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包括上、下兩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歷史地理之傑作。歷史的時、空不可分，故寫歷史必記及地理。此志，首先敘述漢以前的地理沿革，著重寫了《禹貢》九州和《周官》九州；接著敘述西漢的地理，以郡國為條，用本文加註的形式，依次寫各郡國及其下屬縣、道、侯國的地理概況，諸如郡縣的民戶、人口，廢置並分更名的歷史，各項特產，都尉、鐵官、鹽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澤，關塞要隘，名勝古迹，道路交通，等等；並總記了西漢平帝時郡、國、縣、道、侯國的總數，全國的幅員，土地面積，定墾田、不可墾地、可墾不可墾地，民戶、人口總數等；再就是參考了《史記·貨殖列傳》寫各地風俗特產的內容，匯總了劉向“略言其地分”、朱贛“條其風俗”的成果，加以班固本人對歷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經濟和風俗特點區分地域，寫了各個地域的範圍、歷史、地理、民生、風俗和特點，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況。從而大大地拓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對後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本志重點在“風俗”，意在說明地理與政治的關係，提示為政者注意各地風俗，從地理實際出發以施其政。

《漢書·地理志》由三部分組成，卷首收錄我國古代地理名著《禹貢》和《職分》二篇，這是對前代沿革的簡單交待；卷末有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作為附錄；中間是主體部分，是班固的創作，這部分以記述疆域政區的建製為主，為地理學著作開創了一種新的體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據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區為綱，依次敘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的1587個縣、道、邑、侯國的建置沿革。在郡國項下，都記有戶口數字，把這些數字加起來，就能得出漢平帝二年的全國人口數為59594978人，這個數字雖不能說十分準確，但它卻是當時全國各郡縣戶口數匯總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時，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國人口數字的一部史書。在縣、道、邑、侯國的項下，則根據地區特點，分別選擇有關山川河流、礦藏、物產、經濟發展和民情風俗等等，各郡寫法體例一致，便於對比、查找，為今天研究歷史地理，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全書還記錄了周秦以來許多寶貴的地理資料，如在上郡高奴縣下記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這是最早的關於石油資源的記載；在西河郡鴻門縣下記 有天封火井祠，火從地出也，這裡所記的火井，就是天然氣；據統計，它載有鹽官共36處，鐵官共48處，反映了當時鹽、鐵產地的分佈情況；書中記水道和陂、澤、湖、池等，合計300多處，記在發源地所在的縣下說明它的發源和流向，較大的河流還記所納支流和經行里數，這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變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班固創立《地理志》以西漢時期的孤域政區為主，分錄其山 川物產等內容。在地質方面它記錄有關郡國的礦產，以及管理 礦產的鐵官、銅官、金官、鹽官所在的地方，對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較詳細的記載。此書對於研究西漢的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漢書·地理志》的寫作，是在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形勢下出現的，並為統治者所歡迎和需要。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漢書·地理志》對於我國的地理學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一方面，它開闢了一門沿革地理研究的領域，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響下，地理學的研究忽視了對於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態與發展規律的探索。後來，地理學更多地涉及到歷史學方面的內容，這也與《漢書·地理志》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體制有一定關係。

由於歷代編修的疆域政區地理志是我國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傳統特色。如果這種傳統可以稱之為體系的話，那麼古代地理學體系的形成是從《漢書·地理志》開始的。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準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卻是班固對後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後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這樣就為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

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結構內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從“昔在黃帝”至“下及戰國、秦、漢焉”）全錄《禹貢》和《周禮·職方》這兩篇，並依漢代語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從“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終）輯錄了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正文（從“京兆尹”至“漢極盛矣”）主要寫西漢政區，以郡為綱，以縣為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為基礎，敘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戶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迹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內容，篇幅佔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這種以疆域政區為框架，將西漢一代各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分繫於相關的政區之下，從政區角度來了解各種地理現象的分佈及其相互關係的編寫體例，可以稱之為政區地理志。這種體例創自班固，表現了他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為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於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來劃分九州，分州敘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並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他生活在東漢這個具體的歷史時代。我國行政區劃起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但尚未有統一四海的封建國家出現。隨後的秦代雖然一統天下，但歷時很短。自漢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東漢，已經有了200多年長期穩定的歷史，在疆域廣袤的封建大帝國內，建置並完善了一套郡（王國）—縣（邑、道、侯國）二級行政區劃。長期實施的社會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觀念的產生。班固的這種新地理觀隨著大一統觀念的加強，隨著重人文、輕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鞏固而一起被長期繼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為藍本，而且自唐《元和郡縣誌》以下的歷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為我國保留了一大批極有價值的人文地理資料，另一方面也妨礙了自然地理觀念的發展。直到明末《徐霞客遊記》問世之前，我國始終缺乏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科學描述和研究的專著，至多只有記錄自然地理現象分佈和簡單描述的作品，往往還是像《水經注》那樣以人文地理資料的記錄為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式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僅在《漢書·地理志》中首創了政區地理志的模式，同時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漢書》雖然是西漢一朝的斷代史，但《漢書·地理志》記述的內容超出西漢一朝。它“因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它是一部西漢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國的古代歷史、政區沿革等。比如，卷首寫漢前歷代疆域沿革，除全錄《禹貢》、《職方》兩篇外，班固還在《禹貢》前增以黃帝至大禹、《禹貢》與《職方》間加以大禹至周、《職方》後綴以周至秦漢的簡略沿革，保持了漢以前區域沿革的連續性。又比如，卷末輯錄了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概況，其中沿革是重要內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於政區地理的框架中納入其他門類的地理現象，將其分繫於各有關的郡國和縣道之下，並主要採取注的形式敘述各郡國從秦代到王莽時的建置沿革。縣一級政區並載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後的正史地理志、全國地理總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後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西漢的斷代史，其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溝洫志》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例如，僅《漢書·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記載川渠480個，澤藪59個，描述了全國300多條水道的源頭、流向、歸宿和長度，是《水經注》出現以前內容最豐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還記載有153個重要山嶽和139處工礦物產位置分佈情況；有屯田的記錄；有水利渠道的建設；有各郡國及首都長安、少數重要郡國治所及縣的戶數和人口數統計資料113個，是我國最早的人口分布記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統計資料。書中有陵邑、祖宗廟、神祠的分佈；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國、古城及其他古迹記錄；有重要的關、塞、亭、障的分佈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內容等。總之，《漢書》中所記載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軍事交通地理等內容為今天研究漢代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班固的《漢書》在《地理志》《西域列傳》等篇中記載了大量的邊疆地理資料。西漢是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幅員遼闊，交通、文化、經濟發達。經過武帝時張騫的幾次出使西域和漢軍的幾次出征，開通了絲綢之路；經過張騫等人的“通西南夷”，對當時西南地區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漢時對東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認識。這些在《漢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一條從今徐聞西出發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航海線，對沿途各地的地理現象做了記錄。又如，《漢書·嚴助傳》記載淮南王說閩越(即福建)的情況是“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時候應上書說：匈奴“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又說：“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內容說明漢代人們對邊疆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國東漢著名的學者，《漢書》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述是他根據檔冊進行抄錄、編纂而成的，特別是《地理志》博採西漢以前的地理著作匯為一篇。著書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漢朝使之“揚名於後世”，同時為當時行政管理服務。因此，地理的內容以政區沿革地理為框架，自然地理內容排在其次。這樣以人文地理為主的地理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致，《漢書·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後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仿效，從而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班固所開創的《漢書·地理志》模式對後世沿革地理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也阻礙了自然地理的進步；它記錄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資料，但也阻礙了理論的發展，特別是自然地理學理論的發展。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說，它是從事中國疆域政區沿革研究的基礎，是研究我國疆域地理必讀的書，是研究漢代地理必讀的書。

總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學的開創和地理資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影響的歷史地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