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國

邾國是子爵國，也史稱邾子國，周代東方著名方國之一，是魯國的一個附屬國。邾國的先祖是安（或書作“晏”，二字古通用），周武王封安的五世孫俠於邾，為魯國附庸，《世本》稱邾俠，後世亦稱曹俠。邾國雖然自周初立國，但直到春秋時期的邾君克（儀父）之時都沒受周天子冊封，無爵位，其國君只稱“邾君”；安的十二世孫邾君克時已經是春秋時期，在齊桓公的奏請下，周天子冊封邾為子爵，邾君始稱邾子，位列於諸侯。

自邾俠后七代邾君是夷父顏，其名顏（或稱伯顏），字夷父，先秦人名、字並稱時先字后名，故稱“夷父顏”，史稱邾婁顏、邾子夷父或邾顏公。夷父顏之時，因為有功於周，封其子友父（名肥）於郳，史稱小邾。

周宣王二十一年（前807），夷父顏幫助魯公子伯御在魯發動叛亂，殺死了魯懿公，篡奪了魯君之位。周宣王三十二年（前796），宣王伐魯，殺了伯御而立魯孝公，同時誅殺了夷父顏。夷父顏被誅后，邾國追謚為“邾武公”。周宣王命夷父顏的同母弟叔術代理邾國君位。一說叔術為邾國群公子（庶出的諸公子）之一，但在曹姓公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位賢明有德的人，受到邾人的擁護，故得即邾君之位。叔術代邾君之位15年，到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後，叔術讓國於夷父顏之子夏父，自己出居於濫，受當時邾國五分之一的疆土。濫在今滕州市東南30公里羊庄鎮土城村。至此邾國分立為邾國、小邾國和濫國，這便是史學界所說的“邾分三國”。

春秋時期，齊桓公推行霸業，當時的邾君克（字儀父）積極予以支持，去各國奔走聯絡，曾夜宿滕國和薛國。周釐（僖）王二年（前680）鄄地會盟后，齊桓公霸業始成，為了報答邾國的幫助，即奏請周天子，封邾國為子爵，邾國國君始稱“邾子”，邾國始得位列諸侯。《左傳·庄公十六年》載“邾子克卒”，時為周僖王四年，后謚邾安公。安公之後是其子憲公邾子瑣，憲公之後是其子文公邾子籧篨。

邾文公在位五十一年，是邾國在位最長的一代國君。公元前614年，邾文公遷都於繹（今鄒城嶧山之南）另立新都（見《左傳·文公十三年》），直到戰國時為楚所滅。

邾國建都於邾（今山東鄒城境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遷都於繹（今山東鄒城市東南紀王城）。到了戰國中葉為楚所滅，據《左傳》、《史記》、《漢書》等古籍載：西周始封邾，至邾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始遷於嶧，至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公元前261至256年間)，在此建都350餘年。

邾滅后，故城仍為當地政治、經濟中心。秦置騶縣，屬薛郡，漢屬魯國，歷經晉、劉宋、元魏，直至北齊年間遷徙在鐵山之陽，故城逐漸淪為廢墟。

邾國故城自春秋建立，至北齊遷徙共延續了1100餘年，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代都城。

邾國故城北枕嶧山，南依廓山，地勢開闊，南北高中部低，平面近似長方形。東西橫距2530米，南北縱距2500米，城周長約10公里。故城構築利用山間高地，具有戰略防禦特點。現存城牆4000米，殘高3—4米，最高處約7米。牆基寬20—30米，夯築。城內中部偏北處有一高地，發現大片夯土、礎石、花紋磚等建築材料，經考證是邾國宮殿區。此外在故城東北發現邾國貴族墓地，在城西南金水河兩岸發現邾國手工業作坊區。

1977年12月23日，公布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5月25日，中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古帝顓頊（zhuan xu）的玄孫陸終有6個兒子，第五子名安，大禹賜曹姓。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後，封安的後裔曹俠在邾建立邾國，附庸於魯國。邾國又作鄒國，亦稱邾婁，有今山東費、鄒、滕、濟寧、金鄉等縣地。在西周之前，邾國的歷史屬於傳說的時代。至西周始，邾國才有信史。史載，周武王滅商后，邾國臣服於周，成為周的附庸國，初封之君是曹俠。

邾國可能早已存在，先依附於商，商滅又依附於周。曹俠之後，其子曹非繼立。之後的世係為：曹非生曹成，曹成生曹車輔，曹車輔生曹將生，曹將生生曹訾父，曹訾父生夷父顏。夷父顏亦即曹顏，夷父是他的字。曹顏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國君。時值西周末年，曹顏因有功於周王室，周王室封其少子曹肥於郳（今山東滕州東）為附庸，初稱郳國，后齊桓公尊王攘夷稱霸，郳君曹肥的曾孫曹犁追隨有功，被封為小邾子。

曹顏因為幫助魯公子伯御叛亂篡位，被周宣王誅殺，其弟叔術被立為邾君。叔術為人仁義，將君位讓給了長大成人的曹顏之子夏父，自己出居於濫（今山東滕州東南）。故邾與小邾、濫史稱“三邾”。邾君夏父之孫為邾君儀父。《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關於《春秋》稱“邾儀父”而不稱其爵位，《左傳》解釋說：由於邾儀伯尚未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冊封，所以只有直呼其名。又據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說：其後儀父服事齊桓公，以尊獎王室，被賜爵為邾子。所以邾國國君稱邾子，是在春秋的齊桓公時期。

春秋時期，在今山東境內，邾國是僅次於齊、魯的國家，與之相當的還有莒國。邾國的疆域大致相當於今鄒城的全境和周邊的濟寧、金鄉、滕州、兗州、費縣的部分地區。其國力也比較強，春秋末年仍有600乘戰車的軍事力量，是今山東境內眾多小國家中的佼佼者。邾國在北邊與魯國接壤，“擊柝之聲相聞”，兩國的毗鄰關係，既有利害矛盾，又有相互的影響，所以邾國與魯國的關係成為邾國發展史的重要內容。

從春秋初年開始，邾國與魯國的關係就不和睦。因為魯為周的同姓國，在周代各諸侯國的位次排列順序上，亦即所謂“周班”，有“魯之班長”的說法。魯國的地位高，影響大，又與邾國為近鄰，為了自己的生存，邾國千方百計地要搞好與魯國的關係。在春秋時期，邾國國君多次到魯國結盟朝見，以結好於魯。但魯為了擴展領土，將邾國視為“夷”而經常加兵於邾。僅《左傳》記載，短短的二百餘年裡，魯國對邾國的入侵就達十幾次之多，先後奪取了邾國大量的土地。邾有時也不示弱，經常與當時的強國如晉、齊、楚相交結，求得保護，與魯國對抗。

公元前639年，邾國滅須句（今山東東平）而並其地，須句國君流亡到魯國。因為魯僖公母親的母家是須句，所以第二年魯國出師伐邾，奪取須句，並讓須句國君復國。邾國心有不甘，出師伐魯。魯僖公看不起邾國，竟然“不設備而御之”。大夫臧文仲勸諫說：“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希望僖公不要輕敵，認真做好戰備，但魯僖公不以為然。兩軍交戰於升陘，魯國大敗，連僖公的頭盔也成了邾軍的戰利品，被懸掛在城門之上。須句又被邾國所滅。但畢竟兩國間的實力不可同日而語。

公元前627年，為報升陘之役，魯軍征伐邾國奪取了訾婁（今鳳凰山下大律村一帶，當時亦當稱繹，訾婁可能是魯國人對邾都的鄙稱）之地。前620年又伐邾奪取須句，所以在兩國的矛盾鬥爭中，佔上風的主要是魯國。之後，邾國統治者隨著國勢的逐漸衰微，改變了對魯國的態度，從公元前585年始，多次朝魯以求維持友好關係。之後邾國與魯國的關係，隨著彼此間力量的消長和當時大國爭霸等外部環境的變化，時戰時和，這種狀況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

儘管邾國與魯國的關係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但兩國地緣接近，在文化上彼此影響，所以在許多方面尤其是道德文化方面表現出某種趨同性。由於這種價值觀方面的共同性，後人以“”稱之。鄒與魯立國之地的原居民為東夷族，東夷族的文化傳統是邾（鄒）和魯文化共同的源頭。東夷人以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而著稱。《說文》有“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的說法。所以“鄒魯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崇尚仁德。此外，魯文化作為周文化的典型代表，其“重民”思想尤具特色。魯文化是一種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邾國與魯國毗鄰而居，受到魯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鄒魯文化”的另一個內容是“以民為本”的思想。

“鄒魯文化”的這些特點內容，在邾國的政治文化中都有所體現。如春秋前期，邾文公在位期間，政治清明。邾文公是一位賢明的君主。公元前614年，鑒於魯國不斷地征伐侵擾，邾文公準備把國都從平原地區遷到地處山區的繹（今山東鄒城東南）。當時的制度規定，國家在做出重大的決策前要占卜以問吉凶。而邾國史官對遷都的占卜結果是“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對此邾文公說：“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意思說，如果遷都有利於民眾，那麼也就有利於我。上天生育了民眾然後為他們樹立了統治者國君，國君的建立歸根結底是為民眾的利益著想。民眾得利，實際上就是我得利。遂毅然決定遷都。群臣們勸諫說：還是不遷都的好，這樣國君您可以獲得長壽。但邾文公卻回答說：“國君之所以活著，就是要服務於民眾。生命的長短，與時命有關。如果遷都對民眾有利，這是一件非常吉利的事情！”最終邾國的國都還是遷到了繹地。從邾文公的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鄒魯文化中的“民本”主義思想和人文主義的精神。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鄒地在戰國時期出現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

春秋後期，邾國政治日趨敗壞。如邾庄公死時，竟用了5個人殉葬，這與“鄒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相背離的。由於統治者的腐朽昏庸，君臣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統治集團內部關係日趨緊張，最終導致政權的分崩離析。早在邾悼公時，邾國大夫庶其投奔了魯國，並把邾國的漆（今山東鄒城東北）和閭丘（漆的東北）作為進獻禮交給魯國。時隔一年，大夫畀我又叛邾奔魯。邾庄公時，連續發生了大夫快逃亡魯國和大夫黑肱獻濫邑以奔魯的事件。繼邾庄公而即位的邾隱公更是一位荒淫無道的君主。

公元前488年，魯國伐邾，魯軍已攻至郭門，隱公仍然在享用樂舞，結果被俘虜。后隱公被放回，但仍不思悔改，又被吳王拘禁。邾隱公后在魯、齊、越國之間流亡，最後在越國的幫助下回國複位。因其無道，又為越國所拘禁，死在國外。他的兒子公子何即位，也是一位無道君主，從此邾國國勢日衰，江河日下。國勢的衰落，與魯國的力量對比更為懸殊，魯國加重了對邾國的壓迫。

公元前529年，在晉國召集的平丘之會上，邾國曾聯合莒國起訴魯國說：“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供），魯故之以。”魯國不斷施壓，邾國只好不斷進貢示好以求和平，藉以苟延殘喘。到了戰國時期，在魯國的蠶食鯨吞之下，邾國已成為一個奄奄一息偏居一隅的小國。但邾國的統治者卻依然腐敗如常。據《孟子·梁惠王》篇，邾穆公時期，每逢災荒之年，邾國的百姓年輕力壯的四處流散，年老體弱者拋屍於荒野，而國家的倉庫中卻裝滿了糧食財寶。黑暗政治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民眾對國家的離心傾向日益加強。在一次與魯國的戰鬥中，邾國有33名官吏戰死，而參戰的民眾卻沒有一個人為國死難。邾國統治者被他們的人民所拋棄。

在內憂加劇時，外患也接踵而至。戰國時期，兼并戰爭日益激烈，除了受到北方齊、魯兩國的侵略外，隨著楚國勢力的東漸和北上，楚國成為邾國的主要威脅。進入戰國後期，楚國向北大肆擴張，邾國在它的第29代國君時被楚攻滅，其君被遷往南方，其故地稱邾城。

邾國(又名邾婁國、鄒國)，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曹姓。

據《滕縣金石志》載：“清道光十年（1830），城東北八十里鳳凰嶺澗溝中，出伯俞父諸器 ……其中鬲、盤、匜等銅器銘文中，皆有邾字。“許慎的《說文解字》：“邾，蜘蛛也，從黽朱聲。”邾國的“邾”字，無論在西周還是春秋時期的銅器銘文中，寫作蜘蛛形，即今之“蛛”字。（但是朱與邾的銘文並不是蜘蛛形的八隻腳而只有六隻腳，反而與者字的銘文上半部類似，而豬字是由豕者二字組成，所以蜘蛛圖騰一說不確）據此，曲阜師範大學教授郭克煜先生在其《邾國歷史略說》一文中認為：“由蛛字字形得知，邾國先人曾以蜘蛛為圖騰，建國之後，即以蛛為國名。後來，為書寫方便起見，改從邑朱聲之邾字，《邾公鍾》之邾字，正是這樣寫的。”圖騰崇拜則是原始社會一種最早的宗教信仰，約與氏族公社 同時發生。在春秋以後的文獻中，其“邾”字亦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春秋》、《左傳》中寫作“邾”；在《國語·鄭語》、 《孟子》中寫作“鄒”，在《史記》、 《漢書·地里志》中寫作“騶”。音同而字異，其實皆一事。邾國，亦稱邾婁國，歷史典籍多有記載。《漢書·地理志》：“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左傳·文公十三年》（前614年）：“邾文公卜遷於繹”。

在邾文公之前，邾婁國逐漸被分為3個國家，即邾、小邾（倪）和濫，歷史上被稱為“邾分三國”，時當在春秋前後。我們通常所說的邾國，不包括后兩者。當代著名學者王獻唐先生，在其《邾分三國考》中，說其疆域大概為：“邾，在今鄒縣中部、南部，濟寧東境，滕縣北境，東、西、北三面界魯”。邾國常受魯國侵掠，《左傳》載：“魯師入邾，邾人保於繹”；邾國也曾在反擊魯國的侵略中，“獲僖公胄，懸諸魚門”。不僅黎民百姓蒙受苦難，而且隨時都有亡國的危險，遂有“三遷”之舉。從史書記載看，邾國早時定都於訾婁（今曲阜市息陬一帶），所以邾國亦稱邾婁國。二遷於邾瑕（在今濟寧市南5公里處）。但是這裡地勢低洼，常年遭受水災的侵害，為避下就高，又三遷於嶧山之陽。至於遷都原因，《左傳》載：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嶧山之陽，地理形勢優越，易於防守；土地比較肥沃，適於發展農業生產。文公定都后，戰亂威脅大為減輕，洪水亦不再為患，邾國經濟得到發展，同時也奠定了鄒城市古代行政區劃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