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

文淵閣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舉行經筵活動。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告成之時，乾隆帝在文淵閣設宴賞賜編纂《四庫全書》的各級官員和參加人員，盛況空前。

《四庫全書》編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時間抄錄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淵閣外，另三部分別藏於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四閣又稱「北四閣」。后又抄三部藏於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稱「南三閣」。七部之中或已亡佚，或為各圖書館收藏。文淵閣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四庫全書》連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文淵閣，按經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經部儒家經典為首共22架和《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放置一層，並在中間設皇帝寶座，為講經筵之處。二層中三間與一層相通，周圍設樓板，置書架，放史部書33架。二層為暗層，光線極弱，只能藏書，不利閱覽。三層除西盡間為樓梯間外，其它五間通連，每間依前後柱位列書架間隔，寬敞明亮。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存放在此，明間設御榻，備皇帝隨時登閣覽閱。乾隆皇帝為有如此豪華的藏書規模感到驕傲，曾作詩曰：「丙申高閣秩干歌，今喜書成鄴架羅，……」。清宮規定，大臣官員之中如有嗜好古書，勤於學習者，經允許可以到閣中閱覽書籍，但不得損害書籍，更不許攜帶書籍出閣。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60.00元（故宮套票）；淡季（11月1日~3月31日）：40.00元（故宮套票）。

1.旺季（4月1日~10月31日）：08:30~17:00；停止售票時間：16:00；停止入場時間：16:10

2.淡季（11月1日~3月31日）：08:30~16:30；停止售票時間：15:30；停止入場時間：15:40

Tips：除法定節假日和暑期（7月1日~8月31日）外，全年實行周一下午閉館的措施。每周一開館時間為08:30~12:00，停止售票時間為11:00，停止檢票時間為11:10，閉館時間為12:00。

由於閣內空間有限，基於對文物保護和觀眾安全的考慮，遊客不能進入室內，可以在殿外參觀。

公交：

1、2、4、5、8、10、20、52、22、120、728、802天安門西或天安門東下車

地鐵（天安門東站、天安門西站）：

9、17、22、44、48、59、66、110、126、301、646、673、692、729、803、808、901、特4、特7、BRT1前門下車或101、103、109、685、814、846路故宮下車，60路東華門下車

文淵閣之名始於明代，其閣亦始建於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此即文淵閣建閣之始。明成祖遷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規制營建北京宮殿，北京宮中的文淵閣隨之建成。誠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可見，有明一代曾在營建南京宮殿以及北京宮殿的同時，先後於南京故宮和北京宮中建造文淵閣。

文淵閣的功用早期主要在於藏書、編書。著名的大類書《永樂大典》，即在南京宮中文淵閣開館編纂。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下令修書，因初稿“尚多未備”，遂於三年(1405)諭令重修，“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當時，“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書征入文淵閣繕寫《大典》。”永樂六年(1408)，《大典》書成之後亦直接貯藏於文淵閣。北京宮殿基本建成之後，成祖還特別諭令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運至北京收藏。據記載，“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識收貯”。這些運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樂大典》貯藏於文樓外，其他書籍均於英宗正統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淵閣。當時，主持清點編目的大學士楊士奇，曾將各書“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型大小”，收藏於書櫥中，並據以編成《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櫥”。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詔罷中書省，廢丞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制集權，乃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於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講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制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諭，嚴申規制：“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書、編書而外，文淵閣也是“天子講讀之所”，皇帝不時在此翻閱書籍，並召集翰林儒臣講論經史。據載，太祖於“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成祖“或時至閣，閱諸學士暨庶吉士應制詩文，詰問評論以為樂”。宣宗也曾利用“聽政餘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並特撰《文淵閣銘》，述其盛況。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余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

清入關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襲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漸接受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順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分設翰林院，“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四殿二閣。順治十八年(1661)復設內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內三院，復內閣、翰林院，其殿閣職銜仍沿順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體仁閣。自此而後，三殿三閣大學士成為定製。但是，其中的文淵閣卻始終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清廷雖設有文淵閣大學士之名，卻並無文淵閣之實，所謂“本朝定製，以文淵閣為大學士兼銜，第仍其名而未議建設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開館。考慮到書成之後將來的貯藏問題，乾隆帝在編書活動大規模開展的次年即未雨綢繆，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庋藏之所。他聽說浙江寧波范懋柱的藏書樓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現在，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問，燙成准樣，開明丈尺呈覽”。在了解到天一閣的建築規制及藏書特色之後，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最初乾隆帝計劃將《四庫全書》抄寫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其後考慮到江南士子讀書治學的需要，又特別諭令在江浙地區增建文匯、文宗和文瀾三閣。此即著名的用於貯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樓。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建於文華殿之後，乾隆帝說：“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可見，由於《四庫全書》的纂修特別是將來貯藏的需要，自清初以來一直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文淵閣，終於得以動工興建，並因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秘藏書勝地。

文淵閣位於北京市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坐北面南，閣制仿浙江寧波范氏天一閣構置。外觀為上下兩層，腰檐之處設有暗層，面闊6間，西盡間設樓梯連通上下。兩山牆青磚砌築直至屋頂，簡潔素雅。黑色琉璃瓦頂，綠色琉璃瓦剪邊，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壓火，以保藏書樓的安全。閣的前廊設回紋欄桿，檐下倒掛楣子，加之綠色檐柱，清新悅目的蘇式彩畫，更具園林建築風格。閣前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橋，石橋和池子四周欄板都雕有水生動物圖案，靈秀精美。閣后湖石堆砌成山，勢如屏障，其間植以松柏，歷時二百餘年，蒼勁挺拔，鬱鬱蔥蔥。閣的東側建有一座碑亭，盔頂黃琉璃瓦，造型獨特。亭內立石碑一通，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制詩。

走進閣內，建築裝飾和油漆彩畫仍以冷色為主，陳設布置復原乾隆朝狀態。最西邊設樓梯連通上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專家介紹，閣內一層收藏《四庫全書》經部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共22架；正中間的皇帝寶座為講經筵之處；二層收藏史部書共33架；三層西盡間為樓梯間，其它五間通連，分別為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明間設有皇帝御榻，以備皇帝登閣讀書。

乾隆四十年(1775)，文淵閣正式動工，次年即順利建成。在建築規制、建築功能和理念上，文淵閣都仿效天一閣，但實際情形卻多有異同之處。

作為清代江南地區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命名、構造及藏書方法都獨具匠心。其閣名源於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築則是一座重檐硬山頂、磚木結構、六開間的二層小樓，樓下六間一字排開，分別加以隔斷；樓上則西側為樓梯間，東側一小間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間合而為一。實際上是以樓下隔斷為六間，樓上通為一大間的建築格局，來體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築物的裝飾上，也特別在閣頂及樑柱上飾以青、綠二色的水錦紋和水雲帶，還專門在閣前鑿池蓄水，以防不測。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極為講究。據當時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織造寅著所言：“閣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亦為可以透風。后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總計大小書櫥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開間的二層樓房中，只有樓上通為一間的居中大屋用來貯書。並且，書櫥都不靠牆，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間，樓房前後開窗，書櫥亦前後開門，以便通風，防止潮濕。可以說，天一閣的命名、規制和庋藏，都體現了防火的理念和藏書的功能。

除宮廷建築與民間建築在規模和形式上的區別而外，文淵閣與天一閣最主要的差異還在於內部構造的改進。天一閣上下兩層，文淵閣則採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觀看上去重檐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層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一夾層，全閣共有上、中、下三層。這種建造方式，俗稱“偷工造”，既美觀大方，又節省工料，還特別實用，便於貯書，反映了清代宮廷建築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文淵閣仿效天一閣的規制，在外觀上也分上下二層，面闊六間，各通為一，沿襲了天一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構造則為水磨絲縫磚牆，深綠廊柱，菱花窗門，歇山式屋頂，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綠琉璃瓦鑲檐頭，屋脊飾以綠、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濤游龍，所有的油漆彩畫均以冷色為主，營造出皇家藏書樓典雅靜謐肅穆的氣氛，而與整個紫禁城宮殿黃色琉璃、朱紅門牆的暖色格調和喜慶氛圍截然不同。並且，閣前還開鑿方池，池上橫跨石橋，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閣后則疊石為山，四周列植松柏，閣東側碑亭內石碑以滿、漢文鐫刻乾隆帝所撰《文淵閣記》。可見，文淵閣的建置既參照了天一閣的規制，又根據傳統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築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創造性的發揮。

作為皇家藏書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專門用於收藏《四庫全書》的藏書閣，乾隆帝還特別從文化上賦予了文淵閣不同尋常的深層涵義。鑒於《四庫全書》是一部彙集歷代典籍精粹、囊括傳統文化精華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叢書，乾隆帝專門為建造在宮廷禁地和皇家園囿的四座藏書閣命名，除宮中的文淵閣沿襲明代之稱外，其他三閣分別命名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也就是說，以文淵閣為代表的內廷四閣之名，皆取法天一閣，體現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僅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帝還“以水喻文”，進一步闡發了四閣命名的文化意蘊。在乾隆帝看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經史子集各為其中的淵源流派。他說：“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並且，四閣的命名不僅涵蘊了古代典籍的豐富浩瀚和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還提醒人們要善於沿流溯源，找到讀書治學的途徑與方法。乾隆帝說：“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淵閣的名稱雖然沿襲明代，但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蘊，卻得益於乾隆帝的重視和闡發，更淵源於中國古代豐富的典籍與燦爛的文化。

文淵閣建成之後，乾隆帝極為重視，他看到四庫館呈進的《永樂大典》輯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書，“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立刻想到正在編纂的《四庫全書》以及剛落成的文淵閣，因下令制定文淵閣官制職掌以及將來閣書管理章程。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帝在諭旨中說：“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批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冊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系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於是，大學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關官員，詳細商定文淵閣官制職掌及各項管理章程。鑒於“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因而，在官制職掌方面，舒赫德等大臣提出參照宋代館閣制度，“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同時，由內務府大臣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管理日常“管鑰啟閉等事”；“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內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文淵閣官制遂正式定為：“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充之；提舉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充之；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洲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充之；校理十六員，以庶子、侍讀、侍講、編修、檢討充之；檢閱八員，以內閣中書充之。”當年七月，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被任為文淵閣領閣事，署內閣學士劉墉，詹事金士松，侍讀學士陸費墀、陸錫熊，侍講學士紀昀、朱珪等六人被任為文淵閣直閣事；十月，翰林官員翁方綱等十六人被任為文淵閣校理。這些在四庫館內分別擔任不同職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為最早以原銜充任文淵閣各項職掌的官員。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並於次年春入藏宮中文淵閣。作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庫全書》，乾隆帝對書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視和極大的關注。

在書籍的典藏方面，《四庫全書》的用紙、裝幀以及貯藏都極為講究。紙張選用浙江上等開化榜紙，紙色潔白，質地堅韌，堪為上品。書冊裝幀採用絹麵包背裝，即將書葉正折，使版心朝外，書葉左右兩邊都向書背，用紙捻訂牢，然後用絲絹將書冊前後連書背一併包裹糊連而成。考慮到《四庫全書》囊括四部，卷帙繁富，為便於識別和檢閱，書冊裝幀特別採用了分色包背裝法，即使用不同顏色的絹面來區別經、史、子、集各部書籍。這就是乾隆帝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到的“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的辦法，即“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月白色絹，集部用灰黑色絹”，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詩云：“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至於《四庫全書總目》，由於“此系全書綱領，未便仍分四色裝潢”，故專“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捲軸森嚴，益昭美備”。為便於使用和保存，還專門製作精緻的楠木書函，每若干冊書置入一函，襯以夾板，束之綢帶，書函的一端可以開閉，函面端楷刻寫全書名稱、書函序號以及所屬部類和具體書名，並飾以與該書所屬部類及書冊封面相同的顏色。如《尚書詳解》一函六冊，函面刻寫“欽定四庫全書第二百七函經部尚書詳解”，字跡均為綠色。書冊裝函后，即按部類順序放入專門製作的書架，安置閣中。計經部書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貯下層兩側；史部書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於中間暗層；子部書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層之中；集部書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於上層兩旁。總計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冊。為便於查找翻閱，還另外繪製了《四庫全書排架圖》，一併庋置其中，需要時按圖索驥，循架取書，既方便又快捷。

為表示對第一部抄成貯閣的《四庫全書》的重視，乾隆帝還特別允准，在每冊書的首頁鈐蓋“文淵閣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由此而開各閣《四庫全書》鈐印之先例。其後陸續抄成的內廷各閣全書，也因其閣名和成書時間先後而分別加蓋不同的鈐印，不僅成為各閣《四庫全書》獨特的標誌，也成為人們稱呼《四庫全書》時均冠以閣名的依據。

隨著《四庫全書》的入藏，文淵閣的各項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領閣事上傳下達，總司其責；提舉閣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務，並督率所轄內務府司員具體從事看守、收發、掃除等各項雜務；直閣事、校理、檢閱各員則每日輪流入直，負責書籍的查點檢閱等事宜。為便於管理，朝廷還根據原定章程，在上駟院就近撥出房屋十餘間，作為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以及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人入直辦事之所。自此而後，“除內務府官員常川照料外”，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員，則“每日輪派二人當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遇有查取書籍等事，即令當直校理經管，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一切上架、啟函、翻檢、點閱等事，仍令檢閱各官會同內務府官員辦理。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料，俾寶文典”。凡遇當直，皆由“官廚設饌同餐，午後乃散”。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時期的曝書，也是管理工作的重點。原擬章程參照宋代秘書省每年仲夏曝書成例，定於每年五六月間曝書。但全書貯閣之後，考慮到當時宮中其他各處書籍例於每年三、六、九月晾曬的實際情形，主管大臣特別奏請將文淵閣曝書改為三、六、九月，以與宮中慣例相一致。這一建議，得到乾隆帝允准。於是，每年數次的文淵閣曝書，成為一時盛事。屆期，上自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下至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各級官員人等齊聚一堂，“將插架諸書按部請出，交校理各官登記檔冊，檢閱各官逐一挨本翻晾畢，即敬謹歸入原函，以昭慎重”。

然而，在長期的管理過程中，由於文淵閣所設各項官職分別由內閣、翰林院、內務府和奉宸苑等衙門派員兼任，時間一長，不免出現職責不清，互相扯皮的現象。不僅平日司事收發等一般事務彼此推諉，就連每年數次的曝晒書籍，也成了應付差事。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書籍的管理與保存。乾隆帝認為，“文淵閣提舉閣事一員，系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充，其司員以及看守掃除之人，皆其所轄，呼應較靈”，下令將閣中一切事務“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為管理，其領閣、直閣、校理、檢閱等官，俱作為兼充虛銜，不必辦理本閣事務”。至於每年數次的曝書成例，乾隆帝也認為，“各書裝貯匣頁用木，並非紙背之物，本可無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時所能翻閱，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損污，入匣時復未能詳整安貯，其弊更甚於蠹蛀”，下令“嗣後止須慎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無須奉宸苑經理。庶專司有人，而藏書倍為完善”。於是，曝書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參與閣事，閣中書籍及一應事務全部交由內務府管理，文淵閣遂成為事實上的“禁御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