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北宋覆亡后，趙構定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重新建立宋朝，沿用“宋”國號，由於疆域相對於北宋而言位置靠南，史稱南宋。 1138年，遷都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宋史高宗卷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是月，虛恨蠻犯嘉州忠鎮砦。是歲，始定都於杭。”）

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宋徽宗見遼國力衰弱，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聯金滅遼事宜。宋攻燕京，大敗而回。金攻陷臨潢府，遼亡。宋付上巨額贖款給金，以換取燕京等地，其後金兵南下，趨東京開封府。宋欽宗即位，與金人和議，金人解兵北歸。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和皇室、大臣等三千餘人北去，北宋覆滅。

靖康之難中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被女真人俘虜，包括皇后，嬪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員和宮廷女官、大臣，宮廷樂師，廚師等都被女真人俘虜北上，康王趙構得以倖免。1127年，金國從開封府撤軍，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史稱偽楚。由於張邦昌原為宋臣，后降金，開封軍民對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舊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萬般無奈之下，張邦昌以孟皇后之名，下詔書立趙構為帝。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一日，趙構從濟州南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營築“中興壇” ，於五月初一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權。

張邦昌被殺，成為宋朝唯一被殺死的文臣。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國以張邦昌被廢為名，繼續大舉南侵。之後宋高宗一路南逃，過淮河渡長江。南宋也進行北伐，由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抗金將領指揮，在黃河兩岸曾經擊潰偽齊和金國的聯軍。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國又立劉豫為帝，國號齊，史稱偽齊，以加強對黃河流域地區的統治。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完顏宗弼（兀朮）揮師南下，宋高宗再無路可逃，只能入海逃難，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氣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軍主帥完顏宗弼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南宋將領韓世忠斷掉後路，結果被逼入黃天盪。金兵屢次突圍，均告失敗。后因漢奸指點，金兀朮聽說有老鸛河故道可以通秦淮河，於是發軍開鑿，一夜鑿渠三十里，掘通河道，由渠出江，經秦淮河引入建康城西的長江江面，得以逃往建康。但道路依然被韓世忠的水師扼守，金軍不得過江。又有福建人王某向金兀朮獻策，舟中載土，上鋪平板，穴船板以棹槳，待無風時出擊，韓世忠軍遂大敗，退還鎮江，金兀朮得以渡江北歸。這就是著名的黃天盪之戰。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火燒宋軍船隻才打開缺口，才能狼狽北返。金軍又在建康（今江蘇南京）被岳飛打敗，從此再不敢渡江。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飛。他通過北伐奪取了金國扶植的偽齊政權控制的土地。但宋高宗因為種種政治原因一心議和，和岳飛的北伐意向相背，為岳飛之後被殺埋下伏筆。

宋高宗害怕軍人得勝回朝專橫難制，擔心宋欽宗回朝繼承帝位（當時高宗因某種原因不能生育而絕後），於是宋高宗任用秦檜為相。秦檜在靖康年間曾主張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檜南返，由於他奉行投降政策，與宋高宗之意甚合。秦檜歸朝僅三月就成為副宰相，八月後又成為右丞相。由於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與宋高宗的想法相左，一年後就被高宗罷免。

紹興元年（1131年），升杭州為臨安府，是為“臨時安頓”之意。

紹興二年初（1132年），金敵攻陷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京留守凌唐佐詐降。

紹興八年（1138年）三月，金朝將領宗磐、宗雋、撻懶將河南、陝西地歸還宋朝。趙構恢復南京（今河南商丘）之名，以路允迪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同年五月，宋高宗任命主張向金求和的秦檜為右丞相。秦檜削去抗金將領韓世忠的兵權。同年，宋高宗定臨安府為行都，但仍稱其為“行在”。

後來秦檜迫害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宋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後期由於秦檜權勢太大，引來高宗的警覺。例如宋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

紹興十年（1140年）三月，宋高宗封閼伯為“商丘宣明王”，是為南宋國運神。

公元1141年，南宋被迫與金國簽訂“紹興和議”，以秦嶺至淮河一線為界。

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毀和議南侵，金軍分三路大舉南侵，重占汴京，宋軍在許多抗金名將指揮下，宋朝軍民抗戰英勇，金軍在川陝、兩淮的進攻皆告失敗。七月，金將兀朮轉攻郾城，被岳飛打敗，轉攻穎昌，又敗。岳飛趁機進兵朱仙鎮後來，收復了黃河以南一帶，與開封只有四十五里。金兀朮逃出開封。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岳飛。以至於金人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哀嘆。但此時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北伐之功毀於一旦。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國以宋高宗生母和生父的遺體為交換條件，強迫宋高宗殺岳飛。南宋與金國於書面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南宋放棄黃淮地區，並割讓之前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同年十二月末除夕夜（公元1142年1月27日），趙構和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與其子岳雲、部將張憲於臨安府（今杭州）。《紹興和議》立刻實現，宋高宗生父徽宗的靈柩和生母韋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高宗以向金國納貢稱臣為代價，換回了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的統治權。

宋高宗在位初期，有意抗金，收復河山，重用主戰派，以李綱為相、宗澤鎮守東京。曾多次大敗金兵，令局面稍為穩定。但後來趙構沒有對抗金國的決心，罷免了李綱等人。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他又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決，不久就一命嗚呼。秦檜死後，宋高宗一方面打擊其餘黨，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員。高宗沒有生育能力，因此他從太祖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最後趙瑗勝出。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戰中擊退。此時金國發生內亂，金帝海陵王被殺，金軍北返。此事讓高宗萌生退意。紹興卅二年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以後，縱情享樂，花費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宋高宗逝世。

在宋高宗之後，宋、金兩國發展相對穩定。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南宋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案，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金國也有幾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廢，孝宗也進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復國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歷時僅廿日就告失敗。之後，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又名乾道和議），張浚被罷黜，把原本向金稱臣改為叔侄關係，金為叔，宋為侄，金改詔表為國書，歲貢改為歲幣，減少貢獻，割讓秦州及商州，維持疆界。絹貢獻由二十五萬減至二十萬，歲幣減至二十萬銀兩。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

不過由於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將領的辭世，最後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總體說來，南宋的內政有所改觀。

宋高宗死後，宋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感，最後決定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且對宋孝宗十分不孝。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兩年後就日漸瘋癲。紹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後，光宗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便開始秘密策劃立新君。最後，太皇太後下詔，光宗被奉為太上皇。1195年，他的兒子趙擴即位，是為寧宗，改元慶元。六年後，光宗去世。史載寧宗“不慧”，智商低下,宋寧宗一朝被韓侂胄和史彌遠兩名權臣操控。

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胄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但是，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韓侂胄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胄。韓侂胄藉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朝廷。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胄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胄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胄貿然進行開禧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胄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集結成聯盟。而金人又以殺韓侂胄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胄殺死。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在1208年，簽訂《嘉定和議》。在兩國改為伯侄關係，宋由貢獻歲幣及絹由二十萬增至三十萬，宋賠償三百萬軍費，金放棄佔領的大散關、濠州，獻上韓侂胄首級。

1214年七月，宋寧宗接納真德秀的奏議，決定從此不再向金貢納“歲幣”，而此時，金國已遭受蒙古帝國的打擊，被逼由燕京遷都至汴京。為了擴大疆土以彌補被蒙古侵佔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納歲幣為名，出兵南侵，但是失敗。

宋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寧宗去世。趙昀接替即位，是為理宗。但是，史彌遠繼續其專政，而趙昀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理宗終於擺脫了史彌遠的陰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

南宋在孝宗、寧宗朝時比較安定。但是，寧宗以後，奸佞當道，政治腐敗，國勢日衰。

同時在北方，金國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唇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國，讓金成為宋的藩屏。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商議宋蒙聯合夾擊金國，由於當時金軍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戰”被蒙古軍殲滅，金國已是亡國之態，宋廷當朝大臣大多贊同聯蒙滅金，只有趙范反對。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

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利害，向理宗說明“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道理，希望聯合抗蒙，但即位不久的理宗在國家及民族仇恨和恥辱下，及在朝臣的建議，並沒有理會哀宗要求，繼續伐金。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1232年，宋攻下金的鄭州及唐州等地。金哀宗在汴京失守后逃往歸德，再逃至蔡州。紹定六年（1233年），宋軍攻克鄧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國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理宗將金哀宗遺骨帶到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南宋在蒙古族滅亡金國后，失去金國作為屏障，令南宋面臨比金更強大的蒙古南下威脅。

金滅亡之後，南宋沒有換來一時的安寧，反而面對更為強大的蒙古。金國滅亡后，蒙軍北撤，河南空虛，南宋想趁蒙古退兵之際，收復被蒙古佔去的土地，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東京（今河南開封）、西京（今河南洛陽）、南京（今河南商丘）三京，光復中原。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今河南商丘）。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於糧草不濟，貽誤戰機，宋軍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宋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大量精兵與物資付諸流水，也為之後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後，理宗怠於政事，沉迷於聲色犬馬，朝政大壞。

但南宋一直以和為主，並無強大的軍事力量，所以雖出兵但未達到預期目的。南宋的這一舉動反而成為蒙古南侵的借口。端平二年（1235年），蒙軍派遣大軍南侵。(1238年）塔思率軍攻下安慶府（今安徽潛山），劫掠而還。由於宋軍拚死抵抗，蒙古軍被迫后。淳祐七年(1247年)章夢飛武狀元及第。寶祐二年(1254)，蒙古軍陷潼關，直逼西京，章夢飛受命掛帥抗禦，任御苑統衛兼左司馬事，行軍不坐乘，愛兵如子女，與士兵同食，深得將士愛戴，士氣十分高漲。

寶祐三年(1255年)七月，盛夏溽暑，蒙古軍失去戒備，章夢飛計劃收復潼關，用緩兵計麻痹敵人，時機成熟后，便指揮宋軍猛攻敵軍陣營，蒙古軍遭到宋軍的突然襲擊，潰不成軍，潼關一舉被宋軍攻克，章夢飛因此名聲大振，深得宋理宗的敬重，被提拔京湖宣撫使、節制五城大司馬兼督糧餉事，因賈似道執政而急流勇退。蒙軍並不甘心失敗，於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兩次南侵，其前部幾乎接近長江北岸。由於宋軍英勇作戰，打敗元軍，再一次挫敗元軍度江南下的企圖。而後，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曹友聞、王堅、章翔、孟珙、孟瑛、余玠、張鈺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退蒙軍，使其不得不企圖繞道而行。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戰合州時受宋軍的流矢所傷因而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正於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蒙哥死訊后，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準備在和林稱汗，立即準備撤軍以爭奪大汗之位，賈似道藉機派人與忽必烈議和，以保太平。這樣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為汗。

理宗兩子早夭，因此最後理宗擇其弟趙與芮之子趙禥為皇儲。由於趙禥其母曾在懷孕期間服用過墮胎藥，因此趙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詔立趙禥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度宗。趙禥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右丞相賈似道因此擅權。賈似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終日在葛嶺別墅中與妻妾玩樂，由於他好鬥蟋蟀，時人稱他為“蟋蟀宰相”。

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鎮襄陽，是為襄樊之戰。宋軍利用漢水把物資源源不絕送入城內，才能堅守城池。守將呂文德及呂文煥堅守城池六年，賈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兩者之間不和。賈似道封鎖了所有蒙古南侵消息，皇帝並不知此事，襄陽、樊城被圍三年後，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國號為“大元”。在1272年，張順，張貴兩兄弟的義兵曾血戰蒙元軍。在1273年，樊城失守，襄陽城破，在宋軍繼續巷戰，呂文煥最終投降，六年的襄陽保衛戰結束。

此時的南宋全境已納入元朝版圖，但是南宋殘餘勢力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連續擁立了兩個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軍對小皇帝窮追不捨，不斷逃亡至南方，逃至新會至南海一帶。文天祥在海豐兵敗被俘，張世傑戰船沉沒，走投無路的南宋殘餘勢力終於在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隨著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剛滿八歲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覆亡。

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終年35歲。宋度宗去世后，其長子趙隰即位。當時，南宋的統治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蒙元攻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大敗。賈似道被貶，在赴任途中被監押官鄭虎臣所殺。德祐元年（1275年）十一月廿日，常州失守，蒙元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淪陷，臨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蒙元軍攻佔南宋行在臨安（今杭州），俘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臨安城裡舉行和平受降儀式，趙隰正式退位，但趙隰的哥哥趙昰和弟弟趙昺被大臣保護逃出臨安。

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連續擁立了兩個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蒙元對小皇帝窮追不捨，宋廷不斷逃亡至南方，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內部鬥爭不斷，景炎元年十一月，蒙軍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陳宜中、張世傑護送趙昰和趙昺乘船南逃，從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

景炎三年（1278年）春，南宋朝廷抵達雷州。四月十五日，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擁戴趙昺為帝，改元祥興（1278年）。逃至新會至南海一帶。文天祥在海豐兵敗被俘，張世傑戰船沉沒，在蒙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蒙元將領漢人張弘范領軍緊追在後，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無力戰鬥，全線潰敗，史稱崖門海戰。走投無路的南宋終於在1279年3月19日，隨著趙昺隨陸秀夫及趙宋皇族八百餘人集體跳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十萬軍民跳海殉國，至此南宋徹底滅亡。四十多年與蒙古抗衡以失敗告終。

崖門海戰極為慘烈，據估算，宋軍在此役中陣亡十萬，海上都是屍體。身在元營的文天祥親自目睹慘狀，作詩云：“羯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此外，據宋王台公園《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記載，昰昺二帝南逃期間，“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葬於今九龍城區，人稱“金夫人墓”，後來由於該址興建了聖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隨之湮沒。

與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邊界並沒有什麼變化，但北界卻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了。南宋初，金兵一度攻入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紹興九年（1139年，金天眷二年），宋金第一次和議成立，雙方確定以當時的黃河為界。但次年金人毀約，出兵取河南、陝西。紹興十一年（金皇統元年），宋金議定以淮河為界。第二年又將西部界線調整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市西南）及秦嶺以南。以後雖有局部變動，基本穩定在這條界線。

據趙汝括於寶慶二年（1226年）所寫的《諸蕃志》一書記載，當時澎湖列島已隸屬於福建路的晉江縣。這標誌著大陸政權對海上島嶼行使管轄的加強。

南宋時期全圖畫出金皇統二年、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和金泰和八年、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的疆域政區和當時中國邊區各政權以及各族的分佈地。金境內畫出諸京、諸路路治、路界、部分府州治所和邊地部族。宋境內畫出行在所、諸路路治、路界、部分府州治所和西南邊區一些羈縻州、部、土著部族區。西夏、大理、吐蕃地區內容略同北宋，西北邊區的西遼境內畫出其主要城邑和屬部。

參見：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時期是加強中央集權、“干強枝弱”的時期。南宋繼承了北宋“強幹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系列措施，為維護國家內部統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從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代。南宋時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雜類、僧道、農民，甚至是殺豬宰牛的屠戶，都可以應試授官，南宋的科舉登第者多數為平民。

南宋初年，以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為副相，廢尚書左、右丞官。從宰相官稱來看，三省已並為一省。孝宗時，索性將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為左、右丞相，參知政事未變（左、右丞相，唐玄宗時為尚書省長官，宋為中書的長官）。

在南宋皇帝無內朝，外朝黨爭不止政治情勢下，權相在皇帝怠政期間起到了維護政權穩定和朝政運行的作用。權相政治下，中央決策機構及決策系統的運行機制都發生變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為朝廷決策的中心；文書系統方面，權相的“堂貼”或者代書“御筆”乃至權相私人信函成為最高的政令指揮；秦檜時期建立里專屬權相的獨立財政體系；台諫成為權相人事運作的重要工具；社會和官場對權相的認知也發生變化，出現“言相不言君”的現象；皇帝卻趨向於虛位化。

但是，在科舉社會和皇權思想統治下的權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顯。權相政治缺乏統治基礎，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權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邊；權相的控制力難以滲透至縣級政權以下；更為重要的是，權相政治時期的財政和人事政策層層傳遞，損害了主要納稅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從而形成廣大的反對勢力。權相政治深刻影響著南宋的歷史，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發生在權相政治時期。權相政治深刻改變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軍事政策和社會心理。南宋初期，權相政治促進了南宋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然而，在社會矛盾尖銳的南宋末期，權相所代表的中央權力極大損害了廣大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加劇了他們的離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權的滅亡。

參見：宋朝軍制

南宋初期，重建軍事力量乃為必然之舉。南宋中央在招收潰兵、盜賊及勤王之兵等基礎上，開始軍事重建之路，最終形成幾支較強大的軍事力量，於是有了岳家軍、韓家軍的出現。這觸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諱，有成為私人武裝的危險。因而南宋有收回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將兵權的舉動。岳飛有大功於國，卻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而殺害，招募的軍隊中央無法進行有效的指揮。故南宋中央軍事主體力量的重建，主要便是將軍隊的領導權、指揮權收歸國有，由中央指揮全部的軍隊。南宋中央主力軍的重建與南宋的政治、對外關係、國內輿論、經濟等密不可分，無論哪一方面的轉變，都會影響軍事重建的過程與效果。因之南宋初期種種軍事缺陷，使得接連發生四件對南宋歷史至關重要的事件，分別為：明受政變、淮西兵變、第一次“紹興和議”與收兵權。南宋中央對這四次危機的處理，愈來愈成熟，並由完全被動逐漸轉化成完全主動，顯示中央已具備能力控制境內的諸大軍。在對待議和問題上，中央文官層的大部分皆持反對態度，與武將無異。不過，他們更擔心武將勢力的強大，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威脅到政局穩定，故秦檜集團才得以與金簽訂和議。

南宋置御營司，自收三大將兵權后，諸軍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將領為都統制、統制、副統制和統領。

從軍事鬥爭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許多愛國志士、民族英雄。南宋王朝長期處於金國、蒙元等外族入侵的嚴重威脅之下，為此南宋軍民進行了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抵抗鬥爭，湧現了無數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宗澤、韓世忠、岳飛、謝枋得、陸秀夫、文天祥等。僅《宋史·忠義列傳》就收錄有愛國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南宋與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國構成了當時世界貿易圈的兩大軸心，鑒於此，美籍學者馬潤潮把宋代視為“世界偉大海洋貿易史上的第一個時期”。

南宋時候，水田增加，產量進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等地，稻米產量很大，當時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棉花的種植擴展到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綿紡織業成為產棉區的主要農村副業，有了一套擀、彈、紡、織的棉紡織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裝有指南針，並且具有較強的抗風力。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南宋對中國後世歷史發展之影響。中外學者普遍認為，兩宋文化直至20世紀初都是中國的典型文化。其中許多東西在以後的一千年中是中國最典型的東西，至少在唐代後期開始萌芽，而在宋代開始繁榮。南宋開啟了中國社會的平民化進程，並出現了歐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徵，如大城市興起、市民階層形成、商業經濟繁榮等現象，美國、日本學者普遍把宋代中國稱為“近代初期”。南宋時期，全國經濟重心完成了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歷史性轉移，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中具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轉折。

南宋農業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國土促狹而導致的糧食壓力及因軍費開支而造成的財政危機，使農業承受更為沉重的負擔，因而只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水利田和梯田的開發，沿邊屯營田的開墾，擴大了農田面積。較之北宋熙豐時期掀起農田水利建設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經常修復的特點，而且探索出一條大中型水利官修為主，小型水利維修民辦公助的經營模式，地方鄉紳與富戶扮演了小型水利興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時期，土地買賣更為盛行，“千年田換八百主”成為頗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國歷史上首開招標競買（實封投狀）的拍賣方式。但官僚依賴權勢，大地主、富商以雄厚的實力巧取豪奪，仍然導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農擁有土地戶均數較北宋下降，下戶、無產稅戶及僱農等貧困戶比重上升，租佃經濟成為農村最主要的經營方式。賦役負擔不斷加重，二稅之外有各種苛斂雜稅和附加，使農民負擔極重。另一方面，由於稻麥二熟製為主的連作制及精耕細作耕作模式的推廣，有效提高糧食單產和總產，為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園藝及經濟作物的擴種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使南宋農業經濟出現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景象。其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之高，居當時世界領先地位。

南宋農業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租佃制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地主招募客戶耕種土地，客戶只向地主交納地租，不承擔其他義務。在大部分地區，客戶契約期滿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關係大為減弱。客戶直接編入宋朝戶籍，承擔國家某些賦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屬”，因而獲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農民可以比較自由地遷徙，轉向城市從事手工業或商業的活動。

某種意義上而言，租佃經濟是南宋農業及農村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租佃經濟的主體是農民，其中既有佔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也有主要靠租種土地生活的貧下戶及完全沒有土地的佃農。正是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創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質財富。其法律意義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較之前朝及後代有明顯的改善，因而在生產勞動中有較高的熱情和積極性，其所創造的高度發達的農業生產力，在當時世界處於獨領風騷的領先地位。作為租佃經濟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統治基礎——地主（田主）佔有80%以上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源，主要靠剝削佃農的剩餘價值發家致富，同時也向國家交納巨額稅賦，與農民共同創造及鑄就了南宋較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與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強的力度持續推進。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更為廣泛，土地買賣極為盛行，有關法律日益嚴密；土地所有權的轉移更加頻繁，租佃經濟與土地買賣成為南宋農業的本質特點。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繼續加大。

農業生產，南宋出現了古代中國南糧北調的新格局。由於南宋政府採取興修水利、鼓勵墾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南宋時期，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比唐代提高了兩三倍，總體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了唐代。南宋時期農業的發展使江浙地區在元初成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中國南糧北調的新格局。

南宋的紡織業、造船業、制瓷業、造紙業、印刷業和火器製造業都有較大的發展。

南宋的手工業生產達到了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新高峰。南宋時期，紡織業規模和技術都大大超過了同時代的金國，南方自此成為了中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瓷器製造業中心從北方移至江南地區；造船業得到空前發展。

• 冶鍊法

南宋發明了“冶銀吹灰法”和“銅合金鐵”冶鍊法；開始使用焦煤煉鐵（歐洲人在18世紀時才發明），是中國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

• 絲綢

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帶較為普遍地紡織棉布了。根據南宋詩人艾可叔的《木棉詩》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了房車、彈弓、織機等工具。南宋的紡織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南宋蠶桑絲綢生產，已形成了一整套從栽桑到成衣的過程，為明清的絲綢生產技術奠定了基礎。

• 造船業

南宋地處江南，交通運輸多用船隻，因而造船業較為發達，泉州、廣州等地都是當時的造船中心，能製造大型遠航海船。

• 制瓷行業

許多官窯隨著一起遷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內司官窯設於臨安鳳凰山下。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制瓷業中心，產品銷售各地，所燒瓷器極其精美，有“饒玉”之稱。

自秦以來的歷朝一直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開創了古代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新時代。商業與農業同被視為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士、農、工、商，皆百姓之本業”成為社會共識。

南宋繼續“農商並重”的國策，出現臨安、成都等全國性的著名商業大都市和形成四通八達的商業網路，衝破了長期以來“市”、“坊”分離的封閉式坊市制度，出現了住宅與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業格局。南宋商品交易規模龐大，商稅加專賣收益超過農業稅的收入，改變了宋以前歷代王朝農業稅賦佔主要地位的局面。

在南宋官營手工業作坊中，雇傭制度代替了強制性指派和差人應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縛大為鬆弛。這種新的經濟關係，不僅推動手工業經濟的發展，又促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南宋時期，紙幣大量流通，逐漸代替銅錢成為主要交換手段。南宋的紙幣分為“交子”和“會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區使用，會子則分為“東南會子”、“兩淮會子”和“湖北會子”三種。不過，南宋後期因為大量發行紙幣，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飛漲。

南宋的紙幣是在交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主要是圖案更加精美，防偽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經濟上的繁榮。

宋金兩國在淮河設置稱作“榷場”的貿易市場。除了榷場，民間的私下交易也較多。

宋朝從960年趙匡胤立都東京開始，歷經三百多年。中國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時期，由於耕種土地減少與絲綢之路的阻斷，西夏在南宋立國時取得了河湟地區（今青海東部），陸上貿易停止，被迫轉向以商業經濟尤其是遠洋貿易為主的商業經濟模式，所有貿易幾乎是經由海上絲綢之路。由於歲幣支出龐大，南宋王朝內部稅收繁重。經濟幾乎一面倒在與西方的貿易之上，促成海上貿易之繁華。商人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並最終取得了商業經濟的大繁榮，開始出現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當時南宋的經濟總量已佔世界的60%。南宋的時候，最大的城市臨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過百萬，而此時歐洲還在中世紀黑暗的統治下過著悲慘的生活。宋朝的四大發明，使航海技術跨入了海洋時代，遠洋的商船有6層桅杆，4層甲板，12張大帆，可以裝載1000多人，航行於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國的人民驚嘆不已。

從海外貿易看，南宋開闢了古代中國東西方交流的新紀元。對外貿易港口近20個，還興起一大批港口城鎮，形成了南宋萬餘裏海岸線上全面開放的新格局，這種盛況不僅唐代未見，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與南宋有外貿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增至60個以上，範圍從南洋、西洋直至波斯灣、地中海和東非海岸。進口商品以原材料與初級製品為主，而出口商品則以手工業製成品為主，表明其外向型經濟在發展程度上高於其外貿夥伴。

南宋市鎮不僅工商業十分發達，而且在社會形態上也日益呈 現出城市化的特點。這在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的發展史上，無疑有著相當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南宋是古代中國學術思想和文學藝術的巔峰時期，最明顯的一個標誌是新儒學——理學思想的誕生。作為程朱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繼孔孟以來最傑出的儒家學者。南宋時期維持了近百年學派間互爭雄長和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了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的盛況。日本學者將宋代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著名華裔學者劉子健認為：“此後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為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點，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王國維指出：“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南宋與東亞各國的學術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對在現代東亞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家庭關係等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影響。

南宋是古代中國文化教育的興盛時期。宋代統治者將“崇經辦學”作為立國之本。南宋官學私學皆盛，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士族地主壟斷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學、地方官學、書院和私塾村校都獲得了蓬勃的發展。

南宋奠定了理學在封建正統思想中的主導地位。南宋時期，理學被欽定為封建正統思想和官方哲學，影響了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和學術領域。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學。

宋理宗時代，朱熹道學（又稱理學）得以興盛。大約在南宋開禧年間前後，也就是在金國遷都汴京前後，理學著作陸續傳入北方，像尹焞《論語解》、胡安國《春秋傳》、張九成《論語解》、林之奇《尚書全解》、夏僎《柯山書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張栻《癸巳論語解》、呂祖謙《左氏博議》、劉子翚《聖傳論》、葉適《水心別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學名著，都傳至北國，引起趙秉文、麻九疇、楊雲翼、李純甫、王若虛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廣泛關注，產生了很大影響。趙秉文、麻九疇甚至“自稱為道學門……”。

南宋理學著作直接促進了北方理學的興起和發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編纂、翻刻南宋理學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將張九成《論語解》《孟子傳》《中庸說》《大學說》等書經刪節后彙集成《道學發源》一書，以廣流傳，趙秉文、王若虛分別為之作《道學發源引》《道學發源後序》，予以宣傳。趙秉文自己還親自動手，著有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學者開始撰寫理學類著作，表現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疇隱居遂平西山，潛心研究《易》學和《春秋》，享譽一時，趙秉文撰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玄箋贊》等多種著述，闡發他對道的理解，可惜這些著作都已失傳。南宋理學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時，是因為它適應了金源統治的需要。南宋理學家有關《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闡釋，現實政治性相對較弱，與金源統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經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譯五經，要讓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頗讀《論語》《孟子》《尚書》《春秋左氏傳》”。在這種背景下，南宋理學自然能暢通無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學者不是簡單地追隨或者附和、發揮南宋理學家的言論，更多的是展開對南宋理學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評理學家的僅有鄭厚等個別人，其《藝圃折衷》排斥孟子，離經叛道，被朱熹等人斥為“邪說” 。在北方，李純甫推揚鄭厚之論，以鄭厚的傳人自居，自稱“自莊周后，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他信奉佛教，為了批判理學，特意針對南宋人的《諸儒鳴道集》撰寫《鳴道集說》一書，“就伊川、橫渠、晦翁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 ，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論。

除李純甫之外，對宋儒展開詰難的還有王若虛。他的《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針對宋儒而發，特別是針對南宋理學家而發。張九成、朱熹、胡安國、呂祖謙、葉適等人都是他的辨駁對象。不過，他比鄭厚、李純甫要正統一些，他的詰難也更加中肯準確。如對待鄭厚，他像多數宋人一樣，批評鄭厚偏頗失當：“鄭厚小子，敢為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與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擺脫宋人那些不切實際的高論或牽強附會之說，從人之常情出發，重新審視宋儒的觀點，表現出更加務實的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論語·鄉黨篇》記載的主要是孔子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張九成《論語解》等著作卻從中發掘微言大義，誇大其辭，認為《鄉黨》能與《春秋》相表裡，說什麼“不學《鄉黨》，無以知《春秋》之用；不學《春秋》，無以知《鄉黨》之神” 。王若虛嚴辭批評其穿鑿迂曲、誇誕不實。他對宋儒的批評，正如《四庫提要》所說，“足破宋人之拘攣”。

現存南宋文學的作家、作品，不僅數量巨大，超過北宋，而且在內蘊特質、藝術表現上也有自己的特點，不是北宋文學的"附庸"。南宋中後期，士人群體依違於科舉體制而發生了階層分化，江湖詩人群登上了文學舞台，造成文化的下移趨勢。南宋時期又完成了兩個重心的轉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

• 小說和詩文

南宋文學在小說和詩文評方面較為明顯，因為小說和詩文評的政治性相對較弱，讀者面較廣。

洪邁的《夷堅志》以鬼神怪異為主，北傳時間較早，淳熙十三年（1186年）章森出使金國，北方的接伴使就關心地問道《夷堅志》“自《丁志》后，曾更續否” 。由此可見《夷堅志》在北方的巨大影響。在這種心理的期待下，後來便有了元好問的續作——《續夷堅志》的問世。

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話之一，可謂是詩話的資料庫。該書傳入北方后，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重視。

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關係就非常密切。《滹南詩話》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資料來源於《苕溪漁隱叢話》。王若虛的辨駁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包括胡仔在內的南宋人而發。也就是說，南宋詩話是《滹南詩話》寫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

此外，南宋的杜詩研究也有較大的反響。趙次公的《杜詩證誤》、無名氏的《千家注杜詩》、鮑彪的《杜詩譜論》、杜田《注杜詩補遺正謬》、徐宅《門類杜詩》等杜詩研究著作先後問世，也直接推動了北方杜詩學的發展。元好問正是在南宋杜詩學的促進下，編纂《杜詩學》一書，率先提出杜詩學一詞，從而翻開杜詩研究的新篇章。

• 詩歌

南宋的詩歌成就很高，尤、楊、范、陸並稱為中興四大詩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過北方，途中寫下了著名的使金絕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這些詩歌在北方無人論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獻記載的僅有楊萬里一人詩歌傳入了北方。

誠齋體以自然界為表現對象，獨樹一幟，受到李純甫等人的喜愛。李純甫公開稱讚誠齋體“活潑剌底，人難及也”，可是在李純甫現存詩歌中，幾乎看不出絲毫誠齋體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趙秉文詩中有一些近似誠齋體的寫景之作。

隨著金王朝國勢的日益危殆直到滅亡，輕鬆活潑的誠齋體越來越不適應金末的現實，註定要被人們所冷落。元好問在《又解嘲》詩中說：“詩卷親來酒盞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其中的竹隱、南湖，據錢鍾書先生解釋，是指南宋推崇並效仿誠齋體的詩人徐似道和張鎡。該詩意思是說，徐似道和張鎡那些新巧的詩歌在蘇、黃二人面前，還值得一提嗎？元好問借蘇、黃二名家來彈壓徐、張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壓小、多此一舉之嫌，他也許是借彈壓他們來彈壓其背後聲名顯赫的誠齋體。在元好問的詩歌中，也沒有效仿誠齋體的跡象，說明誠齋體在北方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

誠齋體之外，陸遊的詩歌也很可能傳入北方。清人翁方綱將陸遊與元好問並列，稱“天放奇葩角兩雄”，但除錢鍾書《談藝錄》拈出他們兩句相似的詩句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直接的文獻可以證明元好問讀過陸詩，或受到陸詩的影響。受敵對政權的限制，政治性特彆強的陸遊詩歌不可能為北方文人所公開接受。

總體來看，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的南宋詩歌與金國的官方意識嚴重抵觸，對北方詩歌沒有產生多少直接的作用。而宋詩的繁榮，宋詩在唐詩之後另闢蹊徑，開拓了宋詩新境界，其影響直到清末民初。

• 小說

南宋話本小說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 戲文

南宋戲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戲曲藝術的成熟，為中國戲劇的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

• 古詞

宋詞在南宋達到鼎盛，著名詞人有辛棄疾、李清照、陸遊等。詞體由於自身性質與詩歌不同，向來被視為小道，所以相對自由一些。

出身北方的辛棄疾詞雖然多抗金復國之言，傳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辛棄疾的愛國詩詞流傳較廣。金亡第二年，劉祁即稱讚其功業文辭，後來元好問更是將辛詞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稱“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後便到辛稼軒”。應該說，辛詞對元好問為首的金末詞壇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元好問詞之所以被認為“足以追配稼軒”，就在於它得益於稼軒詞的沾溉。

在各體文學樣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較低，遠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難以接受散文中強烈的民族情緒，所以在北方影響很小，王若虛曾提及孫覿的《謝復敷文閣待製表》，從文體的角度予以嚴厲批評，並據此得出“宋自過江后，文弊甚矣”的結論。

宋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標誌中國中古時期繪畫高峰的出現。有學者認為：“吾國畫法，至宋而始全。”宋代繪畫中的工藝美術造型、裝飾與總體效果堪稱中國工藝美術的典範，成為後世畫家爭相仿效的對象。

此時期藝術風格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主要承襲古老的傳統。山水畫仍是此時期重要的繪畫類別，山水畫家有馬遠、夏圭，他們所描繪的是地方山水，飄渺柔和的景緻，與北宋山水畫家所畫的險峻山水景緻形成對比。此派畫風出自宋高宗的畫院，一般稱“馬夏”，與此時期禪僧生動自然的草草逸筆亦形成強烈對比。

瓦舍，宋代勾欄興盛一時的民間藝術演出場所“勾欄瓦舍”，是戲劇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具有獨特的地位。南宋臨安的瓦舍數量據各種史籍記載，共有24座，這還不包括“獨勾欄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個勾欄的娛樂場所。大多數的瓦舍都有多個勾欄，每一個瓦舍中的勾欄數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

另外，臨安還有那種“獨勾欄瓦市，稍遠，於茶肆中作夜場”。每個勾欄中能容納的人數大小不一。而每個勾欄的演出是從早上一直演到晚上，從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中稱：臨安市民“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卻於瓦市中消遣”。《東京夢華錄》中稱：“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見，當年臨安二十幾個瓦舍里，約有上百個勾欄在演出，每個勾欄里有上千或數百個觀眾在看戲。粗算一下，當年杭州城裡每天的戲劇觀眾可達2萬至5萬人，一年觀眾累計達700萬到2000萬人次。

南宋是古代中國史學的繁榮時期。陳寅恪先生指出：“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南宋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經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對後代的史學家有很大的啟迪和教益。

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學家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伊洛淵源錄》，王稱的《東都事略》、胡寅《讀史管見》、呂祖謙《大事記》、《呂氏家塾通鑒節要》等書，其中后三種都是《通鑒》學方面的著作，可見這類著作在北方影響較大。北方蔡珪、蕭貢、完顏璹等人非常喜愛《資治通鑒》，各有專長，所以南宋《通鑒》學一入北方便受到人們的關注。趙秉文為呂祖謙未能最終完成《大事記》而深感惋惜，在詩中說：“傷哉絕筆《大事記》，讀經未了已亡身。” 。

金亡之後，北方的《通鑒》學發展很快，出現了元好問所說的“武臣宿將講說記誦”的熱門現象，隨之還出現了《陸氏通鑒詳節》等著作。

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學者李約瑟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 ”

指南針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經普遍使用，13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和歐洲各國。指南針對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它也為歐洲航海家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條件。

晚唐火藥開始應用于軍事，北宋政府在東京設立專門機構，製造火藥和火器。南宋時期發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槍”。管形火器的出現，開創了人類作戰史的新階段。火藥和火器在13世紀中期傳入阿拉伯，後來傳歐洲。

南宋時期由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印刷業和造紙業都很興盛。當時官府、民間都從事書籍印刷。臨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業的中心。臨安國子監所出版的圖書，稱“監本”，印刷技術頗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書坊。造紙方面，在紙的品種和質量都有顯著的進步，成都、臨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陽等地都是紙的重要產地。

農業技術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如中國現存最早的農學著作《農書》和柑橘專著《橘錄》，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菌類專著《菌譜》、植物學辭典《全芳備祖》和有關梅花的專著《梅譜》。

南宋在數學領域的巨大貢獻。傑出數學家秦九韶撰寫的《數學九章》提出的“正負開方術”，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傑出數學家楊輝，編撰有《詳解九章演演算法》、《楊輝演演算法》等十餘種數學著作，收錄了不少中國現已失傳的數學著作中的算題和演演算法。

南宋在醫藥領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錄》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比西方早350餘年，它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法醫學的基礎，而且被奉為中國古代“官司檢驗”的“金科玉律”，並對世界法醫學產生了廣泛影響。

宋金之際因戰亂人口大量銳減，靖康之亂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戶，到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戶、5650萬人，自平定民亂和紹興和議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約有1240萬戶、6450萬人；南宋中後期因“人稠地狹”人口增長緩慢，至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達到戶口峰值，官方統計有12670801戶、28320085口，學者考慮到隱戶問題認為該年應有1550萬戶、8060萬人。

為了適應工商業的發展，兩宋王朝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坊郭戶”單獨“列籍定等”，標誌著“市民階層”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市民階層登上了歷史舞台，而南宋時期實行的募兵制，遵從人們服役的自願選擇，有效地保障了城鄉勞動力穩定和社會安定。“坊郭戶”是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坊郭戶”作為法定戶名在兩宋時期出現，標誌著城市“市民階層”的形成，市民階層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

娛樂市場是臨安城市市場體系的組成部分，它以多樣化的市場形態，迥異於商品市場的特徵，在與商品市場的互動中促進了城市市場的發育與成長。娛樂業中商業化經營活躍，並形成了功能性的行業組織。初興的市民群體成為娛樂市場的主體，其社會流動性與滲透力推動了娛樂市場的整合，市民文化成為貫穿娛樂市場的主線。臨安獨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娛樂市場富有生機。娛樂市場的新興在傳統市場發展史和市民文化演 進史上具有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南宋時期臨安休閑文化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主要體現在休閑方式多樣化、休閑主體多元化等方面。

南宋社會的奢侈之風，既是官僚地主腐朽本質的集中體現，也是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縮影，而南宋朝廷官府倡導善舉、關注民生、同情民苦，也是客觀事實。兩宋時期，隨著土地依附關係的解除和門閥制度的崩潰，先前士族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復存在。社會結構的調整，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換、世俗等級界限的鬆動，促進了社會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體現在開科取士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轉化。

南宋社會保障制度更為完善，臨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設立了分工明確、服務周到的不同的養恤機構。

• “荒政”制度

中國古代荒政發展至宋代進入一個承前啟後"整合清算"的階段。由朝廷官府向災民無償提供或借貸提供錢糧物，將災民暫時遷移到豐收地區或動員富豪平價售糧，並且在各州縣普遍設置“義倉”，以解決暫時的糧食短缺問題。就救荒制度而言，北宋集漢唐以來之大成，使之固定化、規範化、有序化。董煟在《救荒活民書》中對北宋以來特別是南宋寧宗嘉熙以前救荒措施等得失的評議，從一個側面可以窺視南宋荒政措施對北宋的繼承和發展之一斑。

• “養恤”制度

福田院：賑濟流落街頭的老弱病殘乞的；

居養院：收養遭了天災的居民和孤寡貧窮不能自存者的；

安濟院：收養並醫治孤寡貧病不能自存者的；

漏澤院：安葬無人認領的屍體；

慈幼局、嬰兒局：收養社會棄子棄嬰；

養濟院：杭州官辦的養老機構。

1.

福田院：賑濟流落街頭的老弱病殘乞的；

2.

居養院：收養遭了天災的居民和孤寡貧窮不能自存者的；

3.

安濟院：收養並醫治孤寡貧病不能自存者的；

4.

漏澤院：安葬無人認領的屍體；

5.

慈幼局、嬰兒局：收養社會棄子棄嬰；

6.

養濟院：杭州官辦的養老機構。

這些不同的養恤機構對改善環境衛生、防止疫病蔓延和穩定社會秩序益處非淺。這些慈善機構的醫療善行對南宋區域民眾的救濟、醫療保健及社會穩定作用很大，應該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 “義莊”制度

義莊主要由科舉入仕的士大夫憑其秩祿買田置辦用於出租。租金用來賑濟族人的生活。義莊的設置在一定範圍內保障了族人的經濟生活，輔助了官方的社會保障。南宋的社會保障政策對於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南宋推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進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使其從文字到思想、從典章制度到風俗習慣均呈現出漢化趨勢。

南宋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藝術等方面對北方也會有一定的輻射作用。南宋與金國長期對立，南北隔絕，南北文化僅僅通過雙方邊界民間的榷場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狹窄的途徑進行有限的交流。由於南宋文化整體水平高於北方，故這種交流主要表現為南宋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輻射，北方的理學、文學和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響。

參見：宋朝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