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達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8年入長沙時務學堂。

1900年入長沙求實書院，學習數學、地理、英語等新知識，並比較紮實地掌握了中國古文基礎，受到梁啟超、譚嗣同“革政救亡”思想的影響。

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就讀於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研究外國語言學。

1911年回國，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職，歷任湖南圖書館編譯兼楚怡工業學校英語教員。

1913年起，任湖南省立第四師範、第一師範、第一女子師範國文法教員。

1919年發起健學會。

1920年參加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鬥爭。1920年起，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辭典編輯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教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教育部主編審員、清華大學國文系和歷史系教授。他執教多年，講授的課程有英文、國文法、文字學、修辭學、金文、甲骨文、《史記》、《漢書》等，享有盛名。

1937年任湖南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在教學中把教學、研究、著作三者緊密聯繫，每教一門課都有自編講義，講述多年研究所得，最後形成著作，內容十分精要。

1945年，參與發起組織九三學社，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內戰政策。

1947年被國民政府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關心國事時局，支持親屬參加革命工作，教育學生愛國救國。

1949年北平解放后，與吳玉章等組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任理事會副主席。

1953年後，任湖南師範學院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尊重。

1954年11月毛澤東到長沙視察工作時，還特邀會見，聽取他對工作的意見。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還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他的淵博學識和語言文字學造詣得到科學界、教育界公認，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6年2月14日逝世，終年71歲。毛澤東致唁電，周恩來送了花圈，湖南省黨政領導全體參加追悼會，護送靈柩至嶽麓山安葬。

楊樹達先生熟讀古籍，精於校讎，終生從事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丹黃所施，不但遍及四部典籍，而且涵蓋彝銘石刻與殷周卜辭。概而言之，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史部志乘。楊樹達先生治史，有很好的家學淵源。他父親精熟史籍，像《資治通鑒》這樣的大部頭書都能夠背誦。楊先生七八歲時，就跟著父親學習《通鑒》與《史通》等史學名著，從此便與乙部典籍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他又師從王先謙、梁啟超、葉德輝、蘇輿等史學名家，受到了更為系統的史學訓練。對於編年體的《春秋》和三傳、國別體的《國語》和《戰國策》，他都反覆地校讀過，並寫有專著。在雜史、別史方面，曾輯有《說苑》、《新序》二書疏證；又校理了《逸周書》，並寫有讀書札記。不過，他研治的重點還是紀傳體的前後兩漢書，尤其是對班固的《漢書》下的工夫最多，他積三四十年精力專此一書，最後寫成巨著《漢書窺管》，為歷來班書的研究作了全面的總結。關於這點，留待下節詳述。

第二是先秦及兩漢諸子。楊先生整理的先秦諸子有《荀子》《老子》《莊子》《商君書》和《呂氏春秋》，有的作校釋，有的輯古義，花了不少心血。此外，據郭沫若《管子集校·校畢書後》說，《管子集校》的二校校樣一部分曾請楊先生校閱，他也“有所揭發，其說已為錄入”。對於兩漢諸子，楊先生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鹽鐵論》。

1924年初，因受朋友吳承仕、邵瑞彭的影響，始治《淮南子》。後來陸續研治，到1936年已寫成《淮南子證聞》初稿。抗戰時期又結合教學對書稿進行多次修改，1942年續成。解放后又對它進行反覆訂補。楊先生少好《鹽鐵論》，1911年留日歸國后便開始校釋是書，在長沙期間已初具基礎。

1920年北游舊都，至1924年寫成《鹽鐵論校注》。以後又反覆訂補，直到1956年才最後成書，並改名為《鹽鐵論要釋》。對於此兩書，先生花的精力最多，校釋也十分精審。王充的《論衡》，他也校注了一部分。其時是1918年，因為兵荒馬亂，只好半途而廢。解放以後，楊先生精神煥發，幹勁倍增，決心以著述報國。他立下宏願，要將周秦諸子全面地、系統地重新整理一遍，可惜只奮鬥到1956年初，病魔便奪走了他的生命，這個志願沒有完全實現，使人深感痛惜。

第三是儒家經典與文法字書。儒家經典是楊先生幼年時就開始揣摩的古籍，自然讀得精熟。經楊先生整理的經書有《周易》《論語》和《尚書》等。《周易》重在輯古義。《論語》先輯古義，后擴充為《疏證》，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此書研治時間很長，疏證十分精密。《尚書》的校讀成果則以札記和論文的形式出現。此外，先生對《爾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學舊為經學的入門之基，它和文法修辭都是楊先生的特長。特別是對許慎《說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前後長達數十年，從多角度、多層面梳理是書，其成就之大，可與餘杭章氏比肩。他早年校讀《馬氏文通》，便從十個方面對原書進行刊誤，雖重在糾正文法，然馬氏誤讀古書之處，亦匡正不少。此外，楊先生還寫了《釋名新略例》、《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等論著，也是他校讀古文獻的心得體會。

第四是鄉邦文獻。楊樹達先生所整理的集部典籍主要集中在湖南地方文獻。這個工作始於1947年。當時的湖南文獻委員會擬修省志，聘請楊先生主修藝文志。他接受任務后，便於1947—1948年一口氣撰寫了湘賢著述提要數十篇，後來相繼發表在《湖南文獻彙編》第一輯和第二輯上。其中第一輯刊錄《桓令君（三國魏長沙臨湘桓階）集》、《劉令君（三國蜀零陵蒸陽劉巴）集》《谷儉集》《葵園先生（清長沙王先謙）著作述所聞》等提要八篇。第二輯收錄王船山、鄒漢勛、郭慶藩、王闓運、王先慎、皮錫瑞等人著述提要52篇（參見《積微翁回憶錄》1949年6月16日）。此外，楊先生早年還撰有《湘人詩集提要》一書，後來先生自以為評詩非其所長，不必存留此稿，因而毀去，實在可惜（參見《積微翁回憶錄》1948年9月9日）。各地的方言俗語也是重要的鄉邦文獻，但某些方言土語往往可以口說而無法筆之於書，因而亟須加以整理。有鑒於此，楊先生便於1931年作《長沙方言考》一書，疏釋長沙方言125則。1935年又有《長沙方言續考》一書，收錄長沙方言119則。這兩部書的寫作對於甄錄方言詞語、稽考古代文獻都有重要的價值。

第五是彝銘石刻與甲骨卜辭。楊樹達先生“平生喜為經史諸子校勘之學，私獨好高郵王氏所著書，嘆為絕業”，並且採用高郵“王氏校書之法治彝銘”（參見《積微居金文說自序》），可見他整理吉金銘文，同樣屬於校讎學的範疇。其代表作是《積微居金文說》，此書考釋了314件青銅器的銘文，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為初學金文者提供了一部很有價值的工具書。他整理的石刻有碑、磚等，考釋論文散見於其所著小學、金石諸書。楊樹達先生研治卜辭起步較晚，而寫作的論文最多，出版的專著有《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耐林庼甲文說》和《卜辭求義》四種。這些書的內容有識字者，有說義者，有通讀者，有說形者，有考史者，有讀書札記與心得體會，可以說，它們都是考釋與應用相結合的著作。在博考故書雅記與甲骨金石刻辭互相參驗來闡明史實方面，楊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楊樹達先生繼承了乾嘉考據學派的傳統，從小就喜歡校釋古籍。當他還只有17歲時，便纂輯了第一部專著——《周易古義》。從此以後，整理古文獻的工作便一直沒有中斷，直到逝世的前幾天，他還在校釋桓寬的《鹽鐵論》。他一生在古文獻的園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考訂著作主要有《漢書補註補正》《漢書窺管》《漢代婚喪禮俗考》《淮南子證聞》《鹽鐵論要釋》《積微居讀書記》《周易古義》《老子古義》《論語古義》《論語疏證》等，不下數百萬字。楊先生校理古文獻的心得，還散見於他的其他著作。比如《積微居小學述林》卷六“故書古史雜考之屬”40篇、卷七“序跋書札雜文之屬”39篇，《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卷五“經史考證序跋之屬”59篇、卷六“考史金石之屬”12篇，合計150篇，其中絕大多數是古文獻爬梳考訂之作，特別是對《詩經》、《尚書》《爾雅》等的校讀心得為多。此外，他還編有《漢地理志今釋》，對漢103郡國和1500多個縣道國邑都有古今地名對照，極便人們研究漢史。又用剪貼的辦法，依聲類和古韻對《經籍纂詁》進行改編，今存21巨冊。這些書稿雖未付梓，但他花的精力是相當大的。楊先生勤於考訂校釋歷史文獻，著述等身。他在整理古文獻時，往往獨具慧眼，能運用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廣涉故書雅記，甄審古今學者的著述，或博觀約取，擇善而從；或鉤稽紕漏，糾正謬誤；或在周密考釋的基礎上獨生新解，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他為我國歷史文獻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著有《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兩卷，家刻本，1924年）《中國語法綱要》（商務印書館，1928年）《高等國文法》（商務印書館，1930年）《詞詮》（商務印書館，1928年）《馬氏文通刊誤》（商務印書館，1931年）及《中國修辭學》（世界書局，1933年，增訂后更名為《漢文言修辭學》科學出版社，1954年）等。其中《中國語法綱要》是仿英語語法而寫的一本白話文語法書，目的是為教學的需要而分析白話文的語法結構。

《高等國文法》是作者積多年教學與研究的經驗於30年代寫成的一部博採眾家之長的古漢語語法著作。該書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訂正了《馬氏文通》的一些錯誤，樹立了以劃分詞類為中心的語法體系，揭示了文言語法的一些規律。《詞詮》是《高等國文法》的姊妹篇，是其另一部代表作。該書仿《經傳釋詞》的體例，解釋了472個虛詞，是當時同類著作中收詞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講虛詞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結合文法來講解，從而使文言虛詞的研究從清代的訓詁學提高到科學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該書集《馬氏文通》以來虛詞研究之大成，多有精闢見解，頗具學術價值。在文字學等方面，他著有《積微居文錄》（商務印書館，1931年）《古聲韻討論集》（好望書局，1934年）《古書句讀釋例》（商務印書館，1934年）《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商務印書館，1937年）《積微居金文說》（科學出版社，1952年）《積微居小學述林》（科學出版社，1954年）《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科學出版社，1954年）《耐林庼甲骨文說·卜辭求義》（群聯書店，1954年）等。

他研究文字學是起源於對章炳麟的“形聲字聲不含義”觀點表示極大的懷疑。認為“形聲聲類有假借，同義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聲類以探語源，因語源而得條貫。”在方法上受到了歐洲語源學的影響，因而研究獨具特色且成果超過了前人。他的文字學研究中富有創意的基本論點是：形聲字中聲旁往往有意義；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現象；意義相同的字，其構造往往相同或相類；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四書的字往往有後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會意三書往往有後起的形聲字。晚年從事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楊樹達在湖南名人中算是異數了。他的文字訓詁、金石考據，是從高郵二王、金壇段玉裁脫胎來的，平實、細密、無徵不信。師承上，王、段又追隨休寧戴東原，因此以風格論，楊樹達實疏於湘而近於皖。

章太炎嘗云：“湖南前輩於小學多麤觕，遇夫(樹達字)獨精審，智殆過其師矣。”

楊樹達先生按理來說，晚年日子應該蠻好過的，其在語言學之地位，歷經多年風吹雨打已堅如磐石，尤與毛澤東有故，故誼非泛泛。“1920年驅張一役，余與毛公同事，故有違教一語也。”解放后，毛澤東每回湖南，都要找他聊聊天，因此他每有不遂心，也會向毛澤東寫信。

但楊老晚年過得似乎並不開心。楊老與郭老早年也有交集，二人在學術上頗惺惺相惜。1940年，郭老曾給楊老致信：“就整個言之，我兄於文字方法體會既深，涉歷復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至佩云云，不妨看作信函辭令（跟外交辭令有一比），但兩人能通信，信里能高贊，定然也有幾分真心作底。有人說，在1949年以前，論學術底子，楊老還要深厚郭老幾分，但1949年後，郭老當了社會科學院院長，情況就變了。此後楊老每次著作，首先都要交社科院去審，1953年8月郭沫若還曾給楊老致函：“今世著書立說，當對讀者負責。出版發行尤當對讀者負責。此乃國家事業，故不能輕率從事。往複磋商，應是好事，望勿為此悵惘。”每次出版楊老著作，社科院都要給審，有時還刪得楊老生氣。他確曾就此向毛澤東寫過信，毛澤東也曾回復過，“前感於《金文說》妄評事，憤不能忍，故上書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復雲，已將余緘交院，請其注意。”但社科院注意了嗎？可能注意過，卻未必真當回事。

此外，1952年，大學里搞院系調整，楊樹達先生回到家鄉湖南掛帳安營，執了教鞭，卻不怎麼瞧得上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楊榮國。楊樹達先生曾指陳過院長學問欠佳，“本校文學院長楊榮國發布文字於《新建設》雜誌，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有年，湖南大學評了十位教授，楊樹達排第一，這沒誰嚼舌根，但楊樹達自己反倒不滿：“平心論之，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謨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上面說的是楊樹達先生晚年之不適，其實他早年還有一段更不適的經歷。

劉超先生曾著《蔣廷黻與楊樹達的“過節”》一文，說1932年5月，時在清華大學當國文系教授的楊樹達，寫了一封辭職信給系主任劉文典，“告以下年不願受清華之聘”。何故？楊教授與人道其中緣故，“聞學校有人與余為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為難。”劉文典接了楊樹達辭職信，不允，外去散散心，沒問題，但“假滿后，仍回校任教。”

不說“回校任教”（後來並沒辭職），且說“有人與余為難”，劉超先生推導這作難人，不是別人，是楊樹達先生老鄉、湖南邵東人蔣廷黻。蔣有湖南蠻牛之稱，是個猛勇漢子，在學術界贏得過生前身後名，做過一本極有聲譽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在政治界也建有事功，曾接了蔣介石任命書，任過駐俄大使，蔣介石敗走台灣，蔣廷黻還做過台灣駐聯合國首席代表。

據劉超先生論斷，蔣楊之衝突，多是暗裡進行，兩人並沒撕破臉皮。事情緣起，大概是蔣廷黻向校方提出“罷楊”。1933年9月27日下午，時任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與國文系負責人朱自清商談教學，蔣向朱提出，“明年是否可去楊？”朱自清委婉頂住，“楊這一年做得尚佳。”朱自清不是虛話，楊樹達學問確實做得不錯，其語言學，超時人之上多多，狂士章太炎沒贊過多少人，卻曾贊楊，說其他人不足道，但楊“遇夫獨精審，智殆過人師矣”。也不單是章太炎持此論，陳寅恪也曾說，“湖南前輩多從《漢書》，而君所得獨多，過於前輩矣。”楊樹達學術也不止是牆內開花，在牆外也香，張岱年曾撰文稱，中國學人，只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樹達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東瀛之外，楊樹達在歐美等國，也曾廣泛獲譽，美國人學漢學者，多讀楊樹達先生所著的《高等國文法》。

既是如此，蔣廷黻何以要“驅楊”？蔣廷黻對朱自清說，“他認真倒是認真，但訓練太差。”此話何來？蔣廷黻1911年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所接受訓練的方法很好，都是西學訓練，而楊樹達也去過日本留學過，但日本雖則脫亞入歐，骨子裡還多有東土大唐餘韻，日本之學縱無唐土餘韻，而楊樹達卻有國學情結。蔣廷黻說，“中國史學不及西洋史學……在史學的綜合方面，我們的史學簡直幼稚極了。”楊樹達所持恰是“幼稚極了”的“中國史學”，蔣也就不服楊樹達，明裡暗裡多次起意要驅楊。

蔣廷黻看不起楊樹達，說來也是一件特屈辱的事，不單是內心上瞧不起，竟還採取進攻性行動，要把楊樹達教職都給擼了，楊樹達能不感到氣沮、氣悶、氣憤嗎？據說後來蔣楊關係有所緩和，乃是蔣廷黻到了國外，聽到了國外學術界對楊多有讚揚之詞，蔣“希望余以著述贈之”，楊很高興，也就把著述寄與蔣“審正”了。

黃、楊即黃侃、楊樹達，二人同為近代中國音韻訓詁學大師。黃侃，字季剛，湖北蘄春人，師事章太炎；楊樹達，字遇夫，湖南長沙人。二人年輕時先後留學日本，歸國后同城講學，分別在北大、清華授課，門人弟子多有往來。其後雖遠隔重洋，仍常以書信、日記等形式關注、評論對方的學術觀點及著作。楊樹達對黃師章太炎極為尊敬，與章派諸先生，如錢玄同、吳承仕、林損等亦私交甚好，惟於章門“某籍”之先生多有譏哂。雖黃、楊曾多次在公開或私人場合互致欽敬，然各自始終對己學懷抱矜持。戴東原嘗言：“當代學者，吾以曉徵（錢大昕字，筆者按）為第二人。”黃、楊二先生蓋各以一己為當世第一人，加之性情均極狂狷，故退而自省，始終不能相讓。

1935年黃侃逝世，楊樹達論其一生學術時說：“季剛於《說文》爛熟，然其所推論之孽乳先生多出於懸揣，不足據信。大抵此君讀書多而識解不足，強於記憶而弱於通悟……（章）先生之識力，季剛愧之遠矣。”同年11月，楊樹達接黃侃訃告，以其生前不答楊母訃告，置之不理。楊論及乾嘉吳皖兩派學術源流時，以為黃侃抱殘守缺近於吳派，推其學百年後終歸岑寂。直到黃侃去世八年後，楊樹達仍撰聯諷之，謂其“無周公之才，既驕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吳”。

世人皆傳黃侃其人“有學無行”，為人驕吝且行事不諳人情，故不滿者甚眾。加之黃、楊二人治學互有短長，於音韻訓詁，分歧頗多，論學爭名實所難免。雖黃侃在世時享名極高，楊樹達頗不以為然。黃侃之為人行事，筆者且不予評論，但就楊在《積微翁回憶錄》中每好抄錄他人對己之讚譽之辭，又在黃侃去世后一再撰聯刺諷、推尊已說等看來，楊樹達論學爭名，未免過於汲汲。

在《談黃侃先生的治學態度和方法》一文中，殷孟倫對黃侃治學有著精到的描述，謂其治學方法以篤守前代經師成說為主，間下己意，時有發明，立說至慎，所謂“敦古不暇，無勞於自造”者是也。黃氏曾言：“治小學當以漢魏之書為體，以後來之書為用，博覽唐以前之書以考其證，參閱有清之書以通其道，謹而守之，觸類而發明之，於小學之道則思過半矣。”故黃氏治小學最重《說文》，對於甲骨金文雖曾用力研讀，然始終不以之為材料進行著述。楊樹達治小學的方法集中在《積微居小學述林自序》中，其異於黃侃之處，在於不囿前人成說，積極引入一些西洋語法理論，不為《說文》所拘，常使用甲骨金文來說明字的音、形、義和語源等，擴大了古文字學材料的研究範圍。

二位先生雖然在世時治學互不相讓，但二人在近代中國音韻訓詁學研究方面作出的貢獻卻是不容懷疑和抹煞的。對於我們這些後學者而言，黃侃的音韻學、《說文》、《文選》研究，楊樹達的訓詁學、語法理論和《漢書》研究都是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和參考資料，足夠讓我們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