畜財帛，興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關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政務，由各管理部務之王貝勒督責本部官員，分別處理，只是當各部事務“有不能決斷者”，才由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議決。此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之職掌主要有二，一是軍務，“凡遇出師，必先議定而行”，二是審理滿洲王公大臣刑案。
清入關前沒有內閣的名稱。但是愛新覺羅·皇太極統治下的后金已初具內閣性質的內三院。1636年（明朝崇禎十年，清朝崇德元年）三月，愛新覺羅·皇太極改文館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從文館到內三院，雖任職者均為大學士、學士，但分工更明確了，有的負責編考歷史，有的起草敕諭及註釋古今政事得失，還有的向皇帝進講。崇德以後內三院的大學士、學士們對愛新覺羅·皇太極的決策有了更大的影響。
洪承疇
1618年（明朝萬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襲破撫順，不僅李永芳剃髮投降，而且“撫順被虜軍丁八百餘人，又盡髡 為夷……”后金軍攻佔遼陽以後，大肆推行剃髮的命令，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遣三騎持赤幟傳令，自髡者貰（赦免——不殺”）。在他的強制剃髮的命令下，致使“河東之民，無留髫（假頭髮）矣”。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在遼河以東推行剃髮令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確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髮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敵占區去。關於黃衣的活動，《明實錄》記載：“遼陽先是有原任通判黃衣者，廣寧人，袁應泰委視倉借，城陷白髡降奴，奴衣以紅蟒與贏一頭，復人廣寧，為奴遊說。巡撫薛國用執而戮之，具疏以聞。”據《滿文老檔·太祖》記載，1623年（明朝天啟三年，后金天命八年）三月初四日，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派到廣寧去的黃通判被殺，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可能是考慮到他為後金丟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兒子黃延增為守堡，派到武靖營為額真。
赫圖阿拉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下諭，規定了女真與漢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體辦法，說：“前曾諭令諸申人（女真人）、漢人同居一屯，糧則共食，共以草料餵養牲畜。諸申人不得欺壓漢人，勿得掠奪漢人諸物。倘如搶奪侵害，漢人來訴，則治罪。漢人爾等亦勿得無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經雙方事主當面對質，確系偽造，則從重治罪也。……諸申漢人不得糜費或買賣糧谷，倘知有買賣者等，則必治罪。開糧窖時，諸申、漢人合開。漢人、諸申每月每口給糧漢斗四升。”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過程中，把女真人編為八個旗，旗既是一個行政單位，又是軍事組織。每旗下面有許多牛錄，一個牛錄三百人，平時耕田打獵，戰時打仗。這樣既推動了生產，又加強了戰鬥力。
參見：八旗制度、蒙古八旗、漢軍八旗
滿族武士
1615年（明朝萬曆四十三年），建州已經吞併除葉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漢人也多有歸附。麾下牛錄已有百倍於起兵之初的規模。因此，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該年又增設四旗，將原來的旗幟周圍鑲上其它顏色。黃、白、藍旗鑲紅邊，稱作鑲黃、鑲白、鑲藍旗；紅旗則鑲白邊，稱作鑲紅旗。它們與原本的純色的正四旗合稱“八旗”，此後旗色再未有變化。當時各旗尚由大汗與各旗主貝勒分別掌控。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並無民族屬性之分。在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位后的1629年（明朝崇禎二年，后金天聰三年），開始有蒙古二旗的記載。
1635年（明朝崇禎八年，后金天聰九年），后金在征服察哈爾部后，對眾多的蒙古壯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重新整編，大部分蒙古人丁從滿洲旗中撥出，正式組建蒙古八旗，旗制與滿洲八旗相同。漢軍本為後金進入遼瀋地區所獲之漢人軍民，在天命後期被以奴僕的形式分撥給諸貝勒、大臣等。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位后，以編組漢人牛錄、開科取士等手段，提高他們的待遇，使他們脫離奴僕身份，成為擁有單獨戶口的旗籍之人。漢軍單獨編旗始於1631年（明朝崇禎四年，后金天聰五年），1637年（明朝崇禎十年，清朝崇德二年）分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明朝崇禎十二年，清朝崇德四年）再分為四旗。四旗為正青色旗和黃、白、紅鑲青邊。1642年（明朝崇禎十五年，清朝崇德七年）正式編為漢軍八旗，旗制與滿蒙相同。滿洲、蒙古、漢軍均由同一旗主管轄。因為有了這三個部分，一些史料又將八旗稱作“二十四旗”。
正黃旗
從內部階層上來說，八旗制度中大體有外八旗人、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即八旗中的旗份佐領，主要源於清朝入關前的自由民階層，也是整個制度的骨幹成員。上至天潢貴胄、豪門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間雖然存在著許多爵職等級，但都同屬於這個階層。包衣則是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內奴僕和莊園壯丁。旗下家奴是官僚和一部分富裕旗人的家僕。他們沒有獨立戶籍，隸屬於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稱作“戶下人”或“八旗戶下家人”。
后金建立之後，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發展國內商業貿易，后金經濟初步形成，並得到發展。但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用極端的手段干預商業貿易，對廣大漢族來說，這一時期的商業貿易是歷史的倒退。皇太極繼承汗位后，重視國內貿易的同時，積極發展與周邊朝鮮、野人女真、漢族、蒙古貿易往來。通過與朝鮮貿易，轉嫁了國內經濟危機；明朝明朝張家口貿易，不僅換回大量的物資，而且打開進入中原的通道；與蒙古貿易，間接換回中原的物質；與皮島和野人女真貿易，增后金的有生力量力量，並為後金進攻明朝剪除後患。愛新覺羅·皇太極從貿易中換回大量物資，拉攏了滿、蒙、漢上層貴族，通過貿易達到他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目的，為女真人政權的鞏固、進軍中原奠定基礎。
女真經濟的迅速發展還表現在手工業方面。15世紀，女真人尚“不解煉鐵”。到16世紀中葉，女真不僅有自己的冶鐵匠，還有專門的鎧甲、弓箭等各種匠役和“作坊”，制鐵業已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明朝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則開始大規模“炒鐵，開金銀礦”。儘管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時期重視手工業的發展，也培養了一部分女真工匠，但主要還依賴漢族和朝鮮族的能工巧匠，因此，凡來降的各類匠人均厚待之。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派漢、朝能工巧匠到手工生產的各個領域，並讓族人充當甲匠、箭匠，在漢、朝工匠的指點下從事手工業生產。
在漢、朝手工業者的參與下，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時期的造船業也發展起來，能製造船體大而堅固的各式戰船。其中有“佟克申式樣”、“漢人式樣”和“朝鮮式樣”。
朝鮮族手工業者對女真社會的貢獻還表現在紡織業方面。16世紀中期，女真地區雖然產麻，卻不知紡織，到萬曆年間開始自織麻布。但當時“女工所織，只有麻布，織錦刺繡則是唐人所為”。故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對善紡織的漢族、朝鮮族工匠皆予以“厚待”，並按工匠技術高低分成等級，撥給耕地、供給糧食（甚至包括妻、奴），還配以男丁（勞力）作為“余丁”，以代替其耕作，使這些紡織工匠成為專門從事紡織業的手工業工人。
17世紀初，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率領統一后的女真各部逐步遷移到氣候溫和寒暖適宜的遼東地區可耕地帶，最終將政治重心遷移並設立在瀋陽。這是女真人最大規模的遷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衝擊下，女真人逐漸開始適應全新的農耕環境。為穩定社會秩序，后金推行了計丁授田政策，此舉也為女真人的農業生產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栽培農作物除了正確掌握作物習性和生長規律以外，還必須懂得氣候變化和土壤肥力的合理利用規律。民間廣泛流傳的諸如《萬寶全書》類日用百科類書籍，出現在女真人的翻譯書目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東地區生活知識讀物的普及狀況。這些讀物同時影響並豐富了南遷后的女真人讀書生活及農業生產。多樣化農具的使用更能說明農業科技的發展以及傳播的多樣性。
后金建政后，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與愛新覺羅·皇太極都曾開爐鑄幣，“天命元年（1616年）鑄天命通寶錢……尋開局鑄錢二品，依古九州府圖法制之，輪郭外周，錢面作字陽起一為國書滿文，一漢字曰天命通寶，其滿文一品錢質較大。”一直以來，在遼寧與內蒙諸地均出土了許多天命汗錢，也證實了在努爾哈赤建元天命之時即開局鑄幣。然而，天命汗錢從發行之時就產量不多，而且從出土的錢幣來看，質量不一，參差不齊。在天命十年（1626年）正月初二，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就明發汗諭，告停止鑄錢。
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任汗位之後，亦開爐鑄幣。“清太宗文皇帝御極，改元天聰。亦鑄錢二品，一為滿文，一為漢字曰天聰通寶，大小各如舊制”。與天命汗錢相同，天聰通寶同樣是出產量相對較少，質量較差。同時，鑄工也不盡精美，材質不一，厚薄不均。綜上所述，兩朝通寶錢的經濟作用不大，反倒是政治意義以及象徵意義更大一些。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進入遼瀋地區，努爾哈赤頒布了“計丁授田”令。“計丁授田”就是后金政府用國家權力把原來屬於明朝地主、官吏及漢族人民的土地收為國有，再分配給滿族貴族、奴隸主、士兵以及其他滿漢人民。其主要目的是給八旗士兵提供給養。“計丁授田”產生兩種不同性質的生產關係。在滿族貴族和奴隸主分得的土地上，奴隸所創造的勞動產品仍然全部被貴族和奴隸主佔有，奴隸仍過著“奴婢耕作，以輸其主”的生活，“計丁授田”並沒有改變原來奴隸制的生活方式。女真人遷來遼瀋地區的自由民，按“計丁授田”規定所得到的“份地”，自耕自種，按照后金朝廷規定的“納賦之法”，繳納租賦和應差當役。他們就成為後金國家的農奴，體現了封建制的生產關係。
“計丁授田”政策是一個基本上適應該地區生產力發展的政策，因而也是一個適應該地區新的形勢，使該地區封建的生產方式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政策。它對后金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爾哈赤推行了滿漢人等同住、同食、同耕的“三同”政策。名義上是為了安排“遠離本地搬家來、辛苦了”的女真人。實際上是為了達到將漢民奴隸化的目的。這可以從努爾哈赤下達的命令中，得到進一步證實。即，將那些與諸申合住的尼堪，每一口人平均只有三、四升糧食的，又沒有牛、驢的人，要作為阿哈（奴隸）對待。並將其妻、子分送給逮捕的人。在這種形勢下，滿漢民族矛盾又趨於激化，漢族人民反抗滿族統治階級的鬥爭俞演俞烈。漢民打殺滿族官兵和群起“叛亂”的事，史不絕書。致使滿族官兵不敢單獨行走，不敢隨便越過漢民的家門。因此，這次的編庄分丁政策，不僅是對漢民原來的封建的生產方式的大倒退，而且也是對“計丁授田”政策的大倒退。
火炮
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極命總兵官額附佟養性為督造，游擊丁啟明、備御祝世蔭為監造，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等一批漢官漢匠負責製造紅衣大炮。造成以後，賜名“天佑助威大將軍”，后金先是“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這標誌著后金開始進入冷熱兵器並用時期，對后金軍隊的發展壯大具有重要意義。
醫學
女真族醫學從原始奠基時期進入發展時期，始於皇太極時代，其標誌是原始薩滿教衰落。醫生登上歷史舞台；先進民族醫學的傳入和採用。具體說是蒙古醫學、漢族醫學和西方醫學的吸收。使滿族醫學擺脫了原始狀態，進入全面大發展時期。最明顯的是伴隨後金政權的建立，促進官方醫學的崛起，太醫院之設最早當在天聰初年，任命御醫韋盡性為左院判，允祖為右院判。
女真族醫學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又藉助於蒙古醫學和漢族醫學的引進，特別是適應當時環境，蒙古醫學佔有突出的地位。早在努爾哈赤時代，就有蒙古著名醫生墨爾根綽爾濟於天命年間率先來歸，以“精岐黃之術”受到重用。他曾以藥物使“中流矢，命在須臾”的正白旗先鋒官鄂碩起死回生，曾用“熱鑊熏蒸”和“斧椎其骨”以至“手捏有聲”的醫術，使“臂屈不伸”的患者“即愈”；也曾用“剖白聚駝”，將身被三十矢絕地絕地的都統吳拜“置於駝腹”，立即蘇醒。他以“起死回生”之絕技，使女真族正骨醫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震動全民，贏得“神醫華陀”稱號。
建築
后金都城的遷徙呈現出自東而西，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從山區到平原，從河流上游向中下游的遷徙軌跡。都城的修建也從草創時期的簡易的城牆，逐漸發展到青磚青石壘砌。赫圖阿拉城修建之初正當后金政權剛剛建立之時，城牆是用比較原始的方法修建的夯土木椽城，其形制也沿襲了東北地區古代民族及其女真人修築山城的傳統，可以說“赫圖阿拉城是女真人牧獵文化的中心”。遼陽東京城是女真人走出山谷建立的第一座較大的平原城，採用了明朝修築城池的方法，利用比較堅固的土石構築城牆，實際上是在漢人聚居的遼陽城之側修築了具有女真人特點，結合明人的技術所修建的城池。遷都瀋陽之後，隨著建築技術和制磚技術不斷進步，盛京城的修建則以磚石為主，城的形制也從圓角長方形、菱形城發展為規則的四角方形城，而且城牆上的附屬防禦建築也越來越複雜。如門樓、敵樓、錐堞、女牆和瓮城等相繼出現，反映了農耕文化與漁獵文化相結合的文化特徵，尤其是盛京城內宮殿區域的建築最具地域特色。清初的“關外三京”展現出女真人與漢族、漁獵與農耕兩種文化在都城建築上的相互融合發展的過程。從中可以窺見到女真人的歷史發展的進程，實際上就是逐漸與漢族文化走向合流的過程。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興起后，對蒙古採取了既不同於中原漢族皇帝、也不同於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圍獵、賑濟、朝覲、重教等政策，加強對蒙古上層人物及部民的聯繫與轄治。后漠南蒙古編入八旗，成為其軍政的重要支柱；喀爾喀蒙古實行旗盟制；厄魯特蒙古實行外扎薩克制。后康熙帝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清朝對蒙古的撫民固邊政策，其經始者就是努爾哈赤。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開始佔據遼東的時候，對漢人實行“拒敵者殺之，不與敵者勿妄殺”的政策，他優待“尼勘” ，給予了歸降的漢人以民的地位，從他們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看，其身分接近於後金國人，亦即牛錄屬員。考慮到這些漢民與滿洲的文化傳統迥異，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也沒把他們編入八旗。而對即對據城不降、不服從命令的漢人則實施鎮壓、屠殺。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曾直言不諱地對俘獲的漢人說：即使殺了你們，奪取的財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暫時的，有限的。如果收養，你們的手可以出任何東西。用出的東西做生意，生產的好果實、好東西，那是永久的利益。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晚年對漢族政策的急轉直下，進佔遼瀋地區后，獲得大片土地。他實行屯田制，頒布“計丁授田令”，屬民平時自耕自產，戰時為兵。與此同時，后金進入遼瀋，戰勝后搶掠財產、多次毀城，遼民被殺者數以萬計；被俘的漢人則按照以往，強迫剃髮易服，且多被編入女真人家為僕役、或編入農莊為農奴，許多漢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導致了天命晚期后金社會的不穩定。
愛新覺羅·皇太極即位后，內部滿、漢、蒙幾十萬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都聚集在遼河東、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滿族統治者內部等等各種矛盾都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後來，又數次入關擄掠了上百萬人畜，遼東漢人一下子幾倍於滿人。如何穩定漢族人的民心幾乎成為後金勝敗存亡的關鍵。面對“邦家未固”的局面，愛新覺羅·皇太極意識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強調“滿漢人民，均屬一體” ，特別注重消彌和緩和遼東滿漢民族間的矛盾。
此後，愛新覺羅·皇太極屢下諭旨，主要政策有：
• 強調寬待遼東漢人，“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姦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首，概置不論”；
• 強調滿漢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
• 下令禁擾漢人，“有擅取庄民（指漢人）牛、羊、雞、豚者，罪之”；
• 明確規定“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一改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屠戮漢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養”。愛新覺羅·皇太極屢次諭其臣下，對於“凡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把故意擾害漢人的行為視為“隳壞基業”。並規定“管轄漢民各官，以撫養之善否”作為“分別優劣”的考核標準。再三申諭“今後來降之人，若諸貝勒j明知而殺者，罰民十戶；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為奴。”
• 1629年（明朝崇禎二年，后金天聰二年）十月興師伐明，愛新覺羅·皇太極再三申諭“歸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
愛新覺羅·皇太極“恩養”遼東漢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當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爭取遼東漢人民心的作用。
但由於民族的、階級的局限，在處理民族關係上也是袒護滿族，欺壓漢族。首先，他在極力淡化漢族人民民族意識的同時，又極力強化滿人的民族意識。愛新覺羅·皇太極時期，數次入關擄掠上百萬人畜，統治地區日漸擴大，人口劇增，再加上先進的漢族文化以銳不可擋之勢衝擊整個滿族社會，這一切引起愛新覺羅·皇太極的高度警覺。他先是規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在語言方面，愛新覺羅·皇太極針對民族同居、滿人學習漢語的情況，強調漢官、漢民必須學習滿語。當時，不會滿語就會受歧視。不少漢官，“祗因未諳常語常常被訕笑，或致凌辱，致使傷心落淚者有之”。同時，還規定官名及有關城邑名俱改為滿文。本來，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時期曾於1620年（明朝萬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其副將、參將、游擊亦如之。眾牛錄下設千總四員”。愛新覺羅·皇太極則規定，“先照漢人稱呼的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備御，今後再不許叫”，另稱固山額真、牛錄額真等滿語官名。還將一些漢語城邑名稱改為滿語，“其瀋陽城，稱曰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天眷興京” 。此外，在服飾方面，愛新覺羅·皇太極時期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愛新覺羅·皇太極還一再告誡滿族子弟要保持騎射的習俗。力圖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來強化滿族人民的民族意識。
女真人在金朝時期曾依照契丹字創建女真字，但因金國亡於元朝之後中原女真人高度漢化，而東北女真又受到蒙古影響，導致女真文在明朝中後期徹底失傳，以至於明末女真人“凡屬書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漢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所以後來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崛起，深感與明朝、朝鮮往來文書需要反覆譯寫多有不便，於是指示大臣噶蓋和學者額爾德尼二人創製文字來解決這一問題。
起初二者以女真人早已習慣書寫蒙古文為由表示不便製造新文字，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則以“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給以反駁，並提出借用蒙古字母拼寫女真語。後來，二人根據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之意創製而成並頒行，被後世稱為“無圈點滿文”（老滿文），此後再經達海於天聰年間徹底完善，為“有圈點滿文”（新滿文）。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主持創製和頒行滿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書寫公文、記載政事、翻譯漢籍等方面更為便利。翻譯而成的大量漢籍也使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本人及其後世統治者在中原歷代王朝的歷史中吸取了大量經驗。
滿族曾信仰薩滿教。“薩滿”是通古斯語，意為“瘋狂的人”。漢譯為巫師。滿族的薩滿教兼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祇既多祭祀祭祀記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宮廷與民間之別，富者與貧者之別及地區之別、家族之別。清王朝初期，皇宮裡的薩滿多由熟悉愛新覺羅氏族方言而又聰明伶俐的女人擔任，稱薩滿太太，專管皇帝舉行各種神典，口誦滿語祭神，與民間為人治病的薩滿不同。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東北的寧古塔和愛輝等地，滿族仍然保有薩滿教。民間薩滿分兩種，一種是跳神的薩滿，為人治病、問卜、求神驅鬼，另一種是管理祭祀的家薩滿，負責祭祀祖先神。過去滿族的農民“信巫不信醫”，有病先請薩滿跳神，無效才請醫生診治。薩滿祈禱跳神時，頭戴尖帽，綴五色紙條，下垂蔽面，外懸小鏡，身穿長布裙，腰系銅鈴，擊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詞。而家薩滿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時跳神唱滿語神歌，歌頌一年的豐收，或讚頌祖先的功德。
清朝，滿族也有崇信佛教和關羽的，但祭祀儀式仍襲用薩滿祭祀而有別於其他民族。駐防旗人後裔有家中掛祖宗袋的，袋中所裝，為從關外帶來的家鄉的泥土。廣州滿族祭“落廣祖”，所祭為第一代到廣州落戶的祖先。
滿族的髮式和頭飾也很有特點。滿族的男子都要留長辮子。入關以後，要求漢人男子也要留髮，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為止。
滿族婦女與男孩一樣，是滿族婦女的一種典型髮式。滿族婦女行走時，脖子是不能隨意轉動的，顯得很莊重。滿族婦女不僅很講究髮式，也很注意頭飾。在眾多頭飾中，大扁方頭飾最為普遍。這是一根長約30厘米，寬約2、3厘米的銀簪子，橫於髮髻之中。在清朝滿族婦女的上層中，不僅要帶旗頭（一種用青絨、青緞做成的扇形頭冠），而且要插上各種各樣的銀飾，如花針、壓鬢針、大、小耳挖子等。滿族婦女的耳環也與眾不同，他們在耳朵上要扎三個耳眼，戴三隻耳環，這種古老的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瀋陽故宮按照建築布局和建造先後，可以分為3個部分：
東路——為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時期建造的大政殿與十王亭。於一六二五年開始創建，是皇帝舉行“大典”和八旗大臣辦公的地方。大政殿為八角重檐鑽尖式建築，殿頂滿鋪黃琉璃瓦且鑲綠色剪邊，十六道五彩琉璃脊，大木架結構，榫卯相接，飛檐斗拱，彩畫、琉璃以及龍盤柱等，是漢族的傳統建築形式；但殿頂的相輪寶珠與八個力士，又具有宗教色彩。大政殿內的梵文天花，又具有少數民族的建築特點。在建築布局上與十大王亭組成一組完整的建築群，這是清朝八旗制度在宮殿建築上的具體反映。
中路——大清門、崇政殿、鳳凰樓、清寧宮等，於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五年建成，是皇帝進行政治活動和后妃居住的地方。鳳凰樓於1627年—1635年建成，是皇帝進行政治活動和舉行宴會的地方。清寧宮修在三點八米上高上上，是五間硬山前後廊式建築，在東次間開門，寢宮和宗教祭祀連在一起，西屋內三面火炕和火地，窗從外關，煙筒設在後面，這是滿族的建築特點。這些宮殿鑲嵌的龍紋五彩琉璃，栩栩如生，雕刻彩畫精緻生動。中路為清太宗時期續建的大中闕，包括大清門、崇政殿、鳳凰樓以及清寧宮、關雎宮、衍慶宮、永福宮等。
西路——戲台、嘉蔭堂、文溯閣和仰熙齋等，於一七八二年建成，是清朝皇帝“東巡”盛京（瀋陽）時，讀書看戲和存放《四庫全書》的場所。整個建築設計和布局，反映了皇帝的所謂“尊嚴”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
清朝入關前，其皇宮設在瀋陽，遷都北京后，這座皇宮被稱作“陪都宮殿”、“留都宮殿”。後來就稱之為瀋陽故宮。
瀋陽故宮是中國僅存的兩大宮殿建築群之一，佔地面積6萬多平方米，它的規模比佔地72萬平方米的北京故宮要小得多，但是它在建築上有自己的特色。瀋陽故宮是清朝第一位皇帝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開始修築。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駕崩后，第二位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即續修建成功。
| 后金皇帝列表 | |||||
| 廟 號 | 謚 號 | 名諱 | 生卒時間 | 年 號 | 在位時間 |
| 追尊先祖 | |||||
| 清肇祖 | 原皇帝 | 愛新覺羅·孟特穆 | 1370年-1433年 | ||
| 清興祖 | 直皇帝 | 愛新覺羅·福滿 | |||
| 清景祖 | 翼皇帝 | 愛新覺羅·覺昌安 | 1583年 | ||
| 清顯祖 | 宣皇帝 | 愛新覺羅·塔克世 | 1583年 | ||
| 后金大汗時期（1616年-1636年） | |||||
| 清太祖 | 高皇帝 |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 1328年-1398年 | 天命 | 1616年-1626年 |
| 清太宗 | 文皇帝 | 愛新覺羅·皇太極 | 1592年-1643年 | 天聰 | 1626年-1636年 |
風氣
女真人分佈很廣，由於地域不同，生活習慣不一樣，風俗也不同。女真統一后，各民族各部族聚集到一起，風俗雜亂。為了使社會穩定，就要移風易俗，革除陋習。天命四年（1629年），努爾哈赤指出“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移風易俗，實為要務。誠亂者緝之，強者馴之，相觀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殘暴者當使之淳厚，強梁者當使之和順，乃可幾仁讓之風焉。舍此不務，保必克臻上理耶。”在移風易俗中禁止嗜酒、禁煙、禁賭、禁裹足、禁誣等，形成了新的風氣。此外，還禁巫覡邪教，統一民族信仰崇拜等。在清新的文化氛圍中，各民族、各部族的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增強了八旗的整體意識。
飲食
女真人入關前，正是女真興起時期，戰爭頻仍。奴隸制、封建制國家不斷發展的時期，作為特定時期的女真人飲食文化表現出等級性、政策性、外來性和不斷完善性等鮮明的時代特徵。這些特徵對入關后女真人飲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其中許多因素深深積澱於女真人傳統飲食文化。另一方面，等級性的增強、諸種封建禮制的完備和對外來飲食文化接受，則為入關后女真人飲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服飾
女真人入關前，服飾面料主要有兩類，即毛皮和紡織品。毛皮主要包括貂皮、猞猁猻、虎皮、貉皮、狐皮、狼皮、豹皮、灰鼠皮、羊皮、鼬皮、狸皮、銀鼠皮、水獺皮、騷鼠皮、灰鼠皮等。這些毛皮中以黑貂、玄狐為最高貴。也有專門使用毛皮的某一部位如貂蹄、狐肷等拼縫製成一件衣服，在對毛皮的處理上還提到染色的方法。毛皮在使用上可以毛朝外製成端罩，毛朝內挂面製成襖或袍，可以製成披領或領子，也可以毛皮鑲邊。紡織品主要有棉布、絲織品。棉布包括大毛青布、小毛青布、佛頭青布、翠藍布等，都是不同深淺的藍布。根據《布經》記載，佛頭青布、毛青布是一種深青色的棉布。絲織品有蟒緞、倭緞、帽緞、妝緞、補緞、綢、澎緞、紗羅、紡絲等，其中蟒緞為有龍或類龍紋（蟒、鬥牛、飛魚）的緞織物，補緞應該是一種有團花、團龍紋圖案緞織物，倭緞是一種起絨織物，也稱為天鵝絨。蟒緞、補緞、倭緞、妝緞是相對較為高貴的絲織物，而且這些絲織品並非本地所產，基本靠明朝賞賜、商品交換和戰爭掠奪獲得。入關前女真主要的服飾有朝衣、袍、褂、端罩、襖等，除朝衣外，男女服飾區別不大。
髮式
女真人的髮式和頭飾也很有特點。女真人的男子都要留長辮子，入關前後，均要求漢人男子也要留髮，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為止。
女真人婦女與男孩一樣，成年後才蓄髮，或綰或髻。髻的樣式和名稱有好幾種，如兩把頭、架子頭、大盤頭等。其中以兩把頭最為普遍，是女真人婦女的一種典型髮式。兩把頭就是將長發梳理整齊以後，束在頭頂上，然後分成兩綹，並梳成一個橫的髻，將其餘的頭髮梳成一個呈燕尾形的扁髻，壓在脖頸的後面。因此，女真人婦女行走時，脖子是不能隨意轉動的，顯得很莊重。女真人婦女不僅很講究髮式，也很注意頭飾。在眾多頭飾中，大扁方頭飾最為普遍。這是一根長約三十厘米，寬約二、三厘米的銀簪子，橫於髮髻之中。
喪葬
天聰八年（1634年）二月，皇太極定喪祭焚衣及殉葬例。自貝勒以下，牛錄額真以上，凡有喪喪者許焚冬衣、春秋衣、夏秋衣一套，不足此數者聽之，如舊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數。若逾定數及無舊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發、俱坐應得之罪。夫死其妻許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強逼侍妾殉者，其妻論死。其違律自殉者，棄其屍，仍令其家賠婦人一口入官。
與明朝
努爾哈赤祖、父死後，明邊將歸還其祖、父屍體，另放書三十道、馬三十匹，晉陞努爾哈赤為都指揮使。努爾哈赤要求明邊將處死尼堪外蘭，偏袒偏袒祖尼堪外蘭，努爾哈赤滿懷仇恨，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其祖、父十三副遺甲起兵，開始了討伐尼堪外蘭的鬥爭，終於萬曆十五年（1587年）統一了建州女真，殺死尼堪外蘭，築佛阿拉城在統一建州過程中，努爾哈赤對明朝唯命是從，經常到撫順送還本部所掠人口，表示忠於明廷。這樣，萬曆十七年（1589年），努爾哈赤由都指揮使升為都督僉事。
隨著建州女真的強大，努爾哈赤開始統一女真各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爆發了建州與葉赫、烏拉、輝發、哈達、珠舍里、訥殷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九部聯軍的戰鬥，建州勢力大增。此時，努爾哈赤對明朝仍是忠順從命，稱臣納貢。“女真國”的稱號只是對內使用，對明仍報建州首領身分，並先後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三次入京朝貢。這樣，明廷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晉陞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
努爾哈赤統一海西三部以後，攻打葉赫遭到明廷干涉干涉涉，只好放棄，且向明邊將申訴兵討葉赫的理由。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由巴克什、額爾德尼宣讀表章，稱努爾哈赤為大汗，國號“金”，年號“天命”，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為天命元年。后金建立了，但對明廷仍不敢公開打出“金”的旗號。隨著“后金”的建立和發展，與明的矛盾日益增加，努爾哈赤於天命三年（1618年）以《七大恨》訴告於天，誓師伐明。
后金軍出兵撫順，很快撫順、東州、馬根單失守，入鴉鵲關攻下清河城。頑強的后金給羸弱的明王朝以重重的一擊。就此努爾哈赤也未想完全斷絕與明的君臣關係。后金軍攻下撫順城后，放回明東廠差役張儒紳等四人，攜帶奏文自稱“建州國汗”，后又差人迴文明廷要求尊封為王，得到原有撫順五百道敕書及開原的敕書，加緞三千匹、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只有這樣才肯赴貢罷兵。撫順、清河之役后，明廷拒絕了努爾哈赤的要求。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軍與明軍大戰於薩爾滸山。努爾哈赤採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戰略；大敗明軍，薩爾滸之戰是明金政局轉折的關鍵一仗。它震撼了腐朽的明王朝的統治，努爾哈赤對明畏懼畏懼俱，公開亮出“大金國”的旗號，與明廷並稱“北朝”、“南朝”。
天聰六年（1627年），皇太極給袁崇煥去信，提出議和條件。同年又向明帝奉書，希望早日議和。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又書信給袁崇煥，如此這般信使頻繁往來。皇太極一再讓步，表示可以去天聰年號，把自己列明帝之下，但不得與明臣並列，必須保留後金在遼東的地盤，接受明朝的封典，講和的禮物從減等等。議和對后金來說不過是權宜之計，皇太極要通過和談穩定局勢，取得足夠的時間來鞏固和積蓄力量。明朝始終以“宋金議和”為戒，絕不上當。但皇太極還是一直高舉和談的大旗。一面要求與明議和，一面不斷地進行征討明朝的戰爭。
與蒙古
● 科爾沁部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嫩江蒙古廓兒沁國主瓮剛代、莽古、明安、實伯部、刮兒恰部”等曾參與了以葉赫部為首的攻打努爾哈赤建州女真的九部之戰，結果大敗而歸。努爾哈赤為了爭取和招撫嫩江科爾沁蒙古等族，採取了優待並釋放所俘獲的20名蒙古戰俘的策略。這一舉措使科爾沁蒙古部主既見其兵威，又感其恩德。主動與努爾哈赤建立聯繫。努爾哈赤也厚待來使，以禮往來。隨著建州女真的統一強大和后金政權的建立，努爾哈赤繼續採用結盟的策略拉攏和招撫嫩江流域的科爾沁蒙古，而科爾沁蒙古等在察哈爾蒙古林丹汗的壓力下，漸漸倒向後金政權。他們或派使者或親自到后金國朝見努爾哈赤，雙方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到天命九年（1624年），為了共同對付察哈爾蒙古林丹汗的侵擾，努爾哈赤派使臣到嫩江等地“與科爾沁蒙古台吉奧巴、阿都齊達爾汗、戴青、蒙果等會盟”。雙方互相派遣使臣舉行儀式，刑牛馬祭天地，結盟修好。這樣，嫩江流域的科爾沁蒙古等部先後歸附后金政權，成為後金政權可靠的同盟。
在實行政治聯盟的同時，努爾哈赤及皇太極父子還採用聯姻的策略進一步加強和鞏固與科爾沁蒙古等部的聯盟關係。到清朝入關前，后金皇族公主下嫁給科爾沁蒙古部首領的約有10餘名。姻親關係使嫩江流域的科爾沁蒙古等成為後金政權最親密的盟友。為了控制嫩江流域的科爾沁蒙古,努爾哈赤及皇太極父子還特別重視從名和利方面對其上層進行籠絡，賜名封爵便是一項重要的策略。努爾哈赤父子的禮遇封賞策略，將嫩江流域等地的科爾沁蒙古等部完全吸引到后金政權的陣營之中。
由於長期處於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的渙散狀態之中，蒙古各部的紀律性極差，雖然他們相繼歸附后金，但背盟反叛、不聽指揮的事情時有發生。皇太極即位后，對歸順的科爾沁蒙古等部實行了嚴肅法紀、賞罰分明的策略，用后金政權的法令來嚴格約束科爾沁蒙古等部，使之成為後金政權俯首貼耳的忠誠臣僕。為了進一步控制歸順的蒙古各部，皇太極等又通過編旗等策略，使黑龍江西部地區的蒙古各部徹底臣服,並使之成為後金政權創基立業的一支最可靠的生力軍。
● 察哈爾部
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和漠南蒙古的關係，大體可分兩個階段。從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秋，擊敗九部聯軍，到天命四年（1629年）十一月與喀爾喀部長會盟為第一階段。在這階段中，漠南蒙古科爾沁部、扎嚕特部、巴約特部相繼與努爾哈赤和好或聯姻，友好往來頻繁。此外，雙方也有過戰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天命四年（1619年）七月。當時，努爾哈赤率軍攻打明朝鐵嶺城、漠南蒙古喀爾喀部貝勒齊賽等，引兵萬餘，企圖乘夜伏擊努爾哈赤。結果齊賽戰敗被擒。從天命五年（1620年）察哈爾林丹汗遣使齎書，到天命十年（1625年）擊敗林丹汗，是清太祖時期和漠南蒙古關係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和漠南蒙古關係中，努爾哈赤極力團結其它各部，集中力量孤立和打擊林丹汗。這正是林丹汗和明朝結盟的必然結果。當然，林丹汗的飛揚跋啟，肆意凌辱其它各部，也給了努爾哈赤可利用的條件。
天聰年間（1627至1636年）皇太極對漠南蒙古的關係，是繼太祖之後的第三個階段。集中力量徹底擊敗察哈爾部林丹汗，逐漸臣服漠南蒙古，是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在短短的幾年裡，皇太極就徹底粉碎了林丹汗勢力，在對漠南蒙古的關係中取得了顯著進展，這是他對漠南蒙古政策的結果。皇太極基本上繼承了努爾哈赤對漠南蒙古的政策，表現為懾之以兵，懷之以德”。不同的是他偏於“懷之以德”。出現這種變化，首先是因為皇太極時期后金力量日益壯大。在對明朝進攻中，皇太極的軍隊曾多次深入到北京附近。對明朝軍事方面的迅速進展，使皇太極更加感到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只有早日臣服漠南蒙古，才能鞏固住對明的戰績。而要早日達到這個目的，採取懷柔措施，既比軍事進攻有效,又能保證集中兵力對付明朝。
● 喀爾喀五部
喀爾喀五部同努爾哈赤的建州女真來往，始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當時，巴岳特部的老薩（又作老思、老撒，索寧岱青之子）遣使隨科爾沁部明安前往建州女真。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老薩之兄達爾漢貝勒、恩格德爾亦遣使聯絡努爾哈赤，並贈馬二十匹。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喀爾喀五部使臣在巴岳特部恩格德爾的引薦下前往建州女真，會見努爾哈赤，並給他贈上昆都侖汗之號。此後，咯爾喀五部封建主同建州女真建立了友好關係。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札魯特部台吉鍾嫩和額爾濟格率先同努爾哈赤聯姻。天命二年（1617年），努爾哈赤將侄女遜戴嫁與巴岳特部恩格德爾為妻。這樣，喀爾喀五部中的札魯特和巴岳特二部，以聯姻方式密切了同女真的關係。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大軍攻克明朝鐵嶺衛。當時，翁吉刺特部的宰賽同其二子色特希爾和克什克圖並札魯特部之色本、巴克等人“以兵萬餘助明”，而被后金俘虜。努爾哈赤將他們囚禁起來。翁吉刺特部是喀爾喀中最雄強的一部，宰賽又是五部封建主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努爾哈赤遂以宰賽為人質，要喀爾喀五部援助其對明朝的戰爭，並表示只有在喀爾喀五部派攻克攻克克明朝廣寧衛之後，才考慮釋放宰賽。喀爾喀五部於是年派遣了一個龐大的使團赴后金，同努爾哈赤獻血為盟。喀爾喀五部表示：雙方“與明國修怨，務同心合謀”。隨後，努爾哈赤釋放宰賽之子克什克圖回營“保守人畜”，另一子隨其父留於後金。次年，又釋放札魯特部之色本回營。當時，蒙古林丹汗以“聯明抗金”的既定方針要求喀爾喀五部封建主解除同后金的聯盟，致使喀爾喀五部在聯明與抗金的政治選擇上搖擺不定。天命五年（1620年），發生了札魯特部“劫掠”后金使臣的事件。因此，后金宣布喀爾喀五部貝勒“負盟”。
天命六年（1621年），巴岳特部之達爾漢巴圖魯（明籍作卜兒亥）和翁吉刺特部巴哈達爾漢（明籍作暖兔）屬下乘后金攻克瀋陽之際，到那裡“劫掠”，遭后金殺戮二十餘人。這樣，五部同后金的關係趨於惡化。同年八月，喀爾喀五部以宰賽二子一女為人質，並以一萬頭牲畜為代價贖回宰賽。從此，弘吉刺惕部歸附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努爾哈赤釋放同宰賽一起被俘的札魯特部台吉巴克。同年四月，后金出兵消滅了札魯特部昂安及其屬眾。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派次子代善率大軍出征札魯特部，俘獲巴克等十四人，“盡獲其子女、人民、牲畜而還”。天聰元年（1627年），札魯特部又受到來自蒙古林丹汗的攻擊，部分封建主奔往科爾沁部避難，天聰三年（1629年），札魯特部最終歸附后金。巴岳特部達爾漢巴圖魯之子恩格德爾既與后金聯姻，便索性於天命九年（1624年）攜其弟並屬下舉部遷居后金境內。努爾哈赤“以平虜堡人民賜之”。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以巴林部“背盟，私與明和”為借口進軍巴林部，殺掉蘇巴海之孫囊努克。隨後，巴林部一些封建主開始歸附后金。天聰二年（1628年），巴林部亦遭到林丹汗的進攻，塞色爾、塞令等率部投降后金。烏齊埒特部之炒花，在巴林部遭到后金進攻時，非但沒有派兵援救，反而逃至西刺木倫河以北袖手旁觀，為此，曾受到林丹汗的嚴厲譴責。天命十一年（1626年），林丹汗調炒花率兵同明朝聯合對付后金。這時，后金急速進攻炒花，烏齊埒特部被擊潰，其大部分部眾逃入察哈爾部。
● 右翼三部
后金於天聰六年和八年（1632年至1634年）兩征察哈爾部，林丹汗率部向西遷往青海，許多部眾脫離林丹汗東來。右翼的鄂爾多斯部濟農額林沁、土默特部博碩克圖汗子俄木布也乘機擺脫林丹汗的控制，率部歸附后金。而喀喇沁部把都兒（即俺答弟）的子孫在察哈爾的征服中受到重創，部眾離散。自天聰二年（1628年）始紛紛率部投降后金。
后金對鄂爾多斯、土默特、喀喇沁採取特別的政策。通過剝奪喀喇沁和土默特貴族對其屬民的統轄權，直接控制這兩部，壟斷了原蒙古各部與明朝貿易的市口。后金當時還沒有入主中原的準備，所以不得不出此策。這樣，因為與明朝建立貿易關係而名聲顯赫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後裔子孫（除了鄂木布楚虎爾一支外），入清后全部失去了對其屬民的領有權，降為庶民。喀喇沁部把都兒子孫也在察哈爾與后金的權力交替中全部降為庶民。鄂爾多斯部則因為居地偏遠，在明蒙貿易中無足輕重，所以清廷為不驚動明朝保護市口，仍維持其原狀，入關后才授予扎薩克職，建立了旗分。
與朝鮮
努爾哈赤統治時期非常清楚，一向聽命於明廷，對明稱臣納貢、給予明朝軍事經濟援助的朝鮮的存在，已威脅到它的安全，成為其征伐明朝統一中原的後顧之憂。因此，后金視朝鮮為眼中釘，一直伺機消滅它；但由於努爾哈赤政權需專力同明王朝相抗衡，尚無足夠實力來旁顧東鄰朝鮮，故只好暫時對朝鮮採取積極的拉攏、緩和政策，極力通好於朝鮮，以達到兩國之間不再發生正面武裝衝突，且使朝鮮不再出兵助明，從而避免腹背受敵，消除後顧之患，穩定後方的戰略目的。懾於後金方面的強大軍事壓力，光海君堅持與努爾哈赤書信往來，並約定“通和息兵”“各守封疆”。不過對於努爾哈赤提出的締結盟約要求，光海君不敢答應，因為明皇朝畢竟還存在，光海君還要顧及君臣關係，不敢私下與努爾哈赤簽訂文字協定，以免讓明朝抓住把柄而責怪朝鮮。從后金方面而言，儘管沒能達到與朝鮮結盟的目的，但后金並沒有放鬆對朝鮮的爭取，一方面，努爾哈赤致書朝鮮光海君予以威脅道“惟明是助,異日勿怨我也”；另一方面，繼續加強挑撥朝鮮與明關係的工作，以圖朝鮮脫離明朝，加入后金一方。
天聰元年（1627年），皇太極出兵朝鮮，這場戰爭在清朝被稱為“丁卯之役”，朝鮮史書則稱之為“丁卯虜亂”。后金的軍事行動出乎預料地順利，由大貝勒阿敏率領的金兵正月初八日進入朝鮮，正月二十六日就抵達平壤（今朝鮮平壤直轄市）。面對大軍壓境，朝鮮軍隊望風自潰，朝鮮國王李倧逃亡江都（今韓國仁川廣域市江華郡）。雙方最終在三月初達成和約，先後在江都、平壤舉行盟誓，約為兄弟之國。這是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前後兩位后金汗王對朝鮮政策的不同之處。
不管是努爾哈赤統治時期，亦或是皇太極統治時期，他們在開展對朝鮮關係時，都考慮到了明朝在其中的作用問題。此時的明朝儘管已經衰敗，但仍是統治中國的正統王朝；后金儘管強大，但只是佔據東北一隅的地方政權；朝鮮與后金開展關係，必然要遵守封貢體制的規則，顧及明朝的態度，明廷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因此這是涉及到后金、朝鮮、明朝三方關係的問題。不過，努爾哈赤后金政權與光海君時期的朝鮮、明朝的三角關係，同皇太極后金政權與朝鮮仁祖時期的朝鮮、明朝的三角關係，不盡相同。努爾哈赤時期的后金勢力尚未強大，明朝儘管已日薄西山但尚存實力，作為中間力量的朝鮮則在正確地估計后金力量的基礎上，繼續維持與明的宗藩關係，因而該時期可謂三足鼎立局面。皇太極后金時期，儘管朝鮮積極推行“親明反虜”政策，但由於明朝日漸沒落，已全無天朝大國的威嚴和地位，加之皇太極又以軍事征服了朝鮮，使朝鮮先成為“弟”國，繼之以“臣”國，故此時期的三邊關係勢力並非是均衡的。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后金
- 外文名
- The After Jin Dynasty
- 別名
- 金、大金
- 帝王
- 都城
- 天眷興京（1616年-1621年）、東京城（1621年-1625年）、天眷盛京（1625年-1636年）
- 民族
- 貨幣
- 天命汗錢、天聰汗錢
- 宗教
- 政治體制
- 君主專制政體
- 主要城市
- 建立時間
- 1616
- 滅亡時間
- 1636
- 官方語言
- 面積
- 205000 km²(1626年)
- 創立者
-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 末帝
- 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
- 所屬國家
- 中國后金
- 後身
- 國號停用時間
- 1636年（明朝崇禎九年，清朝崇德元年）
- 民族機構
- 監察機構
- 都察院
- 繼承國
- 大清
- 行政機構
- 內三院、六部
- 軍事制度
- 八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