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

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出生於江蘇揚州府城一個以文兼武的世家。祖父阮堂武進士出身，官湖南參將，曾率軍征苗，活捉苗人數千人。父親阮承信系國學生，修治《左氏春秋》，為古文大家。母親林氏也出身於仕宦之家，通曉詩書，有修養。

5歲開始跟從母親學字，6歲進私塾就學。母親偏重於文字的教育，父親則通文義和立志向學。阮承信熟讀《資治通鑒》，講“成敗治亂，戰陣謀略”，並教騎馬和學射箭，並對他說“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備。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廿五歲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後因學識淵博，受高宗賞識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懋勤殿，遷任詹事。

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東學政，曾數游濟南名泉，留下不少贊泉詩，寫有《小滄浪筆談》，雜記濟南掌故風物等；廣交山東及寓魯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在山東巡撫畢沅（1730-1797）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金石學的興盛貢獻頗巨。后歷任浙江學政。

仁宗嘉慶三年（1798年）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在任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

嘉慶六年（1801年）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作育英才。

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後出為湖南、浙江巡撫。在浙江巡撫任上，政績頗多，其最大的功勞就是平定海盜。

嘉慶十九年（1813年）調江西巡撫，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賜花翎。

嘉慶二十一年（1815年）調河南，升湖廣總督。任期內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陽龍王廟石閘。

嘉慶二十二年（1816年）調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採用較嚴厲的政策並上書嘉慶帝，認為“宜鎮之以威，不可盡以德綏”。為防範英人異動，

嘉慶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奏請建大黃窖、大虎山兩炮台。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又奏請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門炮台等處。二月密陳《預防英夷事略》，認為英人恃強貪利，宜多鎮以威，未便全綏以德。如其擅入內洋，則以停止貿易、斷其食用買辦、開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懲創。還說“彼國伎倆，惟恃船堅炮利，一經上岸，則無拳無勇，與東倭不同。或謂攻擊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嘉慶帝不以為然，硃批云：“總須德威相濟，不可妄動，慎之。”

嘉慶二十四年（1819）閏四月奏請築桑園基圍石堤，減輕了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水患。

嘉慶廿五年（1820年）廣州已有“羊城”、“越華”、“粵秀”、“應元”四大書院，阮仍感未能滿足士子進修學業的需要，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

道光元年（1821年）兼任粵海關監督。當時來往中國的外國船隻常常挾帶鴉片入境，對敢於經售鴉片者予以嚴辦。從道光元年至六年，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發商生息，部分建鋪出租，部分購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學海堂的費用津貼。他還發動各官紳捐資贊助，又刻售《皇清經解》1400卷，以充經費。選址方面，經反覆篩選，最後定於越秀山麓（今廣州二中址），於道光四年（1824）落成。

自宋代以後，各地書院均設山長一人主講並總理院事。但由於清初文字獄的影響，山長不敢主持講學，書院學術風氣大衰，大多變成專講八股科舉的場所，山長中也有不少是濫竽充數的學閥。針對時弊，手訂的《學海堂章程》第一條規定：由學長8人同司課事，永不設山長，亦不容薦山長。學長們分門別類指導課業，輪流執掌堂務。分工治事，集體負責，是阮元開創的學長制的特點，實踐證明行之有效，並為其後不少書院所效法。

道光六年（1826年）遷雲貴總督，一方面罷免貪官污吏，加強對鹽稅的徵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組織偏遠地區的百姓開荒種地，防禦蠻族的進攻。

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回朝，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刑部，調兵部。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老病致仕，返揚州定居，道光帝許之，給半俸，臨行加太子太保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於揚州康山私宅，謚“文達”，享壽八十六歲。入祠鄉賢禂、浙江名宦祠。

作為徽派樸學發展後期的重鎮巨掣，其治學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旨。

乾隆五十一年（1786）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相交（見《揅經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遺書．序》）。其時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孫、任大椿皆戴震之門人弟子，邵則為戴氏論學的“同志密友”，他們對於阮元的影響極大，之訓詁學，得之王念孫較多，從此奠定他為學的基礎，終於成為徽派樸學極有潛力的後勁之旅，其後徽派樸學盛行江浙、名噪揚州、蜚聲魯豫、遠播西南，得之力尤多。

論學之旨，雖以漢學的經史訓詁為根底，但主張實事求是，“尤以發明大義為主”，“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訓詁、考證辨偽探求經書義理、恢復經典原貌的做法即為“實”的方法。另一方面“實”又具有“實學”、“實行”、“實踐”、“務實”等帶有時代特點的新的含義。將格物與實踐統一起來，開始關注“家國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樸學後期發展方向的轉變。《清儒學案．儀征學案》評價：“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研究範圍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巨細無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為理念。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講求“因古訓以求義理”，認為：“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或言：“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證異文疏證．序》）並有鑒於宋、明理學家們爭論“仁”字的含義，運用歸納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論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來，加以排比，寫成《論語論仁論》及《孟子論仁論》，用孔孟論述“仁”字的原意去糾正後世對“仁”字的曲解，從而避免了離開實事而空談心性的誤區。同時這體現了所謂的“以古訓明義理”。在文字訓詁方面，遵循高郵王氏之法，大都由聲音貫通文字，從而總結出它的通例。曾經提出探語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誼詁四種方法，張舜徽先生在評論《揅經室集》時讚揚道：“元嘗自言余之學多在訓詁，良不誣也。”（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一）

治學特點是由訓詁入手，長於比對歸納。和他之前的徽派樸學前輩一樣，認為考據、義理、辭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顧並重的，不重考據，將無從窺探學問的門徑，無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據，不探求義理，仍然不能步入學問的殿堂。他在《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稱：“聖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可見，雖主張由訓詁求義理，但同時意識到漢學埋頭故紙，限於猥瑣的流弊，堅決反對“但求名物，不論聖道”的純粹訓詁之學，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會貫通的工作，這也是阮元在學術見解上體現出與戴震之學的差異。從事文字訓詁，著眼於源流和發展演變，著眼於字群音義上的相互聯繫，不是進行一詞一義、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證，而是以聯繫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研究事物。研究禮制典章，不糾纏於事物名稱的孤立考證，而是著眼於古代禮制的大體，不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和階段性，充分體現出他聯繫、變化、會通的史學觀，誠如皮錫瑞所言：“今得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經學通論．三禮．論明堂辟雍封禪當以阮元之言為定論》）

業績主要體現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對於典章制度的考試等諸多領域，比如在考證文字本義和造字之始時，與戴震提出的“讀書首在識字”的指導思想一脈相承，考證字的語源、本義、通假、訓詁並有所發揮。又如在對於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經過細密考證，寫出《明堂論》《封泰山論》等文，認為所謂“明堂”、“辟雍”只不過是上古沒有宮室時的一種簡陋的結構，很象後世游牧地區的帳篷，上圓下方，四周環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軍禮、學禮，或者發布政命，都在這裡舉行。還說，“封”是統治者在南郊祭天，“禪”是統治者在北郊祭地。這種解釋，都是他經過周密考證的結果，為時所稱。

一貫主張“若義理從古訓中來，則孔子所得之義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訓中來”，正如在《詩書古訓》一文他說：“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為學，以此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都是所作關於闡發義理的著述。

與當時的與桐城派“古文”異趣迥然，其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提倡駢偶。雖以經學知名，所作辭章，亦不乏可讀之篇。所著《揅經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為生前手定者，隱然以經、史、子、集為次。說經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詩文合編。

不僅是自徽派樸學陣營中走出來的清代思想學術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對徽派樸學最大的貢獻，一是彙集編印大量書籍文獻，一是培養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縱觀在橫跨三朝的半個多世紀里，造就了數以百計的人才，其中不少後來成為徽派樸學的精英，使得徽派樸學得以廣泛傳播併發揚光大。這些人才的來源，除了慕名前來投師或在社會交往中發現的以外，科場選拔和書院培養應是兩個主要的途徑。不僅有在科場選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為官浙江巡撫時在杭州創建了詁經精舍，延請當時的著名學者如王昶、孫星衍等來主講，又邀金鶚、洪頤煊、震煊兄弟講肄其中，教學內容為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演演算法等。在詁經精舍肄業的，多為學行出眾的高材生，德清徐養原、嘉興李遇孫，雖都學有專長，也還來此修習。當時編輯《經籍籑詁》尚未完成，同時又在校刊《十三經註疏》，這些亦徒亦友的績學之士，轉而又成為編書的得力助手。如徐養原曾幫助他校勘《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和《儀禮》，洪震煊既擔任《經籍籑詁》中的《方言》部分，又擔任《十三經註疏》中的《小戴禮記》校勘。教學相長，實踐鍛煉，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知名學者。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創建學海堂書院，並親自講學。有學長八人，分別擔任教學任務，學習《十三經》《史記》《漢書》《文選》《杜甫詩》《韓昌黎集》等，任學生選擇一門，作日記，由學長評閱指點。其綜合漢、宋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對部分廣東學者產生了影響。廣東番禺人侯康，就因所為文，得到賞識，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陳澧，都擔任過學海堂學長，陳澧任職時間尤長。廣東嘉應人李黼平也曾補聘來學海堂批閱課藝，還延請他為之教子讀書。著名的《皇清經解》也是在這時編刻的，所以又稱作《學海堂經解》。徽派樸學之所以能遠被西南，除了程恩澤、鄭珍傳播的影響以外，學海堂書院培養造就的大批人才，影響更加深遠。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陳澧、李黼平、侯康等學有所成者，不勝枚舉。

自弱冠一舉成名，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其中還有大部分時間治理政務），著作極為豐富，說他是“著作等身”，當之無愧。在60歲時，龔自珍撰文對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盛讚訓詁之學、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金石之學、術數之學、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等，稱其“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阮尚書年譜第一序》）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矚目成就，尤其在文獻學和史學方面，並且一生致力於文獻的整理、彙輯、編撰、刊刻，成績斐然。其生平所著之書，根據一些常見書目統計，約在三十種以上，其中人們比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種：《三家詩補遺》《考工記車製圖解》《詩書古訓》《儀禮石經校勘記》《儒林傳稿》《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疑識》《定香亭筆談》《小滄浪筆談》《選項印宛委別藏提要》《揅經室集》《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所編之書有《經籍籑詁》《皇清經解》《兩浙金石志》《詁經精舍文集》《淮海英靈集》《八甎吟館刻燭集》等。此外還主編過一些大型的志書，如《嘉慶嘉興府志》八十卷、《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刻印之書中，最為人們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經解》《經籍籑詁》以外，當推《十三經註疏》。這是一部大型的經學叢書，收書一百八十餘種、一千四百餘卷。刻印時，羅致了一些績學之士擔任校勘，總其成。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所刻印之書還有一個重點，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學者的遺著。據粗略統計，他所刻名家選集就有錢大昕、錢塘、汪中、劉台拱、孔廣森、張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見究心表彰絕學，不遺餘力。

也有學者認為，是清代後期形成的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並將揚州學派定義為清代漢學的又一分支，是漢學發展至高峰並開始走向衰落時期的一個學派，它的形成稍晚於皖派。可以說，無論現今依照怎樣的標準來界定當時的學派，都不能否定學術思想中閃爍的徽派樸學的理念標誌，都無法抹殺留在徽派樸學百年輝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義上講，學術思想體系的意義不僅成為清代漢學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標誌，同時也成為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跨越的轉折點。

在人才培養上取得這樣顯著的成就，與他在書院內實行的一套完善的讀書訓練密不可分。讀書訓練是個完整的工程。文獻記載，它由四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算是一個步驟，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學有所成。這四步是：

要求學生分清書文的句讀，即讀通所讀詩文。所謂讀通，首先要能認字，即認讀，把字音讀准；其次要掌握斷句，即停頓；第三要能讀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義；第四要能讀通順，不能讀起來疙疙瘩瘩。

校是校讎、校正，即拿所讀書文與其他版本進行對校，勘定正誤。評是評點、評說，即在校訂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對文本的理解，評定其是非正誤和優劣長短。中國古代有評點讀書法，讀者可將閱讀感受，以及對所讀書文從字句到內容的評價，寫在字裡行間、文前文後或者天頭地角。這裡的評即有評點之意。

要求在讀通讀懂文字后，將所讀書文的精要加以抄寫，以加深對它的理解，鞏固對它的記憶。

這是指對閱讀所獲的遷移運用。它要求學生不但要讀通、讀懂、熟記所讀書文，還要能將閱讀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會，遺教後人，為社會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四步讀書法，是中國古代創造的讀書原則——讀思結合、讀習結合、讀行結合的發揮和運用。它把閱讀建立在認讀基礎之上，經過深入思考和熟讀記憶，達到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和主張，並筆之於紙，形之為文，或與同輩交流，或遺教後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類由簡單到複雜、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認識規律，而且將讀用結合起來，從而與八股式讀書區分開來，顯示出了它的科學性、建設性。應該肯定，這種讀書訓練值得我們今天的讀書人和閱讀教學改革者借鑒。當然將“運用”局限於鑽故紙堆和寫詩撰文，遠離變革現實的社會實踐，這是其讀書法的主要缺陷。其次，把讀書視為培養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鞏固、維護封建政權為目的，這是他的嚴重局限和不足。

“自有天然硯，山林景可嘉”，這是以前讀過的阮元麻子坑石硯銘文的首句。但未見過此硯。不想那日竟在北京古玩書畫城的“藏硯齋”，見到了一方阮元硯，硯橢圓形，素池無紋飾，有銘文。據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載，阮元確曾藏有此硯，“石之出於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鴝鵒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台宮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坑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坑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恩平縣誌》上說，恩平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年的時候就有人掘之，並請硯工製作為硯。其名氣不如端硯。不過錢泳對名硯的看法，與阮元正合。

硯銘是這樣寫的：“此恩平茶坑綠石，質潤而堅，有黃龍氣，與端溪北石之綠端，枯而無氣不同”。

文選樓為其藏書處，樓在揚州文選巷。嘉慶十年冬，阮元遵照父親遺志，在文選巷家廟西邊築建了“文選樓”，樓的下面是私塾，樓的上面祀隋代著名文選學家曹憲，並且以唐代著名文選學家李善等人相配。阮元個人認為曹憲是文選學得以創立的開山者，唐代李善則是文選學得以成為顯學的集大成者。阮元的文選因其藏有宋版《文選》，加上樓以“曹李”而聞名，故名“文選樓”。和他同時代的藏書家一樣，都喜歡把自己收藏的善本加以刻印，以利傳播。他刻的書就取名為《文選樓叢書》。《清史稿》對他的評價是：“元博學淹通，……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阮元好藏硯，並以“九十九硯齋”名其室，其作品收入《揅經室集》。

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巡撫浙江時，留心搜訪《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先後求得175種，依《四庫全書總目》例，為每書撰寫提要，隨書奏進。嘉慶帝十分高興，遂據傳說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親筆賜名《宛委別藏》。

所收多為世所罕覯之珍本秘笈，或不見於公私著錄，如《皇宋通鑒紀事本末》《釣磯文集》《招捕總錄》等；或在中土久已失傳，如《難經集注》《五行大義》《文館詞林》等；或可補《四庫全書》之缺佚，如《尚書要義》補足四庫所缺三卷，《夷堅志》補足四庫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揮犀》補足四庫所缺續編等。同時《宛委別藏》所收各書均據舊本精鈔影寫，其中源於宋刻的有30餘種，源於元刊的有10多種，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

書成后原本一直存於宮中，世間並無刊刻流傳。80年代台灣商務始將原書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書僅得161種，其餘12種不知去向。

宛委別藏：系嘉慶帝在故宮養心殿的藏書總稱。《四庫全書》修纂結束后，著名學者阮元在南方供職時，發現大量《四庫全書》未收的精本善本書籍。他除了收集到部分原版書外，又僱人抄錄了部分精品，進呈給皇帝。並仿照《四庫全書》每書撰寫提要一篇附於卷首。

嘉慶對這些書籍十分欣賞，遂在養心殿辟一隅藏之，並鈐以"嘉慶御賞之寶"，成後世所傳之《宛委別藏》。

考“宛委”二字源自浙江紹興（古稱會稽）之宛委山。宛委山乃會稽山的支峰，上有石匱，故亦稱石匱山。其山勢陡峻，聳入雲霄，又稱天柱。

登者需拾級而上。傳說禹曾得金笥玉字於此地，所以此山又名玉笥。無論石匱抑或玉笥，均與置放書籍的器物有關，故冠之於藏書。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列傳一百五十一。

阮元墓系祖塋，位於揚州市邗江區槐泗鎮永勝村。阮元祖塋始建於明朝天啟年間，距今已有370多年。墓葬在永勝村北的老壩山，當地人稱阮家大山。

墓冢前，見一塊約兩米寬的墓碑橫嵌在墓冢的中間，碑面異常光潔完整，上首第一行書：“皇清詔授光祿大夫太傅體仁閣大學士阮元文達公墓表。”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長24米，系清咸豐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楊文定撰，記載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兒孫簡況。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去世。他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重臣，道光帝旻寧在祭文中稱他：“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去世后歸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約半華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門四柱，柱兩截，下端方形，上端圓形，並雕以龍紋，高約一丈五尺，柱周圍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聖旨”二字，下端有橫長方形玉石一塊，上鐫“太子太保仁閣大學士阮文達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極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