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

王重民（1903.1.3~1975.4.16），中國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圖書館學教育家、敦煌學家。曾化名鑒，字有三，號冷廬主人。河北高陽縣人。

1903年1月3日生於河北高陽西良淀村。王重民在保定直隸第六中學時就喜歡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回到保定六中籌設團支部，被直隸省軍閥曹錕發覺，下令通緝，1924年改名重民，取"國家三寶，以民為貴"之義，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后改為北京師範大學）。

1928年畢業后，曾任過保定河北大學國文系主任和北京輔仁大學講師，他主要工作則是在北海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整理古籍和主持編輯大型書目、索引。1930年任該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兼索引組組長。1934年被派往國外，先後在法、英、德、意、美等國著名圖書館，刻意搜求流散於國外的珍貴文獻。1937年4月，在法國巴黎與劉修業女士結婚。1939年受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館藏中國善本古籍。1947年回國后，仍任職於北平圖書館，兼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持該系圖書館學組的教學。 1947年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創辦圖書館學專科(后改本科，他任系主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兼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於1952年辭去北京圖書館職務，專事教學，除主持系務外，並擔任目錄學等課程的講授，為新中國培養出一大批專業人才。1956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系主任。主持制定全國圖書館學發展規劃。1957年，王重民只因給當年北京圖書館的軍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個別領導人提意見，也被打成右派，與黃現璠、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人並稱史學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職務的處分，到1961年的時候才摘了帽子。

“文革”開始，王重民先生自然被關進“牛棚”。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記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牛棚中，他們這類“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彙報。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隊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自己的思想彙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季先生寫道：“在當時那種陰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於一時糊塗，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後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醜類如草芥。可以載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王重民一生從事文史方面許多學科的研究，著述頗豐，共有專著、論文160餘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研究和傳授目錄學。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和中文系主講《普通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版本學》、《中國古典目錄學》等課程。著有《普通目錄學》(1957年)、《中國目錄學史論叢》(1984年)、《〈校讎通義〉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的成果六部分收在《論叢》一書中。二是編著和主編大批目錄索引。他編著的《中國善本書提要》(1983年)、《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1935年)、《國學論文索引》初編(1929年)等和他主編的《國學論文索引》續編、三編(1931～1934年)，以及《文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 (1930～1933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參考工具書。三是搜集、研究和介紹流散於國外的中國珍貴文獻。他把1934～1945年在國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國珍貴文獻加以整理，並對敦煌文獻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著有《敦煌古籍敘錄》(1958年)、《敦煌遺書論文集》(1984年)等，編有《敦煌曲子詞集》 (1950年)、《敦煌變文集》(1957年)、《太平天國官書》(1936年)等。在他所著的《圖書與圖書館論叢》(1949年)一書中，也收有國外訪書記多篇。四是校輯整理文化遺產。經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啟集》(1962年)、《孫淵如外集》(1932年)、《越縵堂文集》(1930年)等。此外，王重民還著有《徐光啟傳》(1981年)、《李越縵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徠1974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進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錄、版本學知識突獲青睞。

李贄是明朝思想家，是“評法批儒”中被廣為讚揚的“法家”人物代表。這時，傳來在福建泉州新發現了一部李贄的著作 《史綱評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並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校”中的“二校”，“兩校”領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鑒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鑒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鑒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王先生的夫人劉修業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年表》(《圖書館學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憶說，“兩校”領導曾指著王發火地問道：“你說這部書是偽書，對你有什麼好處？”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鬥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會後，系領導還專門找他談話，問他聽到會上講話有何感想。回家見到妻子，王先生悲憤難抑，淚流不止。晚上，系裡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複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但是，來人仍然強調他一定要作檢查，然後離去。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臨走前還在他書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隻手錶，及一本《李卓吾評傳》，我事後細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評傳》是有深意的，一則因他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幫’的意旨，次則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衊，自盡於獄的”。幾年前被關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裡，他還能默默忍受，此時只是開會批判、寫檢查，並未拳腳相加，但他卻以死相爭。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這種學問、知識的真偽並非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種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志業。他，容不下權力對學術、知識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