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

西漢、隋、唐皆建都於長安，故唐以後常通稱國都為長安。並不一定指真正的長安。如：唐代李白《金陵》詩：“晉朝南渡日，此地舊長安。”晉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為都，可是李白還是用“長安”來指代建康。

南宋辛棄疾《菩薩蠻》詞：“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此“長安”指汴京，即今開封。

安（拼音：Cháng ān；英文：Chang'an；韋氏拼音：Ch'ang-an；關中古音：Cháng nǎn）意為“長治久安”，與羅馬、開羅、雅典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中華文明史及東方文明史上最負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

長安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千餘年，先後有21個王朝和政權建都於此，是十三朝古都。在建都長安的諸多朝代中，周、秦、漢朝、隋朝和唐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代，當時的長安已成為國際性大都市。長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公元580年－公元904年的兩段時間裡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長安在其發展的極盛階段一直充當著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國使節與朝拜者的到來。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長安向世界展現了文明中國擁有的自信、開放、大氣、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鑄造了炎黃子孫永遠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

“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長安，這座中國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傳承的雍容儒雅，滿腹經綸，博學智慧，大氣恢弘，成為中國歷史的底片，中國文化的名片和中國精神的晶元。

著名的絲綢之路西漢時期就是以長安為起點。唐代長安城下屬有萬年縣和長安縣取萬年長安之意。長安為中國四大古都之首，同時也是與雅典、羅馬和開羅齊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長安城”，在西周時稱為“灃鎬”。“灃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別修建的灃京和鎬京的合稱。“灃鎬”所在地區稱為“宗周”。秦時稱“內史”，至西漢初年，劉邦定都關中，西漢高祖5年（前202年），置長安縣，在長安縣屬地修築新城，名“長安城”，意即“長治久安”，改長安城所在地區為“京兆”，意為“京畿之地”。

自從絲綢之路開通后，“長安”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隋時，隋文帝在“大興縣”營建新都（長安縣東），命名為“大興城”。唐朝時，以中軸線重新劃分長安縣與大興縣，並更名“大興縣”為萬年縣，取意“萬年長安”，重新恢復“長安”之名。元代，“長安”喪失首都地位，“長安城”所在地“京兆府”易名為“奉元路”。明朝改“奉元路”為“西安府”，“西安”之名由此而來。但“長安城”仍稱“長安”，歸長安縣管轄，“長安”之名並未廢除，一直保存至近代將“長安城”剝離“長安縣”獨立設立“西安市”為止，“長安”之名廢止。

史前時期

長安地區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萬年前，藍田人就在這裡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裡已經出現了城垣的雛形，半坡遺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首——高陵楊官寨遺址的發現，將東亞城市歷史推進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個相當於4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聚落，也許是東亞最早的城市，城市邊緣有一條長達1945米的環壕。社會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除了血緣，還有某種制度聯繫。

豐鎬兩京

鎬京遺址車馬坑

長安地區很早就已經成為中國周朝的國都，西周的國都酆京、鎬京（前1111年—前770年）。

鎬京又被稱之為酆鎬，酆、鎬本是沿著酆河而修建的兩座頗具規模的城市。灃水西稱酆京，灃水東稱鎬京，史稱“酆鎬二京”，分別由周文王與周武王營建。不過，習慣上將這兩座城市看成一個城市，因為分別承擔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後期更多地承擔了祭祀的帶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鎬京則作為行政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豐鎬兩京。

經近現代多年考古發掘與研究，在灃水兩岸約15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內，只發現了多座宮殿、宗廟、貴族與平民居址、車馬坑、青銅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業作坊。此外，據《詩經》等文獻記載，還當有辟雍、靈台、靈沼等禮儀和遊樂性設施。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制、並成為後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後市”這一規劃與建築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類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至中期工商業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

第一帝都

咸陽宮

秦建都咸陽，古代咸陽的地理位置在渭河兩岸，地理位置涵蓋今天的西安和咸陽部分區域。

咸陽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變法後秦國的都城。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國都仍在咸陽。當時的秦都咸陽規模宏大，包括渭河兩岸的廣闊地域。以咸陽為中心，東迄黃河，西達千、渭河之濱；北起九山和林光宮，南至秦嶺北麓，東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的範圍內，都建有離宮別館。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闕、咸陽宮、蘭池宮及各具特色的“六國宮殿”；渭河以南有舉世聞名的“阿房宮”，供皇帝遊玩的甘泉宮和上林苑。渭河穿流於咸陽城的宮殿間。一座寬6丈、長380步的木橋把渭北、渭南聯在一起。咸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漢都長安

未央宮前殿

秦末漢初，長安其地時為秦都咸陽的一個鄉聚，是秦始皇的兄弟長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稱為“長安”。漢初，高祖劉邦下詔，相國蕭何主持營造都城長安，開啟了漢帝國的宏大基業。

公元前202年劉邦擊敗項羽，婁敬建議定都關中，但群臣大多是從東方而來，紛紛反對。劉邦徵詢張良，張良說：“東周雖然比秦晉兩世好，但雒邑城郭僅數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擊。反觀關中有函谷關、隴蜀的沃野千里，南邊有巴蜀的富庶，北邊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並向東方牽制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運京師，當東方有變，就可以順流而下。正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的沒錯。”於是劉邦決意定都長安，並拜婁敬為郎中，賜劉姓。

漢高帝五年（前202年）置長安縣，高帝七年，定都於此。劉邦開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宮北側、秦興樂宮的基礎上重修宮殿，命名為長樂宮。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宮，同一年由櫟陽城遷都至此，因地處長安鄉，故命名為長安城。漢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牆。漢武帝設京兆尹治理長安，對長安城進行了大規模擴建，興建北宮、桂宮和明光宮，並在城西擴充了上林苑，開鑿昆明池，建建章宮等。

在西漢的200餘年歷史里，長安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商道，長安城成為連接歐亞的橋樑、“絲綢之路”的起點，繁盛一時。全盛時期如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時，城中有8.8萬戶，24.6萬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龐大、居民眾多的城市。西漢末年王莽執政時期，長安城一度毀於戰火。至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國，長安改稱西京。及至漢末，漢獻帝曾遷都回長安。兩漢時期，長安一直作為都城存在。

漢長安城位於今西安市區西北郊外，面積約36平方公里，大約是同時期羅馬城的四倍。長安城有12座城門和8條主要街道，最長的街道長5500米。城內的宮殿、貴族宅第、官署和宗廟等建築約佔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二。宮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等。其中未央宮是從漢惠帝開始的許多皇帝的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宮殿之一。居民區分佈在城北，劃分為160個“閭里“。市場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稱為“長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積廣大的上林苑，苑內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宮等。在城南有一組王莽時期建造的禮制建築。漢長安城一改戰國時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區、工商業區和宮殿區集中在一座城市裡，後世的都城都沿用了這一構建體系統。

漢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東漢建立后，歷代皇帝常常前往長安祭祀宗廟。

東漢末年，天下紛爭，漢室勢微，初平元年（190），西涼軍閥董卓挾漢獻帝遷都長安，192年4月，董卓被王允、呂布刺殺，192年6月，董卓部將李傕等人又攻入長安，后又相互連兵攻殺。

隋都長安

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建立隋朝後，最初定都在漢長安城。當時的漢長安歷經長期戰亂，年久失修，破敗狹小，污染嚴重，於是隋文帝決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582年（開皇二年），文帝在長安城東南龍首塬南面選了一塊“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書·高祖紀》）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為“大興城”。大興城的面積達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築學家宇文愷主持規劃建設，先造大興宮城，后造皇城。開皇三年（583年）在城西側開挖龍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滻水、交水、潞水，直通宮城。第二年由大興城東鑿300餘里至潼關，名為廣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運直通黃河。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同年，建通濟渠運河，自大興至江都（今揚州）。608年，又興建永濟渠運河。大業九年（613年）又動用10萬餘人修築大興城外郭城，大興城的總體格局至此形成。

唐都長安

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改大興為長安，此後進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間先後增建了大明宮和興慶宮等宮殿。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牆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

長安城規模宏偉，布局嚴謹，結構對稱，排列整齊。外城四面各有三個城門，貫通十二座城門的六條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幹道。而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則是一條標準的中軸線，它銜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城的明德門，把長安城分成了東西對稱的兩部分，東部是萬年縣，西部是長安縣，東、西兩部各有一個商業區，稱為東市和西市。城內南北11條大街，東西14條大街，把居民住宅區劃分成了整整齊齊的110坊，其形狀近似一個圍棋盤。

唐長安城由外郭城、宮城、皇城3部分構成，總面積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長方形，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周長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門，南面正門明德門和丹鳳門為5個門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級。宮城位於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長方形、南北1492米，東西2820米。中部為太極宮（隋大興宮），正殿為太極殿（隋大興殿）。東為皇太子東宮，西為宮人所居的掖庭宮。皇城接宮城之南，有東西街7條，南北街5條，左宗廟，右社稷，並設有中央衙署及附屬機構。後來，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時期修建大明宮，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當臨淄王時的王府改擴建成了興慶宮，三座宮殿合稱“三內”。東城西城分別有東市和西市兩座市場，集中了長安城的主要商業。城內有四條溝渠提供生活和環境用水。城東南角有一座人工園林——芙蓉園，園中有曲江池。

唐代長安平面圖

長安城（外郭城）開十二座城門，南面正中為明德門，東西分別為啟夏門和安化門；東面正中為春明門，南北分別為延興門和通化門；西面正中為金光門，南北分別為延平門和開遠門；北面的中段和東段分別與宮城北牆和大明宮南牆重合，西段中為景耀門，東西分別為芳林門和光化門。除正門明德門有五個門道外，其餘各門均為三個門道。據實測，明德門址東西廣55.5米，南北長17.5米，每個門道寬5米。特別是明德們內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寬達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門的大街寬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間，而順城街寬20米到25米。明德門原有台閣式門樓建築。宮城位於郭城北部正中，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2820米，南北寬1492米，周長8.6公里。城四周有圍牆，南面正中開承天門（隋稱廣陽門），東西分別是延喜門和安福門，北牆中部開玄武門。宮城分為三部分，正中為太極宮（隋稱大興宮），稱作“大內”，東側是東宮，為太子居所，西側是掖庭宮，為後宮人員的住處。今天西安城內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強西路北側鐵路中學內的土崗則是為數不多的大興宮城遺址。

皇城亦為長方形，位於宮城以南，其東西與宮城等長，南北寬1843米，周長9.2公里。城北與宮城城牆之間有一條橫街相隔，其餘三面辟有五門：南面三門，中為朱雀門，兩側為安上門和含光門；東西面各一，分別為景風門和順義門。南面正中的朱雀門是正門，向南經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的明德門相通，向北與宮城的承天門相對，構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軸線。城內有東西向街道7條，南北向5條，道路之間分佈著中央官署和太廟、社稷等祭祀建築。從城市的平面布局來看，規劃者嚴格講求左右對稱。全城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郭城的明德門之間的連線，也即承天門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為南北向中軸線，以此為中心向左右展開。為突出北部中央宮城的地位，以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門等一組組高大雄偉的建築物壓在中軸線的北端，以其雄偉的氣勢來展現皇權的威嚴。之後，隨著不斷增添新殿，才使這種格局有所變化。

唐長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達官貴人、兵士、奴僕雜役、佛道僧尼、少數民族外，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多達300個。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飲食風尚等從長安傳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過唐長安城消化再創造后又輾轉傳至周邊的日本、朝鮮、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唐長安成為世界西方和東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集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唐長安城的形制是中國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設的典範，在當時也影響了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

日本國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高度效仿了長安城的規劃結構。

明清時期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並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修建了西安城牆，留存至今，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

明朝建國之後，朱元璋一直心懷遷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標最中意的遷都之選正是長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監察御史鬍子祺上書，提到“據百二河山之險，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形勝所在，莫如關中”。朱元璋頓時心動，但不形言表。經過仔細考慮后，他派太子朱標巡視關中，並告諭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餘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其實已經頗有遷都關中的打算。

太子朱標詳細考察了西安地形，回來後向朱元璋獻《陝西地圖》。太子朱標個人也傾向於選擇西安為國都，因為長安作為最為國人仰慕的漢唐國都，王者氣派天下獨步、無可匹敵。

然而世事難料，太子朱標返回南京後於第二年病逝，謚號“懿文太子”。

太子朱標壯年而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很沉重的打擊，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考慮遷都的事情了。

朱元璋在當年底親自撰寫的一篇《祀灶文》中，表達了萬般無奈的心情：“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就緒。維宮城前昂后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且興廢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一副聽天由命的可憐相，聽起來真是異常凄涼。

鐘鼓樓

此後不久，朱元璋也鬱鬱而終，皇位傳於太子朱標的長子（皇太孫）朱允炆，史稱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數年，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發動“靖難之變”，篡奪了皇位，並不顧南京城內多數臣民反對，強行將國都遷往自己的勢力據點－－北平。

長安，也就失去了寶貴的重新成為中國國都的機會。明末，李自成率軍攻破陝西，進入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並從西安出師攻滅明朝。然而，吳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關，攻滅大順政權。明錢謙益《袁伯應南征吟小引》：“今長安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為蟻賊殘破，伯應（袁可立子）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

1900年，清廷利用義和團排外，並向十一國宣戰，引發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離開北京，西狩長安，留駐長安約一年之久。在此前後，光緒帝與國內維新派人士都強烈主張放棄北京，遷都長安，變法強國，以與西方列強抗戰到底。

成熟階段

西周定都豐鎬以後，豐鎬兩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上第一座城市，《周禮·考工記》記述了關於周代王城建設的空間布局：“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經典記載豐鎬內宮室朝寢宗廟建築街衢井然，《詩·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築城伊，作豐伊匹”；“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這裡，不僅記述了周文王伐崇勝利后營建豐邑並自岐邑遷都豐邑以及武王宅鎬的史實，而且表明豐邑是有堅固的城垣和護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講述開國歷史的史詩《詩·大雅．皇矣》中，稱“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堅固城牆的；“作豐伊匹”表明豐邑堪與崇城相匹敵。《詩·大雅》載：岐邑“立皋門，皋門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並具有高大對稱的城門。至於西周王朝苦心經營200多年的鎬京，無論是規模和形制，與岐邑、崇城和豐邑相比，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周禮·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傳》昭四年云：“康（王）有豐宮之朝。”《詩·小雅·巧言》載：“奕奕寢廟，君之作之。”《詩·大雅》載：“宮，肅肅在廟。”一些西周金文亦載宗周（鎬京）有宮室廟堂。這些文獻不僅表明豐邑和鎬京內建有宮室、朝寢和宗廟建築，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尚書·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鎬京），則至於豐。”從周成王自鎬京徒步至豐的記載來看，豐、鎬應是相距不遠的。近代學者從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考釋，西周早、中期諸王曾在豐邑執掌政事和主持各種典禮來看，雖“武王宅鎬”以來政治中心遷至鎬京，但豐邑還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對豐鎬考古建樹頗豐的胡謙盈先生稱“所以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或說二者是周都雙城，是很有道理的。”郭沫若將一些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京”考釋為豐京，盧連成先生將西周兩片甲骨刻辭中帶“草”字頭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釋為鎬京之“鎬”。無獨有偶，植物學上“豐、鎬”二字原意就是生長在豐水兩岸長勢茂密的草本植物，作為跨豐水的周都雙城動土前原應有此等荒野景觀。西周豐鎬兩京是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成熟階段。

發展階段

秦定都咸陽，可謂是戰略意義重大。為橫掃六合、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從而也拉開了秦王朝封建集權統治的序幕。隨著兼并戰爭規模的擴大，秦不斷地把六國的宮室複製在咸陽北塬上，造成咸陽雖宏偉壯觀卻缺乏統一規劃的混亂局面，統一以後，戰略重點由戰爭轉向經濟文化建設，秦王朝開始對城市建設的布局進行調整，總結並繼承前人的經驗，把“象天法地”作為城市設計的指導思想，並將其賦予新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內涵，使咸陽的整體布局與天象呈現出一一對應的關係。具有其鮮明的結構特徵。

一是與自然天象的和諧性。《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宮渡渭，……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三輔黃圖》記：“秦始皇……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營室對應阿房宮，閣道對應橫橋，天漢對應渭水，紫宮對應咸陽宮。與星象位置對應的還有城中的市井、手工業區、商業區等。就這一點而言，秦所設計的咸陽城是對其前代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

作為“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的秦都咸陽，早在建都前，就以其“被山帶河、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觀引人矚目，聞名遐邇。渭城古渡被當時稱為“天下第一大渡”，當時百姓俗稱其為“水旱碼頭”。從其地理形制上看，秦都咸陽不僅為轄制關中、輻射全國的要衝重地，更是發展經濟、富民強兵的“天府之國”。

二是規模的宏大與開放性。作為“中國第一帝都”的咸陽的規模究竟有多大？考古工作者依據史料記載，對秦咸陽故城進行了多次的調查，踏查總面積達165平方公里。但至今未發現咸陽故城的城郭遺跡。已確知咸陽城有內城和外城郭，而非內、外城，因此它的整個範圍就大大地擴大了。

三是城市布局的科學性。自秦孝公至秦惠文王，咸陽城分為三大部分，城區集中在渭水以北，東部為宮殿區，西南部為工商、居民區，西北部為陵墓區。其中在二道原以下的河灘階地，東西約四五公里的空間，分佈著手工作坊和生活區。官營作坊在宮殿區的附近，民間作坊在離宮殿之西五六里處；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考慮到舊城規模太小，而人口日益增多，便將市區由渭河北面跨過渭河，向南發展，其秦都咸陽的城市規劃甚至囊括了整個關中地區。渭水以北廣大地區有六國宮室群；渭水以南地區有章台宮、阿房宮為中心的建築群等，整座都城均以市區為中心向外輻射，沿著渭河兩岸綿延伸展。咸陽作為中國第一個統一的王朝都城其城市整體而已體現著秦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許多方面都把戰國以來的城市建設提升到一個空前的水平。既有龐大的宮殿群顯示皇權的威嚴，又有壯觀的市容市貌標示都城的地位；既有絕佳的自然地理環境作為人文景觀的依託，又有營造的人文景觀反襯自然景觀的秀麗。既是秦王朝封建統治者窮極奢侈的明證，又是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

四是建築風格的包容吸納性。秦始皇在城市建設上卻表現了前人未有的兼容和開放，尤其是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每滅掉一國，都將其宮室而已描繪成圖案，然後在咸陽北原仿型建造，形成了一個風格各異，爭奇鬥豔的龐大建築群。《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坐之咸陽北坂上。”寫仿並非照搬，只是臨摹其主體建築的風格。秦宮建築群的風格仍然體現了以秦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立場，這才有了唐代詩人杜牧“秦王宮闕郁嵯峨，六國樓台艷漪羅”的詩句。

奠定時期

漢代長安圖

《漢書·翼奉傳》云：文帝時，漢長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諸離宮別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台、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台、漸台、選室、溫室、承明耳”。《三輔黃圖》說：“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宮，“漢武帝造，周回十餘里”。北宮，“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壓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漢長安城的營建經歷了整個西漢時期。既然漢城的建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與之相關的漢長安城規劃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經歷了幾次大的轉變。

在漢城營建的第一個時期，從蕭何主持長樂宮、未央宮、武庫、太倉等的營建開始。《三輔黃圖》說：“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同書又引《廟記》云：“未央宮有玄武、蒼龍二闕、朱鳥堂。”玄武闕在宮北，簡稱北闕；蒼龍闕在宮東，簡稱東闕。崔豹《古今注》卷上說：玄武闕畫玄武，蒼龍闕畫蒼龍。《史記正義》：“顏師古云：‘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漢城建設與陰陽五行的關係。

有關漢城的北斗與南斗說，見於《三輔黃圖》卷之一：“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三輔黃圖》一書，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相傳為六朝人撰寫，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見，六朝時期已有“斗城”之稱。與之相關的漢初先民之天文觀念，《史記·天官書》有載：“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從鬥口開始，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合稱為魁、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稱為杓，總稱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為廟，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會政治意義《史記·天官書》里講的也很明白：“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上述的“七政”也有相類的含義，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

北斗象徵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長安久長的含義，與漢初當政的劉邦、呂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團的意願相吻合。從長安城、長樂宮、未央宮的取名，南城牆安門、西安門、覆盎門的設置，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二是漢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曆》十月）為歲首，劉邦入主咸陽時，正是十月份，此時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所以，漢城北牆建成北斗形狀，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壯麗無以重威”的建城指導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長安城”，也是元年正月，與上述條件相通。但是，北牆的建築年代按《史記·呂太后本紀》索引引《漢宮闕疏》云：“四年，築東面；五年，筑北面”。蕭規曹隨，繼後為丞相的曹參，對蕭何的“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北斗的“斗”在秦漢以前都是作為舀酒的用具，如《詩·小雅·大東》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秦漢以後，一方面作為一個容量單位來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繼承了先秦時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轉借為舀水之用，那麼漢城北牆北斗之形的含義就更加令人深思。漢長安城的北牆和南牆呈“北斗”“南斗”之勢，即有遷就地勢和宮牆的客觀原因，也含有陰陽天文術數的主觀條件。班固《西都賦》所說：“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

漢城平面圖構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時期完成。具體而言，有三點。一是城的規模突破了城牆的限制，建章宮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門大街中軸線作用失去意義，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門、未央宮前殿、北闕、橫門大街、橫橋組成的中軸線趨於定型。伴隨著布局模式的改變，新增的離宮別館、亭台樓閣遍及漢城內外的空間區域。二是城市設計思想的變化，“象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設計規劃當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徵著天河，牛郎織女分列池的兩旁，成為“象天”思想的腳註。建章宮的神明台、太液池、鳳闕及閶闔門、未央宮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飛廉館和桂觀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見證。尤其是這兩種思想演繹出來的城市建築，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宮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宮，北宮的神仙宮（壽宮），未央宮的麒麟殿、鳳凰殿、白虎殿、壽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魚龍、奇禽、異獸之物均屬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備，從戰國時期軍事防禦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來。政治上的“重威”、市場功能的增強、交通的發達、文化的開放，使得漢長安城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個大都會。

漢武帝個人思想信仰和漢城營建的關係。《史記·孝武本紀》說：“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見五峙。后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觀”。“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長安東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宮，中為台室，畫天、地、太一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詔“其令天下尊祀靈星焉”。后因柏梁台發生火災，聽從“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之，用勝服之”的建議，“於是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台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台、井干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司馬遷筆下漢武帝的一生不但與神仙、巫祀緊密結合在一起，也與漢城的大規模營建活動相始終。

《三輔黃圖》說漢武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範圍雖無詳記，但根據文獻推測，東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達終南山，西跨灃河。漢武帝時期，一改漢高祖之“故秦苑囿園地，令民得之”的詔令，擴大了上林苑的規模，成為“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內的離宮別館達一百餘所，都是“殊形詭制，每各異觀”（《西都賦》）。

巔峰時期

隋大興城的整個地勢，呈東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隋代初年，宇文愷在建造大興城時，對這裡進行了別具匠心的設計，有意識地將這裡開闢為“曲江”風景區。關於宇文愷為什麼在城東南開曲江池的原因，《雍錄·唐曲江》中解釋為：“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以為池”，其實這只是表面的原因，王維坤先生從中唐權臣鄭注所說：“秦中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來推測，隋初宇文愷在城東南隅開鑿曲江池顯然也是出於“厭勝”的目的來設計的，也就是說，大興城東南高、西北低，風水傾向東南，皇宮、太極宮設在北部中側，在地勢上總也無法壓住東南，應該採取“厭勝”的方法進行破除，如把曲江所在的凹陷挖成深池，並隔於城外，圈佔成皇家禁苑，成為帝王的遊樂之地，這樣就可以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氣不受威脅。王維坤先生還探討了這一思想的其他方面的理論依據，即《列子·湯問》《淮南子·天文訓》《論衡·論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獻的記載。綜上所述，關於隋大興城的總體規劃思想歸納為《周易》“六爻”思想、“強化王權”思想、“天體設計”思想以及在城東南隅開鑿曲江池所表現出的“厭勝”思想，其實這些思想又可歸納為“法天象地”、“強化王權”思想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牆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在西安故都的輝煌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不僅因為它曾經是隋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及享譽世界的國際大都市，更在於它是一個在不甚優越的地理環境中，化弊為利，將理想化的設計發揮到極致的建築傑作。其規劃思想更是我國歷史的寶貴財富。

唐長安城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經過發展，形成了“非均衡對稱性”的格局，這主要體現在大明宮等建築物的興建上，而促使唐朝統治者對長安城進行重新規劃的原因，認為“與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唐長安城“從宏觀地形到微觀地貌，體現了對自然地理環境的尊重與充分利用”，唐代對長安城進行局部規劃的指導思想即“因地制宜”。唐長安外郭城的規劃布局主要受皇宮、皇城所處位置及當時的等級觀念、生活習俗和地理環境諸因素的影響。通過對唐代前期與後期百官家廟分佈地域的研究，唐代官私家廟在長安城中的布局明顯受政治及經濟發展諸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唐長安城內官私家廟的規劃思想主要依據政治、經濟因素而定。唐長安城的規劃思想“體現的是以帝王為中心和中央集權，突出政治軍事職能，商業性質不強。”

先秦時期

仰韶文化時期，雨量也較今豐沛。因而當時應為亞熱帶暖熱潮濕之氣候。竺可禎斷定從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墟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2℃左，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一5℃。年降水量估計較現在要多。而全新世中期的后一階段龍山文化時期，從半坡與姚村剖面之抱粉分析資料中已可看出，由於喬木花粉較前一階段有所減少，篙等草本花粉有所增多，這一階段氣溫較仰韶時期略為偏涼，但仍較現今溫暖，降水量較仰韶時期卻明顯偏少，當然仍較現今豐沛。這一結論還可從扶風縣案板遺址之動物遺存和抱粉分析結果得到證實。在這一遺址之龍山時期文化層中，一方面發現有竹鼠、耍等喜暖濕動物種屬，同時又發現有較多的嚙齒目、偶蹄目等草原型動物種屬。在抱粉中，木本植物花粉比例略有降低，草本花粉略有增加。木本花粉中闊葉樹種已不如前一時期繁多，但仍較多出現針葉樹種中松屬變化不大，僅柏屬稍有增加。這一花粉組合反映的是針、闊葉混交林與草原兼有的植被，仍較溫暖，但已呈現變干趨勢，是溫暖半濕潤氣候。就地帶性而言，仍應屬亞熱帶氣候。

西周建立前之先周時期，也即夏、商這兩個奴隸制王朝時期約公元前世紀至公元前世紀。這一時期之氣候狀況，根據扶風縣案板遺址抱粉分析資料，應與龍山文化時期一樣，也是溫暖半濕潤氣候。周原的卜骨中發現有“狩咒”的刻辭，兌，在古代即指犀，這與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獲兌”的記載相互印證，也證明先周時期關中地區與太行山東南麓一樣，氣候是溫暖的，也是較為濕潤的。

秦漢時期

秦王朝與西漢前期，因承接春秋、戰國時期之後，關中地區氣候依然保持溫暖濕潤狀況。《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及的“渭川千畝竹”及《漢書·地理志》中所述關中地區“有粵、杜竹林，南山檀拓”，均為當時氣候暖於現今之確證。有學者通過對秦兵馬俑一號坑出現的大量淤泥及在陵園範圍內專門修建的防水堤壩、完善的排水系統、高質量的排水管道等現象的研究，得出了秦代關中氣候溫暖、濕潤多雨的結論。

據此可判斷，秦與西漢前期同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氣候暖潤，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年均降水量也多於現在。西漢後期，即武帝之後，關中氣候又開始轉寒，據《漢書·五行志》記載，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年以前，僅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年六月與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三月有“大雨雪”的記，而自武帝元狩元年以後，則先後在元鼎二年公元前巧年三月、元鼎三年公元前年四月、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年三月和成帝陽朔四年公元前年四月發生大雨雪事件。前後相，後期之氣候顯然較前期寒冷。又據漢成帝時曾任議郎的祀勝之所著之農書記載，西漢後期關中種麥以夏至後日最為適宜，“早種，則穗強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夏至後日，尚在白露前。關中種麥一般均在秋分之後，較西漢後期要晚約天。這也表明當時氣候要較今偏冷。

隋唐時期

八水繞長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年有“十一月，京師大風雪”的記載。這顯然較曹魏、西晉、十六國、北朝時期大霜酷寒之氣候要和暖。但這一時期關中旱象仍較多，如開皇六年年八月“關內七州旱”，開皇十四年年五月“關內諸州旱”，八月“關中大旱”。說明關中仍較乾旱。唐繼隋后，歷時年一年，且是我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後又一個強盛的王朝。因關中為王瓷所在，因而關於這一地區之氣候狀況史籍上記載較詳。據《舊唐書》及《新唐書》中之帝紀與“五行志”之記載，有唐一代關中地區冬無冰雪的年份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年、麟德元年年、總章二年年、儀鳳二年年，武則天皇后垂拱二年年，唐玄宗開元三年年、開元九年年、開元十七年年、天寶元年年、天寶二年年，唐代宗大曆八年年、大曆十二年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年、貞元七年年，唐嘻宗乾符三年年。這在我國歷史上各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這表明唐代氣候確是偏暖的。結合唐長安城內外仍長有梅樹”，皇宮中種有柑橘並能結實的事實看，當時氣溫要高於現在。

唐代氣候較為暖熱還可從考古資料中得到印證。從發掘出土的唐代各種人物俑和墓室壁畫中可以發現，當時不論男女老幼衣著均比較單薄，特別是仕女，更是坦胸露背，蟬衣輕盈。而以後之宋、元、明時的人物俑，大多以身著棉袍厚衣為主。同時唐代帝王貴族常往山區之九成宮、玉華宮、翠微宮、華清宮等離宮別館避暑，京城官員也每在盛暑之日獲准放假，不用上朝。這些生活習俗，也都從側面反映了當時關中之氣候狀況。當然，唐代史籍中也有一些關中地區冬季大雪苦寒的記載。但若將冬無雪與冬有大雨雪的記載兩相進行比較，就可看出，在唐代前期和中期，即唐德宗貞元年間一年以前之世紀，氣候是以暖冬為主，氣溫偏高。而在唐代後期，即貞元年間之後的世紀，則以寒冬為主，也有春、秋出現霜雪害稼的現象。這表明到唐代後期，氣候又一次轉寒，且延至五代時期一年。

總的看來，隋與唐前、中期為接近亞熱帶的暖潤氣候，年平均溫度高於現代℃左右，年均降水量也略多於現在唐後期及五代時期，氣候又轉向涼干。

《國語·周語》記載，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於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舉辦過人口調查工作。秦末劉邦進入關中，蕭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戶籍地圖，“所以具知天下塞，戶口多少”。說明秦帝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戶口統計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資料沒有保存下來。現存最早的人口統計數字，是《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後歷代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大多繼承了這個傳統，保留了人口數字（戶數或口數）的記錄。

兩漢時期，漢代的人口調查皆為戶數和口數並列，關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長安附近，密度約達到每平方公里千人，為全國之冠。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漢末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長期分裂和戰亂時期，黃河流域屢經兵燹，關中地區經董卓之亂，“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唐宋元時期唐初貞觀年間開始人口直線上升，至天寶年間到達了頂峰。

隋唐兩代正處於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國力強盛，而隋、唐又都定都關中，使陝西人口遷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資治通鑒》記載，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滅陳，遂將陳後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遷於長安。此年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今江蘇南京），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從南方遷入長安人數之多可以想見。除陳後主及太子、諸王28人以外，還有陳朝尚書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200餘人皆被遷於長安。

唐代對人口遷徙有許多明確規定。遵循秦漢以來，“強幹弱枝”的傳統政策，嚴格限制京畿人口遷出。據《新唐書·食貨志》載，唐政府明確規定：“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余縣，皆有禁。”“畿內諸州不得樂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縣不得住余縣，有軍府州不得住無軍府州。”按照這些規定，作為京畿之地的關中地區的人口不得隨意遷往外地。據記載，唐太宗曾下詔“雍州錄尤少田者，並給復，移之於寬鄉”。但移往何處，移出多少人口卻不明確，這次遷移人口僅限於“尤少田者”。武則天改唐為周后，曾從關中等地向洛陽遷移人口。據《唐會要》卷84《移戶》載：“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內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這次遷移來自7個州，而史籍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餘4州缺載。隋、唐兩代沒有像秦、漢那樣大規模向關中移民，但隋唐時遷入陝西的人口並不少。遷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一般官僚士大夫，沿邊各少數民族乃至西域諸國人，全國各地的僧侶、商人等，日本、高麗等外國學者、僧人等。

在唐代，關中地區是舊士族遷入的主要地區。唐長安彙集了許多來自各地的少數民族商人乃至外國商人。安史之亂后，“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昭武九姓分佈於今新疆、中亞一帶，史稱其“善商賈”，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絲綢之路東進，在長安者眾多。據《資治通鑒》載，安史之亂后，西域“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貞元三年（787）經檢括“凡得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原為西域使者，由於安史之亂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長安，成為標準的移民。長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也不少。如長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開設的“波斯邸”（《太平廣記》卷16）。西市還有不少胡商（少數民族商人）開設的飯館、酒館等，並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