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

楊伯峻於1909年生於湖南長沙，祖父以上三代單傳。他是母親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來很瘦弱，卻也是長房長孫，所以祖父母對他愛護備至，生怕像孫子那樣夭折。

從小足不出戶，由祖父親自授讀古書。讀完了《詩經》，又是《左傳》，還兼讀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在插進小學三年級后，放學回到祖父書房讀《左傳》和《東萊博議》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當時雖然能通背，卻不解其中意。直到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取《春秋左氏傳》加以溫習，才漸漸懂得一些，但離理解還差很遠。這個啟蒙教育階段影響了楊伯峻的一生，為後來專攻《左傳》定了位。

楊伯峻隨叔楊樹達——著名的語言文學家學習，1931年還拜在黃侃先生門下。

兩位先輩給了他獨立思考的好習慣，一日得《劉申叔遺書》，其中有關《左傳》的文字相當多。楊伯峻讀罷有很多感受：

一、“劉師培之為人雖不可取，但《左傳》之熟，讀書之多，卻使我十分羨慕。無怪於章炳麟能捐棄前嫌，要營救他，說是為中國留一讀書種子。”

二、章士釗在《文史》發表的關於《黃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與劉申叔相交時不見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習《左傳》有名。申叔的有關《左傳》文字可能是抄襲他父、祖輩以至曾祖的遺稿。當時，楊伯峻正細讀劉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傳舊註疏讓》，研讀了劉申叔的有關《左傳》文章，推翻了章士釗的觀點。他認為：“劉申叔一則承襲家學，二則天資聰敏過人，所以雖然只活三十六歲，便著作等身，而於《左傳》尤為精熟，能發揮自己的獨見”，於是得出結論：申叔的治《左傳》，超過祖輩、父輩甚至劉文淇，其文章當然不可能是抄襲而來。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章士釗當面直陳其觀點。

楊伯峻博覽群書，既讀那些只圖賺錢、絲毫無學術價值的書，如《左傳白話解》，又儘力搜集有關《左傳》的材料，取其精華。

清朝人對“經書”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傳》除禮記式的書外，都不盡如人意。劉文淇的《舊註疏證》就沒寫完。而《左傳》為春秋史書，在所有“經書”中文學價值最高。楊伯峻如是想，於是決心整理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經》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這樣的準備，楊伯峻開始在《左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類營養。熟讀《左傳》，大體理解《春秋經》和《左氏傳》的撰寫體例是首要工作。然後訪求各種版本，諸如阮元作《校勘記》採取的版本，楊守敬在日本所見的版本，又得到金澤文庫本。三者互相校勘，並參考類書與唐宋以前文史哲各類書籍的引文，取條補短，作為定本；又廣閱經史百家之書，《春秋》、《左傳》、《三禮》、《公羊》等書必讀。尤其用《史記》一一和《左傳》相對勘，說明兩者的異同。

不僅如此，楊伯峻又重溫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摘錄可取資料。與歷史從地下所得資料作為“長編”。遺憾的是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後來憑記憶稍作補充，刪繁就簡，加上其研究成果寫成初稿。對《春秋左氏傳》這一重要典籍，劉文淇累代傳授《左傳》並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傳。然而用功八十年，經歷三四代，並沒有寫完，反到襄公五年為止，成就經孫詒讓的《周禮正義》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加之《春秋左氏傳》脫字、錯字、衍字不少。

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研究

著有《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商務印書館，1936年）、《文言語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古漢語虛詞》（中華書局，1980年）、《春秋左傳詞典》（合作，中華書局，1985年）等。其中《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一書，重點討論了虛詞。全書共12章，把古漢語虛詞與現代漢語虛詞綜合起來進行分類排比，旨在弄清楚虛詞的歷史情況，以便更好地運用現代漢語中的虛詞。書中對每個虛詞說明詞性，分析用法，並配有豐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捨上，書中既有上古的語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現代的材料；既包括書面語的材料，也包括口語的實例，開始接觸到漢語語法的歷史研究。該書促進了古代漢語語法研究與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分野，成為當時的代表性作品。　《文言語法》一書是另外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共分3編：上編先交代文言語法的含義及編寫該書的目的，然後概述詞法與句法；中編分別講述各種詞類，其中提出了“小品詞”的概念。下編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學語文教學和閱讀古漢語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參考書。

古籍的整理、註釋和譯註

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58年）、《孟子譯註》（中華書局，1960年）、《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等。其中以《論語譯註》一書影響最大，曾被香港、台灣翻印，日本的兩所大學用做教材。該書譯文明白流暢，註釋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結論在集古今學者之大成的基礎上頗多個人新見。此外，他還著有《破音考略》（《國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論文。

《列子集解》、《論語譯註》、《孟子譯註》、《春秋左傳注》、《中國文法語文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