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一說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古物的價值，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

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熏。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一說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文物的價值，腐敗的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打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敦煌學的興起引起了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1986年12月，敦煌被國家列為歷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縣改為縣級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講演時，使用過“敦煌學”一詞。19 30年，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在此前後，英文中也出現了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漸趨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部，歷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西文化彙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傳入中國內地。從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滅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聖地。歷代地方長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廟、珍藏文物。這些是研究中國中古歷史文化、中亞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貴資料。敦煌地區保存、發現的豐富歷史文獻和文物，是敦煌學研究的基礎和對象。

敦煌學一詞由史學家陳寅恪在1930年提出。當時的含義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發現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經過演變發展，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有所拓展。具體包括5個分支領域：

① 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訂各個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內容，為石窟藝術和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奠定基礎。

② 敦煌藝術

對敦煌彩塑、壁畫、書法、音樂、舞蹈和建築藝術進行考察研究。

③ 敦煌遺書

主要整理研究藏經洞所藏各類寫本和刻印本書籍。這是敦煌學研究的最大領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許多方面。

④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

包括敦煌小區域氣候觀測，流沙治理，窟內、外溫、濕度控制，壁畫、塑像病害治理，壁畫色彩褪變化驗與研究等。

⑤ 敦煌學理論

主要包括敦煌學的概念、範圍、特點、規律的研究，敦煌學在人類文化和學術史上的價值，研究敦煌學的現實意義，敦煌學發展史等等。

對於敦煌學研究對象的寬度與廣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國際上有廣義敦煌學與狹義敦煌學之說，但不論研究範圍的寬泛或狹窄，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名學為基礎，內容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學科，這個特點是沒有疑義的。

（18世紀～1909年）敦煌莫高窟的價值早在18世紀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 方官吏的肯定。19世紀中後期一些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如匈牙利洛克齊、俄國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英國鮑爾等人先後到過敦煌，參觀莫高窟。洛克齊在歐洲召開的東方學會議上演講，介紹莫高窟的藝術。20世紀初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敦煌遺書流傳於世。甘肅學台葉熾昌認識到遺書的價值，在日記中記述了藏經洞和文獻文物散佚情況。西方漢學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貴文物、史籍，在西方作過一些報道。但都不是對敦煌學的研究。

（1909～1937年）羅振玉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歷史。20世紀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創建時期。這 一時期主要是以序、跋、提要等形式，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后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了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在這一時期里，傾注了羅振玉、王國維、蔣伯斧、李翊灼、陳垣等老一輩學者和劉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又一輩敦煌學家的心血。敦煌文獻初步理成系統，對唐代俗文學等某些問題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礎上陳寅恪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

（1938～1978年）抗日戰爭期間，西北成為國防重地，交通較為便利，大批學者、藝術家前往敦煌考察，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熱極一時。到70年代末，由於戰爭和政治運動，敦煌學研究雖有起伏，但總趨勢是向前發展。這時期各種大型資料集和敦煌畫集出版，石窟編號和文獻目錄編製趨於完備，研究領域較前期有所拓寬，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張大千臨摹《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3集）、《敦煌壁畫選》（3輯，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唐代圖案選》（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等是大型敦煌畫集，對敦煌藝術的宣傳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畫像題識》、《敦煌曲校錄》、《瀛涯敦煌韻輯》、《敦煌變文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是敦煌遺書資料、目錄的彙集。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藝術敘錄》、《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古籍敘錄》等。60、70年代，敦煌學研究的中心轉移到港台，台灣出版了《敦煌論集》、《榆林窟壁畫研究報告》、《敦煌講經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刊《敦煌學》。這一時期還成立了專門的管理與學術研究機構敦煌藝術研究所。此外還在國內、國際上多次舉行敦煌藝術、文物展覽。

（1978年～ ） 70年代以後，敦煌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時期。研究隊伍擴大，組 建新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設立研究機構的有北京大學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室、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室、西北師範大學的敦煌學研究所等。還有季羨林為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以及甘肅、浙江等省級敦煌學會。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或國際性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研究內容涉及各個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在許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進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獻的考訂、整理的同時，努力建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在資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輯）、《敦煌大藏經》（63冊）、《敦煌寶藏》(140冊)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資料彙編，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一批高質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文學論集》、《敦煌石窟藝術論集》。另有如《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等多種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創刊）、台灣文化大學主辦的《敦煌學》等刊物刊發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這些論著和論文，對莫高窟藝術、於闐文、回鶻蒙文、社會經濟文書、社邑文書、書儀卷子、中古寺戶、歸義軍歷史、敦煌曲譜舞譜、講唱文學、敦煌曲子詞、敦煌建築科技等專題都有總結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20年來，中國敦煌學發展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文獻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由台灣新豐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冊，影 印英國、法國、中國大陸及已經刊布的敦煌漢文文書。1990年台灣和大陸合作出版了63冊的《敦煌大藏片經》，以北京圖書館所藏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寫經。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圖書館合作編輯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部分）》大型圖冊15卷，圖冊利用最新攝影印刷技術，圖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及國內有關部門合作，從1992年起陸續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獻》和《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等圖錄。

二：是系統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紹良主編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學科和專題對敦煌文獻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幾年勞動；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和《敦煌叢刊》，作者有大陸、台灣和外國人，主力作者是大陸學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獻》叢書。

四：是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學大辭典》

這部由季羨林先生主編、100多位專家耗時13年撰稿的著作，可稱得上百年敦煌學的總結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護和藝術研究居於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藝術研究所和國內的其他有關科研單位合作，完成了南區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護，通道互相連接，與中區形成了統一的整體。在清洗煙熏壁畫方面也取得進展，使被日俄匪軍煙熏黑的初唐壁畫露出了優美的風姿。敦煌研究院還與塗料研究所合作，對壁畫顏色褪變的原因進行了科學化驗和分析研究，對壁畫起甲原因也進行了研究和防治。與美國蓋蒂基金會與蘭州大學對石窟頂部的固沙問題進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獻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歸義軍史的研究始終吸引著眾多的敦煌學者。我國學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張議潮起歷任歸義軍節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張曹兩姓執政時期的政治史脈絡，對歸義軍政權與於闐、甘州回鶻通婚及其關係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賦役、戶籍等文書，以及手工業、商業等有關政治、法律、軍事、經濟及社會生活等方面文書的分類及綜合研究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對寺院經濟的研究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

七：是對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成績斐然。

敦煌文學研究歌辭、詩歌、變文、俗賦等方面出現了一大批考證翔實，內容豐富的專著和論文。隨著研究的深入，在理論上開展了對敦煌文學概念及範圍的探討。

另外，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音樂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獲碩果。

藏經洞發現后的10多年裡，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漢、藏學家掠奪了一大批文獻、文物和在洞窟內、外的大量照片，使國外敦煌學具備了資料基礎。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國外敦煌學以法國和日本處於領先地位。

法國

早期敦煌學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馬伯樂(1883～1954) 。其中伯希和於1908年來到敦煌考察石窟，對各窟一一作了詳細筆記，系統抄錄了石窟題識和遊人題記，並在藏經洞度過了3個星期，對藏經作系統登錄，並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帶走的敦煌文獻目錄，並編著《敦煌經捲圖錄》和《敦煌石窟圖錄》。法國敦煌學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側重敦煌佛學，旁及變文俗講。1973年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實驗學院第四系聯合組成的483研究小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學專門機構，其宗旨是編寫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指導和推動敦煌寫本的研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了《敦煌學論文集》。在敦煌文獻資料整理方面，法國出版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寫本目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寫本叢書》。

日本

敦煌學研究與中國幾乎同時起步。1909年《朝日新聞》登出內藤虎次郎《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歷史性文獻。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敦煌學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資料。50年代中期進入研究階段。1953年成立以石濱純太郎為首的西域研究會，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隊留下的文獻（大谷文書），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組織以鈴木俊美為代表的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該會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日本敦煌學側重文書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專著。80年代出版的《講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學界研究成果的集體展示。

英國

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約9千卷文獻（藏於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少部分藏於印度博物館）。但英國沒有很好利用這些文獻進行研究。

蘇聯

從50年代開始有組織地研究敦煌文獻，60年代出版《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2卷)，主要敦煌學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國

敦煌學的代表是梅維恆，他致力於敦煌變文研究，出版了《唐代變文：佛教對產生中國通俗小說和戲劇的貢獻》、《繪畫、戲劇：中國繪畫故事及其印度淵源》等專著。

印度

尼赫魯大學譚中教授長期從事敦煌文化研究，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其發展有幾點很明顯：

①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并行發展，一方面把敦煌學擺到整個東方文化中來把握，同時對文物、文獻本身作細緻的考訂與研究，互為補充、共同發展；

②國際性的合作研究；

③研究內容的進一步拓展，把敦煌藝術與石窟藝術的研究與整個絲綢之路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