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

《戰國策》就是記載戰國至秦漢時期，一些謀士為了謀取富貴或者實現自己的治國理念，針對當時的各國形勢，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內外形勢、制定策略的說辭的合集。全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名稱沿用至今。全書共三十三卷，約十五萬字。內容曾歷經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書名戰國指時期，這點並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雲，該書是有關“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後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全書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內容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戰國時期佔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

雖然習慣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仔細分析，會發現其中一部分篇章荒誕不經，缺乏歷史依據，明顯系後人的模擬之作，有趣的是這部分作品反而語言以及邏輯相當精彩，有較強的文學性。而另一部分作品，雖然文采稍遜，卻依託歷史事實，對研究戰國歷史有著較大的史料價值。

《戰國策》的思想觀念，就其主流來說，與當時的《左傳》等史書有截然不同之處。劉向序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戰國策》善於述事明理，描寫人物形象極為形象逼真。文中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於文采。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戰國策也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對中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戰國策》成書以後，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於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並加註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並註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並不如姚本。現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戰國策》用於編輯戰國策的原文章的作者直到現在也沒有確定，羅根澤疑出於蒯通。這些文章原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名稱。

西漢末年，劉向校錄群書時在皇家藏書中發現了六種記錄縱橫家的寫本，但是內容混亂，文字殘缺。於是劉向按照國別編訂了《戰國策》。因此，《戰國策》顯然不是一時一人所作，劉向只是戰國策的校訂者和編訂者。因其書所記錄的多是東周後期時諸國混戰，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的政治主張和外交策略，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而該時期亦因此被史家稱為戰國時代。

劉向（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末年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宣帝時，為諫大夫。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后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尉。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劉向歷經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歷任散騎諫大夫、散騎宗正、光祿大夫等職。曾屢次上書稱引災異，彈劾宦官外戚專權。成帝時受詔命校書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劉歆續成。官終中壘校尉，故又世稱劉中壘。劉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經傳、諸子和詩賦。典校時，又撰有《別錄》。其後，劉歆以《別錄》為基礎，撰成《七略》，這是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原書已佚。東漢班固因《七略》而成《漢書·藝文志》，從中可以見到《七略》的梗概。據《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有辭賦33篇，今僅存《九嘆》一篇，見於《楚辭》。劉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劉向的散文敘事簡約，論理暢達、舒緩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還編著了《新序》、《說苑》、《古列女傳》3 部歷史故事集，是魏晉小說的先導。明代張溥輯有《劉中壘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新序》是劉向採集舜禹以致漢代史實，分類編撰而成的一部書，原書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鞏校訂，記載了相傳是宋玉對楚王問的話，列舉了楚國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陽阿》、《薤露》等，說是“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2、 《說苑》按類編輯了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說，並夾有作者的議論，借題發揮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哲理性。3、《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奸意。四岳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葯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選於林木，入於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後，女英為妃。封象於有庳，事瞽叟猶若初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戰國策》是一部彙編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戰國策》作於蒯通，20世紀30年代，羅根澤也提出類似觀點，還有人認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但這些說法都缺少確鑿證據，仍然只是一種推測。因為《戰國策》文體不一、內容重複冗雜，不僅不像是單人創作，甚至不像是有組織的集體創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戰國策》不是一時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研討扭轉危局之術的人所搜集的學習資料。”何晉也認為，“《戰國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編著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學習揣摩遊說辭令的遊說之士。”或者說，《戰國策》是戰國縱橫家演講稿或學縱橫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書在劉向之前的編輯和整理應包括私人和官方兩個層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體進行的。官方層面應該分為諸侯王和中央政府兩個層級，地方諸侯王中以淮南王劉安與《戰國策》關係最為密切，劉向所見《修書》即出自淮南地區。漢武帝對戰國故事的分類抄錄，也為劉向編校工作奠定了基礎。

《戰國策》成書年代同樣難以考證，有人認為成書於漢初，因為書中“於秦之穢事，不甚避諱。《秦策》詳記呂不韋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亂秦事。皆秦人所忌諱者，則其著作時期當在漢初矣”。換言之，《戰國策》中一些史實乖違的故事，無論是游士練習之作還是出於後人揣擬，它們被收入《戰國策》中都體現了編輯者並不熟知相關史實，這也從側面表明戰國故事編輯、整理的時間不會太早。還有一個側面證據是成書於漢初的《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存在交疊性。

古《戰國策》原本早已亡佚。東漢延篤可能是第一個對《戰國策》作專門研究的學者，他所作《戰國策論》（又稱《戰國策音義》）一卷據稱內容簡略，早亡佚。同時期的高誘則開始為此書做較詳細的標註，大概恢復有十篇左右，他的版本也被認為是原書流失后歷史上第一個較正式全面的《戰國策》版本。北宋時，曾鞏奉旨“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並加以校補，這是所謂的曾鞏的“校勘本”或“校補本”，使得劉向原有三十三篇的舊貌基本得以恢復，不過這個“復完”指的是無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數。之後各本“均祖南豐”，即以曾鞏校本作為後世衍生各本的共同祖本。

與曾鞏差不多同時，還有王覺、劉敞、李格非等人也在校勘。哲宗元祐年間，孫朴入館閣校勘，以曾鞏三次所校定本為基礎，參考蘇頌校本、錢藻校本、劉敞校本、集賢院校本等，於元祐八年（1093）“遂為定本”。

南宋初年，剡川（今寧波奉化）人姚宏從孫朴族子孫愨處得到孫朴的校本（可能還有他的弟弟姚寬，但姚寬的作用存疑，應該只是參與整理），該校本“似非元書”，即可能是輾轉過錄本。姚宏以此本為底本進行了校訂，並稱自己這個校本為續注本。而且這個版本據說是最先注意《戰國策》佚文問題的，姚宏在題辭中提到，許多異形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乘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儘管知道劉向時期不可能有這些文字存在，他還是客觀嚴謹地保留了下來。儘可能保留了早先版本的原貌可能是姚本最大的特點之一。

不過姚本在元明時期並不流行，甚至在元代就已經成了稀本，原因可能是由於姚宏“以伉直忤秦檜，瘐死大理獄中”，以至於“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鮮未見也”（《戰國策·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序》）。但據考證，姚本至少也有三個版本：南宋紹興年間初刻本，又稱“梁溪高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書局重刻本；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重刻本。

與姚宏差不多同時的縉雲（今屬浙江麗水）人鮑彪的校注工作是從歷史學角度入手，除徑改文字以便閱讀外，還大規模改編了原有的篇章結構，他將原書按國別分為十卷，國別下標君王世次，策文隸下。分別為西周策卷、東周策卷、秦策卷、齊策卷、楚策卷、趙策卷、魏策卷、韓策卷、燕策卷和宋衛中山策卷。全書除中山策之外，分別隸屬於十一國五十五位王侯之下，儼然是一部完整的戰國時期國別史。此外還參考《史記》等書另作新注，雖有疏漏，但比起高注更為詳細。此後《戰國策》版本分為“姚本”與“鮑本”兩大系統。鮑本的大規模修改導致這個系列的版本已非《戰國策》劉向編定本原貌，但改編之後文通字順，又經吳師道為之校正錯訛，遂成為元明以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較為通行之本。不過這個版本因調整策文次序，增刪改動、武斷穿鑿之處也不少，而很是被時人或後人詬病。吳師道就評價說“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說的直白些，就是這個版本通俗易懂，對一般讀者來說“皆慣用其書”。

元泰定二年（1325），吳師道據姚宏注補鮑注之缺，正鮑注之失，重新補校了《戰國策》，這個吳補註鮑本被《四庫全書》譽為“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簡稱鮑吳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叢刊》收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戰國策》即據此影印，今通稱鮑本。

吳師道注本和鮑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剡川姚氏本《戰國策續注》直至18世紀中葉才流傳開來。乾隆二十一年（1756）盧見曾發現梁溪高氏本並翻刻了一個寧刻本，即盧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開始流行並逐漸取得《戰國策》注本的正統地位。

清嘉慶年間，黃丕烈購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認為是梁溪高氏本。他以此為底本進行勘校，並將重刻本列入《士禮居叢書》，為《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即“士禮居刻本”。至此，《戰國策》兩宋以來姚氏本、鮑氏本兩大版本系統合流。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書局重刻出版此版本。這個版本從此也成為了較為通行的印刷底本。包括清光緒二年（1876）四川尊經書院刻本、清光緒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補齋刻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南經綸元記刻本、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書室刻本、清宣統元年（1909）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宣統元年（1909）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元年（1912）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民國元年（1912）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三年（1914）上海鴻寶齋書局影印本（據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四年（1915）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禮居叢書影印本、民國五年（1916）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六年（1917）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士禮居叢書影印本、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一版）、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影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錦章圖書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袖珍縮印本、民國三十一年（1942）尊經書院重修本、民國上海會文堂書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清代時期也有不少學者對《戰國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訂，但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包括張琦的《戰國策釋地》、顧觀光《戰國策編年》、吳曾祺的《戰國策補註》、王念孫的《戰國策雜誌》，以及日本關修齡《戰國策高注補正》等。民國時期由於戰亂頻繁，對《戰國策》的研究更多集中於救亡圖存方面，甚至產生過頗多爭議的戰國策派，只有金正煒撰的《戰國策補釋》對高、姚、鮑、吳、黃諸家有所校正，並雜引《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古籍為《戰國策》作補釋。其獨特之處就是省去原文，直接註解，有不少個人見解在其間。

明末天啟年間，錢謙益得宋版《戰國策》兩部，均為姚本，因先後從梁溪（今屬江蘇無錫）安氏、梁溪高氏處得之，故後分別以“安氏本”“高氏本”稱之。這兩個版本的區別在於“高氏本”開卷先目錄、劉序，曾序在卷末，當為初刻本；“安氏本”開卷先曾序，繼之以目錄、劉序，當為修訂后的重刻本。“安氏本”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現存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據稱為“安氏本”影抄。此書三十三卷，漢高誘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冊。

近代所見質量較高的有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范祥雍《戰國策箋證》、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何建章《戰國策註釋》等書。

春秋戰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無，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廢棄，鐵制農具出現，私田大量產生，冶鐵業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和手工業產能快速增長，導致“小農經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以至於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發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築的變革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築黃金台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17年，“胡服騎射”，開始變法。

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獲得了自由，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脫離土地束縛的農民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在這種大的歷史環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展，並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展和新的社會現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於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後，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七雄並起、諸侯紛爭不斷，“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行不通了。如劉向在《戰國策·書錄》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係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調，而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鬥，一直不斷地反覆地進行鬥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兼并戰爭以空前的規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略思想，外交戰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遊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台，左右了戰國中後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遊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遊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

不過遊說一過程並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遊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遊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遊說之士，需經過長時間專業的學習和培養。幸好戰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遊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爭的態度準確分析當下複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遊說方式，養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遊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遊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鬼谷子》等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遊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戰國時的真偽紛爭、秦時的幾近滅頂，已經混亂駁雜、真偽難辨，於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的，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稱《劉向別錄》，其中《戰國策敘》記錄了《戰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國策》是大量內容錯亂、互相重複甚至衝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緻複雜的編纂工作后，編成《戰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寫作手法

● 寫人藝術

《戰國策》中刻畫了許多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前後入選教材的，就包括諷齊王納諫的鄒忌、說趙太后的觸龍、客孟嘗君的馮諼等。其中，包括“三疊式”的結構藝術手法，從而表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馮諼剛開始寄身孟嘗君門下，雖自稱“無好”“無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於其他門客而多次提出高標準要求。“三唱”中馮諼這個人物形象的“貪而不足”描繪得很傳神，反襯出孟嘗君的寬容大度，同時也是馮諼故意試探孟嘗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試探孟嘗君值不值得他為之效力、赴湯蹈火。果不其然，孟嘗君的禮賢下士、寬容大度讓馮諼為之巧鑿“三窟”，終身無憂。“三唱”“三窟”，這“三”，並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情節敘述方式，在曲折的情節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動豐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

● 語言特色

《戰國策》的駢詞儷句應用一直有其獨到之處，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誇張其詞”的說法，就偶對數量來看，其總數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對，僅次於《左傳》的1321對。其偶句、偶字總量分別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過覆蓋面相對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於有限篇章，偶字駢化率已接近被尊為“駢體之祖”的《諫逐客書》，李斯該文的駢化率為49%（346字/706字）。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見的修辭手法之一，在《戰國策》中的使用也尤為廣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變得淺顯而具體，使語言更加生動形象，使話語更具感染力。全書多使用簡潔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簡短的，一個字或一兩句話的比喻十分常見。如《秦一·張儀欲以漢中與楚》一文中，有“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的記載，這便是個典型的單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蟲，意在說明漢中於秦國，就像蛀蟲於樹木，早晚會成為禍害。

單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帶有“猶”、“若”、“譬如”等標誌性喻詞，如《楚一·荊宣王問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這部分有個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將昭奚恤比作狐，企圖動搖楚王對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范雎將良犬比作強秦，將跛足的兔子比作東方六國，取悅秦王的同時也使得秦王能夠認真思考自己的建議。

除明喻外，還有暗喻，如《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的比喻，將三萬兵士比作寶劍，強國軍隊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數需得與時變化的觀念。

● 細節描寫

描寫往往是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戰國策》中的細節描寫簡潔傳神。如描寫鄒忌，只有“八尺有餘，形貌昳麗”八個字，簡單勾勒出鄒忌身材高大、貌美艷麗的樣子，具體長得怎樣並無實寫，只有一句：可與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長得如何，同樣未知。這些未定的內容反而豐富了作品語言的張力。

還有楚懷王的寵姬鄭袖，《楚二·楚懷王拘張儀》中，鄭袖第一次作為“王之幸夫人鄭袖”上場，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賤於王乎”，然後鼓唇搖舌的一番分析，鄭袖顯得手足無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由此章末“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中的一個“遽”字，足可見鄭袖面臨失寵危機時的慌亂。此章內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見描寫鄭袖運用何種手段如何向楚王遊說，是梨花帶雨還是嬌嗔含笑全由讀者想象，從而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 敘事手法

《戰國策》單純的敘事方面筆墨並不多，大多以對話出現，其文約而事豐，以對話的形式將人物的主張以及行動聯繫起來，將故事情節用一種場景轉換的方式來實現。敘事者常常將觀點隱沒在語言或是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態度和評判。評述文字的部分顯然是文本的隱含作者，他通過敘事者特有的敘事視角來進行敘述從而“陳其勢，言其方”。如《齊三·孟嘗君在薛》楚國軍隊攻伐孟嘗君的封地薛，孟嘗君懇請淳于髡謀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見齊閔王說“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敘事者顯然是站在一個全知視角下，對即將發生的事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評價，對事情的發展以及淳于髡的反應都了如指掌，並給予掌局者般的評價。《戰國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過人物的言行將隱晦的觀念和犀利的評論結合起來。

● 對比

《戰國策》對人物的描寫十分廣泛，涉及到610多個，不僅是太后、國君、貴族，還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眾多的人物要進行全方位的描寫並不容易。這方面，書中很擅長運用矛盾設定和對比來展示，像《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蘇秦窮困潦倒和榮歸故里時的態度對比，折射了當時社會人們的勢利心態。蘇秦在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的至親之人都不和他說話，態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錦還鄉時，蘇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後態度對比明顯，而一句“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體現了蘇秦家人的勢利，也道破了世態炎涼。

由不得蘇秦都感慨“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不過，蘇秦衣錦還鄉后對家人的譏諷，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中國封建時期小知識分子的通病。還有商鞅，他通過制定和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處以車裂后示眾，“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前後兩個場面的鮮明對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祿為皈依的世態炎涼。

● 排比和對偶

《戰國策》給人的第一感覺便是敷張揚厲，氣勢縱橫，內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節奏鮮明，說理更加嚴密、敘事更有表現力。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進言秦“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蘇秦認為秦國有統一六國的實力，希望秦王能用他來完成宏圖偉業。而秦惠王卻認為自己實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時機，“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婉轉地拒絕了蘇秦的請求。又如《齊四·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趙威后見到齊使者時，未拆書信便拋出三個疑問句，“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將王置於最後，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觀念。

對偶也是，能夠有效增加說辭感染力和說服力。如《趙二·秦攻趙》中有一段蘇秦遊說秦王，“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蘇秦將多個對偶句鋪排，以齊國為前車之鑒說明秦國如果不休兵戈，必會有無窮後患。

● 勘誤

《戰國策》作為先秦時期作品，很多文字的書寫和意思同後世迥異，比如《趙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中“參分趙國壤地”，而《史記·趙世家》所記為“三分王之地”，馬王堆出土帛書《戰國策縱橫家書》所記為“疎分趙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戰國策》一書傳遞千年，歷經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發生了錯誤，如《趙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中“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按常理，糧食豐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況“賢主”，《史記·趙世家》所記為“賢主圖之”，“圖之”解釋得通，《戰國策》此處當有誤。

引用

《戰國策》的語言說服力很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引用，這個引用不局限於書本，但一定要有說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們都好引俗語，因為俗語來源於生活，流傳於民間，往往積累了勞動人民的生活經驗和樸素願望，具有簡練、形象，通俗易懂，風趣幽默的特點。如《楚四·庄辛謂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補牢的俗語，“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猶未遲也。’是庄辛藉此說明及時止損的必要性。

策士們還喜歡引經據典，像《詩經》等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典，適當的引用不僅可以為自己的論點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據，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識儲備，使論辯具備說服力。如《秦三·應侯謂昭王》引用了《詩經》，“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藉以勸說秦王要鞏固威信，加強權力。

寓言

《戰國策》寓言與同時代的其他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樣，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大都是用來闡述諸家思想學說體系的工具，附印著各家學派鮮明的思想色彩，而《戰國策》中的寓言卻往往是一些遊說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場合中的順口說出來的即興之作。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個結構，即針對一個論點展開故事，在故事的結尾加以論述點明主題，並且形式上常以對話展開，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不僅能拉近交談者的心理距離，而且使論述的展開自然不生硬。

《戰國策》中寓言題材一般分為擬人化的動物寓言、類型化的社會寓言和附會古人的歷史寓言三大類。目的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即遊說君主、消弭災禍，勸告君王莫信讒言、表白忠心，推薦賢才、貶退小人。內容淺顯易懂，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從而增強了辯詞說服力。比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蘇代只用這樣一個小寓言故事，就說明了“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免除了燕國的一場兵禍。有人統計過《戰國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則，根據寓言故事的角色，可分為人物寓言44和動物寓言30則。比如“忠且見棄”（《秦一·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楚人有兩妻”（《秦一·陳軫去楚》）、“管莊子刺虎”（《秦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畫蛇添足”（《齊二·昭陽為楚伐魏章》）、“同舟而濟”（《燕二·或獻書燕王》）、“鷸蚌相爭”（《燕二·趙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荊宣王問群臣》）等。

戰國時代的策士們與《戰國策》中的寓言是相輔相成的，策士們在遊說活動中如何通過自己的說辭獲得遊說對象的信任是至關重要的。在遊說時，根據遊說對象的主、客觀情況對說辭進行調整，適當加入寓言故事，在聽者樂於聽聞的狀態下達到遊說的目的，提高了遊說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對的是大多是地位極高的人，措辭一定要委婉，因此時常需要故事來隱喻。動物們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類的社會性巧妙地合二為一，便達到了詼諧幽默的語言效果。如經典的“狐假虎威”，將昭奚恤比作聰明狡猾、虛張聲勢的狐狸，將楚王比作實力強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寬慰了楚王憂慮疑惑的心情，又不動聲色地暗諷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為《戰國策》寓言最主要的創作者、講述者和傳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統的寓言變得定型、凝練且意義確定，同時，在遊說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承擔了傳播者的使命，也擴大了寓言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

策士們使用寓言故事來幫助自己完成預期的政治目標。當然，這並不代表寓言會對諸國政事起到決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對各國局勢產生影響。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鄲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聞魏王欲攻邯鄲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見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轅北轍”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講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見所聞，實則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達自己對魏攻邯鄲的看法，“魏攻邯鄲猶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這就是季梁給出的建議。這樣的戰爭於魏國無任何益處，還會影響魏國的長足發展，不戰就是最好的選擇。

《戰國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與戰爭主題密切相關的，似乎策士們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預期效果，它或勸兩國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國坐收漁利；或勸本國保存實力勿與他國開戰等。

除了排難解紛、卻敵存國，策士畢竟也是凡人，他們也擁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時，在面對國君的“君德淺薄”、仕途的坎坷等諸多問題之時，他們也需要抒發內心憤懣。而在這過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於故事中、表達個人不滿、鬱悶的情緒。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齊》，甘茂逃離秦國時遇到蘇代以“江上處女”自比，並直言“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將個人姿態放得很低，願投奔蘇代，也就是想得到蘇代引見入齊之意。為自己尋找下一個可以謀生的去處。

需要說明的是，明代後期以前對《戰國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書情況、書名討論、作者爭論、文本校注、篇目選評及版本流傳等方面。而對其寓言的討論主要散見於《戰國策》注本及選評本中。明代後期到清代盛行點評之風，很多古文選本開始收錄並點評《戰國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讀書》就點評《西周·蘇厲謂周君》“於中間描寫善射者‘百發百中’、‘一發不中’，而意已盡出，此為善用筆也”。日本學者關修齡曾經點評《西周·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信貨良劍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為太子哉”。

模式化虛擬

戰國時期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權，爭勝圖霸。而爭霸之時對人才異常看重與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話就“說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這種經歷令士人無不傳相仿效，都試圖借其才學與智謀而實現名譽地位的追求。這期間，或真或假的產生了許多關於策士縱橫捭闔於諸侯之間的遊說故事。《戰國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了當時此類故事之多。

編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為了學習與模仿策士遊說的事迹。士人既要仿遊說之形，亦須仿說辭之意，更要結合勸諫者所需，多方揣摩、設身處地，做出一番籌劃算計。所以，他們在學習縱橫名士的遊說事迹之時，會將既有之事踵事增華，令固有人物改頭換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虛構等，創作出無可考證的情節與言辭。這也就是為何戰國時大量的遊說故事並非屬於實錄史實之作的原因之一。這種虛擬作品不重視情節是否完備、內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藉助於一種有效的言說形式，而創作出針對不同接受對象的遊說辭令。

不過既然是遊說，這類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屬於揣度人主之思、演練諫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說具有某種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節段落的情節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覆出現類似的言辭表述形式的言辭模式化。像《齊三·齊王夫人死》，齊王的寵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後人選，“乃獻七珥，美其一”。然後“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這主意很絕，但故事情節卻與《楚四·楚王后死》的內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後，楚王寵臣昭魚獻五副耳環予楚王，其中一對特別精美。“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兩則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類，情節近於重複，模式化創作痕迹昭然。

全書言辭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見於全書的蘇秦、張儀之事：張儀為連橫之事，接連遊說於齊、楚、趙、魏、韓、燕諸王，題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張儀為秦連橫說某王》；蘇秦也一樣，《蘇秦（或蘇子）為某國合從說某王》。各篇皆以“張儀（蘇秦）謂王”的言說形式展開，統統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從”收尾。模式化極為明顯。

模式化虛擬的在敘事中，更重於展示士人是如何參與政局之中贏取利益、怎樣耍弄心機打動諸侯，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士人謀得實際利益。因此這些作品中，常常會有遊說對象反應的設置，大多是臆測，顯示自我遊說成功，像縱橫諸篇，其中頻有諸侯信服，允諾獻地、罷兵等描述，與當時形勢大多不符。

不過雖然是虛擬，這些作品卻大都布局精巧。如《東周·東周欲為稻》蘇秦為西周君主應對不同情況設計兩種對策，《秦二·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馮章為秦王推演出佯許漢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謀算得當的安排，顯然不會是策士在言談間的隨口杜撰。

浪漫主義

《戰國策》的虛構創作，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至戰國中、後期，史傳領域在藝術構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論是套用情節模式或是因襲言辭模式，這些故事同文學本身的虛構性發展更具有內蘊關聯。因為它們畢竟已經更加大膽地步入了脫離實錄、積極改創的嘗試之中，不僅使文本具有了更豐富的觀賞性與趣味性，亦為後世作品中虛構、刻畫、描摹、鋪張、渲染等創作方式帶來了開拓性的啟示。

語言藝術

《戰國策》中說服和勸諫的場景，許多都發生在臣下與君王之間，而且大多是比較緊要的時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給說服者和勸諫者帶來殺身之禍。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說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見，成為一種至關重要的本領，這可能也是戰國時期謀臣策士普遍具有較高語言藝術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齊助楚攻秦》，張儀開場便表示“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這種對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於化解楚王的戒備之心，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還有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使說服過程更有趣味性，如《齊二·昭陽為楚伐魏》，陳軫在勸說楚國大將昭陽在取得對魏國的勝利后不要繼續攻打齊國的時候，就講了著名的“畫蛇添足”。最終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進諫時需要熟諳君王心理，要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如《趙四·趙太后新用事》“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龍以敘家常的方式，啟發太后明白愛子必須為之計深遠的道理，切中要害，終於說服太后同意長安君到齊國去做人質。而趙太后甚至把孩子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這種對話中得到了一種反襯。

《戰國策》中說服對象大多地位極高，如果沒有很好的邏輯性，很難說服對方。邏輯嚴密的推理過程，層層推進，更能使人信服。如《齊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張丑先幫助楚王分析楚國獲勝的原因，接著分析了齊國驅逐田嬰的後果。整個推理過程邏輯嚴密，幫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關係，“楚王因弗逐”。而且，說服對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著策士一句話說不對就可能有殺身之禍，因此《戰國策》中擬人的使用尤其頻繁，甚至因此誕生了許多寓言故事，策士將無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說理形象生動，又避免了直諫的風險，使相關人能夠認真聽，聽進去，即使不成危險也小很多。如《齊三·孟嘗君將入秦》中，蘇秦將桃梗和土偶擬人化，講述了它們雨後各自的歸宿，藉以告知孟嘗君：秦國乃虎狼之地，而孟嘗君好似無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運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嘗君一聽便知。

《戰國策》中的謀臣策士在陳述自己的觀點時，大量運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繹推理、歸納推理、類比推理和比喻推理。當然也不乏邏輯謬誤和詭辯。在推理和詭辯過程中，讓整個文章表現出相當的邏輯藝術。比如《趙四·趙太后新用事》就是一個標準的三段論，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無功之尊”，小前提，長安君就是這種，結論，長安君是無功不能自立。類比推理也很多，這也是該書主要特點之一，比如《齊一·鄒忌修八尺有餘》，作為美男子的鄒忌發現自己其實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邊那些人更多是為了各種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齊王肯定會受到更深的欺瞞。由於類比雙方有許多共同點，使得這個推理有很強的說服力。齊王也認識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納諫，革除弊政。

鋪陳誇張是《戰國策》語言的一個主要特點，策士們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運用主觀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質，或渲染氣氛。當然，誇張要運用地恰到好處，不能使聽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誇大，卻能引起興趣且具說服力。如《楚一·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中，張儀的遊說可以說是將誇張用到了極致“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這種近乎吹牛般的誇張令楚王心生畏懼，最終答應了連橫一事。而在《齊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蘇秦如法炮製，“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若風雨”。蘇秦稱讚齊國土地遼闊，精兵眾多，糧食無數，都城臨淄經濟發達，富饒程度前所未有。縱然是誇張，也使得齊王心悅誠服。

遊說是一個需要主體、客體都參與進去的活動，如果只是“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那麼再舌燦蓮花，也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機智的策士們便在耍點語言技巧，遊說之前先留以懸念，以此引起執政者的注意，也為自己的遊說爭取到主動權。比如《齊一·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將要在薛地築城，很多門客進言都被拒絕，而一位不知名的齊人卻為自己爭取到三個字的機會，他只說了“海大魚”，然後轉身就走，靖郭君卻因此把齊人留下，讓他把話說完就走。可以說，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備的功課，畢竟遊說對象高高在上，往往個性驕縱，若想遊說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論辯達到應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陽》中陳軫勸誡楚王不要據守宜陽就是，楚王好打獵，陳軫便以狩獵的作比，“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過有經驗的獵人，最終自投羅網。韓相必定守不住宜陽，楚王不如以靜制動。

語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戰國策》中策士為了某種目的，常常裝聾賣傻，刻意曲解對方話語中模糊或多義的部分。像《齊四·齊人有馮諼者》中馮諼，去薛地收債前詢問孟嘗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視吾家所寡有者”這句指示不明確的話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燒了封地轄民所有的券契，然後告訴孟嘗君，“臣所以為君市義”。不過這句話的藝術在當時並沒有顯示，而是在幾年後孟嘗君被免職時，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時孟嘗君才明白，“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見之”。還有如《東周·溫人之周》，魏國溫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東周，在受到審查時，他巧妙地引用《詩經·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以此來證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東周國的主人，並非客游此地，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無言以對，只好放他出境。這句話是完全的斷章取義，和原文抱怨自己勞作不休還沒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1．人物刻畫生動

例如蘇秦的故事，生動的刻畫了一個長於論辯、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繪一群勢力庸俗的小人。蘇秦遊說秦國失敗后像乞丐樣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後來，他發奮圖強，六國封相，路過家門時，“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嫂蛇行匍匐。”

前後兩個場面的鮮明對照，充分揭露一切以功名利祿為依歸的炎涼世態，暴露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虛偽性。

而蘇秦的“讀書欲睡”也是為了高官厚祿，客觀上揭露處於統治階級中下層的策士的醜態。

2．善於諷喻

善於通過諷喻的小故事說明一種道理，生動幽默、耐人尋味。例如“鄒忌諷齊王納諫”以鄒忌借其妻、妾、朋友出於不同目的，讚美其“美於徐公”，說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勸戒齊王不應偏任宮婦近臣的話，而應廣開言路，鼓勵人民進諫。

3．語言風格獨特

雄辯的論說，尖刻的諷刺，耐人尋味的幽默，構成獨特的語言風格。

書中的許多寓言故事如“畫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傳至今為慣用的成語。

在記錄策士們的言行時，對其不擇手段追求個人功名富貴、朝秦暮楚的行為，及其在外交上挑撥是非，玩弄手段的種種陰謀，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賞的態度加以描繪，是不足取的地方。

尚士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招賢納士、禮賢下士成為這個時代的突出現象。在《戰國策》里，這種現象側重表現為尚“士”。“士”雖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學識、才能謀生的知識分子，所謂“學以居位曰士”（班固）。《戰國策》集中敘寫的戰國時代“士”的活動，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師”的評價。

首先是“士”的地位問題。“士”屬於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農夫”，商周時期則是歸於低層次的貴族階級，在君王面前屬於被統治者，地位顯然在君王之下。但在戰國時期，即使統治者也認識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終又是由臣民的擁戴和效力決定的。比如戰國末期代趙孝成王執政的趙威后明確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題“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既然“民為本君為末”，那麼“士”作為“民”中的精英階層，輔佐君王治理國家進而稱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說。齊國顏斶就提出“士貴耳，王者不貴”。

《戰國策》中的“士”與《論語》中所說的學識淵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謂的“策士”，首次出現於《史記》中，雖然這個詞大量出現於歷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後。含義多指“縱橫家”，學界籠統的把戰國縱橫家作為戰國時期活動的士階層，這個界定包括範圍爭議均很大，除蘇秦張儀這種在列國中翻雲覆雨的，還包括能夠在君主身後運籌帷幄，為君主出謀劃策的“謀士”，有人認為還應該包括具有俠義精神，視死如歸的勇士如荊軻、聶政、豫讓等；和像魯仲連、王斗這樣崇尚道義，形象光輝高大的義士。

《鬼谷子集校注·內揵》曾經指出“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進說辭就是策士的遊說手段，是進行遊說的基礎，士們憑藉精巧的論辯技術，多變的遊說策略，奔走遊說各國諸侯。不過士雖然以建言獻策為業，但“盡忠直言”是個高風險的活動，在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的君主面前，進言也必須講究機智和技巧，否則可能有殺身之禍。齊國草民狐咺、貴族陳舉對國事直言不諱，都被閔王處死。所以在《戰國策》中，經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動君王的機智，有時候甚至會帶點詭辯論的色彩，像《楚策》“有獻不死之葯於荊王者”就是“客獻不死之葯，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葯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思想史

《戰國策·劉向書錄》將周代思想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西周，這是一個道德禮義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敘人倫，正夫婦……仁義之道，滿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第二個階段是東周的春秋時代，這是道德禮義走向解體的過渡階段。西周的道德禮義“餘業遺烈，流而未滅”。“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天子之命，猶有所行……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個階段是戰國時代，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國與國之間以勢力相爭，以智謀相奪。那些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縱橫捭闔，迎合不同的國君，換取功名利祿，朝秦暮楚已司空見慣。“由此給思想界帶來的結果是：“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戰國策》反映的就是這個階段“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的奇事異聞。因此，《戰國策》是一部反映戰國亂世策士為諸侯國君兼并他國效力服務的“亂世之書”。

戰國時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諸多哲學門派著書立說傳道授業，使得策士們大多有著自覺認識世界的意識，這種哲學意識散落在《戰國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簡明暢達。《秦三·應侯謂昭王》就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萬事萬物皆是相對的。

道德觀

戰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周代原有的道德禮義不能得到有效貫徹，但並不是說這個時期就沒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戰國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階層的人都在宣揚和守護傳統道德，不過這種道德在現實中常常遭到挑戰，“不得施謀”，只能藉助某個特定的場合或機會才能提出或施展。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飲酒時聽出鐘聲有瑕疵，謀士田子方就批評“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

家庭中的倫理關係是傳統中國一切倫理關係的起點，《戰國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倫。如《韓二·韓傀相韓》，韓國大夫嚴遂禮賢俠客聶政，而聶政初始為“臣有老母，家貧，不敢當仲子之賜”謝絕，這是宣揚了孝；聶政在母親死後，覺得“乃市井之人，而嚴仲子乃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決心報答嚴仲子的恩情刺殺韓傀，這是宣揚了聶政之義。行刺過程中刺殺韓國國相，誤傷韓國國君韓烈侯。這樣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牽連，在自度無法脫身的情況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毀壞自己的身體以免被認出牽連家人，這不僅是宣揚了俠義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聶嫈聽說弟弟死後，不顧自身安危，毅然決然地前去韓國辨認聶政的屍首，是為了顯揚弟弟的名聲，“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進一步襯託了這種精神。

《戰國策》一書從成書開始起，用一般的觀點來形容就是“腹黑”，一般認為是“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主張對他們吸收技巧而排斥其思想。不過也有人認為其赫赫文采足以讓人忘記辭令之下隱藏的不堪之事。

《戰國策》所處時代與後世不同，君權思想並不重，當暴君出現時，臣民就有權利順應天意民心推翻他，即天命的變革。比如齊閔王，“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

民本思想是《戰國策》中非常可貴的部分，在戰爭頻發，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維護平民的利益，統治階級便會尤為受歡迎。如《宋衛·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所言“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如果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會喪失信用，帶壞社會風氣。只有為政的遵守法治、賞罰有信，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才會凸現秩序和正義，百姓才能安居樂業。

發音

古代版本中，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可能是僅有的加了很豐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書於元代，處於近代漢語階段，與現代漢語語音已經很接近。

通過對該書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發現聲母變化的一些規律。他的注音中已經有不少語句能夠體現輕重唇區分現象。例如：“披其枝”（秦三·范睢曰臣居山東），披：普靡反（《廣韻》：敷羈反，《集韻》：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屬於滂母，“敷”屬於敷母；“靡”與“羈”屬於平聲支韻。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輕唇音，在《廣韻》中兩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韻》中就都換成了滂母，這說明輕重唇已經有了區分。還有聲調的一些變化規律，主要是“全濁上聲變為去聲”和“入派三聲”。比如“欲與我誅者袒右”（齊六·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袒：盪旱反（《廣韻》：徒旱切）。“袒”屬於旱韻，“旱”屬於上聲韻，但是吳氏注曰：“循習作徒案反，屬於去聲翰韻。”與承襲古書注音的上聲不同，當時已經變成了去聲，這說明在吳師道所處時代“全濁上聲”已經有了“變為去聲”的趨勢。還有“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葯囊提荊軻”（燕三·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提（同“擲”）：侄帝反（《廣韻》：直炙切）。“擲、直、侄”都屬於澄母，“帝”屬於去聲霽韻，“擲”和“炙”屬於入聲昔韻。宋代之後，入聲逐漸歸入三聲，全濁聲母入聲字變為去聲，此時，“帝”和“炙”可能已經是同韻了，所以這裡可以互切。

士人階層

戰國時代是一大變革時代，舊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交替，原有統治階級擔負不起這種社會變革的重大責任，需要招徠賢能之士。各國紛紛開始搜尋能夠幫助變法的人才。如秦國的商鞅、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齊國的鄒忌、趙國公仲連、韓國申不害等，都為各國帶來了富國強兵的體驗。“士”階層逐漸成為各國發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戰國策》中的“士”嚴格說來包括兩種，一種是貴族，尤其是做官的貴族，因為貴族本身知識水平較高，他們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謀生。而常年養尊處優謀生手段有限，知識就成為他們最貴重的本錢。孔子就開啟了私人教學的先河。這樣，有知識的貴族即使沒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呂氏春秋》所言“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另一類則是“策士”，這個群體是融匯形成，成分駁雜，並非一類純粹的個體。稱呼也並不固定，通常被稱為“游士”、“說士”、“辯士”、“權變之士”、“智謀之士”，《漢書·藝文志》直接稱其為“縱橫家”，甚至那些著名的“諸子”也可被稱為“辯士”。

士人階層在當時和後世還有點區別，第一個就是“游”。士人們常常從一個諸侯國到另一個諸侯國活動，以獲取富貴。只要有君主賞識，出仕並沒有國別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還在母國服務，轉身就去原來的敵國。即使孔子、孟子、墨子這種大學者，也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這與當時列國爭雄，需要搶奪人才有關。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級貴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隸等“賤民”，春秋末年以後，對士的需求和依賴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們對時勢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過君主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這種自覺的行為與以前俯首聽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飾重利的價值觀。蘇秦就表示“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標很明確，就是追求權勢富貴。像《東周·東周欲為稻》，蘇秦兩邊勸，最後“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蘇秦既沒有忠於東周，也沒有為西周著想，完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這次的計謀只是暫時解決了問題而已，並沒有考慮之後西周再利用水控制東周該怎麼辦。他只是兩面陳說利益，自己從中漁利。等到蘇秦掛六國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這種對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達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禮樂制度下的規範和道德，更不見容於後來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線。縱橫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蘇秦“以百誕而成一誠”，“為燕尾生”，為了燕國將生命奉獻給敝齊事業。出了名的反覆無常的張儀為報蘇秦對自己事業的謀划幫助，也會發誓說“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第五，身體力行。戰國的“諸子”大多屬於坐而論道，惟有縱橫家把他們的主張徹底地貫徹到實踐中當中，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戰國時期“其實也就是縱橫家的時代”。

女性參政

可能和當時社會中仍有母系氏族社會社會習慣的孑遺有關，戰國時期身居高位參政議政的女性比例遠比後世高，《戰國策》在這方面有較為直觀的反映，像楚國的南后和鄭袖（這倆人歷史上是否為一人存在爭議）、秦國的秦宣太后、趙國的趙太后、中山國的陰姬和江姬等都是。不過這些女性在政治參與中缺乏獨立性，更多的還是以美色或巧言換得君王寵愛，命運的本質上仍然只是男性權力的附庸和玩物。雖然有少數女性（尤其是太后）確實有實權，但這類女性的部分實權更多局限於對後代或主君的影響或掌控，這些權利更多地來自於其倫理地位，代表著父權家長。

在《戰國策》中參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這可能與《戰國策》的成書主要目的是遊說，因此取材所載參政女性資料缺乏足夠信息，還有一個可能性在於春秋過渡到戰國之際，姓氏制度發生了變化，而且正在過渡期。

春秋時期女性參政的範圍大多局限於與自身利益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上，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戰國時期，參政範圍擴大，甚至出現了比如鄭袖說服楚懷王釋放秦臣張儀（楚二·楚懷王拘張儀）。就此類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經出現了直接干預外交事務的現象，春秋時期雖則也有出現，但大都與夫國、母國有關，到了戰國時期的楚國鄭袖這裡，女性對外交事務的干預已經超出了血緣、親屬的範圍，是單純的以參政所帶來的利益為出發點。從利益回報而言，這些干預外交所帶來的外交利益也成為了女性參政的驅動力。還有秦宣太后，也是參政掌權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後，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勢力替她與其子爭奪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這為她將其子秦昭王的權力架空，臨朝稱制四十餘年打下了基礎。從她可以收受他國養地，接見外國使臣之事來看，秦太后擁有的權力是全方位的，對內可以任命大臣，對外可以左右外交。

對於《戰國策》中提及的女性，後宮就如同她們的權謀場，她們在後宮中利用或創造某種優勢與其他女子進行博弈以期達到自身目的，與策士謀臣們遊走各國遊說君王以顯聲名贏權利非常相似，但史書中對於這種工於心計的女性卻往往評價不佳，她們的爭強好勝被認為是挑起了後宮爭鬥甚至是影響了國家安定，並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中秦公子異人借華陽夫人得以回國繼位，這些女性在歷史記載中著墨不多，但在史家的敘述中卻成了推動歷史事物走向的主導者，甚至是兩國之戰、國家衰亡的罪魁禍首。在寵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後是一整套男性話語體系，而由楚懷王寵鄭袖所導致的國家衰亡也在暗示著美人亂政、女色誤國的先驗命題。

戰略思想

影響較大的戰略思想是“合縱連橫”（連關中之為橫，合關東之為從），這也成為戰國時期外交的精華。它使新舊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對立，兩大敵對集團的政治鬥爭為戰國七雄之間的混戰引進了新的因素。合縱連橫實質上就是當代所謂的地緣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聯盟戰略的發展，是戰國社會變動的特定產物。如《齊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所言“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縱橫運動支配了戰國中後期的國際關係。七國幾乎所有的外交與軍事策略無不圍繞著縱橫的分合而運轉，秦則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戰國策士們奔走遊說也無非是縱、橫兩種主張。所以有“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的說法。

戰國故事甚至可以為後世提供諸多借鑒，比如漢代，淮南王劉安在與伍被商議謀反之事時，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春秋時列國交戰不守關塞，這裡“成皋”“轘轅”“伊闕”“武關”反覆見於《戰國策》，是戰國時韓、楚距秦的重要關塞，而“招山東之兵”來對抗中央的構想則完全複製了戰國時六國攻秦的計劃，由此可見劉安對戰國形勢的熟悉。

一塵不染——聖人具有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

大庭廣眾——以敞大眾。

兩敗俱傷——今兩虎爭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南轅北轍——猶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補牢——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戰國策·楚策四》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

羽毛未豐——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引錐剌股——讀書欲睡，引錐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門庭若市——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戰國策·齊策一》

返璞歸真——顏斶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也《戰國策·齊策》。

狡兔三窟——狡兔有叄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

窟。《戰國策·齊策四》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子若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

行，子隨我后，百獸見我敢有不走者？虎以為然，遂與之偕行，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

己，以為畏狐也。《戰國策·楚策一》

驚弓之鳥——弓弦響，驚密林之鳥。

安步當車《戰國策·齊策四》

不遺餘力《戰國策·趙策》

不翼而飛《戰國策·秦策》

側目而視《戰國策·秦策》

高枕無憂《戰國策·魏策一》

汗馬功勞《戰國策·楚策》

畫蛇添足《戰國策·齊策二》

揮汗成雨《戰國策·齊策一》

三人成虎《戰國策·魏策二》

龍陽泣魚《戰國策·魏策四》

○秦興師臨周求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

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

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甀挾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

“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跡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

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不若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複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

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

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

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台，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強，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若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周最謂金投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謂大梁造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為君爭於秦。”

○謂薛公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

○齊聽祝弗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

謂周最曰：“魏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往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為茂行，明群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公太子死

周公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之以地。’”

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閑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為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與王也。”

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

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

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

雍氏之役，韓征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征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征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

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征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征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

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親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親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三國攻秦反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羅根澤《戰國策作於蒯通考》：“《戰國策》始作於蒯通；增補並重編者為劉向；司馬貞所見是否即劉向重編本不可知，今本則有殘闕矣。”

^《戰國策·敘錄》中說：“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 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陸隴其：《戰國策去毒·自記》

蘇秦以連橫說秦（成語前倨後恭的出處）

馮諼客孟嘗君（成語狡兔三窟、高枕無憂的來源）

趙且伐燕(成語鷸蚌相爭、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漁翁之利的來源 )

鄒忌諷齊王納諫（成語門庭若市的來源）（錄入人教版九年級語文上冊課本）

唐雎不辱使命

荊軻刺秦王（錄入人教版高一語文必修一課本）

《戰國策》一書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風貌，當時士人的精神風采，不僅是一部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歷史散文。它作為一部反映戰國歷史的歷史資料，比較客觀地記錄了當時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是戰國歷史的生動寫照。它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縱橫家的言論和事迹，展示了這些人的精神風貌和思想才幹，另外也記錄了一些義勇志士的人生風采。《戰國策》的文學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新時期，文學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畫，語言文字的運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特色。清初學者陸隴其稱《戰國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娛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之心術”。

《戰國策》的思想內容比較複雜，主體上體現了縱橫家的思想傾向，同時也反映出了戰國時期思想活躍，文化多元的歷史特點。《戰國策》的政治觀比較進步，最突出的是體現了重視人才的政治思想。《戰國策》一書是遊說辭總集，幾乎所有縱橫家謀士的言行都在此書。有三大特點：一智謀細，二虛實間，三文辭妙。

《戰國策》一書對司馬遷的《史記》的紀傳體的形成，具有很大影響。《史記》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於《戰國策》的史料。但《戰國策》許多記載並不可靠，司馬遷在《蘇秦傳》后曰“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戰國策》歷來為研究者稱讚其文學價值，但是對它的思想卻是眾說紛紜。這是由於該書與後世的儒家思想不符，過於追逐名利。而且過於誇大縱橫家的歷史作用，降低了史學價值。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南朝文學評論家劉勰）

“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北宋文學家李格非）

“六經，治世之文；《國策》，亂世之文，然有英偉氣，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學家朱熹）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清代史學家章學誠）

“其文章之奇足以娛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之心術”（清代學者陸隴其）

“亂乎聖人之經”（清代學者程夔初）

“今夫鳥喙、砒石，毒藥也，國醫恆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則鍾乳參著，或至殺人也；我以仁義用縱橫之言，可以排難；我以忠誠運遊說之知，可以納誨；吾有以轉《國策》，而不為《國策》所轉，安在《國策》之不可讀，而讀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學者王崇炳）

“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學者鮑彪）

“其辭鋪張而揚厲，變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學家、史學家章學誠）

《戰國策》成書以後，其內容的真實性就一直飽受爭議，甚至可說它的性質與定位是《戰國策》研究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劉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藝略》部分。四部歸類法出現后，多將其歸入史部，但對於這一分法，自宋代以來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將《戰國策》歸入子部“縱橫家”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當附於此。”此後，高似孫《子略》、馬端臨《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都把《戰國策》歸入子部。甚至就名稱而言，“策”指“書冊”還是“策略”一直有爭議。還有人認為《戰國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歷史書”，可能是“策士”階層的修習教材，長短不一，故稱為《長書》《修書》《短書》，合起來是《短長》，內容是有關策謀和國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國事》《事語》《國策》。

單純就內容而論，書中很多內容明顯是虛構的文學故事，比如入選中學教科書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曾有人評價說“大抵觀戰國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為據”。也有人考證，全部作品中，時地錯訛或言辭虛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這個比例相當不低。比如《張儀說魏王》及《張儀說韓王》等文均有“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之言，秦稱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張儀早已卒於赧王六年，相距二十餘年。

與同時期的其他史書或史學材料印證，可以認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實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自不待言，還有比如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該書27章中11章的內容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其餘皆為佚書），文句也大體一致，對修訂和補充《戰國策》有很高的價值，但該帛書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戰國縱橫家書》估計為漢高祖劉邦後期或漢惠帝時的寫本，且“為司馬遷、劉向等所未見”。畢竟現今所見《戰國策》已非劉向所編《戰國策》，而劉向所編《戰國策》亦非戰國縱橫家文獻之原貌，只能說按照秦漢學術的層累判斷，帛書可能更接近於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蘇秦的書信和遊說辭，這些文獻幾乎將司馬遷在《史記》的記載全部否定。比如，蘇秦張儀年代孰先孰后，《史記》記錄顯示這倆人是同齡人，然而帛書記載，蘇秦的年代大體應比張儀晚一代人。而從《戰國策》中所記載的事件來看，張儀又是晚於蘇秦多年。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新時期，文學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畫，語言文字的運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特色。

《戰國策》書中還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有人統計多達204個，比如一塵不染，大庭廣眾，兩敗俱傷，南轅北轍，亡羊補牢，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羽毛未豐，引錐剌股，門庭若市，返璞歸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安步當車，不遺餘力，不翼而飛，側目而視，高枕無憂，汗馬功勞，畫蛇添足，揮汗成雨，三人成虎，龍陽泣魚，轉禍為福。這些成語不一定全是後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從句子中提取出來，如《西周·蘇厲謂周君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百發百中。”提取出“百發百中”，《齊四·齊人有馮諼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為後世提供了成語內容的，如《秦四·或為六國說秦王》：“於是夫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整理為“積少成多”；有從故事中歸納總結的，如《燕二·趙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總結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現形式不同，如“百發百中”與“百步穿楊”、“轂擊肩摩”與“摩肩擊轂”、“南轅北轍”與“北適話楚”（這種情況是否算一個成語存在爭議）。

《戰國策》語言的鋪排和誇張手法對漢賦有一定影響，不少學者認為書中那些縱橫家的進言本質便是辭賦，在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中，《楚四·庄辛謂楚襄王》一篇直接被歸入“辭賦類”。《子虛賦》、《大人賦》的浪漫主義色彩便是繼承於此。而《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在稱讚秦國的強悍實力時，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點，這種手法對後世京都賦影響極大，《兩都賦》、《二京賦》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後描寫京都的富庶之態。北宋的蘇洵曾在《諫論》中提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的文風的淵源。

《戰國策》的語言風格、修辭手法和文采，以及著力推動敘事發展的人物語言，均對後世文學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如同樣是記載亂世的小說《三國演義》，魏蜀吳三家謀士為求利益，將縱橫家再現於世。三國中的名篇“諸葛亮舌戰群儒”中，諸葛亮論辯咄咄逼人，以獨到的政治眼光對當下局勢做出準確判斷，同時短句、排比對偶句的運用使得語言簡潔明快，理直氣壯。不僅在風度上壓倒對方，論辯語言和論辯技巧也更勝一籌，以致對手有口難言，可以說是受戰國策士語言風格的影響頗深。

《戰國策》作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幾千年的時間。其中的語言在發展中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賦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義，但是在變化的過程中還保留著古代漢語的一些特點，這對於研究古漢語有其意義。當下表述語義時多以雙音節詞為主，但是在上古漢語中是單音節佔主要地位，即一個詞只需要一個音節就可以表示清。《戰國策》成語中也體現了單音節佔優勢的特點，每個單獨的音節都可以表示一個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質於秦》：“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切齒拊心”每個音節都表示一個詞的含義，意為咬緊牙齒，拍擊心胸。形容痛恨到極點。

20世紀40年代初，戰國策派是抗戰期間興起的一個以林同濟、雷海宗、陳銓（都是留德出身）等人為中心，以1940年在昆明創辦的半月刊《戰國策》 雜誌。戰國策派在抗日戰爭時期出現，他並不是一個純文學或以文學為主的社團，而是政治、哲學、歷史、文學相統一的一個綜合性學術文化流派，包括許多著名學者，因核心人物創辦的《戰國策》半月刊而得名。其產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關心國族存亡與文化發展的知識分子之深重的危機意識與強烈的焦慮感所導致的結果。他們抱著“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的主旨，認為“戰國以前的‘剛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認真繼承；這種剛道文明在秦漢以後漸趨消亡，中國文化也因此變成了一種‘無兵的文化’；隨著皇權統治日益鞏固，民眾地位嚴重下降，導致中國社會如一盤散沙般缺乏向心力”。這個流派思想在後來爭議較大，有一段時間甚至被認定為法西斯學派。

今本共33卷：東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齊策六卷，楚策四卷，趙策四卷，魏策四卷，韓策三卷，燕策三卷、宋衛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

1、蘇秦：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東周洛陽人。事迹在《蘇秦始將連橫說秦》中。蘇秦出身寒微，讀書刻 苦，嚮往富貴生活，具有強烈的功名心，且知識豐富，能言善辯，善於運籌帷幄，為人主出謀劃策，但沒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張與理想，在戰國時代縱橫家中他是比較典型的。有關蘇秦的詳細史料，可參見《史記》蘇秦列傳，《東周列國志》等。有關蘇秦及其他戰國縱橫家的文學形象，可參見寒川子的《戰國縱橫》。

2、甘茂：戰國中期秦國名將。下蔡(今安徽鳳台)人。事迹在《蘇代勸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國逃出后，準備到齊國去。出了函谷關，遇見蘇代（蘇秦族弟），說：“您聽說江上女子的故事嗎？”蘇代說：“沒聽說過。”甘茂說：“在江上的眾多女子中，有一個家貧無燭的女子。女子們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貧無燭的趕走。家貧無燭的女子準備離去了，她對女子們說：‘我因為沒有燭，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掃屋子，鋪席子。你們何必愛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點餘光呢？如果賜一點餘光給我，對你們又有什麼妨礙呢？我自認為對你們還是有用的，為什麼一定要趕我走呢？’女子們商量以後，認為她說的對，就把她留下來了。現在我由於沒有才德，被秦國趕走，出了函谷關，願意為您打掃屋子，鋪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趕走。”蘇代說：“好，我將設法讓齊國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稱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稱為周公。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武王死後又平定“三監”叛亂，大行封建，營建東都，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和發展周王朝的統治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周公在當時不僅是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學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結商紂子武庚和徐、奄等東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師，三年後平叛，並將勢力擴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為東都。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

《戰國策》共33卷，約12萬字。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的政治主張和外交策略，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 ，沿用至今。北宋時，《戰國策》散佚頗多，經曾鞏校補，是為今本《戰國策》。

《戰國策》主要記述了戰國時的縱橫家的政治主張和策略，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戰國策》所記人物是複雜的，有縱橫家，如蘇秦；有義士，如魯仲連、唐雎、顏；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荊軻、聶政。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畫得栩栩如生。

《戰國策》的文章長於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渲染誇大，充分發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此外，描寫人物形象極為生動，而且善於運用巧妙生動的比喻，通過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強文章的感染力。

刺客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特殊的群體，經常作為鬥爭的工具的來使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現於人們的視野中，開始活躍在歷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現於《左傳》與《戰國策》等書中，對於他們的記述基本上都是歷史和文學糅合在一起，很難區分。

《戰國策》中的刺客中比較知名有豫讓、聶政與荊軻三人，在記載刺客事迹上也表現出與《左傳》中對刺客一筆帶過的方式不同，能夠比較全面的記載刺客的姓名與所發生的事件，記載的篇幅明顯變長，對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為生動具體。《戰國策》因此成為先秦史傳文學中最先出現的一篇中以一個刺客形象作為中心，並將具體的形象塑造展現於一個大的故事情節中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