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文化源流

傳統學術自身的延續及發展，也在迫切要求當時的目錄著作承擔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責任，以經學為主的中國學術，歷經了近二千年的發展歷程，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直到清代漢學，期間淵源流變、興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當評價。《四庫全書》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歷代典籍，那麼，對傳統學術的總結也就責無旁貸，因為傳統目錄學正是將典籍按照一定的體系加以排纂編次，進而通過文獻典籍本身以及分類、編目、序錄等方式來反映學術發展歷史的。因此，編排歷代典籍，總結評判傳統學術，就成了《四庫全書》編纂者的一項重要工作，《四庫全書總目》也就由此應運而生。

時代風氣

四庫修書之前，出版業高度發達，典籍充分積累，藏書興盛，文獻整理工作全面展開，漢學成為主流學風。在時代學風下，學者們需要閱讀大量藏書，以及許多完整的原著，以徵引材料，考證學術源流。而對於自明末以來進入中國的西學，如何對待，到自覺檢討並總結以引導臣民認識西學，確立西學政策的時候了。在這種形勢下，需要更大規模的行動，來做一次徹底全面的學術文化總結，也必得政府親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這個任務。而擁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邁前人，並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識斷、調理文化。

皇帝自身

乾隆中期，經過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清朝呈現出盛世景象。思想學術文化亟待總結的要求，政治經濟的保障，以及乾隆個人的喜好，學術界的呼聲，使中國傳統的盛世修書在這個時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繼順康雍之後再次修纂大型書籍的態勢。盛世的宏闊是需要鴻篇巨製來充實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時代留給自己的使命。

四庫修書就表面而言，起於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學佺再倡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詔直省督撫學政徵求遺書，匯送京師。三是朱筠、王應采奏請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籍。但實際上是學術文化發展到總結時期，以及學術與政治的合力的需要。當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書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圖書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視的。

編纂歷史

• 提出輯佚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第一步是徵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徵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 整理圖書

《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六個來源：內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贊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進本，即各省督撫徵集來的圖書；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采自社會上流行的書；《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對於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於卷內，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硃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複審意見，而採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三審之後，送呈御覽。

• 抄寫底本

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徵者報名后，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跡端正與否，擇優錄取。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因此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跡勻凈者予以錄用。

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別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體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由於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餘萬字。

• 校訂過程

這是最後一道關鍵性工序。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制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確系謄錄致誤者，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一處記功一次。各冊之後，一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一書經分校，復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分校、復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於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為了存放《四庫全書》效仿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築建造了南北七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接著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七閣之書都鈐有璽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鈐“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產品。《四庫全書薈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御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內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由於這些考證文字出於紀昀、戴震、姚鼐、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只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彙編，該書對於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並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傳世界。

流傳情況

從《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餘年。七部之中，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匯閣本已蕩然無存，只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至今。文淵閣本今藏台灣省，文津閣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今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在戰火中多所殘闕，後來遞經補抄，基本補齊，今藏浙江省圖書館。

《四庫全書》（1773年）可以稱為中華傳統文 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它的源頭和血脈，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新興學科都能從這裡找到它生存發展的泥土和營養。從那時開始，作為國家正統、民族根基的象徵，已成為中國乃至東方讀書人安身立命夢寐以求的圭臬和後代王朝維繫統治宏揚大業的“傳國之寶”。 《四庫全書》共收書346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10類；“史部”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 15類；“子部”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14類；“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05類。總共44類。為了保存這批精典文獻，由皇帝“御批監製”，從全國徵集3800多文人學士，集中在京城，歷時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書七部，連同底本，共八部。建閣深藏，世人難得一見。雖然由數千人抄寫，但字體風格端莊規範，筆筆不苟，如出一人。所以，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難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賞價值。後幾經戰亂，損毀過半，更使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為舉世罕見的無價之寶。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始編修，以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下設纂修官、分校官及監造官等400餘人。名人學士，如戴震（漢學大師），邵晉涵（史學大師）及姚鼐、朱筠等亦參與進來。同時，徵募了抄寫人員近4000人，鴻才碩學薈萃一堂，藝林翰海，盛況空前，歷時10載。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編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資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體體現。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庫全書》館設立不久，總裁們考慮到這部書囊括古今，數量必將繁多，便提出分色裝潢經、史、子、集書衣的建議。書成后它們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裝潢，即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檢閱。因《四庫全書總目》卷帙繁多，翻閱不易，乾隆帝諭令編一部只記載書名、卷數、年代、作者姓名，便於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的目錄性圖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諭令，將抄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依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逐一登載。有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問題，則略記數語。此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告竣，共20卷。它實際上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中國古典文化典籍的分類，始於西漢劉向的《別錄》。到了西晉荀勖，創立了四部分類法，即經、史、子、集四大部門。隋唐以後的皇家圖書館及秘書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圖書之所，都是按照經、史、子、集分四庫貯藏圖書的，名為“四庫書”。清乾隆開“四庫全書館”，使成編時，名為《四庫全書》。因為有了《四庫全書》的編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較完整地存世。《四庫全書》謄繕七部，分藏於紫禁城內的文淵閣、盛京（今瀋陽）宮內的文溯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此為北四閣，又稱為內廷四閣，僅供皇室閱覽。另三部藏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即浙江三閣，又稱南三閣，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閱覽。中國近代，由於戰亂不斷，七部《四庫全書》中完整保存下來的僅存三部。文匯閣、文宗閣藏本毀於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文源閣藏本被英法聯軍焚毀；文瀾閣所藏亦多散失，后經補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書。1948年，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前往台灣，將故宮博物院的一些珍貴藏品運往台灣時，將《四庫全書》中最為珍貴的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帶到台灣，文淵閣《四庫全書》現存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內。

修書毀史

清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除了焚毀書籍，大清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餘估計不少於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毀了。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大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四庫全書》的編修可以說是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大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於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再如宋代《契丹官儀》記載遼國見聞：“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四庫本則篡改為：“契丹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異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國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流失過程

《四庫全書》其實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廢品。何謂“四不全”？因為在編修過程中，數目驚人的書籍遭到了焚毀、刪削、篡改、錯訛的厄運，而這一切都是蓄意為之。

一、焚毀

《四庫全書》收錄全文的圖書一共有3461種，成書79000卷，近7.7億字。編修中明令禁焚的書籍就有3000多種（估計禁毀6766部，93556卷），禁毀數超出收入的總數，這還不算上因當時詔令上繳違禁書籍在民間造成的恐怖氛圍，百姓偷偷焚毀的書籍，合計起來被毀掉的書籍恐怕不止萬部，這實在是空前絕後一場文化大浩劫。

二、刪削

只舉幾例，據黃裳先生考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詔令：書籍內如有隻須刪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廢掉全書；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禁網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詩、演戲曲本、小說等俗文學領域；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明末紀事本末》中“吳三桂擊走李自成”為“清軍擊走李自成”。

三、錯訛

戊戌變法時支持新法的陝西進士李岳瑞，在其筆記《悔逸齋筆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庫館臣校訂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讀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漢》、《國志》校勘無愧精審，《晉書》以次，則訛字不可枚舉。”是四庫館臣的疏忽嗎？不是。這是四庫館臣、內府官員、太監共同表演的取悅皇帝的“啞劇”——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錯誤，等待喜歡校書的乾隆看到后標出，再對館臣的“不學”降旨申斥，從而“龍心大悅”，覺得自己的學問也在“皆海內一流，一時博雅之彥”的四庫館臣之上。“然上雖喜校書，不過偶爾批閱，初非逐字讎校，且久而益厭。每樣本進呈，並不開視，輒以硃筆大書校過無誤，照本發印。司事者雖明知其訛誤，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從上述可以看出，毀、刪、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錯訛，都是蓄意而為。深究緣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真實意圖了。在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中，他鮮明地指出了清朝統治者編纂《四庫全書》的真實用意：“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近代以來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杭州文瀾閣藏書樓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佔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文瀾閣本在民國時期又有二次補抄。

民國三年（1914年）在杭州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錢恂的支持下，由徐錫麟二弟徐仲蓀及其學生堵福詵自費補抄，歷時7年，史稱“乙卯補抄”。民國十二年（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得知徐仲蓀、堵福詵的義舉后，十分感動，但他知道“修補”量相當浩大，單靠幾個人很難完成，必須由政府牽頭。在他的重視下，補抄人員增加到百餘人，費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蓀任總校，堵福詵任監理，歷時兩年，史稱“癸亥補抄”。解放初，由於徐仲蓀和堵福詵修補《四庫全書》有功，他們倆的畫像曾被懸掛在杭州文瀾閣，以志紀念。

1966年10月，當時正處於中蘇關係緊張時，為保護《四庫全書》安全，林彪下令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瀋陽運至蘭州，藏於戈壁沙漠中。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方面也修建藏書樓，加強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其最終歸屬仍處爭議中。

2008年後《四庫全書》大部分內容已經恢復。如今《四庫全書》只存3套半，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后經上海、南京轉運至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文溯閣本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現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於1950年由中國政府下令調撥到中國國家圖書館，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書保存的版本。而文瀾閣本則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2014年4月15日，一套原大原色原樣複製的《四庫全書》（文津閣本）運抵江蘇揚州天寧寺萬佛樓，18日開始對外展出。這套全書耗用手工宣紙6000刀、楠木函盒6144個、書架128個，它的複製從數碼拍攝、數據修正、試製、正式生產到完工，前後歷時十餘年。

《四庫全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按照內容分類分經、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類，類下有屬。全書共4部44類66屬。

• 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小學類又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

• 史部收錄史書，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詔令奏議類又分詔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迹、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制、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

•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演演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演演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

• 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布的各種圖書。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內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由於《四庫全書》由乾隆敕編，為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需要，名為“稽古右文”，實則“寓禁於徵”，大量搜羅、查禁、刪改、銷毀書籍。根據流傳至今的幾種禁毀書目和有關檔案記載，全毀於2400多種，抽毀書400多種，鏟毀、燒毀書版七、八萬塊。同時大興“文字獄”，《四庫全書》開館后10年內竟發生了48起“文字獄”。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於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

•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價值的書本。一般來說，刊刻年代較早或經過精心校勘而錯誤較少的版本可稱為善本。

•孤本：某書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間只有一份流傳的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於家室，置之高閣，不準許外人見閱的版本為秘本。

• 禁毀本：前代或當世之因遭禁被毀，僥倖私存下來的版本為禁毀本。在古代，保存這種禁毀本十分危險，一旦被當局發現，必遭大禍，因而其流傳極其艱難。彌足珍貴。

•繡像本：書中間有插圖的版本為繡像本。這類繡像本書因其生動的表現形式而倍受歡迎，但因繪刻工藝複雜，價格昂貴而成品較少，因而現存的十分珍貴。

•石印本：精選堅硬寬大而表面平滑的石頭經打磨、雕刻製成石版，再用藥墨將文字寫在特製葯紙上，將葯紙上的字跡移置到石版上，然後滾刷油墨印成的書為石印本。

•手抄本：根據底本抄寫而成的書本。其中有一種影抄本，是把透明紙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體、行款照樣摹寫的書本。

• 殘本：在流傳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如運輸、轉賣、轉抄、爭執等）而殘缺不全的書本為殘本。

• 補本：對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補，加以已意而寫成的書。

• 續書：對前代前人的著作內容做繼續的描寫，以延續原著的意思為主旨。

• 保留本：因為某種私人目的而專門保留起來的書，一般是傳家世代收藏保留，視為至寶。

•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記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內裝書籍36304冊。將書籍用木夾板上下夾住后，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后，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於查閱。

文宗閣位於鎮江金山寺。文匯閣一名御書樓，位於揚州天寧寺西園大觀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奏請在行宮內仿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匯閣。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閣中尚多空餘書閣，后各收貯《四庫全書》。道光二年（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文宗閣本《四庫全書》遭英軍破壞。太平天國勢力發展到江浙時，鎮江、揚州被太平軍攻克，文宗閣、文匯閣及其所貯《四庫全書》一同化為灰燼。

杭州聖因寺行宮原有《古今圖書集成》藏書堂一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堂后改建文瀾閣，次年年底完工。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第二次攻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量散佚。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殘餘，得到8140冊，僅及原書四分之一。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軍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從民間收購。光緒六年（1880）在舊閣原址上重建文瀾閣。丁氏兄弟將書送還，並陸續抄補。民國后，歸浙江省圖書館庋藏。1914年、1923年，兩次組織人力就丁氏兄弟鈔補未全者予以補鈔。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始漸復其原。抗戰時曾運至青木關，勝利后運回浙江，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在熱河行宮（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修建文津閣，次年修建完畢。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年），《四庫全書》入藏。1913年，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由國民政府運歸北京，藏於文華殿古物陳列所。1915年，撥交新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每冊卷首有“文津閣寶”，末頁有“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小篆朱文方璽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於嘉慶初年，后再補入，故裡面僅有“嘉慶御覽之寶”一方。全書與通行印本《四庫全書目錄》微有不同，蓋以抄寫較晚，有修訂改易之處。

現存於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原存於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后，一直受到人們的特別關注，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和《永樂大典》並稱為國家圖書館善本四大專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保存最為完整，並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書一體、乾隆御筆“題舊五代史八韻”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側板上。書函中央板、絲帶、銅環一依當年。翻開書冊，即見“文津閣寶”朱印、“紀昀復勘”黃箋、雪白的開化紙和端正的館閣體楷書，令人嘆為觀止。

文津閣《四庫全書》具有獨特的歷史文獻價值：

第一，從七部《四庫全書》的成書時間來看，文津閣是北方四閣中最後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成書已有三年之久，對已發現的訛誤、遺漏當有所補正。

第二，文津閣本是檔案明確記載曾經乾隆親校，並由紀昀親自三校的抄本，幾乎每冊均有校核記錄，其編校質量優於包括文淵閣本在內的其他諸本。

第三，就僅存的三部半《四庫全書》看，文津閣本保存最為完整，其他三閣本均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補抄。經學者核對錄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與文津閣本在篇卷、文字、《永樂大典》輯佚本、序跋、附錄、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文津閣《四庫全書》所保存下來的一些文獻資料已是海內孤篇。

在圓明園內。園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為“柳浪聞鶯”。文源閣的匾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額都是乾隆皇帝御書。文源閣前為玲瓏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閣詩》閣東的亭內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閣記》。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抄畢入藏。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大肆焚掠圓明園，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化為灰燼。如今文源閣遺址已不可尋。刻《文源閣記》石碑尚存世間。

在遼寧瀋陽故宮內。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送藏文溯閣。民國時期，文溯閣《四庫全書》輾轉流徙，幾經危殆。1914年運京，存於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擬辦圖書館，呈請北京國民政府當局索回此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謂“國立圖書館”的名義代為封存。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戰備需要，中央下令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從瀋陽調出，運至甘肅存放至今。

文淵閣位於紫禁城內的主敬殿後（主敬殿為文華殿後殿），建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第一部《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閣內。民國時期，由故宮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熱河，北平地區形勢十分危急。故宮博物院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連同所藏其他歷代文物裝箱南遷，運至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又輾轉數千里運抵蜀中。抗戰勝利之後復運抵南京。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運往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產物，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徵集圖書，貫徹“寓禁於徵”的政策，對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別採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四庫全書》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演演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於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及戲曲和通俗小說如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

《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歷代大量文獻。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後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

《四庫全書》保存中國歷代不少接近失傳的典籍，並校正典籍中的訛誤脫漏。但修書期間同時抽毀及禁制一些書籍。乾隆一朝致力編修《四庫全書》，但大興文字獄，戕害讀書人，對中國後來的科技文化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 規模亘古未有。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 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餘種，其中380餘種收入《全書》，120餘種列為《存目》。

• 對圖書分類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乾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制度。

• 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四庫全書》之所以編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修書期間，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時，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干擾。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併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第五，破格錄用人材。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 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刪削、挖改內容等過錯，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匯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並收入《四庫全書》者共有385種，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匯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也有出版。

• 國學大師季羨林：嘉惠學林，功在千秋。

• 著名學者張岱年：傳世藏書，華夏國寶。

• 研究員羅家祥：《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傑作，一直被學界譽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

• 《解放軍報》：《四庫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

• 四庫全書其實並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場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實際上目的是將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刪去不利之處保留對其有利的部分。所以這並不是什麼文化整理，而是粉飾的焚書坑儒，而且較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大量珍貴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銷毀，不得不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浩劫。

• 它的收集在客觀上其實毫無價值，所謂的“整理之功”只不過是集聚篡改后的糟粕罷了。

• 魯迅在批評明清和民國文人時表示：“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民國）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

•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四庫全書》作為一項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蘊含著華夏民族數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確實是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典籍集成。中國傳統的文、史、哲、理、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可以從中找尋它的源頭和血脈。因此可以說，《四庫全書》的編修對中華傳統典籍的梳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數千學人歷時十載，正楷抄寫筆筆不苟，字體規範工整一致，煌煌七部如出一人，使這套出版史上的巨製成為舉世罕見的絕世珍品，也成為國家正統和文化根基的象徵。

存七十一卷（三、六至八、十至十四、十六、二十三至二十四、二十六至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四、四十八至五十一、五十三至五十五、七十四至七十五、七十七、一百十八至一百二十四、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二、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八、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八、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六）

2014年5月3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啟動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展，展出兩萬餘冊從日本回購的中方典籍。2013年，北京大學籌資一億多元，從日本回購了2萬餘冊的“大倉藏書”。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對此評價稱，這是100多年來，中國首次大批量回購留存海外的中國典籍。據整理統計，這批典籍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其中還有曾存放於翰林院的《四庫全書》進呈本。

愛新覺羅·永瑢（1744年1月28日—1790年6月13日），號九思主人，又號西園主人。少時居圓明園碧桐書院，亦稱碧桐書院阿哥。清朝宗室，乾隆帝第六子，皇三子永璋同母弟，母為純惠皇貴妃蘇氏。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繼慎靖郡王允禧，封貝勒，管理內務府、充《四庫全書》玉牒館總裁、監管欽天監事務。三十七年（1772）年，晉質郡王。五十四年（1789），晉封質親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謚號為庄。工詩擅畫，主要作品有《歲朝圖》《楓溪垂釣圖軸》。

紀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字曉嵐，別字春帆，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孤石老人，直隸河間府獻縣人，清代文學家、官員。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考中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少保。其文采出眾，曾任《四庫全書》總纂官。

嘉慶十年（1805年），病逝，時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謚號“文達”。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學問淵博，識斷精審，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漢學代表人物。因博聞廣識而破例允許他以舉人身份供職於四庫館，擔任《四庫全書》的輯校工作。《四庫全書》的主要纂修官。

陸錫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庫全書》總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賞尤多。乾隆52年，清廷發現《四庫全書》中有詆毀朝廷字句的書籍，乾隆帝大怒，令陸錫熊和紀昀負責重新修正，並由他兩人分攤費用。時值隆冬，陸錫熊患病，終因心力交瘁，死於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任上。可見朝野對《四庫全書》之重視與嚴謹。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內裝書籍36304冊。將書籍用木夾板上下夾住后，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后，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於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