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

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出生於浙江杭州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

龔自珍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大學》。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15歲，詩集編年；

1810年（嘉慶十五年）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

1813年4月龔自珍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於徽州府署。

1814年龔自珍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后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認為他的論述正中當今政治要害，是別具一格的見解。后回徽州后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祖父病逝后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龔自珍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

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龔自珍應會試落選，28歲的龔自珍會試落選，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

從1821年（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1829年（道光九年）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后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洒洒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離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

《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例如《己亥雜詩》中第一二三首，“不論鐵鹽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稅收和水利等問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致使農業生產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國家經濟的現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再如《己亥雜詩》中第八七首，“故人懷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表達詩人對禁煙鬥爭的關注，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

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侓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於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

梁啟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全集》，若受電然。”（《清代學術概論》）

龔自珍自稱“震旦佛弟子”，三十多歲時就接觸了佛學，曾從彭紹升的學生江沅學佛。他比較崇尚天台宗而不滿意晚唐以來的狂禪。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佛學特別是天台宗思想成為重要的理論來源。他曾吸收佛教萬法唯心的觀點而強調自我精神的創造作用，他認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翅，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既然一切皆我造，那麼世界的各種差別也都因我之“知見”而有，因我之“知見”而變，“十方、三世，所有微塵非他，知見而已矣”。據此，龔自珍提出了通過改變人們的“知見”來改變現實世界的想法。他認為，人人都有一個“無善無不善”的本性，通過後天的努力，能改變人心的好壞，從而達到改變世俗世界的目的。龔自珍對佛學守信守信和奉持，給他的社會觀、人生觀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內容，也是他用來批判現實的有力武器，是他掙脫傳統思想束縛、要求變法革新的精神法寶之一。在他一首名為《題梵冊》的詩里，他大膽地貶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統地位發出挑戰：“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為？西方大聖書，亦掃亦包之。即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釋迦謚文佛，淵淵勞我思。”儒家本來就是九流之一，沒有什麼可高貴的，而佛學卻能囊括九流，可以為九流師。在統治者定孔子為萬世師表的時代，龔自珍毅然地表現出他蔑視儒家道統的叛逆精神。

龔自珍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藏書極精，抄本和宋、元本達20餘種，曾托鈕樹玉、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討，又四處借抄。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藏書詩、藏書序跋。其《慈雲樓藏書志·序》，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深刻獨到：目錄之學，始於劉向，嗣是而降，約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錄，一曰史家著錄，三者體例不同，實相資為用，不能偏廢。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陳元祿稱之為“不可勝記”。藏室名為“寶燕閣”、“寰中一玉之齋”，其藏帖“二千種之冠”，邀林則徐、魏源、何紹基等好友同賞。又有“晉墨齋”。研究藏品之作如《說印》《商周彝器文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瓦錄序》等專論文章數篇。惜藏書後來毀於火。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其子龔橙撰有《仁和龔氏舊藏書目》1冊，手抄本，著錄圖書700餘種。

龔橙是龔自珍的長子，字孝拱，號半倫。他除了對小老婆，別的通通不愛，故自號“半倫”，真是“坦誠”得讓人佩服。龔半倫雖放蕩不羈，可並非不學無術之徒，相反他自幼聰穎，“藏書極富，甲於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少時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學於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為人豪放，不修邊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變賣先人金石書畫殆盡。李鴻章愛其才，月資二百金以備無米之炊。孝珙客居海上時，曾做英國人威妥瑪的幕府，月資數百金。後來資金日減，生活益窘，寵愛的兩個姬妾都下堂入廚。

有人甚至攻擊他曾把女兒送給威妥瑪做妾。龔孝拱給英國人巴夏禮做幕僚時，曾引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據說當時英人慾直攻故宮，龔孝拱力阻之，說圓明園珍寶如山，是中國菁華之所在，毀此亦足以泄憤。英人聽從他的話，京城遂得保存。

與龔半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父親龔自珍。父子倆一個愛國，一個賣國，一個名垂青史，一個遺臭萬年。清人趙翼說，名父之子多敗德，這雖然不是必然規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過”的說法，龔自珍自然也難辭其咎。孝珙除精於公羊學外，還精於史學、小學。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鐙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

自珍在京做官時，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主人的側福晉顧太清慕其才，二人有曖昧事。有人說，自珍詩集中遊仙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闕，倘恍迷離，都是為這件事而引發的。後來被明善堂主人察覺，只好引疾歸鄉。結果還是被明善堂主人鴆殺了。還有一說。自珍晚年眷戀一個私娼，叫靈蕭，而靈蕭卻另有所愛。有一天，他去靈蕭家，遇見了那個人，自珍讓靈蕭與他斷絕往來。靈蕭明應，而暗中往來愈密切。半年之後，龔自珍在靈蕭家又遇到那人。龔自珍回家拿了鴆毒交給靈蕭，命她毒死那人。這種毒藥本出自宮內，服下后並非立即死，死後也沒有傷痕可驗。那靈蕭收下藥，隨即放入酒中，端給自珍。龔自珍飲下，回到家就感不適，數日後死了。

雖然日子過得苦哈哈，龔自珍詩歌中卻不乏艷情之作，這與他的生活態

度是分不開的。他對女性的欣賞，讓他一生中有過許多短暫的情緣。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他與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情感糾葛。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廣為人知、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秘聞，稱為“丁香花公案”。

這段公案，起源於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首。詩歌寫道：“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篇末並自注云：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這裡的“宣武門內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孫、宗室才子、貝勒奕繪的府邸；而“丁香花”、“縞衣人”，則被附會為奕繪的側福晉顧太清。

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與京中文人墨客過從甚密。龔自珍本是他們夫婦的座上賓。人們認為這首詩表明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存有曖昧之事。清末學者冒廣生《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首次將此事書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徘徊。”這起“丁香花公案”遂廣為流傳，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闢謠者有之。清末的曾樸曾將此事虛構一番，寫入了小說《孽海花》的第三、四回，兩人的所謂“情事”更是得以盛傳。

龔自珍與顧太清一為當世才子，一為聞名才女，二人的情緣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爭執不休。只是，這件事對兩位當事人的一生影響深遠。顧太清被逐出王府，從此流落市井。

1839年（道光十九年）龔自珍也辭官回鄉。他匆忙離開京師之後，對進京心有餘悸，曾遣僕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並不親往。兩年後的八月廿十，龔自珍暴病而卒。

其他說法

一說死於權貴穆彰阿之手，一說被青樓女子靈簫和小雲毒死，—說是榮親王府派來的殺手。晚清小說《孽海花》則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

龔自珍紀念館位於杭州城東馬坡巷6號小采園內，佔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開館。龔自珍紀念館建於清末，屬中式宅院，為清代桐鄉人汪維所建“小米山房”，俗稱“小米園”。1988-1989年，小米園整修後作為龔自珍紀念館。館佔地約0.7公頃，建築面積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館主體是座清代風格的兩層樓房，上下五開間，兼有耳房，雕樑畫棟，古樸典雅。館內正廳安放龔自珍半身古銅色塑像，四周懸掛沙孟海、趙朴初等名家題寫的匾額、楹聯。四個展室，陳列了龔自珍生平圖文簡介、大事年表、史料、龔氏年譜、詩選和後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內小橋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襯托下，富有古典園林的特色。

他支持徠林則徐查禁鴉片，並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準備。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致“通經致用”的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台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一家之談。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籲，並潛心於西北歷史、地理的探討。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

龔自珍是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經進入“衰世”，是“日之將夕”；他批判封建統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會沒落趨勢、呼喚改革風雷的風氣。《己亥雜詩》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詩揭露社會弊病，抨擊官僚制度，表現作者火一樣的熱情，給人以鼓舞和激發。他對死氣沉沉的社會，砰然一擊，驚醒很多世人的沉夢，促使人們向真、向善、向美、向勇。抨擊專制統治的同時，還表達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

梁啟超：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