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
向達
向達（1900－1966），湖南漵浦人。字覺明，筆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後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兼北京大學講師；1935年秋到牛津大學鮑德利（Bodley）圖書館工作；在英國博物館檢索敦煌寫卷和漢文典籍；1937年赴德國考察劫自中國的壁畫寫卷；1938年回國後任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文革”爆發后慘遭批鬥折磨，不幸辭世。
向達先生像
湖南漵浦人。土家族；卒於1966年11月24日；1924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編輯；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著重於敦煌俗文學寫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的研究，完成力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秋赴歐洲，訪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寫卷、漢籍及俗文學寫卷等重要資料，1938年秋，攜帶數百萬字資料返國。返國后，先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不久轉任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
1941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代表北京大學於1942年春到達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萬佛峽等；返重慶后，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
1943年7月～1944年，向達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赴河西。他兩到敦煌，除對敦煌地區諸石窟留下了重要記述外，寫成多篇有關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論文初稿，後來陸續發表。
1949年後，向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第二所副所長兼學部委員等職；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資料，並發表有關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學方面論文多篇，出版了《蠻書校注》；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1958—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從刊》；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嚴重迫害和凌辱，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著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及《史料目錄學引論》、《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等
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評價：“北大教授中或長於書法，或精於書論，懷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後有馬敘倫、鄧以蟄、魏建功、向達、馮友蘭、朱光潛、宗白華、王力、黃子卿、楊周翰、周祖謨、李志敏、羅榮渠諸先生。他們以器識為先，以人品、學養（學術品位）領字。他們的作品中不是書家、勝似書家，蘊藉風流、韻味醇深的濃郁的書卷氣迥然不同於流俗的那種‘匠氣’。”
向達譯稿
在目錄學中，寫有《史料目錄學引論》、《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等。著述主要有《印度現代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代佛曲考》等和論文70餘篇。
1930年，向達到北平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利用館藏豐富文獻，著重於敦煌俗文學寫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的研究。他完成力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33年刊於《燕京學報》專號），奠定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從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為中外學界所矚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學歷史系之聘，講授《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1935年秋赴歐洲，先在素以收藏東方善本著稱於世的牛津大學鮑德里圖書館工作，抄錄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資料。1936年秋轉赴倫敦，在不列顛博物館東方部檢閱敦煌寫卷、漢籍及俗文學等寫卷，抄錄了與來華耶穌會士和太平天國有關的重要文獻。1937年末訪問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學院、博物館，考察各處竊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寫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間，著重研究了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卷，抄錄了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有關文獻等。1938年秋，攜帶數百萬字資料返國。
返國后，先在遷到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不久轉任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1941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其歷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與國立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達代表北京大學於1942年春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萬佛峽等。返重慶后，針對某些名流隨意剝離洞窟壁畫的行為，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提出將千佛洞收歸國有，由學術機關進行管理，開展研究工作等建議。這一建議對促進“敦煌藝術研究所”的設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7月至1944年，向達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赴河西。他兩到敦煌，不顧隆冬酷寒，呵指筆錄，除對敦煌地區諸石窟留下了重要記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外，寫成多篇有關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論文初稿，即後來陸續發表的《敦煌藏經過眼錄》、《西征小記》、《莫高榆林雜考》、《兩關雜考》、《唐代俗講考》等。俗講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兩關的考證系兩度親自踏勘漢代玉門、陽關故址的結果，不同於書齋中僅從文獻進行考據之作。
1949年後，向達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第二所副所長兼學部委員，《歷史研究》及《考古學報》編委等職。
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不計個人得失，更加勤奮工作。
1959年以後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資料，並發表有關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學方面論文多篇，出版了傾注多年心血的《蠻書校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向達備受折磨凌辱，不幸於11月24日離開人世。
章詒和回憶說："向達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於數月後，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一代學界宗師，竟然是以這樣慘烈的方式告別了多舛的人生！
向達是一個近乎純粹的學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踐行著一個學者的良知，追逐著學術夢想。他說：" 近代科學進步，是以純粹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純粹科學是體，應用科學是用，有體然後有用。單隻講用，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務根本只圖眼前，則中國將來科學的前途，可能與同治時代的維新同其命運。"這和德國的“精神大臣”洪堡的教育理念何其相似：“不應就其利益直接相關者要求大學，而應抱定以下信念：大學倘若實現自身目標，那也就實現了、而且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國家目標，而這樣的收效和影響的廣大，遠非國家之力所能及”。
西洋番國志 鄭和航海圖 兩種海道針經
1920年轉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專攻歷史學。
1924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
1925年—1934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翻譯《世界史綱》、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黑水獲古記略》、《敦煌獲書記》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
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寫經組組長。
1934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1935年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
193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
1936年到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研究所藏敦煌寫卷，著《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又到義大利梵蒂岡圖書館抄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資料。
1937年到德國柏林研究普魯士科學院所藏中國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和寫卷。
1938年到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研究由伯希和剝去的敦煌寫卷。
1939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組長。
1945年—1948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1949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大右派”。
1958年—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從刊》。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1月24日因病逝世。
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向達先生譯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正是在這裡，向達開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研究。除了翻譯《世界史綱》、《印度現代史》，向達還開始接觸到外國探險家在中國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譯了《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斯坦因敦煌獲書記》1930年發表，並著手翻譯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他同時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觀點，發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論著。
1930年，向達到北平圖書館任職。豐富的資料，加上有一批潛心治學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礪，使向達的研究水平突飛猛進。1933年他發表的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向人們展示了一幅盛唐時代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在這篇被李約瑟稱為“論述唐代長安西方人的卓越論文”里，通過長安這個當年的國際大都會，展示了東西文化的交相輝映和中華文明容納百海的開放心態。
1935年，向達因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並對於經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向達到英國后，先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中文圖書。次年秋，此項工作結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館，開始了敦煌經卷的閱讀和研究。
在別人的國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遺產，箇中滋味向達體會最深。以前只是翻譯斯坦因的書和文章，現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萬端。這些外國學者劫去了中國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學術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資料的“敦煌學”，字裡行間還對中國學者百般嘲諷。而今，他不遠萬里前來閱卷，總算可以親眼見到這些寶藏了。但是情況並不樂觀。
向達在1936年2月從倫敦寄給國內的信中寫道：“弟來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員為Dr．Lionel Giles翟里斯，前後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於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於進退兩難之勢。然現已至此，不能不儘力想辦法，庶不致如入寶山，空手而反返。現在擬托其他英國人代為轉圜，將來研究一層或百有萬一之望也。”
事實上，向達的遭遇在兩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經遇到了。1933年底，北平圖書館委託清華大學的浦江清教授與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商量，拍攝敦煌文獻中佛經以外的寫本，然而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抄錄，同樣被拒絕，而只能依據目錄廳中不反映內容而只有編號的卡片，作限時限量的借閱。要從成千上萬件遺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連提示也沒有，可謂大海撈針。浦江清實在沒有辦法，於是提出義務為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文書編目，以方便學者利用。然而還是一個冷冰冰的“不”字。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張素痴在倫敦停留時，來到了大英博物館。鑒於受北平圖書館之託的浦江清也吃閉門羹，張素痴大為慨嘆“西方所謂漢學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沒有去找有關人員，而是站在寫本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一個字一個字抄錄了十數種珍貴的敦煌寫本資料。像武則天時代的經書長卷，一個18歲的女子以10匹絹的價格被賣掉的“賣女契”，妻子如何給婆婆及丈夫寫信的範文，解夢書，現存最早講解圍棋戰術的棋經等，就是這樣抄回來的。
向達為查閱敦煌卷子，受盡了翟里斯的種種刁難。從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加起來還不到500卷。向達後來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這段傷心往事。
另一方面，向達的生活津貼時無著落。向達沒有忘記祖國的苦難，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在1936年2月21日寫給館長袁同禮的信里寫道：“達雖一介書生，身無傲骨，然與其向此輩人足恭唯諾以討生活，則毋寧返國餓死之為愈耳。惟念祖國風塵艱難，斷不敢效叔寶之流，以海外桃源為避秦之樂土也。”
中國是個窮國，當時即使是國家派出的學者，也是經費不足，學者的工作只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了。儘管這樣，向達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做了詳細的卡片，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號、名稱、長短、所存行數，並抄下其前5行和后5行，重要卷子還拍了照片。
他撰寫的《倫敦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等文，為學術界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把國內敦煌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938年，向達攜帶著抄錄的幾百萬字的敦煌資料，終於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後，向達先生他兼管北大圖書館的事務；他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第一批委員之一，還擔任了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北大圖書館館長。他對北大的藏書了如指掌，在綜攬全館館務之餘，還親自負責中文典籍的選購，因為他有深厚的目錄版本學功底。1947年，他與王重民教授等學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設立圖書館學專修科（附設在中文系）、博物館學專修科（附設在史學系）。現在這兩個專修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成為海內外聞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與文博學院。
1950年，向達先生毅然送自己的小兒子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第二年，黨和政府請他參加了第一屆赴朝慰問團。他先後被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向達深受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他做得好，不讓他變化。”
1957年大鳴大放時，他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只開“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及民族問題這5個方面的討論），在學術觀點上，也應百家爭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他說：比如考古發掘，怎能說明這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當時北大歷史系僅有的另外一個一級教授翦伯贊等批判向達，揭發向達“對黨的領導的攻擊性言論"，具體說來就是向達曾把中國科學院的一些行政幹部比喻為“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如“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等等。
他出言無忌的後果是可以想象的，最嚴重的是還被誣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長的野心，於是，新舊賬一起算，因此向達被錯劃為史學界五大右派（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按出生年序排名）第二號“大右派”。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歷史系鄒衡教授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此時的向達，儘管還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時治療，在"坐飛機"之後，還要接受無休止的勞改、批鬥和折磨，終於未能闖過棍棒林立、群獸叫囂的鬼門關，
1966年11月24日，寒冷的冬日，一代歷史學巨匠向達先生離開了人世。
1929年向達在《小說月報》第1號上以筆名覺明發表《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在世界上首次系統地列舉有關鄭和研究的文獻。文中首先根據《昆陽馬哈只碑跋》、《古今識鑒》、《西洋朝貢典錄》等文獻論述鄭和身世；接著列舉鄭和研究的有關資料：《西洋番國志》、《星槎勝覽》、《瀛涯勝覽》、《鄭和航海圖》、《西洋朝貢典錄》、《海語》、《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錄》、《東西洋考》；最後專門論述羅懋登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對鄭和研究的史料價值。
向達此論文之重要性為學界認同，《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鄭和研究百年文選》均收入此文。
向達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久已失的傳明代鞏珍著《西洋番國志》，1959年校注出版，對鄭和研究有很大幫助。
1959年整理出版《鄭和航海圖》，考訂航海圖中350個地名，是考訂鄭和下西洋地名最多的學者。
1935年向達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抄錄流失海外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1959年整理出版。此二書對於研究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航海技術有幫助。
民國22年（1933年）向達的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由哈佛燕京社出版。
《流寓長安的西域人》一章詳細敘述流寓長安的於闐尉遲氏、疏勒裴氏，龜茲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
《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章敘述寓居長安西市的回鶻商人、九姓胡商娶妻生子，經商賣酒為生，侍酒多胡姬，李白詩詞中多次詠胡姬。
《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描寫長安胡風大盛，居所有胡式水簾涼亭；服裝有胡衣、胡帽、胡拖裙、胡冪離、回鶻小腰衣；食品有燒餅、胡麻餅、搭納、畢羅（印度手抓飯）、油煎餅；飲料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酒、龍羔酒等。
《西域傳來的畫派與樂舞》一章，考證西域繪畫、音樂、舞蹈對中原的影響，著名的西域樂人包括白智通、白明達、康阿馱、安馬駒；著名的西域畫家有曹仲達、僧吉底俱、僧加佛陀。向達認為唐吳道子的畫風受西域凹凸畫派影響。西域傳來的樂器有龜茲樂師曹剛的琵琶，李謨的橫笛，王花奴羯鼓，王麻奴觱篥等。舞曲有《阿連》、《柘枝》、《胡旋》、《胡騰》、《涼州》、《綠腰》，還有經龜茲傳入中國的伊朗寒冬撥水舞《蘇莫遮》，又經中國傳入日本。
《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祆教在北魏神龜中傳入長安。長安布政坊建胡祆祠建於武德四年。景教於貞觀九年（635年）傳入長安，詔建大秦寺於義寧坊。唐武后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傳摩尼教入中國。
向達的書法成就一般不為人知。但是人們都知道，1935年，向達赴英國牛津大學編中文書目兼做研究，而後他又專門研究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卷帙及太平天國的文書，這些敦煌卷帙大部分是斯坦因從中國掠奪的，向達花了十一個月的時間，看了五百多卷，並摘抄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
1937年，向達渡海來到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研究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文獻。閑暇之間，又在巴黎及慕尼黑的博物館抄寫法藏和德藏敦煌卷帙，與英藏累計共抄寫200萬字卷子。當時還沒有發明微縮膠捲技術，單靠相機拍照，成本又太高，所以只好靠手工抄寫。
向達一向主張開山劈嶺要有所謂“笨工”，做學問也如此：他以一個“笨工”的角色，用唐人小楷完成了這一艱苦卓絕的抄寫工作，其字跡工整秀麗，儼然是一部書法大作。
在圖書館界，如趙萬里、王重民，都稱向達抄寫的卷子為“向抄本”。不知道這部宏偉的書法大作是否安然無恙地保留在國家圖書館里。
王振鐸與向達在“七七”事變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共同興趣，前者是研究車、船、指南針等交通工具，後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們在人格上，在處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夕。這裡介紹的是向達贈送給王振鐸的一幀書法作品。
向達是一位重視文物的歷史學家，在歐洲遊學期間，他經常出入於博物館與圖書館，回國后，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建立了密切聯繫。他於1948年春天與王振鐸共同籌備赴台灣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鐸與趙指南結婚的消息后，立刻寫了這一條幅，表示祝賀。向達寫這幅條幅時，北平還沒有解放，國統區的學潮此起彼伏，學生無法安心上課，教授也無心講授，加上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愈教愈“瘦”，時局不明朗，使他痛心無以復加，於是發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聲。
向達一生以中古史見長，同時又對隋唐以來的碑帖爛熟於胸。他曾用心研習《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房彥謙碑》、《九成宮醴泉銘》、《溫彥博碑》、《皇甫誕碑》、《史事帖》，因此他的書風很有歐陽詢的遺味，細品此條幅，令人想到“勁險刻歷”這四個字。翁方綱對歐陽詢的書法有這樣的評價:“以圓渾之筆為性情，以方整之筆為形貌，其淳古之處，植根柢在於篆隸。”對於向達的書風，不妨也可以用翁方綱這句話加以概括。不過後來我比照他抄寫的敦煌經卷和五六十年代與王振鐸先生往來的信札，他的前後書風還是有很大變化的。總之，他的根基植於初唐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謖四大家，經過他多年的歷練，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風格，以其獨特的行書風格，獨步於史學界。
關於《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向達進行詳細的研究。但是他在《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里，並沒著錄此事。此銘由李百葯撰文，歐陽詢書寫。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沒有整拓，清人翁方綱花了四十年的精力進行復原。上世紀初在敦煌發現此銘殘本共十二頁，前兩頁是伯希和發現的，后十頁是斯坦因發現的，分別收藏在巴黎和倫敦的博物館里。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封面
2、世界史綱2冊[英]韋爾斯著 向達/梁思成等譯 商務印書館1927，1933；
3、圓明園遺物與文獻 向達著 中國營造學社1931；
4、史學 [美]班茲著 向達譯 商務印書館1930；
5、中西交通史 向達著 中華書局1930，1941；
6、關於龜茲白姓之討論 馮承鈞、向覺明著 商務印書館1931；
7、唐代俗講考 向達 抽印本 出版者出版日期不詳；
8、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 向達/嬰行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2；
9、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向達著 哈佛燕京學社1933燕京學報專號之二；三聯書店1957；台北明文書局198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亞里士多的倫理學 亞里士多德著 向達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萬有文庫第一集第87冊
11、印度現代史 向達撰述 上海商務印書館國難后第2版1934；
12、匈奴史 [英]帕克著 向達譯 商務印書館1934
13、甘地自傳 向達譯 中華書局1934.3；
14、史學史 harry elmer barnes 著 向達譯 商務印書館1934；
15、中外交通小史 向達著 商務印書館1934；萬有文庫第一集第352冊；
16、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英]斯坦因著 向達譯 中華書局1936中華書局/上海書店1987；
17、韃靼千年史 [英]巴克爾著 向達/黃靜淵譯 商務印書館1937；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封面
19、敦煌 向達等著 學習書店1951；
20、太平天國8冊 中國史學會主編 向達等編 神州國光社195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第2種；
21、西洋番國志 [明]鞏珍著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1961；
22、鄭和航海圖 向達整理 中華書局1961；
23、兩種海道針經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1961；
24、蠻書校注 [唐]樊綽著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1962；
25、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 [唐]釋玄奘撰 向達輯 中華書局1981
26、西遊錄 [元]耶律楚材著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1981
27、雲南志補註 [唐]樊綽撰 向達原校/木芹補註 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28、真臘風土記校注/西遊錄/異域志 中華書局2000；
29、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2000；
論著目錄：
1、《攝山佛教石刻小記》（向達、鄭鶴聲合署），《東方雜誌》23:8 1926, 4, 25
2、《龜茲蘇抵婆琵琶七調考原》，《學衡》:54 1926, 6
3、《吐魯番回鶻人之印刷術》（加特著），《圖書館學季刊》1:4 1926, 12
4、《日本考謙天皇及其所印百萬卷經咒》（加特著），《圖書館學季刊》2:1 1927, 12
5、《高麗之活字印刷術》（加特著），《圖書館學季刊》2:2 1928, 3
6、《唐代刊書考》，《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 1928, 11
7、《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屬名覺明），《小說月報》20:1 1929, 1
8、《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傳入歐洲考》（卡脫著），《北平圖書館館刊》2:2 1929, 2
9、《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地理書輯伏》（第一輯，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1:1 1929, 3
10、《攝山佛教石刻補記》，《東方雜誌》26:6 1929, 3
11、《述近出太平天國史料三種》（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1:2 1929, 5
12、《元代馬可李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東方雜誌》26:10 1929, 5
13、《苜蓿考》（美）Berihbld Lauber著，《自然界》4:4 1929, 6
14《湯若望進呈圖象殘存考》（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1:3 1929, 7
15、《十三詳行行名考》（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1:3 1929, 7
16、《葡萄考》（美）Berihold Lauber,著，《自然界》4:6 1929, 8
17、《程大約墨苑中四幅耶蘇教宗教畫之作者》（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1:4 1929, 9
18、《論唐代佛曲》（屬名覺明），《小說月報》20:10 1929, 10
19、《印度現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10
20、介紹《蒲壽庚考》（屬名佛陀那舍），《史學雜誌》2:1 1930, 3
21、《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附斯坦園氏黑水所獲西夏文書略目），《北平圖書館館刊》4:3 1930, 6
22、《書熊三拔〈秦西水法〉后》，《北平圖書館館刊》4:5 1930, 9-10
23、《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方之影響》，《東方雜誌》27:1 1930, 10
24、《論龜茲白姓》，《大公報文學副刊》148 1930,11,10
25、《漢唐問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北平圖書館館刊》4:6 1930, 11-12
26、《斯坦因敦煌獲書記》（斯坦因著），《圖書館學季刊》4:3/4 1930, 12
27、《史學》（美）班斯（BarnesH,E）著，長沙商務印書館 1930, 12
28、《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斯但因著），《大公報文學副刊》 159-163。 1931, 1, 26-2, 23
29、關於龜茲白姓之討論（馮承鈞、向覺明著，其中向覺明著作三篇）：1．《論龜茲白姓》、2．《論龜茲臼姓兼答馮承鈞先生》、3．《論龜茲臼姓答劉盼遂先生》，《女師大學術季刊》2:2 1931, 4
30、《中國雕板印刷之全盛時期》（T.F Carter）著，《圖書館學季刊》5:3/4 1931, 12
31、《敦煌叢抄》（向達輯抄），《北平圖書館館刊》5:6 1931, 12
32、《現存最古印本及馮道雕印群經》（加特著），《圖書館學季刊》 6:1 1932, 3
33、《論印鈔票》（加特著），《圖書館學季刊》6:4 1932
34、《評黃文弼近著高昌三種》，《國風半月刊》2:4 1933
35、《選印四庫全書評議》（向達、袁同禮著），《國風半月刊》3:4 《讀書月刊》2:12 （1933,9） 1933, 8
36、《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附錄）：1．《拓枝舞小考》、2.《周至大秦寺考略》，《燕京學報專號》:2
1933, 10
37、《唐代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國風半月刊》3:11 1933, 12
38、《亞理斯多德論理學》（希臘亞理斯多德著），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 12
39、《甘地自傳》（印度甘地著），上海中華書局 1933
40、《方玉潤著述考》，《文學季刊》1:1 1934, 1
41、《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國風半月刊》4:1 1934, 1
42、《陸若漢答朝鮮李榮后書跋》（屬名佛陀那舍），《國風半月刊》4:4 1934, 2
43、《明清之際之寶卷文學與白蓮教》，《文學》（上海）2:6 1934, 6
44、書評:《我的探險生涯》（斯文赫定著，孫仲寬譯）、《探險生涯亞洲腹地旅行記》（斯文赫定著，李述禮譯），《圖書季刊》1:3 1934, 9
45、書評:《最近各國的歷史教學》（屬名覺明），《圖書季刊》1:3 1934, 9
46、《新出雲南邊務書三種》：1．《雲南邊地問題研究》（雲南昆明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編輯）、2．《滇錄》（由雲龍編）、3．《滇西兵要界務圖注》（李根原著），《圖書季刊》1:3 1934, 9
47、《跋明陳誠〈西域行程記〉及〈李暹西域番國志〉》（一）（二），《禹貢》2:3/4 1934, 10
48、《佛游天竺記考釋》，《圖書季刊》1: 4 1934, 12
49、《中西交通史》，上海中華書局 1934
50、《匈奴史》（英）帕刻（Parke,E,H）著，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4
51、《柏朗嘉賓遊記》，《史學》:1 1935, l
52、《記劉繼庄（獻廷1648－1695）》，《方誌月刊》8:11/12 1935, 12
53、《瀛涯瑣志》，《北平圖書館館刊》10:5 1936, 9-10
54、《韃韃靼千年史》（英）帕刻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9
55、《瀛涯瑣志一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國風半月刊》8:12 1936, 12
56、《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英）斯但國著，上海中華書局 1936
57、《記倫敦的敦煌俗文學》，《新中華》5:13 1937, 1
58、《日本古代文化源流及其發展——側重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教育學報》:2 1938
59、《明清之際公教史話》，《益世報》 1939
60、《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圖書季刊》新1:4 1939, 12
61、《瀛涯瑣志——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圖書季刊》新2:2 1940, 6
62、《唐袁滋豆沙關題名跋》，《圖書季刊》新2:3 1940, 9
63、《社會科學史綱》（美）班茲著，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0
64、《敦煌學導論》，《周書季刊》新3:1/2 1941, 6
65、《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大公報》（重慶） 1943
66、《唐代俗講考》（初稿曾刊於燕京學報16期，后加新內容重刊。），《文史雜誌》3:9/10、《國學季刊》6:4 1946 1944, 5
67、《玉門關陽關雜考》（屬名方回），《真理雜誌》1:4 1944, 9
68、《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圖書季刊》新5:4 1944, 12
69、《昭武考（大月氏史拾遺）》，《大公報》文史周刊:10 1946, 12, 18
70、《西征小記》（又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大公報（上海）圖書周刊10一14、《國學季刊》7:1 1950,7 1947, 3, 12-4, 3
71、《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兼答一良、關德棟兩先生》，《大公報》（上海）圖書周刊:18 1947, 5, 14
72、《日本對我賠償中關於文物部分賠償的問題》，《知識與生活》:3 1947, 5
73、《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又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遼海引年集》 1947, 12
74、《為文物請命》，《中建半月刊》3:6 1948, 8
75、《祝南北兩學術會議》，《中建半月刊》3:9 1948, 10
76、《敦煌》（向達等合著），學習書店編輯部 1950, 7
77、《敦煌藝術概論》（敦煌文物展覽特刊），《文物參考資料》2:4 1951, 5
78、《唐代紀載南紹諸書考略》，《周叔弢先生六十歲生日紀念論文集》 1951
79、《新疆考古概況》，《文物參考資料》53:12 1953, 12
80、《記新發現的（湘江評論）》（屬名方回），《歷史研究》54:2 1954, 5
81、《南詔史略論》，《歷史研究》54:2 1954, 5
82、《彭湃烈士與1919年5月7日中國留日學生東京示威遊行運動》（屬名方回），《歷史研究》54:2 1954, 5
83、《記鞏珍西洋番國志》（屬名方回），《歷史研究》54:2 1954, 5
84、《玄類法師》，《旅行家》55:4 1955, 4
85、《三寶太監下西洋》，《旅行家》55:12 1955, 12
86、《馬可婆羅與馬可婆羅遊記》，《旅行家》56:4 1956, 4
87、《張騫》，《旅行家》56:12 1956, 12
88、《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 1957, 4
89、《西洋番國志》（明）鞏珍著，向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61, 8
90、《記現存幾個古本（大唐西域記）》，《文物》62:1 1962, 1
91、《鄭和航海圖》（向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62, 5
92、《蠻書校注》（唐）樊綽撰 向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62, 5
93、《西域見聞瑣記》，《文物》62:7/8 1962, 7
94、《記敦煌出六朝婆羅迷字國緣經經幢殘石》（屬名 覺明居士），《現代佛學》63:1 1963, 1
95、《（蠻書校注）讀後識語》，《歷史研究》65:6 1965, 6
96、《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1、《勒柯克高昌考古記》 1929
2、《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 1930
3、《楊雙山與其所著知本提綱》 1930
4、《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初稿） 1934
5、《悼馮承鈞先生》 1946
6、《悼喬大壯先生》 1948
7、《介紹一本被遺忘了的書一記北京大學示成運動專刊》 1948
8、《校注鞏珍（西洋番國志）的序言》 1958
9、《兩種海道針經序言》 1959
10、《鄭和航海圖序》 1959
11、《西遊錄校注》 1960
12、《中外交通有關重要史籍叢刊整理緣起》 1960
13、《有關東南亞古代史地的漢文史稿整理工作》 1962
14、《史料目錄學引論：第一講，第一章介紹古代三個重要目錄》 1963
15、《唐過海和尚鑒真大師滅度一千二百年獻辭》 1963
16、《試論（大唐西域記）的校勘問題》 1964
17、《影印三種（大唐西域記）引言》 1964
18、《關於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幾件事》（北大講稿） 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