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

漢語(Chinese language)即漢民族共同語，是世界主要語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14億（3000萬人作為第二語言）。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準語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東北官話為輔助逐漸形成的。它的標準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準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範，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範的語法，儘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範，沒有地方語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漢語的超方言性對維繫中國的統一起了巨大的作用。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但是文言文中的某些部分仍以成語的形式保留在現代漢語中。

漢語無任何時態變化，動詞、形容詞也無變化，無連讀，語言簡練，發音清晰，語速緩慢。

漢語主要分佈的國家和地區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蒙古、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寮國、朝鮮、韓國、日本、美國西部州和夏威夷州等國家和地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會說漢語的人大約有16億，居世界人口數量使用語言第一（佔世界人口使用語言五分之一）、使用廣泛度居世界第三（第一為英語，第二為西班牙語，有5000多萬外國人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如馬來西亞等）。漢語是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語言時間最長的語言之一。漢語的歷史演變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漢語的書寫系統——漢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樣直接知道同一個字歷史上的發音。幸運的是，在漢字（特別是形聲字）、詩歌的韻律以及對外國人名的翻譯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漢語存在於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紀），文字記錄有青銅器上的刻銘、《詩經》、歷史書書經以及部分《易經》。據《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記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周朝建立時期就開始實行語言文字的統一。春秋初期，見於記載的諸侯國還有170多個。至戰國時期，形成“七雄”，“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先秦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稱為“雅言”的共同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秦朝重新統一之後，進一步規範了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

這種漢語使用於隋朝、唐朝和宋朝（7-10世紀），可以分為《切韻》（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廣韻》（10世紀）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漢把這個階段稱為“古代漢語”。語言學家已能較自信地重構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這種證據來自幾個方面：多樣的現代方言、韻書以及對外語的翻譯。正如印歐語系的語言可以由現代印歐語言重構一樣，中古漢語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總結漢語的語音體系，這些資料仍然是現代語言學家工作的基礎。最後，漢語的語音可以從對外國語言的翻譯中了解到。

近代漢語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以早期白話文獻為代表的漢語。《水滸傳》《西遊記》等書所用語言即為近代漢語。

現代漢語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漢語。 1913年，讀音統一會通過投票方式確定了“國音”標準，這種標準音習慣上稱之為“老國音”。1923年，當時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決定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現代漢語是現代漢民族使用的語言。廣義的現代漢語包括漢語的各種方言，即不同地區的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語言都是漢語，只是在語音、辭彙、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而狹義的現代漢語則是指“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所代表的標準現代漢語也是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

對外漢語是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國家或民族的人為對象的漢語教學。也稱為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或者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相應專業為高等院校培養具有較高外語文化修養且能以外語為工作語言的漢語和中國文化教師，為旅遊和各類涉外部門培養導遊和翻譯人才。

主詞條：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

狹義的“漢語”僅指現代標準漢語，是以北京話為標準語音、以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在非表音情況下，僅指現代白話文的書面語，其他的方言白話文不能作為書面語。中國的中小學中教授漢語的文字、語法、文學等的科目叫語文、中文、國文等，都是漢語文的稱謂。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語文課，以普通話授課；在香港和澳門因通行粵語，所以學校會以粵語授課。中國大陸、中國港澳的“普通話”、中國台灣的“國語”、海外華人華僑的“華語”大體上是相同的，只在個別字詞的讀音上有些微區別。此外，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是以繁體中文為主要文字的地區。

中國的語言學家多認為漢語是一種單一的語言，但國外部分語言學家和中國國內的一些語言學家以及一些地方主義者認為漢語作為一個語族是官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等語言的統稱，即漢語是由一簇親屬語言組成的語族，但綜合起來看仍是一門語言。

漢語是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文之一，亦為當今世界上作為母語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除中國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是廣泛使用漢語的國家。在中國港澳地區和新加坡，漢語被定為官方語言，而在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作為非法定的行政用語。很多國家都開始將漢語列為第二語言，加入授課內容。

主詞條：漢語方言

在2007年的國際認證ISO 639-3國際語種代號的編製中，國際標準化組織把漢語分為13種方言，閩東方言（cdo）、晉方言（cjy）、官方言（cmn）、莆仙方言（cpx）、徽方言（czh）、閩中方言（czo）、贛方言（gan），客家方言（hak）、湘方言（hsn）、閩北方言（mnp）、閩南方言（nan）、吳方言（wuu）、粵方言（yue）。

但在西方語言學里，原則上，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應該被定性為語言而非方言。由於不同吳語、閩語、粵語等使用者在口語上不能互相通話，它們被某些人定性為語言。

目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以普通話（“國語”）為通用語言，同時在兩廣（中國廣東、中國廣西）地區、中國香港與中國澳門等地區以及部份海外華人以粵語作為通用語，另外使用潮州話、閩南話、客家話、吳語等或其他家鄉語言（漢語）的人會使用自己的母語作為交際通用語言。

主詞條：漢字、繁體字、簡化字

漢語作為以語素文字為文字系統的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範，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範的語法。而漢字在表音上面更富於變化。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廣袤的領土疆域內，漢字的讀音有一定因時因地的變遷，並導致方言的產生。但是漢語書面語言規範，消除了因為方言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

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上古漢語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雖然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但是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大陸的中國語文教學中，文言文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白話文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

文言文在古代的一些東亞、東南亞國家都是官方行文的標準，而現時東亞國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是這種傳統的語言因為使用者越來越少，而改為使用現代文體，及學習外語來交流。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係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係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台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製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採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於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范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於是，經公決並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於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主詞條：漢字、繁體字、簡化字

漢語的主要材料是漢字。漢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產生，現在使用的漢字是由古漢字逐漸演變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規範漢字為國家通用文字。

作為以語素文字為文字系統的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範，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範的語法。而漢字在表音上面更富於變化。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廣袤的領土疆域內，漢字的讀音有一定因時因地的變遷，並導致方言的產生。但是漢語書面語言規範，消除了因為方言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

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上古漢語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雖然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但是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大陸的中國語文教學中，文言文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白話文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

文言文在古代的一些東亞、東南亞國家都是官方行文的標準，而現時東亞國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是這種傳統的語言因為使用者越來越少，而改為使用現代文體，及學習外語來交流。

漢語方言圖集(15張)

漢字，有繁體和簡體之分，亦稱中文字、中國字、國字，是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屬於意音文字的語素音節文字，為上古時代的漢民族所發明創製並作改進，確切可考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標準——楷書。漢字是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有學者認為漢字是維繫中國南北長期處於統一狀態的關鍵元素之一，亦有學者將漢字列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中國歷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傳說中漢字的發明者倉頡

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時期。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範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範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從漢字跟漢語的關係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繫。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繫。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這時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當“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佔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

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 合體記號字

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短”一類字。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按照漢朝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但一般人說“立早章”（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係。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連使用漢字的日語，在部分使用漢字的地方，說漢語的人都能夠看明白意思。

簡化字

20世紀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000多個簡化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現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但只用於古漢語教學和書法影視劇等藝術作品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引進了簡體字。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分析語，有聲調。漢語的文字系統漢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時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漢語包含書面語以及口語兩部分。古代書面漢語稱為文言文，現代書面漢語一般指現代標準漢語。現代漢語方言眾多，某些方言的口語之間差異較大，而書面語相對統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複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系統來說明。

官話

官話分佈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江西九江與江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區，根據語音特點又分為包括北京官話、中原官話、膠遼官話、東北官話(半島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一些語言學家也把江淮官話作為獨立於北方方言來研究）等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80%以上，人口佔全國人口的70%以上。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烏魯木齊，從北京到成都、相距數千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是大致上能夠理解，並非完全能夠聽懂）。

非官話

非官話方言主要分佈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上海等地）、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揭陽、汕頭，汕尾、海南），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贛方言（江西大部，湖南東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西部）等。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建甌話、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語音、辭彙、語法方面差別

漢語方言之間語音上的差別最大，辭彙次之，語法方面的差別最小。語音的差別在聲母的繁簡、輔音韻尾的多寡以及調類的區分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吳方言和部分湘方言塞音聲母有濁塞音[b、d、g]、不送氣清塞音[p、t、k]和送氣清塞音[p'、t'、k' ]3套，官話以及其他各方言一般方言只有后2套。廣州話輔音韻尾有[m、 n、?、p、t、k]6個，蘇州話只有[n、 ?、?]3個，北京話只有[n、?]2個。廣州話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上陰入、中陰入、陽入9個調類。北京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個調類。煙台話平聲不分陰陽，所以只有平聲、上聲、去聲3個調類，是聲調系統最簡單的方言之一。

由於現代方言的調類與古調類之間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係，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調類的名稱來標記現代方言調類。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調類名稱基本相同，並不表示調值也相同。例如北京話的陽平是升調（35），天津話的陽平是高平調（55），而漢口話的陽平則是曲折調（214）。

上文說漢語方言語音的差別大，辭彙和語法的差別小。這是從大體上說的。從細處看，辭彙和語法上相異之處也並不少。拿辭彙來說，政治、文化、科學方面的詞是全國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詞有許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異。拿語法來說，方言之間在詞法方面的差異比較明顯。例如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的形式、形容詞的後綴、動詞和形容詞的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以及名詞後綴“子”和“兒”的表示方式。例如“兒”杭州話用成音節的語素表示，而廣州話和溫嶺話用變調錶示，北方諸方言卻用了將韻尾改為-r的方式等等。不同方言里有時有相當大的差別。

方言之間句法上的差別可以舉“把”字句和反覆問句為例。“把”字句是官話區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種句式，可是粵方言沒有這種句式。例如北京話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乾淨），廣州話往往要用“動詞+賓語”的說法（洗乾淨件衫），吳方言則是將“把”說成“撥”。在大部分官話方言里，反覆問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動詞，例如：去不去│認得不認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話（南京）和西南官話（昆明）以及一部分吳方言（上海）里，反覆問句的形式是“可v、啊v、格v等等”（可去│啊認得）。

由於古代中國沒有統一的發音標準，故漢語口語在中國各地發音有所變化，有些變化很大。在使用漢語的非語言學人士中，多數人都用“方言”來指稱口語發音相互有差別的漢語。部分人主張將漢語視為一個包含一組親屬語言的語言。這種觀點也得到中國國內部分學者的支持。

語言學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漢語語族只有漢語一種語言，只是口語發音有所不同；另一種認為漢語族包含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官話、湘語等七大語言（或者是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官話、湘語、晉語、徽語、平話），再加上閩語內部不能互通，所以閩語實際上是一類語言，而在語言學上的歸屬應該是閩語語群，其下的閩南語、閩東語、閩北語、閩中語和莆仙語則為單一語言。前一個觀點將閩語、粵語、客語、吳語、官話、晉語、贛語、湘語等列為漢語的方言；而後一種觀點認為漢語是一簇互相關聯的親屬語言。但即便按照后一種觀點，漢語依然是一門語言，即既是由一簇親屬語言組成的語族，綜合來看又是一門語言。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學者之分析的普遍基準為拼音文字，故該觀點之於漢語（以及類似漢語的意音文字）的適用性尚可商榷。

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在其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將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等其他語言稱作漢語的“域外方言”。這是作者在漢語研究的特殊條件下為貫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採用的比擬性質的簡便說法。

漢語方言官話，或稱官話方言等：指華北、東北及西北地區、河南大部、湖北局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蘇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語方言。官話大致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華北官話分佈在北方東部，以北京話為代表，西北官話分佈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話為代表，西南官話分佈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話為代表，江淮官話分佈在南方東部，以揚州話為江淮話的代表。上古時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后，分化成為中古漢語語音。而現代“官話方言”，主要形成於宋元時期。官話在形成之後，在南北方分別發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為以後中國各代的官方語言，北方官話至今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基礎（大陸稱為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使用這一方言的人佔中國人口的70%。

需要指出的是，“官話方言”，過去曾經稱為“北方方言”，並不局限於中國北方。相反，中國西南地區和江淮地區的南方方言也屬於官話方言。

官話的明顯特點包括：除了江淮官話、少部分西南官話保留入聲讀[-?]之外，大部分官話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聲，中古漢語中的“-p，-t，-k，-m，-n，-ng”韻尾只剩下“-n，-ng”，但出現了大量兒化韻“-r”韻尾。原本連接“i，ü”韻母的“g，k，h”聲母已被顎音化成“j，q，x”聲母。官話話在失去清濁對立的過程中，沒有經過劇烈的聲調分化，但出現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因此，官話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應產生的複合詞。上述現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較少見。

或稱晉語：晉方分為八個片區，各片內部差異較大，溝通較為困難。分佈在山西絕大部分以及陝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等地使用，核心區以太原話為代表，有入聲韻 [-嶗。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 [-嶗）。其白讀系統與官話差別大。

或稱吳語：以上海話或蘇州話為代表，在中國江蘇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江西東部等地區使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贛語影響，浙江南部保留了較多古代百越話特徵，以至不能和作為典型吳語的太湖片吳語通話。使用人數大約為總人口的8．4%。這種方言的對清濁輔音的區分是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吳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模糊入聲。吳語具有八個聲調：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或稱閩語：在福建、海南、廣東東部、台灣和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海外的一些華人中使用。由於閩語的內部分歧比較大，通常分為閩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閩北話、閩東話（以福州話為代表）、莆仙方言和閩中方言。閩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與中古漢語韻書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其中以閩南語最具影響。但是，根據現有的語音學研究，閩語的音系相當接近上古漢語的音系。

閩南語，閩語之一，（狹義的，即閩台片閩南話）共有“-m，-n，-ng，-p，-t，-k，-?”（貌似問號的國際音標是緊喉音。）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山西方言、吳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這種弱化入聲）”七種輔音韻尾。閩南語是漢語中聲調較複雜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個聲調（不含輕聲），漳州音、廈門音、同安音、台灣音通常有七個聲調（不含輕聲）。同時，閩南語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語，閩（南）台片的閩南語內部較為一致。廣義的閩南方言還包括海南話、潮州話、浙南閩語等，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4．2%。

或稱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在廣東大部、廣西東部、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中被使用。粵方言是漢語中聲調最複雜的方言之一，有九個聲調（桂南勾漏片有十個聲調）。同時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粵語包含了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粵語內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5%。但是粵語中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於吳語，但晚於閩語。

或稱湘語：又稱湖南話，新老湘語分別以長沙話（新）及衡陽話（老）為代表。按是否保留濁聲母分類，可分為老湘和新湘兩類，其中濁聲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語相對接近官話，但也有部分與官話差異較大的新湘語保留有部分全濁音及特有語音和辭彙。使用者約佔總人口的5%。歷史上湖南地區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故湘語內部差異比較大。並且有多個時期古漢語語音特徵之重疊。

或稱贛語：又稱江西話、老表話、江右語等，以南昌話為代表。主要用於江西大部、湖南東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浙江西部等地。使用人數約為使用人口約5148萬（早先的3000萬不準確）。古全濁和古次清合流為送氣音，梗攝字文白異讀。昌都片及長江沿岸一帶普遍存在全濁聲母，但多非嚴格的古清濁對立。多數地區”知三章組“或”知二章組”端讀，日母今讀仍為鼻音。南昌話有七個聲調，輔音韻尾-t -k -n -ng，建寧、高安、臨川等地為m n ng p t k。

湘南土話，主要分佈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和永州地區，內部差異較大。與廣東粵北土話，廣西桂北平話有近緣關係，有人主張湘南土話為孤立的土語存在。

在安徽南部徽州片及贛浙蘇部分毗鄰地區使用。之前被認為屬吳語，有人認為當成孤立的方言存在。

以梅州話為代表，在中國南方廣泛使用，包括廣東東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南部、廣西東南部等地。雖然是一種南方方言，但客家話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響中形成的。客家話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話的特點。使用客家話的人口大約佔總人口的5%。

在廣西的部分地區使用。傳統上將桂南平話歸於粵語，有人主張將桂北平話當成孤立的土語存在。

漢語作為以表意文字為文字系統的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範，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範的語法。但是漢字在表音上面並不直接而確切。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漢字的讀音發生了巨大變化，並導致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漢語書面語言規範，減少了因為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上古漢語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雖然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但是在中國大陸、港澳和台灣的中國語文教學中，文言文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白話文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

文言文在古代的東亞、東南亞國家都是官方行文的標準，而現時東亞國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是這種傳統的語言因為使用者越來越少，而改為使用現代文體，即學習外語來交流。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是至今仍通用的使用語言時間最長的語言。漢語的歷史演變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漢語的書寫系統——漢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樣直接知道同一個字歷史上的發音。幸運的是，在漢字（特別是形聲字）、詩歌的韻律以及對外國名人的翻譯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漢語方言Chinese dialects

漢語拼音方案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漢語拼音字母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漢語史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漢語大辭典Chinese Dictionary

主詞條：漢字

漢字，有繁體和簡體之分，亦稱中文字、中國字、國字，是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屬於表意文字的詞素音節文字，為上古時代的漢族人所發明創製並作改進，確切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標準——楷書。漢字是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有學者認為漢字是維繫中國南北長期處於統一狀態的關鍵元素之一，亦有學者將漢字列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中國歷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時期。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範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範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從漢字跟漢語的關係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繫。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繫。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形聲字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這時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當“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佔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會意字

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短”一類字。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按照漢朝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但一般人說“立早章”（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係。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連使用漢字的日語，在部分使用漢字的地方，說漢語的人都能夠看明白意思。

簡化字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000多個簡化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現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但只用於古漢語教學和書法影視劇等藝術作品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引進了簡體字。

主詞條：漢語拼音音節、漢語拼音、漢語注音符號、《漢語拼音方案》

音節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韻母都是ang，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4個不同的語素，在書面上就寫成4個不同的字。

聲母都是輔音。最複雜的韻母由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3部分組成。韻尾有的是輔音，有的是母音。北京音的輔音聲母有23個。介音有i、u、ü3個。輔音韻尾有[n]和[?]，母音韻尾有i和u。在組成音節的聲母、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4部分里，只有主要母音不能沒有，其餘 3部分都不是必須出現的。這種情形可以從表 1音節的成分舉的例字里看出來。北京話的聲母見表 2北京話聲母，北京話的韻母見表 3北京話韻母。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併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拼音的要領是：“前音（聲母）輕短后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l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係。

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係。

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係。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後面配上不同的母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准調值。

拼讀方法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准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歷史

古代沒有拼音，而使用反切來教人識字等方法，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和聲調，拼合起來就行了。

古代，在中國的阿拉伯後裔——回回學習阿拉伯語，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蒙元，蒙古人征入侵中原地區后，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字。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可以算漢語拼音的一種。

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現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

中華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的集中表現，直到目前台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拉丁字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1912年，民國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並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台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範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係。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目前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合國也承認了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

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拼讀方案

漢語拼音

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複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字形式

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拼讀符號

金尼閣，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於今法國的杜埃城，當時為比利時領土，故金尼閣自稱比利時人，而陳垣等人亦稱其為“比利時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穌會。1607年往遠東傳教，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即利馬竇卒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另一說從郭居靜及王豐肅）。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報告南方的教務，深得龍華民的賞識。1613年去羅馬向教皇保羅五世“奏陳教務，並請准翻譯經典，司鐸用華言行聖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觀情況未實行。但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

金尼閣“集利馬竇筆記為蠟頂文中國開教史”即《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說1615年2月出版）。此書全部敘述是為歐洲人撰寫的。金尼閣刊行《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題獻教皇，道“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務問題”，是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之第一部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當時頗具聲譽。是書原為利馬竇神甫的義大利文紀錄，經金尼閣譯為拉丁文，並增加了兩章，敘述馬竇之病故及殯葬的事。

利瑪竇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拼音方案。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迹》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金尼閣回歐洲后，演講招募去中國傳教之人，眾人被其極富魅力的鼓動所吸引，爭先恐後，以致於當地教會不得不出面婉言勸阻。金尼閣在吸引和選擇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同時為在中國的教會圖書館募集圖書，帶來教皇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遠西奇器圖說》原作便是金尼閣帶來的七千部書中之一）。

1619年，金尼閣再次抵達澳門。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西儒耳目資》的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系”。

《西儒耳目資》作於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稱沿襲利瑪竇所創體制，即用利瑪竇二十五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於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於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余，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於1639年，書中再三稱引《西儒耳目資》，如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漢字拼音化主張的萌芽）。傳教士的方法震動了中國音韻學家，直接啟示他們在西方拼音文字幫助下尋求對漢字記音系統更完善的描寫。稍後劉獻庭（繼庄）的《新韻譜》即在這種刺激下撰成，錢玄同說劉氏已清楚認識到“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羅常培《劉繼庄的音韻學》一文則認為該書重點就是“著眼於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錢玄同甚至認為，《新韻譜》成書之年（1692）實可作為“國語運動”的紀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從此就在杭州專心傳教和著述。“華人曾言言詞理文筆之優，歐羅巴諸司鐸中殆無能及者。其遠非常人所能及之記憶力，其好學不倦，雖疾病而不輟，其時常從事之譯業，或譯拉丁文為漢文，或譯漢文為拉丁文，使之諳練語言文字，故言談寫作均佳，無論文言或俚語也”。他大部分的著作為拉丁文，寫成中文的即在陝西的《西儒耳目資》一書。

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還帶來大量外文書籍。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熱愛書籍，遵循利瑪竇開創的學術傳教之路，而且因為金尼閣在返回西歐前接受了在華傳教會讓其在歐洲廣泛募集圖書，從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會圖書館的任務。他這次前來，不只帶來了這些西學人才，讓後人感興趣，他還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籍。據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複，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了募集新書和儀器，金尼閣漫遊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終於收集了精裝圖書7000餘部。金氏本人估計所收書籍和儀器在離歐時價值1萬金幣。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於城外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桃源嶺村），“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後來，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輔音:

註：1、括弧內為漢語拼音方案的聲母；2、ʰ 為送氣音標號

母音:

單母音（單韻母）

（複韻母 鼻韻母）

語法特點

漢語是一種孤立語，不同於印歐語系的很多具有曲折變化的語言，漢語的辭彙只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複數、詞性、詞格、時態等曲折變化。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複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複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語素雖然在現代漢語里不能作為一個詞單獨用，但是有時候在借用古漢語的詞句時，也偶爾作為詞來使用。

辭彙性質

實詞，辭彙中含有實際意義的詞語，在漢語中實詞分為六大類，分別是

1、名詞：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間、處所、方位等）的名稱。

2、動詞：表示動作行為、發展變化、心理活動、可能意願等意義。

3、形容詞：表示事物的形狀、性質、狀態等。

4、數詞：表示數目（包括確數、概數和序數）

5、量詞：表示事物或動作、行為的單位。

6、代詞：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稱，或起區別指示作用，或用來提問。

虛詞，辭彙中沒有實際意義的詞，漢語虛詞也分為六大類，分別為

1、副詞：用來修飾、限制動詞或形容詞，表示時間、頻率、範圍、語氣、程度等。

2、介詞：用在名詞、代詞或名詞性短語前，同這些詞或短語一起表示時間、處所、方向、對象等。

3、連詞：用來連接詞、短語或句子，表示前後有並列、遞進、轉折、因果、假設等關係。

4、助詞：用來表示詞語之間的某種結構關係，或動作行為的狀態，或表示某種語氣。

5、感嘆詞：表示感嘆、呼喚、應答等聲音。

6、擬聲詞：模擬人或事物發出的聲音。

短語結構

並列短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動詞或形容片語合而成，詞與詞之間是並列關係，中間常用頓號或“和、及、又、與、並”等連詞。

偏正短語：由名詞、動詞或形容詞與它們前頭起修飾作用的片語合而成，其中名詞、動詞、形容詞是中心語，名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定語，動詞、形容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狀語。

動賓短語：由動詞與後面受動詞支配的成分組合而成，受動詞支配的成分是賓語。

動補短語：由動詞或形容詞與後面其補充作用的成分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補充作用的成分是補語。

主謂短語：由表示陳述和被陳述關係的兩個成分組合而成，表示被陳述物件的是主語，用來陳述的是謂語。

句子成分

主語：句子中的陳述物件，說明是誰或什麼。

謂語：對句子的主語作陳述的成分，說明主語是說明或怎麼樣。

賓語：謂語動詞的支配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物件，結果、處所、工具等。

補語：謂語動詞的補充成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情況、結果、處所、數量、時間等。補語的標誌是“得”字。

定語：句子中名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說明事物的性質、狀態、或限定事物的領屬、質料、數量等。定語的標誌是“的”字。

狀語：句子中動詞或形容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式、狀態、時間、處所或性狀的程度等。狀語的標誌是“地”字。

口書差別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誌所廣泛採用。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几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並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辭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關於漢語方言的現狀和生存問題，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以及社會大眾越來越多的關注。除了保護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及其民族的方言同樣面臨該如何保護的課題。我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外，其他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有些民族內部甚至還使用著多種語言。但隨著農村城鎮化、經濟全球化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一些民族語言到了瀕危境地。部分少數民族，如赫哲族、鄂倫春族、土家族的語言，只有極少數人會說，年輕一代都改說漢語了。中國語言學家李宇明認為，普通話便於交流，對我國經濟文化事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作為“語言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方言是我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族語言和搶救瀕危方言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保護民族語言和搶救瀕危方言就是為了保護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同時也是為了保障各民族成員的平等權利。這正如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曾經指出的那樣：一些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全球化、工業化、網際網路等的衝擊，正處於逐漸消失的危險，有關部門、機構以及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來保護弱勢的民族語言和搶救瀕臨滅絕的民族語言。這樣既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2014年9月，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監督局表示，漢語可能會被列入俄羅斯中學生統一國家考試科目。

據悉，俄羅斯統一國家考試既是中學畢業考試，也是高校入學考試。統一考試的外語科目現包括英語、法語、西班牙和德語等科目。畢業生可根據所選院校要求自願選擇進行外語考試。

從2015起，漢語將出現在全俄中學生奧林匹克比賽科目中，比賽優勝者將可享受政府資助名額的錄取優惠。

2020年9月7日，中國駐埃及大使與埃及教育與技術教育部長共同簽署諒解備忘錄，將漢語納入埃及中小學課程，作為選修第二外語，這標誌著埃及正式將漢語教學納入該國中小學教育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