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

雍正八年（1730）出生於鎮洋（今江蘇太倉），幼年失父，由母親張藻養育成人，深受其母的熏陶。后至蘇州靈岩山，拜沈德潛從學。

乾隆十八年（1753）順天鄉試中舉。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舉人身份，授內閣中書，撰擬、結寫詔令。後來入值軍機處，擔任素有“小軍機”之稱的軍機章京，負責撰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參加會試。會試分三場，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場。能否登科，還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試。殿試時間為一白晝，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會試中選的人，不敢鬆氣，緊張地準備，以期考中。第二、三天，諸讀卷大臣在文華殿閱卷。畢沅的楷書不太好，但立論高深，倍受讀卷大臣的關注，列為第四名。第四天乾隆帝在中和殿聽讀卷大臣讀卷，對畢沅的卷子極為欣賞，擢為一甲第一名。

畢沅中狀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狀元例授此官。仕途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天啟四年（1624年）終因這裡的清議之風不見容於魏忠賢閹黨，被查禁關閉。

清朝初年陝西巡撫賈漢復於康熙二年（1663年）在廢墟上重建，更名為關中學院。但是，由於清政府前期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這種充滿個性的學風顯得不合時宜，各校教育也逐漸陷入沉寂。

乾隆四十年（1775年）關中學院也幾近荒廢了。然而畢沅卻十分看重“關學”的價值，到任不久，即不避嫌疑，廣求社會賢達，重新修復關中學院，同時利用自己的名望，延請教席。在政事之餘還親自前往授課，使這座有著近千年歷史的關學重鎮頓放異彩，其光照廣被關中，各地士子紛紛向學，並取得累累成果，志書所謂“關中鄉、會試中或膺館選者，大半皆書院之士”的記載，應該是真實的，所以當時便有“關中書院英才遍秦中”的稱譽。

乾隆三十年（1765）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乾隆三十一年（1766）遷左庶子，實授甘肅鞏秦階道道員，即鞏昌府（府治今甘肅隴西）、秦州（州治今甘肅天水）、階州（州治今甘肅武都）一府二州的長官。曾隨總督明山出關堪查屯田。后調安肅道道員。

乾隆三十五年（1770）授陝西按察使。乾隆帝出巡，畢沅朝見，奏告甘肅大旱，乾隆帝詔賑濟，免速欠田賦400萬。

乾隆三十六年（1771）擢陝西布政使。

乾隆三十八年（1773）擢陝西巡撫。黃河、洛水、渭河泛濫成災，開倉賑濟，救了若干人的性命。牧民開墾荒地80餘頃。疏渠灌田。置姬氏《五經》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繕修華獄廟等名勝古迹。徵集碑刻，儲藏於學宮。

乾隆四十一年（1776）賞戴花翎（這是賜給有功勛者的殊榮）。

乾隆四十三年（1778）聽說有個叫高朴的官員在葉爾羌私采玉石，運送回京。畢沅逮捕審訊高朴的僕人，沒有問出什麼。乾隆帝降旨斥責畢沅草率。

乾隆四十四年（1779）老母去世，離職守喪。

乾隆四十五年（1780）陝西巡撫缺員，乾隆帝詔：“畢沅在西安任職很久，在家守喪快一年了。特命畢沅署理陝西巡撫。這是特殊情況，不是開在職守喪的先例。”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肅河州發生內亂，畢沅會同西安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等率兵前往鎮壓，事平論功，乾隆帝賞畢沅一品頂戴。甘肅一些州縣謊報災情，冒領賑濟，畢沅未據實參奏，乾隆帝讓畢沅自行定罪。畢沅請罰款白銀5萬兩，以充軍餉。御史錢澧奏劾畢沅之罪應與冒賑等同，當照冒賑議處。

乾隆四十八年（1783）復為一品頂戴。守喪期滿，實授陝西巡撫。

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肅再度發生內亂，畢沅遣兵鎮壓，受到乾隆帝的獎勵。

乾隆五十年二月（1785）調為河南巡撫。畢沅上疏，說黃河北岸一帶連年乾旱，租稅收不上來，倉廩空虛，請截留漕糧20萬石備用。並不得私自囤積糧米，以平糧價。疏通賈魯、惠濟河以利漕運。他的奏請皆獲詔准。奉詔去調查淮水發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帝御寫《淮源記》賜他。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賞賜黃馬褂，擢湖廣總督。伊陽縣（今河南汝陽）殺官首犯秦國棟等人遲遲沒有緝獲，乾隆帝降旨責斥，將他罷歸陝西巡撫。

乾隆五十三年（1788）長江在荊江決口，乾隆帝復命畢沅為湖廣總督。畢沅到任，上疏：“長江自松滋（今屬湖北）流至荊江萬城堤，折而東北流，荊水無處散泄。請築對岸楊林洲土坎、雞嘴石壩，逼水南流，沖涮洲沙，可克壅遏。”又請修築襄陽等處堤壩，鑿四川、湖北一帶長江的險灘，便於雲南鋼鐵的漕運。同年底，章學誠到武昌署投入他的幕下，他在武昌水陸街擇一公館，出其私人藏書20萬卷，讓章學誠編書修志。修成有《麻城通志》《湖北通志》《史籍考》等。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的寵臣和珅40大壽。畢沅賦詩10首相贈。

乾隆六十年（1795）再授湖廣總督。湖南苗人石三保造反，奉命赴常德、荊州督餉，克盡職守，'賞戴花翎。

嘉慶元年（1796）枝江（今屬湖北）人聶人傑等造反，破保康（今後湖北）、來鳳（今後湖北）、竹山（今屬湖北），圍攻襄陽。畢沅自辰州（州治今湖南沅陵）趕赴枝江鎮壓，當陽（今屬湖北）又落入聶人傑手中。嘉慶帝詔罷畢沅官。詔令未到，畢沅攻克當陽，嘉慶帝又下詔復畢沅職，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畢沅擒獲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人，惟叛亂者的首領石柳鄧還沒捉拿到。畢沅上疏，請撤各省軍隊，留二、三萬兵分守苗疆要隘。未被允許。不久石柳鄧被俘，嘉慶帝命畢沅赴湖南鎮撫。畢沅上疏請求修築樊城城牆，以工代賑。

嘉慶二年（1797）六月畢沅手足麻木，嘉慶帝賜“活絡丸”葯；七月病死湖南辰州軍營中，享年六十七歲，歸葬於靈岩山的東北麓。嘉慶聞奏，詔贈畢沅太子太保。但說他在湖廣總督任內失察過多，沒加謚號。趙翼曾挽以聯云：“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功未競壺頭。”

嘉慶四年（1799）太上皇乾隆去世，嘉慶帝查辦太上皇的寵臣和珅，抄了他的家，把他賜死。畢沅曾巴結過和珅，嘉慶聞悉，下令褫奪世職，籍沒家產。一說為朝廷追究其鎮壓白蓮教不力，濫用軍需。

乾隆三十七年開始編纂一部新的《續資治通鑒》。廣延英俊（諸如邵晉涵、章學誠等），博稽群書，歷時20年，完成220卷的《續資治通鑒》。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乾隆五十三年河南巡撫時，開始編寫《史籍考》，這項工程一直進行到他病死，尚未完稿。章學誠、潘錫恩相繼續補，最後成書300卷。《續資治通鑒·宋紀》中的《岳飛》一文曾被選入初中教材。

精通經史，旁及語文學、金石學、地理學，並善詩文，一生著作頗豐。在其幕賓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輯佚，編纂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尤其在經學與史學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經學方面著有《傳經表》《通經表》等，並撰《墨子集注》，直接指明誹墨始於孟子，提出《墨子》作為一種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另註疏《道德經考異》《晏子春秋注》《呂氏春秋注》等。

注重歷史和地理的關係，廣徵博採，完成了王隱《地道記》和《太康三年地誌》的輯佚、《山海經新校注》等書。在金石學上，他廣加收集銅銘碑刻，編輯成《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書。對先秦諸子，也素有研究，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有《靈岩山人詩集》傳世。同時，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華岳廟，翻修了司馬遷祠，修繕了蘇東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橋等。《岳飛》被選入初中一年級課文。

曾出其私人藏書20萬卷，讓章學誠編書修志他於經史、書畫、小學、金石、詩文、地理之學，無不貫通。為編撰《關中金石記》，搜羅秦中文獻1500餘種。家有“經訓堂”、“靈岩山館”，是藏書之所。編撰有《經訓堂書目》。輯刊《經訓堂叢書》，收書21種，是輯者註釋、校訂重要古籍的匯刻，由洪亮吉、孫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質量高，被藏書家稱為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經》《呂氏春秋》《釋名疏證》等校本，尤為精善。其他如《長安志》《晉泰康三年地記》，流傳極少，是考證西北古史地所必備之書。刊刻圖書數種。藏書印有“畢沅審定”、“秋帆珍賞”、“經訓堂珍藏印”、“秋帆書畫圖章”、“畢沅鑒藏”、“畢沅一字湘蘅”等。著有《傳經表》《續資治通鑒》（二書多出自章學誠之手）、《山海經晉書地理書校注》《西安省志》《關中勝跡圖記》《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靈岩山人詩文集》等。弟畢瀧，字澗飛，號竹痴，亦富於藏書，多宋元明人珍品，藏書印有“婁東畢瀧澗飛氏藏”、“畢瀧校定本”、“畢瀧真賞圖書”、“太倉畢氏靜逸庵圖記”等。

代表詩作

游崆峒山清畢沅

笄頭障隴雲，靈氣抉雙眥。盪搖虛無中，群峰倚天起。

奧區泄神秀，秦隴互表裡。西極冠名山，真靈實萃此。

策馬衝風煙，泉壑斗奇詭。異境開恍惚，一步一移徙。

盤旋入山心，愈進進不已。千松萬松巔，蒼翠潤石髓。

遠眺金銀台，瑤宮近尺咫。軒皇問道處，丹灶未全圮。

鼎湖龍上升，至道泯終始。日月沃精華，石色變金紫。

我來游福地，萬古一瞬耳。塵鞅絆羈蹤，飛光迅如駛。

元鶴近可招，白雲坦可履。芝草長靈苗，食之能不死。

入山復出山，欲問廣成子。

【錦雲川】

月華霞彩映晴川，瀲灧波光奪目妍。

試喚烏篷乘興去，一高撐上水中天。

【過馬嵬坡詠古十首】

其一

斜谷鈴聲暮雨昏，石羊亡走卧空邨。

合歡堂外虛金屋，不向秋墳覆麗魂。

徠（貴妃墓在道旁陂上，余為修葺新宮數間，接以長垣，種植松柏，作記記之。）

其二

龍武空傳仗鉞威，延秋門啟夜烏飛。

若教郭李從西幸，肯舍強藩殺貴妃？

其三

玉笛吹殘喚奈何，軍門倚仗涕痕多。

羽衣法曲漁陽鼓，倂入迎娘水調歌。

其四

綉嶺風涼月殿空，憑肩私語兩心同。

無情最是填河鵲，不渡雙星到壽宮。

其五

女禍由來慣覆邦，忠心苦口未能降。

縱令姚宋猶當國，難免前車鑒曲江。

其六

鬼燈秋雨吊雲鬟，鸚鵡歸來恨玉環。

金翠不隨塵劫盡，尚留零粉誤紅顏。

（墓上生白土，土人呼為貴妃粉，能悅顏色，春日游女，拾取傅面。）

其七

鼎湖龍去墮遺弓，地久天長誓不終。

佔得泰陵抔土在，到頭恩眷讓高公。

其八

南內疏槐撼未休，月中人向海中求。

六洲錯鑄成鈿合，賺煞三郎到白頭。

其九

紅玉葳蕤翳紫綃，荒墟月冷可憐宵。

晚春驛館桃千葉，只照清秋不照嬌。

其十

棠梨花老佛堂橫，凄斷枝頭杜宇聲。

七寶蓮華三尺組，長明燈不照長生。

畢沅幼年就失去父親，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詩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後，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靈岩山，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為師，以進一步拓寬視野。後來，畢沅中狀元當官，離開京城到陝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張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畢沅為了銘記母親和皇上的恩賜，特將室名稱作“經訓堂”，將自己的詩文集名為《經訓堂集》。

在軍機處任職的時候，畢沅與同事諸重光、童鳳三等人都是舉人身份。為了有個更好的前程，他們三人都參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禮部會試。考試結束后，他們照常回到軍機處辦理公務。會試發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該輪到諸重光值夜班，但諸重光急於打聽考試的結果，就毫不客氣地對畢沅說：“今天夜班還須請你代勞。”畢沅不解，便問：“為什麼呢？”諸重光提高嗓門說：“問題明擺著的，要中狀元書法必須過關。我的書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還有殿試奪魁的希望，得早做準備。你的書法屬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難道還想去奪一甲前三名嗎？”畢沅儘管心裡也非常想乘空探聽一下消息，但覺得諸重光的分析不無道理，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傍晚值班時，接到陝甘總督黃廷桂一份有關新疆屯田的奏摺，畢沅閑坐無事，便饒有興緻地將這篇奏摺反覆看了幾遍，其內容已是爛熟於心。第二天會試發榜，畢沅與諸重光、童鳳三均中貢士。數日之後，他們一起去參加殿試。當時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準備在那裡搞屯田，於是親自出了與新疆屯田有關的“策問”題。對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著邊，可畢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別順手，寫得格外詳實得體，很得主考官們的好評，只因書法稍差，初擬名次時，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閱讀前十名貢士卷時，發現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滿意，讀到第四名畢沅的卷子時，覺得頗對胃口，大加讚賞，便親自改為第一甲第一名，而書法頗佳的浙江餘姚人諸重光卻屈居第二位。人們都說，畢沅中狀元是忠厚得福。

畢沅性情儒雅和易，愛才若渴，身邊常名士雲集。當時的著名詩人黃景仁由於不願當官，又不知理財，生活貧寒。一天，畢沅讀到他“一傢俱在西風裡，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詩句，馬上派人送去銀子50兩。黃景仁病逝后，畢沅又出資撫養其老母，還為他整理出版詩集。祖籍歙縣的著名文人汪中與畢沅沒有見過面，有一次跑到畢沅的衙門，遞給門衛一張小紙條，只說住在某某客店，轉身便走。門衛將紙條呈送畢沅，只見紙條上寫道：“天下有汪中，先生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無窮困之理。”畢沅看罷，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銀500兩。在任陝西巡撫的時候，畢沅有一次路過一座寺院，老僧出來熱情招待，談得十分投機，畢沅忽然開玩笑地問道：“一部《法華經》，不知有多少個阿彌陀佛？”老僧從容應道：“我一個破廟老和尚，非常慚愧生成鈍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書》有多少個‘子曰’？”畢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維敏捷、談吐風雅，於是捐銀為寺里添置田產，還把寺院整修一新。

有說畢沅是同性戀者，與名伶李桂官交好，趙翼與袁枚均有詩歌描述李桂官與畢沅之間的情感：趙翼作《李郎曲》，而袁枚為李桂官的《勸畢公習字》一文作序時也寫了長歌。

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省荊州、襄陽爆發了白蓮教農民起義，規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後歷經九年，才被清朝廷鎮壓下去。為此清朝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相當於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嘉慶元年，清朝廷派兵對湖北的白蓮教農民起義進行鎮壓，軍隊的軍需錢糧委派湖北省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負責管理。胡齊侖自負責管理軍需錢糧以後，任意侵貪、剋扣，致使領取軍餉的清軍官兵多有怨言。於是兩湖總督景府對胡齊侖經管的軍費收支進行了審計清查。經過審訊得實：胡齊侖在嘉慶元年至二年間，掌管湖北省軍需錢糧，在發放湖北襄陽軍隊的軍餉時，每發一百兩軍餉，扣除戶部在撥款時已少撥的四兩“短平”銀外，又報請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批准再扣除四兩，以備支付按規定不準報銷的款項，此外胡齊侖還利用職權私自加扣二兩。如此三扣兩扣，每發一百兩軍餉，官兵們實得九十兩。胡齊侖經手發放的襄陽軍隊的軍餉一百四十餘萬兩，他私自扣留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們花用，其中僅送給一名叫永保的領兵大員就達六千兩。

接到審案官關干胡齊侖一案的審訊結論報告，嘉慶帝為此特發上諭，嚴厲痛斥貪污軍餉的行為，他說：自鎮壓白蓮教以來，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項達七千萬兩之多。白蓮教起自湖北，而清軍的行賄饋送之風也起自於湖北。前任兩湖總督畢沅，公然將軍需錢糧，任由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罪魁禍首，畢沅現已去世，倘若他還活著，我將立即把他處死，以正國法。即便如此，畢沅死後，家產還是遭到藉沒，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畢沅傳》所寫的那樣：“（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幣項，奪世職，籍其家。”

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的內容的記載則更為詳細。嘉慶四年九月，嘉慶帝發布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故將其作官的兒子就地免職。至十月，“追產入官”。

關於這一點，梁啟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寫道：“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其實，畢沅遠非一個潔身自好者。乾隆末年，當時他為湖廣總督，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即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百姓形容他們三人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昭連：《嘯亭雜錄》卷一O《湖北謠》）

還有一個記載可以對畢沅的人品做一個補充。錢泳《履園叢話》載，和珅當權時，“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畢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歲生日時，“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也坐不住了，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錢泳問他：“公將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畢沅“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錢泳所說的《冰山錄》當是《天水冰山錄》，明朝權相嚴嵩被革職，他的被查抄沒收的全部財產，登在《天水冰山錄》中，換言之，那是一份贓物的詳細清單。錢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經預見了日後和珅的倒台，於是給畢氏一個忠告；畢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氣節。

可惜，這只是錢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陳康祺早就指出：“秋帆（畢沅）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畢秋帆死後被抄家，也和捲入和珅貪污案有莫大關係。在陳康祺看來，作為“畢氏客”的錢泳，對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欲蓋彌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列傳一百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