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的出生之時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約百年左右，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衰微后，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國，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其受業於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為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朱熹云：“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且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於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為妥貼。

關於孟子的父親更加缺乏資料，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認為孟子“宿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為“亞聖”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遊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他遊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弟子出遊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間。當時匡章背著“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滕定公死後，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為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才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著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後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著去做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魏敗於齊。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魏太子魏申被齊軍俘虜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國的商鞅領兵攻魏，俘魏大將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於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縣於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國昭陽領兵破魏軍於襄陵，取得魏國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象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孟子約於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聽，“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並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遲緩呢？他說：“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為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於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為，但願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於秦。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麼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游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於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約於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為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為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遊了。

與儒家爭鳴者以墨家和楊朱學派的勢力最大。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孟子痛斥楊、墨學派，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衛）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他說，他這樣嚴厲地駁斥楊、墨的異端邪說，是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個聖人的事業，他要正人心，就必須辟楊、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訴他，別人都說他好辯論，他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象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麼多，但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不符合他所周遊的那些國家的需要。於是就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在他之後，出現了學者鄒子等人。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數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捨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并，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範疇。《說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於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係，第二，在關於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於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儘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裡，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誌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標準為規範。推崇堯舜之道。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後世君王的做法為規範，比較講究實際，不泥古。荀子雖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這一點上，比孔孟進步。荀子所謂的“后王”既不同於其所謂“先王”，也異於孟子所謂的“先王”，學術界一般把荀子的歷史思想概括為“法后王”，使之與孟子的“法先王”相對立。其實，荀子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不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並法重者。“先王”觀念的形成以歷史人物為摹本，凝聚了歷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現實層次上而是在理想層次上進行的，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點的關鍵所在。荀子所謂“后王”，是對當時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時代發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為禮法、王霸、義利……等品質的表徵，荀子的“后王”與“先王”一樣，也是在理想層次上而非現實層次上來表述的。與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徵的價值和意義，荀子汲取先秦諸子的合理成分，適應了社會形勢的發展，提出了義利並重，王霸兼施，禮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張，較之孔孟儒家，商韓法家，更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而“后王”作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義利、王霸，禮法等思想的綜合體現，“法后王”象徵著歷史的進步，荀子正是通過“法后王”來闡明自己進步的歷史觀。

哲學思想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複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煉，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認識論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在於掌握客觀規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採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還非常重視修養。在心性修養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認為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於君子大發“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性善論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中心環節。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孟子的性善論只說性善，南宋朱熹補充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陽明繼承並發展出“良知學說”，當代學者傅佩榮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

飲食見解

孟子在飲食上提出了較多的見解，多被後人視為經典。他從仁愛的角度出發，說道：“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後人將“君子遠庖廚”解為不近廚房，並作為孟子賤視烹飪的理論依據，這是不可取的。

所謂“君子遠庖廚”，不過說的是一種不忍殺生的心理狀態罷了。也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為他親眼看到了牛即將被殺的樣子而沒有親眼看到羊即將被殺的樣子。“眼不見為凈”，所以君子遠離宰雞殺鴨的廚房。《禮記·玉藻》：選段譯文

當時親眼見到了牛而沒有見到羊。君子對於飛禽走獸，見到它們活著，便不忍心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便不忍心吃它們的肉。所以，君子總是遠離廚房。”

《孟子》記載，診斷飲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這與儒家自孔子開始對飲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家經典著作。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

但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謚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

《孟子》一書不僅是儒家的重要學術著作，也是我國古代極富特色的散文專集。其文氣勢充沛，感情洋溢，邏輯嚴密；既滔滔雄辯，又從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與語言，說明了複雜的道理。對後世散文家韓愈，柳宗元，蘇軾等影響很大。

《魚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

《魚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論為依據，對人的生死觀進行深入討論的一篇代表作。強調“正義”比“生命”更重要，主張捨生取義。孟子性善，自認為“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就應該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強平時的修養及教育，不做有悖禮儀的事。孟子對這一思想，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修養的精華，影響深遠的事。

從前孟子小的時候，父親早早地去逝了，母親守節沒有改嫁。孟子的母親對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視，管束甚嚴，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為賢。一開始，他們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著大人跪拜、哭嚎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子的媽媽看到了，就皺起眉頭：“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了！”孟子的媽媽就帶著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樣子。孟子的媽媽說：“這個地方也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媽媽又帶著孟子去靠近殺豬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學起了買賣屠宰豬羊的事。孟子的媽媽知道了，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依然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於是，他們又搬家了。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每月夏曆初一這個時候，官員到文廟，行禮跪拜，互相禮貌相待，孟子見了一一都學習記住。孟子的媽媽很滿意地點著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於是在此居住了。

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裡，蹲在地上。孟子進屋看見妻子這個樣子，就向母親說：“這個婦人不講禮儀，請准許我把她休了。”孟母說：“什麼原因？”孟子說：“她蹲在地上。”孟母問：“你怎麼知道的？”孟子說：“我親眼看見的。”孟母說：“這是你不講禮儀，不是婦人不講禮儀。《禮經》上不是這樣說嗎，將要進門的時候，必須先問屋裡誰在裡面；將要進入廳堂的時候，必須先高聲傳揚，讓裡面的人知道；將進屋的時候，必須眼往下看。《禮經》這樣講，為的是不讓人措手不及，無所防備。而今你到妻子閑居休息的地方去，進屋沒有聲響人家不知道，因而讓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樣子。這是你不講禮儀，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講禮儀。”孟子聽了孟母的教導后，認識到自己錯了，再也不敢講休妻的事了。引自《韓詩外傳》

孟子最初對學習很有興趣，時間一長就厭煩了，經常逃學。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氣，拿起刀來，把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說道：“你的廢學，就像我割斷織布機上的線，這布是一絲一線織起來的，現在割斷了線，布就無法織成。君子求學是為了成就功名，博學多問才能增加智慧。你經常逃學怎麼能成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讀書，而是惰於修身養德，今後就不可以遠離禍患，將來不做強盜，也會淪為廝役！”孟母用“斷織”來警喻“輟學”，指出做事必須要有恆心，一旦認準目標，就不為外界所干擾。半途而廢，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斷織喻學”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既驚且懼的鮮明印象，孟子從此旦夕勤學，終於成為我國歷史上的儒學大師。

當孟家還在廟戶營村集市旁居住時，孟子看到鄰居殺豬，不解地問母親：“鄰家殺豬幹什麼？”孟母當時正忙，便隨口應到：“煮肉給你吃！”孟子十分高興，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誠實，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於言傳。為了不失信於兒子，儘管家中十分困難，孟母還是拿錢到東邊鄰居家買了一塊豬肉，讓兒子吃了個痛快。

這句成語出自於《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戰國時，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談論治國之道。孟子問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殺死人，有什麼不同嗎？”梁惠王回答說：“沒有什麼不同的。”孟子又問：“用刀子殺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麼不同？”梁惠王說：“也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接著說：“現在大王的廚房裡有的是肥肉，馬廄里有的是壯馬，可老百姓面有飢色，野外躺著餓死的人。這是當權者在帶領著野獸來吃人啊！大王想想，野獸相食，尚且使人厭惡，那麼當權者帶著野獸來吃人，怎麼能當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經說過，首先開始用俑（活人殉葬）的人，他是斷子絕孫、沒有後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來殉葬尚且不可，又怎麼可以讓老百姓活活地餓死呢？”

戰國時代，戰爭連年不斷，可苦了各國的老百姓。孟子看了，決定周遊列國，去勸說那些好戰的君主。孟子來到梁國，去見了好戰的梁惠王。梁惠王對孟子說：“我費心儘力治國，又愛護百姓，卻不見百姓增多，這是什麼原因呢？”孟子回答說：“讓我拿打仗作個比喻吧！雙方軍隊在戰場上相遇，免不了要進行一場廝殺。廝殺結果，打敗的一方免不了會棄盔丟甲，飛奔逃命。假如一個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卻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貪生怕死’。”

孟子講完故事，問梁惠王：“這對不對？”梁惠王立即說：“當然不對！”孟子說：“你雖然愛百姓，可你喜歡打仗，百姓就要遭殃。這與五十步同樣道理。”成語比喻那些以小敗嘲笑大敗的人。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來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質相同的做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十分盛行。一般遊說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知識，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動的比喻，來諷勸執政者，最為凸出。孟子也是當時的一個著名辯士，在《告子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孟子對齊王的昏庸，作事沒有堅持性、輕信奸佞讒言很不滿，便不客氣的對他說："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雖有生命力很強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陽光下曬了一天，卻放在陰寒的地方凍了它十天，它那裡還活著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時間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點從善的決心，可是我一離開你，那些奸臣又來哄騙你，你又會聽信他們的話，叫我怎麼辦呢？"按著，他使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下棋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專心致志，也同樣學不好，下不贏，奕秋是全國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專心致志，處處聽奕秋的指導；另一個卻老是怕著有大天鵝飛來，準備用箭射鵝。兩個徒弟是一個師傅教的，一起學的，然而後者的成績卻差得很遠。這不是他們的智力有什麼區別，而是專心的程度不一樣啊；"這是一個很有教學意義的故事，我們要學習一樣東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專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丟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麼事情怎樣做得好呢？求學、做事的能否成功，這也是個決定因素之一，故後來的人便將孟子所說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簡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語，用來比喻修學、做事沒有恆心，作輟無常的一種說法。

據傳，孟子在遊說各國期間，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干城（今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孟軻鄉孟軻村）被大雨所阻。當時孟子聲望頗高，一時間奔走相告，轟動全村。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干城人也以此為榮，於是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把村名改為孟軻以示紀念。“先師廟”也稱“孟軻廟”，位於孟軻東村。嘉慶六年（1801年），開州（今濮陽）知州張極重修孟軻廟，並為“大賢名不可名村”，將孟軻村改為大賢店。1958年廟毀。1981年複名孟軻村至今。孟廟，又稱亞聖廟，為歷代祭祀孟子的場所。亞聖殿為孟廟的主體建築，大殿正面重檐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正中門額上掛“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內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正面兩柱掛以一副巨型抱柱對聯，“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顏。”對聯和門匾都是清代乾隆手書。東側神龕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的金匾一塊。山東又稱為孔孟之鄉。

山東鄒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懸掛著“七篇貽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貽”是贈給的意思；“貽矩”指《孟子》七篇給天下人為人處世的規矩。

孟廟，又稱“亞聖廟”，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廟奉祀始於宋景祐四年（1037年），創建於鄒縣東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后遷於現鄒縣城南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