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

漢朝時期

兩漢時期即漢朝時期,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

漢朝(前202—220年)是繼秦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因尚火德故稱為炎漢,又因皇室姓劉而被稱為劉漢。

思想介紹


因此,漢代儒家學者都奉孔子為先師,而無人以孟子或荀子後學自詡。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漢儒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由此,漢初儒家學者中也隱約存在著對立的兩派。而自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統政治學說之後,漢儒內部兩派的鬥爭便集中表現為《春秋》三傳之爭。他們針對漢初政治所面臨的難題,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禮為治”兩種政治主張。自武帝以後,兩派先後登上政治舞台,對朝廷政策施加影響,使漢朝政治在儒術獨尊之後繼續表現出大幅度的搖擺變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東漢一朝又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

政策重心


漢武帝尊儒有利於儒學的傳播和繁榮,使儒生大量進入各級政府,從而獲得參與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幟下採納了《公羊》家“《春秋》決獄”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納入承秦而來的漢家律令,使帝國法律初步儒家化了。漢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礎上,又對吏治進行了改良。西漢中期之儒術,雖然只是用來緣飾法律,雖然只是法治的輔助手段,但它畢竟介入了“漢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與“霸道”相雜,從而使東西方的文化對立和衝突得到進一步緩解,使關中和關東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戰國局面宣告結束。然而西漢中期,帝國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開邊拓土成為第一位的事業,支持對外戰爭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異治”說也起了推動作用。但承秦而來的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更適合戰爭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際才得以扭轉。在那之後,朝廷政策的重心終於轉到內政上來。

政治文化


東漢是西漢的繼續,繼承了西漢二百餘年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著“漢德”復興,而在東漢人看來,“漢德”就是“堯德”,亦即《公羊》家所闡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陽,是西漢後期出現的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結果,使漢朝終於跳出了以關中為本位的政治格局,進一步擺脫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的束縛,為《公羊》家重新撥亂反正、重建漢家制度提供了機會。它吸收了西漢的經驗教訓,對元帝至新莽的改制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受其影響,東漢統治者一度效法宣帝,興起嚴猛苛刻之風,但這不是東漢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義更為深遠的是:儒學士大夫集團對《春秋》三家之學,對儒家的兩種政治主張,作出了最後的抉擇,使《公羊》學重新獲得獨尊地位。在《公羊》學的影響下,東漢的政策重心始終在內而不在外。對外堅持“務廣德”,反對“務廣地”,沒發動過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內雖在章帝時一度恢復鹽鐵、均輸等制,但很快又廢除了。堅持《公羊》家的太平標準、反對制禮作樂的呼聲佔有壓倒優勢。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風也更加普及,強調“以義正我”的“以德化民”之術日益成為儒學士大夫的自覺行動。這一切都使得東漢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漢制度的同時,又表現出與西漢明顯不同的特色。

中外關係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張騫通西域后,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崙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併),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