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於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五月，陳友諒兵寇池州，不久又傳來陳友諒進攻太平（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文書。如果陳友諒攻陷了太平，與其相近的應天府就岌岌可危，朱棣便是在這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出生的。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舊曆年底，朱元璋準備明年就要正式登基稱帝，看到自己已經有了七個兒子。這時形勢已經初安，決心要為兒子們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廟，把自己渡江後生了七個兒子歸因於祖上的陰德：仰承先德，自舉兵以來，渡江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標，……曰棣……。這時，朱棣已經七周歲，才和眾兄弟一樣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不僅為兒子們取了名字，而且還制定了後世子孫取名的規則，每一支擬定了二十字輩分。同年，年僅七歲的朱棣與眾兄弟受到了嚴格的軍事訓練，朱元璋認為七個兒子“宜習勞，令內侍制麻履行滕。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謂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纏腿。這裡是說，讓朱棣兄弟七人都穿著麻鞋，裹上纏腿，像士兵那樣到城外遠足，十分之七的路騎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還要不時地在演武場上練習武備。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冊封諸皇子為王，封十歲的朱棣為燕王，又設立大宗正院，即後來所謂的宗人府，掌皇族內部事宜。朱棣在宮廷中經常要參加各種朝見和祭儀。除此之外，朱棣與其他皇子還要接受正統的儒家經典教育，在朱元璋設立的“大本堂”中讀書學習。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朱棣從朱元璋那裡領到一本《昭鑒錄》。四月，又領到一本《祖訓錄》。書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優劣事迹，以對皇子們進行宗法教育。

洪武九年（1376年），十六歲的朱棣與魏國公徐達長女徐氏（即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晉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將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晉二王前往“中都”鳳陽，觀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們了解明朝的基業由何而興。自此之後，朱棣先後三次被派往鳳陽常駐，在練兵演武的同時，還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間生活，對他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史載朱棣在鳳陽時“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在鳳陽的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宮廷教育的實習階段。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分封諸王是朱元璋經過深思熟慮而後決定的。他認為，元朝的滅亡，有一條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強，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讓眾子孫都來出力，以維護朱家皇朝。每位親王擁有被稱作“護衛”的少量軍隊，少的三千人，多的一萬五千人。名義上，親王不得干預地方事務。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親王可調遣王國所在地的鎮守兵。每有軍事行動，諸王都要帶領護衛隨軍出征，那些在疆場上叱吒風雲的將帥，雖身為大將軍，也要受到這些年輕親王的節制。在諸王之中，以晉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命朱棣擔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為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軍隊歸晉王節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偵知元將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麾師前進。這時適逢大雪，諸將欲待雪止再進軍。朱棣卻認為天降大雪，敵軍必然意料不到明軍將至，應當乘雪速進。大軍進抵迤都，與元軍僅隔一沙磧，竟未被發覺。雖以重兵壓境，朱棣仍欲智取。於是他派部將觀童前往敵營勸降。觀童與乃兒不花是老相識，兩人相見，不禁相抱而泣。正在這時，明軍已近圍敵營。元軍大敗，乃兒不花想乘馬逃走，觀童告訴他這是燕王的軍隊，不必害怕。於是，乃兒不花與觀童一起到明軍營帳中請降。燕王設酒款待，乃兒不花深受感動，便帶領他的全部部落和馬駝牛羊，一起歸降了明軍。捷報傳到京師，朱元璋高興地說：“肅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屢次命令燕王帥師出征，又令他節制沿邊軍馬，自后，燕王威名大振，屢次被朱元璋授命參與北方軍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潁國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將阿失里等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晉王節制山西、燕王節制北平各衛將士，凡軍中事務，都要啟奏朝廷和晉王、燕王。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率軍北征至徹徹兒山，擒敵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又追擊至兀良哈禿城，遇敵哈剌兀，打敗敵軍凱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晉王死後，朱元璋命朱棣節制北平都司、行都司、遼東都司及遼府護衛兵馬，令他總率諸王防備邊患。

朱元璋篤信佛教，諸王初封時，都要為他們選一名僧人加以輔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朱棣賜名姚廣孝），是一位頗有謀略與學識的人，道衍隨朱棣北上燕邸后，與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緣，還向朱棣推薦了一位術士，名叫袁珙。這兩人都成了朱棣的謀士。朱棣還設法結納地方文武官員，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朱元璋雖立長子朱標為太子，但諸子之間早已開始了明爭暗鬥，其中，第三子晉王朱棡與朱棣之間的鬥爭尤其激烈。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招降乃兒不花后，晉王忌憚朱棣的功勞，到太子朱標處發告朱棣不聽自己的約束“勞師冒險”，使朱標將此事彙報給朱元璋。朱棣入朝，晉王又言語冒犯朱棣，還派人在燕王府內監視，搜求朱棣的“國中細故”，意欲傾陷朱棣，其劍拔弩張之勢十分明顯。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標去世，朱元璋接受學士劉三吾的建議，立皇孫朱允炆為皇太孫，以杜絕諸王對皇位的覬覦。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去世。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晉王去世，朱棣成為了諸王中最年長者。這時朱棣的羽翼已經豐滿，不但有久征慣戰的護衛軍，許可權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臨民”的規定。

晉王死後一個多月，朱元璋曾給朱棣一道敕諭：“朕諸子獨汝才智，秦、晉已薨，系汝為長，攘外安內，非汝其誰？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無疑，這時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維護朱家皇朝的一個支柱，對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畢竟精明過人，他也慮及燕王及諸王權勢過大，對繼任皇帝構成威脅，所以，朱元璋臨死時下遺詔：“諸王臨國，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並在臨終時警諭皇太孫“燕王不可不慮”。正顯示出他的這一憂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孫即位，遺詔諸王在封國，不得到京師奔喪。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詔令而停止。朱允炆用齊泰、黃子澄之議削藩，不到一年時間，周王、岷王、湘王、齊王、代王先後被廢。朱棣則在加緊活動。他挑選壯士充實自己的護衛軍，以勾逃軍為名，收羅異人術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鋒芒，假稱有病，暗中則加緊練兵。他還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趕製軍器。

接著，朱允炆令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以謝貴控制北平（今北京市），另以都督宋忠、徐凱、耿瓛屯兵開平、臨清、山海關一帶，並調檢燕府護衛軍士，加強對燕王防範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過是緩兵之計，畢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軍到來之前做好準備。他命令親信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這時，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已經接到朝廷的命令，帶領在城的七衛軍隊和屯田軍士包圍了王城，並用本柵截斷了端禮門等的通道。朝廷削奪朱棣王號和逮捕燕府官屬的詔書也在這時到達北平。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齊泰將燕使鄧庸下獄審訊，具得朱棣將舉兵反狀，乃發兵逮燕府官屬，並密敕張信逮捕朱棣。張信為朱棣舊部，此時遂降朱棣，朱棣隨即為備。七月，朱棣以計（以裝瘋麻痹張昺、謝貴二人）擒殺張昺、謝貴，並命燕府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奪北平九門，遂據北平。后以尊祖訓、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為國“靖難”為名，誓師出征。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他諭令將士，同時上書朝廷，聲稱根據《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從此便開始了一場歷時四年之久的戰爭，史稱“靖難之役”。

戰事之初，因北方諸將多朱棣舊部，降朱棣從戰者甚多。朱棣先後下居庸關、懷來，捕獲南軍將領宋忠。趁勢攻下遵化，永平投降。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舊將耿炳文為大將軍，率師30萬伐朱棣。大軍到達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先鋒抵雄縣，為朱棣所襲，9千人全部戰死。復戰於真定，又大敗。朱允炆遂以勛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陰侯吳高帶領遼東兵馬圍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軍至河間紮營。十月，朱棣親自率精騎襲大寧，執寧王朱權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顏三衛騎兵（相當於雇傭兵，均為蒙古騎兵，戰鬥力極強），兵力驟增。李景隆乘虛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長子朱高熾鎮守，用冰凍住城牆，使李景隆無法破城）。燕王師自大寧返回后，於鄭村壩大破李景隆軍。李景隆退軍德州。朱棣趁機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勞師無功。朱允炆被迫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職，以緩燕師。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雙方又戰於白溝河，李景隆再次戰敗，燕師乘勝圍攻濟南。山東參政鐵鉉固守濟南，以逸待勞，燕師久攻不下，敗還。九月，朝廷升鐵鉉為山東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師與燕軍會戰於東昌（今山東省聊城市），燕師大敗，主將張玉戰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復齊、黃官職。二月，燕師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敗盛庸，再在藁城打敗吳傑等。朱允炆以放逐齊、黃為名，使他們外出募師勤王。當時，朱棣雖多勝，但損失頗重，而朝廷軍源頗廣，燕軍於河北、山東一帶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為朝廷兵所據。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內臣自京師告密，朱棣得知南京空虛可圖，決計改變戰略。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率師南下。四月，連破何福、平安大軍。五月克泗州、盱眙，兵指揚州。建文帝遣慶成郡主至燕師，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許。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降燕，燕師渡江，下鎮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與李景隆開金川門降，南京城陷，宮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終。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號，改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為永樂元年（1403年）。從此開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統治。

與此同時，朱棣詔告天下：建文時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復舊制。凡建文年間貶斥的官員，一律恢復職務。建文年間制定的各項法律規定，凡與太祖相悖的，一律廢除。但一些有利於民生的規定也被廢除，如建文二年下令減輕洪武年間浙西一帶的極重的田賦，至此又變重。

朱棣又著手恢復民生、蠲免賦稅，下令山東、北平、河南遭受戰禍的州縣，有無法耕種的人民，免去三年的差稅不曾被兵禍亂的地方，也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一同蠲免秋夏稅糧，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各蠲免一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應錢糧、鹽課等一併免除。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的人民，令他們各還原籍復業，需要的種子牛具，令官府給付。

朱棣即位后，大規模對靖難功臣進行封賞。永樂元年（1403年）四月，再論靖難的功勞，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三人為侯，陳亨子陳懋等六人為伯。並廣求賢才，對山林隱逸的懷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尋訪，量材擢用。

學者指出，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對治理較好的一個時代的讚譽”，“具有幾個基本特徵：一是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營邊疆和抵禦外患上功業卓著，雖興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永樂朝都完全具備”，“呈現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輝煌”。還有學者指出，“明代歷史上有兩次大的政治裂變：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發生的‘靖難之役’……在‘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實現了皇位更替，開創了新的時代”。朱棣死後廟號本為“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稱“成祖”，世宗君臣贊其“再造之功，同於開創”。可以說，明朝從衰弱失敗的建文王朝，到強盛成功的永樂王朝，無論是治國理念，還是施政作為，乃至實際效果，都已經明顯不同。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為標榜文治，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人，廣采天下書籍，分類編輯成書，不厭浩繁。第二年冬便編成了一部大型類書，朱棣命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仍嫌此書簡略，又命姚廣孝等人重修，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各書無不包羅。永樂五年（1407年），書成，朱棣賜名《永樂大典》。這是一部規模空前的大型類書。全書22937卷，其中僅目錄就有16卷，共11095冊，總計約三億七千萬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書七八千種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極為珍貴。永樂四年（1406年），詔建北京宮殿。

永樂七年（1409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朱棣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同時，提出“為治之道，在於寬猛適中”的原則。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士人，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過事佛、道教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永樂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督師南征。進入安南，傳檄數胡季犛、胡漢蒼父子二十大罪，並告諭國人將輔立陳氏子孫。明軍連戰告捷。胡氏燒掉宮室，駕舟入海，後為明軍所獲。朱棣下詔，改安南為交趾，設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揮使司，轄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由布政司直隸五州，分轄二十九縣，凡要害處，均設立衛所，加以控制。

永樂七年（1409年）二月，朱棣派使節赴韃靼，要求“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朔漠，彼此永遠相安無事。”不料，使節被殺，朱棣大怒，聲稱“逆命者殲除之”。當年七月，朱棣派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十萬征討韃靼。但由丘福先率領千餘人馬到達臚朐河，輕敵冒進、指揮失當，與武成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一同戰死，其所率領的人馬也在臚朐河覆沒。朱棣震怒，決意親征。

永樂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五十萬大軍深入漠北，親征韃靼。五月，在斡難河畔大破本雅失里軍，本雅失里僅以七騎逃遁。明軍又擊破阿魯台軍於興安嶺。阿魯台部眾潰散，阿魯台攜家屬遠遁，明軍大獲全勝。後來，阿魯台降順，朱棣封其為和寧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領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但瓦剌勢力不斷強大，不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圖控制韃靼。朱棣不允許北方出現強大勢力，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二月，再度出塞，親征瓦剌。六月，大破瓦剌首領馬哈木，向阿魯台宣諭捷報。這一仗，明軍以五十萬之眾對付約三萬人的瓦剌軍，卻打得異常艱苦，明軍雖勝，而雙方殺傷相當。第二年，瓦剌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謝罪，恢復了對明朝的朝貢關係。

永樂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營建北京宮殿。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京宮殿落成。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朱棣遷都北京時，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對。

永樂二十年（1422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又三次率師出征漠北，但所獲甚微。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韃靼部首領阿魯台率軍進犯明山西大同、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等地。明成祖遂調集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之兵於京師（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為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盂瑛為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為右哨；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為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為右掖；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為前鋒，出兵北征。二十五日，進至隰寧（今河北省沽源縣），獲悉阿魯台逃往答蘭納木兒河（今蒙古境內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軍急速追擊。六月十七日，進至答蘭納木兒河，周圍300餘里不見阿魯台部蹤影，遂下令班師。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確切位置有爭議）。這時六師在外，京師無主，朱棣左右商定絕對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內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商議，將軍中的錫器收集起來熔成一椑（棺），將朱棣收殮。又將椑放在輦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軍繼續朝京師進發，同時派人密報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熾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壽山長陵，與徐皇后合葬，尊謚稱“啟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孝文皇帝”，廟號太宗。明世宗嘉靖時改為明成祖。謚號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簡稱文皇帝。

加強皇權

（一）加強削藩

永樂初，朱棣為了安撫諸位藩王，穩定國內局勢，同時表示自己和建文皇帝的不同，曾先後復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建文皇帝的弟弟吳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朱棣皆降為郡王，同年又將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皇帝為由廢為庶人，軟禁於鳳陽，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於永樂四年死於火災。但當其皇位較鞏固時，又繼續實行削藩。周、齊、代、岷諸王再次遭到削奪；遷寧王於南昌；徙谷王於長沙，旋廢為庶人；削遼王護衛；削齊王護衛及官屬，不久廢為庶人。

（二）清除異己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佔南京后，左僉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夷其九族，盡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致使村裡為墟。后遂泛指朱棣窮治忠於建文諸臣之舉。如方孝孺被滅十族，謫戍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坐死者復千餘人；練子寧之死，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陳迪之死，遠戍者一百八十餘人；司中之誅，姻族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鏞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之死。

（三）監察機構

朱棣重視監察機構的作用，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互相告訐。他利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設置鎮守內臣和東廠衙門，恢復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廠衛合勢，發展和強化了專制統治。

改革吏治

朱元璋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朱棣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這個內閣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但內閣品級不高，一般要經過翰林院庶吉士鍛煉，後來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進內閣”的潛規則。

遷都北京

北平是朱棣興王之地，朱棣在此經營多年，統治比較穩定；另外北平處於北方農業區與牧區接壤處，交通便利，形勢險要，是漢蒙各族貿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與軍事要地，定都於此不僅可抗擊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進一步控制東北地區，由南則可統領中原，有利於維護全國統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開始準備遷都。永樂元年，詔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永樂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開始奉旨徵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正式營建北京宮殿。永樂五年，五月建北京宮殿。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修會通河。永樂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陳瑄等開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廢的運河重新暢通；永樂十九年（1421年），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二月，北京郊廟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遷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此後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師。今天的故宮、天壇、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等規模宏大的建築，就是自此開始陸續建造的。這為後人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人事任用

朱棣為保證北京糧食與各項物資的需要，於永樂九年疏浚會通河，永樂十三年（1415年）鑿清江浦，使運河重新暢通，對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朱棣注意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認為“家給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發展和完善軍事屯田制度和鹽商開中則例，保證軍糧和邊餉的供給。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吳淞。在中原各地鼓勵墾種荒閑田土，實行遷民寬鄉，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進生產，並注意蠲免賑濟等措施，防止農民破產，保證了賦役征派。通過這些措施，永樂時“賦入盈羨”，達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樂三年（1405年），全國稅糧31133993石，這是連續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萬石以上的稅收，按照當時不足一千萬戶的民戶統計，每戶平均納稅超過三石。此外從永樂元年起軍衛屯田的收入也達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戶交納的稅糧，平均到當時人口，人均超過一石。

參見：明成祖北伐、南征安南、望海堝之戰（望海堝剿倭大捷）

注重北疆

朱棣對北部邊防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造，不僅使邊防指揮系統和沿邊兵力部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使北部邊防的攻防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礎上，以京軍為後盾的分地防禦的邊防格局初步形成。

北征蒙古

朱棣為了徹底解決元朝的殘餘勢力，從1410年（永樂八年）開始，朱棣親自率領明軍進行北伐。這次北伐，明軍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五萬蒙古鐵騎，蒙古本部的韃靼向明朝稱臣納貢。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勢力進一削弱，維護了明朝邊境的安寧，後來朱棣亦在第五次親徵得勝回朝途中病逝。

南征安南

安南古稱交趾，自漢唐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屬地，五代以後，方獨立成國。元末戰亂，安南趁機從中國版圖脫幅，一度發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銅柱二百餘里，霸佔丘溫、慶遠等五縣。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曾頒詔曉諭安南國王陳日昆，命令歸還，但陳朝此時已由國相黎季犛掌權，他脅迫國王陳日昆，稱兵拒命。朱元璋以戰爭方息，重在安撫，不願再起干戈，於是置之不理，安南從此處於半獨立狀態。

后朱棣於1406年至1407年期間派兵攻打安南，最終安南獨立，明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從此朝貢不絕。這場戰爭最後以明朝勝利、胡朝滅亡告終，越南被併入明朝領土，標誌著安南屬明時期的開始。

望海堝大捷

永樂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劉江為遼東總兵官，負責遼東防務。劉江是邳州宿遷人（今江蘇省宿縣），本名劉榮，因替父參軍故冒父名劉江，後來立功授廣寧侯，才改用初名劉榮。

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於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頭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永樂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在望海堝發生戰爭，此戰總計殺死倭寇742名，生擒857名。劉江令用50輛大車載運俘虜，勝利地結束瞭望海堝戰鬥。

大閱兵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閱兵，發生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北邊的懷來調集軍隊10萬人，精心挑選“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精銳相繼表演騎兵包抄、步兵突擊、步騎合擊等項目，從廣西、雲南、四川調來的“土狼兵”、白桿兵演練了步兵勁弩齊射、長槍步兵刺殺訓練等“軍事科目”。來“觀禮”的使節達27個國家之多。明朝軍威之盛與睦鄰友好的國策，在各國引起巨大反響。

編纂大典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尊崇儒家

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知識分子，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嗜佛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宗教管理

朱棣在位期間，一方面嚴厲整頓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對明朝整頓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補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對之加以提倡和保護。朱棣對佛教採取的政策和措施，對他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佛教整頓和限制政策也為後朝所沿用，影響深遠。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當山宮觀，扶植武當道教，這是明史和中國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朱棣在位期間，面對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採取了多種多樣的處理方式，因此其民族關係思想也非常豐富。他的民族關係思想吸收了先前歷朝歷代皇帝的經驗教訓，對整個明朝乃至後世的清朝民族關係的處理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河州衛口外的邊都溝（今青海省循化縣文都鄉）土司，是十世班禪大師所出身的文都千戶家族。該家族原在西藏，與薩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隨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為當地的藏族首領。明朝初年該家族歸附明朝，其首領賞思曾進京朝貢，受到朱棣的封賞。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文都千戶家還保存著朱棣賜給賞思的敕書和銅牌。朱棣還試圖把當時宗教人物格魯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請到明廷。到15世紀初，宗喀巴主張的一種新的和更嚴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請他來朝廷。宗喀巴拒絕了，1413年朱棣再次發出邀請，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釋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釋迦也失從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隨即獲准帶了豐厚的禮物回藏。格魯派繼續與明朝朝廷交換禮物並派去使團，直至15世紀30年代。其他西藏的宗教領袖也受到推動而與明朝發生聯繫。雖然朱棣是出於對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領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識地拒絕給任何可能因此會建立政治霸權的西藏領袖以唯一的中國庇護。朱棣鼓勵政治的分裂，在這種背景下，朱棣沒有承認該國名義上的世俗統治者帕木主巴王或與他建立關係，這很可能是精心策劃的讓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朱棣通過搞瓦解、賞賜和平定外蒙古的不聽命於他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東內蒙古的兀良哈諸部落，想方設法在北方邊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魯台和馬哈木部落領袖的同時，他還派使團帶著禮物邀請蒙古人在納貢制度下進行貿易。明朝廷利用這一制度出於幾個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於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為明朝騎兵提供馬匹的來源。蒙古諸部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它們需要取得中國的貨物，雖然當它們的需要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滿足時經常襲掠邊境。為了控制蒙古納貢使團的次數和規模，他們來華的路線和入境點、他們在朝廷呈獻時的禮儀、朝貢品應付的價格、以及送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的禮品，明朝廷都制訂了細緻的規定。例如，兀良哈諸衛獲准每年派使團兩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時，一次在中國的元旦。但是這類規定從來沒有嚴格實施過，也沒有用於更遠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團一般呈獻馬、家畜作為貢品，要求報酬、禮品、官職和貿易特權。朝廷以錢鈔、白銀、絲綢、紡織品、官品和官銜賞賜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以高價收取貢品，並准許蒙古人在指定的地點進行貿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為女真和兀良哈諸部落在開平和廣寧設立兩個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員（通常為宦官）出於私利，經常改變賜給蒙古人的禮物的規格和他們貢品的價值。這樣就常常引起糾紛和對邊境的劫掠。已在遼東半島定居的來自泰寧、朵顏和福餘三個衛的蒙古人在永樂年間派出了最正規的納貢使團。這是因為他們靠中國的禮品、補助和定期貿易為生，而朝廷則需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以確保北方邊境的安全。根據《明實錄》，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為一個正式的集體前來朝廷，但一般地說，這些使者被認定是代表個人的，呈獻的貢品也多於容許的數量。兀良哈部的貢品主要是馬匹；1414年的一次他們帶來了約3000匹馬。兀良哈部的納貢使團在1410年、1411年、1418年和1422至1424年這些年份停止來華。中斷出現在他們參加了阿魯台或瓦剌人的叛亂時期，如1422年；這一次他們被阿魯台征服，被迫參加他的事業。但是，當和平恢復，明廷繼續接受兀良哈的使團，甚至為了保持和平，還容忍偶爾發生的邊境劫掠事件。在阿魯台統治下，東蒙古人繼續與明成祖朝廷保持納貢關係。明朝也容忍經常爆發的小的敵對行動，因為他謀求維持邊境的和平。已知阿魯台早在1408年就派過一個使團，但在1410年征蒙戰役中他戰敗后，他才開始定期派出使團。在1410年至1424年期間，阿魯台派了27個使團至明朝廷，此數超過了規定，而且在連續的兩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個使團。貢品主要為馬匹。作為回報，明朝廷賜給他和他的使者紙鈔、白銀、絲織品和各種生活用品，授予他們官銜並慷慨地酬答他們的貢品。在1421年、1422年、1423你或1424年明成祖征討阿魯台時期，沒有納貢使團來朝。但一旦戰爭結束，朝廷又不加指責地接納他的使團，其中兩個使團在1424年8月明成祖死後不久到達。瓦剌蒙古人也與朱棣朝廷保持納貢關係，在此同時又幾次襲擾邊疆進行劫掠。1408年10月，馬哈木派第一個納貢使團攜馬匹前來明朝廷；馬哈木得到了封地並被賜給一枚王的印璽。1409年其他兩個瓦剌部落領袖也得到類似的封賞。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規的使團來朝。這些使團一般來自馬哈木，但也有少數是其他部落領袖派出的。貢品主要為馬匹。瓦剌使團在1414年中斷來朝，當時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復進貢。1418年4月，在馬哈木死後兩年，他的兒子脫懽與其他兩個部落的領袖來到朝廷，要求繼承他父親的品位。這一請求被批准，於是脫懽派使團幾乎歲歲來朝，一直到了永樂統治的末年。

奴兒干都司

永樂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兒干地區招撫，次年各部歸附，朝廷任命各首領為指揮同知等職，其後數年，明朝即以此為基礎，逐漸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個衛，永樂七年（1409年），在當地官員忽剌修奴的建議下，在黑龍江入海口一帶成立都指揮使司以統轄各衛，以康旺為都指擇同知，王肇舟為指揮僉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的統治範圍，東南起日本海，並包括庫頁島，西至斡難河（今鄂嫩河），北抵外興安嶺。其對於東北地區的統治並非直接掌管，而僅是在重要地點設軍事據點及發展交通路線，各族實質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統治，而除少數官員之外，大多數官軍人員由當地部族人民擔任，中央間或派遣人員加以巡視宣慰各族人民。明成祖之後，明朝對於東北的經營較不重視，該地官員大多成為世襲而不受中央控制，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撤銷奴兒干都司。

朱棣在位時期把滿州諸女真部落納入納貢制度之中。女真諸部落包括定居在鴨綠江西北和長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憐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務農的海西女真；沿鴨綠江和烏蘇里江靠漁獵為生的好戰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標：保持滿洲的安寧，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對付蒙古的威脅；不讓朝鮮成為在滿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進諸如馬匹和裘皮等產品的交易；在較為發達的女真部落民中傳布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朝廷在建立與女真人的關係方面採取了主動行動，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團，送禮品給他們的部落領袖，邀請他們進行納貢制度下的貿易。早在1403年，朱棣開始派一個使團出使建州女真的統治者阿哈出以進行籠絡；使團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設一女真衛，並賜官印以及錢鈔、絲綢、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禮物給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個衛在女真領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時期，在滿州設立179個衛和20個所，以確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納貢貿易的順利進行。許多在適當時機得到官銜、官品和貿易特權的女真部落領袖放棄了與朝鮮的聯繫，宣布他們效忠於明朝朝廷。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貢外交。當時的明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因此吸引了眾多海外國家，出現了各國爭相來朝的盛況。當時與明朝發生外交關係的國家多至近百個。前來朝貢者可分為三類：一是臣服於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認、封賜與支持的國家或地區貢使；一是仰慕中國文化，想親眼目睹中國風采的各國君主貴族；一是以貢使身份來華貿易的商人。

1405年，由於貢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市舶司。於是在福建、浙江、廣東分設來遠、安遠、懷遠三市舶司，負責接待各國來使，而於京師設會同館以待國賓。為了與各國來人交流，同時還設置了四夷館，專掌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此後的永樂一朝中，先後有四位海外國家的國王泛海而來，其中三位留葬於明朝，這的確稱得上是中外關係史上的大事。

1423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16國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鮮王李芳遠他登基之事。11月，國王派使者請求新的印璽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個使團，要求取得醫治其父疾病的藥材，它們標誌著定期互派使節的開始。朝鮮人進貢土產品，如人蔘、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負擔是年貢150兩黃金和700兩白銀。作為回報，皇帝賜給朝鮮王及其使者豐厚的禮物——絲綢、精美的衣服、藥材、書籍和樂器；他還授予朝鮮王及其太子以榮譽的稱號。

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在1380年已經中斷，因為朱元璋懷疑日本人與他的失寵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結，企圖篡奪皇位。關係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將軍三世義滿（1358年—1408年）恢復，他剛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權威。這位揮霍的將軍對中國文化的愛慕是由他周圍的禪宗僧人培養起來的，他急於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這部分地是為了從有厚利可圖的對華貿易中獲益。1399年，他派一個使團帶了一封頌揚的信件和貢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團受到良好的接待。義滿的第二個使團在1403年晚期抵達南京，在隨帶的信中，將軍自稱“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和有爭議的事件。這是來朝新帝的第一個外國使團。

中亞、西亞

其後中亞、西亞國家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一直綿延到明末，單是帖木兒帝國，終明一世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次數就有60多次。這也說明閱兵不僅是宣示國家實力，還是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明朝初期以婆羅（Borneo）汶萊為界，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故過去所稱南海、西南海之處，明朝稱為東洋、西洋，且暹羅灣之海，稱為漲海。

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

靖難之役時，兩軍在今天東壩展開廝殺。這裡背負重山，面對平陸，諸山之水連河通海，壩河、亮馬河、溫榆河交匯。朱棣騎一匹青驄馬，被敵軍追逼到一條河溝邊。眼看就要沒命，情急之下他問坐騎：你能跨過這溝，讓我脫險嗎？說完一抖韁繩，這馬馱著朱棣噌地一下連跨三道河溝，甩脫追兵，化險為夷，最後累死。朱棣遷都北平改為北京后，為紀念當年初師遇險，坐騎忠勇，就在東壩建了馬神廟，塑馬供於廟中，當神祭祀。傳說立廟之後，那馬活了，常在夜間糟踐莊稼。農民不堪其苦，偷著將廟毀了。

說起朱棣生命中的奇女子，當仁不讓的是徐皇后，她是開國功臣徐達的女兒。這位徐皇后，能文能武，史稱其“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徐王妃平常文靜有加，但畢竟是將門之女。就在朱棣起兵造反的時候，朝廷派李景隆圍攻北平，而此時的朱棣前往寧王朱權那裡去求援，北京城空，危在旦夕。徐王妃在危急之中披上戰甲，挽救了北平。

徐皇后曾經著書，採集《女憲》《女誡》作《內訓》二十篇，又類編古人的嘉言善行，作《勸善書》，頒行天下。她還經常勸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不要驕寵外戚。四十六歲那年，她因病去世，朱棣大為悲痛，謚曰仁孝皇后，此後的十幾年再沒立過皇后。可見徐皇后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沒人能夠取代。

朱棣即位后，請方孝孺為他起草登基公告，當然為思想正統、極端忠於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絕。非正史祝枝山所著的《野記》記載，方孝孺十族八百多人被殺。可是根據《明史·方孝孺列傳》記載是“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並夷其族”也就是說朱棣只殺了方孝孺父系一族。《明史·方孝孺列傳》並未記載被滅十族，株連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所謂誅十族只不過是後人為了造成戲劇性的效果，誇大事實所產生的。

在現今北京朝陽東壩地區有馬廠、馬房、駒子房、行宮廟等許多與馬字和帝王行跡有關的地名，這些和朱棣有關。朱棣遷都北京后，東壩以其水草豐美，宜於牧養皇家馬匹，而一度成為明朝的御馬苑。這裡每隔三四里建一個馬廠，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個，養馬若干，可謂遍地開花。每個馬廠都有圍牆，牆裡蓋有馬棚，牆外草地平曠，馬群悠閑自在。母馬懷孕產崽，就蓋了駒子房負責接生。馬廠、馬房、駒子房、行宮廟等與馬字和帝王行跡相關的地名，留存下來了。

“天津”一名的“天”是指天子，“津”為渡口也。民用為渡，官用為津，天津是為當年的官渡。關於天津由來，史料最充分、記載最清楚的解釋為“賜名”說。朱棣深知直沽作為海運商舶往來要衝，地位十分重要，永樂二年（1404年），明朝政府在直沽設衛、築城。朱棣為了紀念“靖難之役”的勝利，賜此地名為“天津”，意謂“天子經由之渡口”。

二十世紀60年代初，在南門外大街發現了一座明代嘉靖年間所立的名為《修建三官廟碑》的石碑，記載：“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鹵之區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內難，聖駕嘗由此渡滄州，因賜名曰天津，築城鑿池，而三衛所立焉。”此碑詳述了天津賜名、築城、設衛之經過，也證實了史料的說法。

說大報恩寺和琉璃塔，就不能不提到明成祖朱棣，他被認為是大報恩寺和琉璃塔的營建者。靖難之役后，朱棣稱帝，改年號為永樂。永樂十年（1412年）八月，朱棣正式下令重建南京城牆外被毀的天禧寺。對此工程，朱棣精心策劃，成竹在胸，他明確要求，重建工程要“弘拓故址，度越前代”。他還賜給天禧寺一個其他寺院望塵莫及的待遇，就是要按照僅次於皇宮的規格，來建造一家皇家寺院。根據《明太宗實錄》中的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因天禧寺的重建將要完工，朱棣正式賜名“大報恩寺”，並親自撰寫了碑文。由此可見，天禧寺是大報恩寺的前身。在朱棣下令修建大報恩寺之前，著於明朝洪武年間的《京城圖志·寺觀》，對天禧寺有過簡單的記載：“天禧寺，即古長干寺，宋名天禧寺，在聚寶門外，有塔，今名因之。”

燕王掃北的故事在邢台廣為流傳。朱棣發動“靖難”戰爭后，各地官民對他進行了抵抗。據《南宮縣誌》記載，“燕兵所過，各州、縣義民目為叛逆，爭抗拒之”，《邢台縣誌》記載，“靖難兵起，傳檄征響，秀抗不應”。由於各地人民的大力抵抗，燕王的軍隊連受挫折，引起了燕王的極大憤怒。於是燕兵毫無保留地對順德一帶進行掃蕩，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這次掃蕩幾乎殺絕邢台一帶人，即所謂“燕王憤甚，燕京以南，所過為墟，屠戮無遺”（《南宮縣誌·兵事篇》）。

永樂十三年（1415年），鄭和艦隊在非洲東岸發現了長頸鹿，非洲麻林國代表團把它當做神獸“麒麟”進獻給了皇帝。朱棣在奉天門親自主持盛大的典禮，以迎接這個代表國家吉祥的巨獸。“麒麟”的巨大體量，溫和的容貌和奇異的長脖，並且跟神話敘事中的麒麟圖式基本吻合，令心存疑慮的文武百官和京城百姓感到無比震驚。

蘇祿王率領龐大的使團來華覲見永樂帝，開創了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1417年，蘇祿國三位國王——東王、西王和峒王，以東王巴都葛·叭哈剌為尊，率領眷屬、侍從共340多人組成龐大的友好使團訪華。一路上，地方政府按朝廷指令，以國賓禮遇接待。到北京后，使團受到永樂帝盛情款待，這是明代中國政府接待陣容最為壯觀的外國使團之一。面對陣容如此壯觀的外國使團，永樂帝龍顏大悅，給予蘇祿使團空前的禮遇。永樂帝、太子分別宴請蘇祿國王，並對來訪人員全部給予賞賜。蘇祿國王共在北京停留了二十七天，了解中國民間的風土人情。

明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役后，成功地登基為帝，他認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於是開始史無前例地大修武當，費時十二年之久，在武當山建成了9宮8觀，72岩廟等33處大型建築群。建築面積達160萬平方米，還修成39座橋樑，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詩人洪翼聖所說的“五里一庵十里宮，丹牆翠瓦望玲瓏，樓台隱映金銀光，林岫迴環畫境中”的宏偉景象。此外，還鋪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個武當山成為一座真武道場’。據說當年武當山最鼎盛時，道士曾達到2萬之眾。道觀殿閣與山色風光渾然一體，使武當山成為-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國眾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規模地規劃和建造雄偉的建築群，除武當外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極為罕見。

《明史·本紀第五·明成祖一》

《明史·本紀第六·明成祖二》

《明史·本紀第七·明成祖三》

《明太宗實錄》

明成祖朱棣死後葬於長陵。明長陵是北京十三陵之首陵，朱棣及皇后的合葬墓。

始建於永樂七年（1409年）。

明成祖文武全才，寬嚴並濟，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神勇。郡縣有遇到災害的，就免租賑災，榮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國受封之國多達三十餘個，國勢極盛！唯獨對建文帝忠臣處理過狠，不能說是沒有遺憾的。

李贄：“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於今。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明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

萬斯同：“帝剛果善斷，能決大謀。用兵常以少擊眾，開闔如神。身先士卒所向克捷。知人善任，使士有一藝輒錄用，弗遺與臣下語。表裡洞達，無識芥之嫌，不侈禎祥。每謹災變水旱饑饉賑恤如弗及以故六軍數出，工役繁興與而民不至困敝。在位二十二年，勵精勤政，威德遠被。窮荒絕域，受朝命修職數十國，其建司置衛，設官世守者以千百計，有明功烈於斯為盛矣。”

呂撫：“上文武全才，寬嚴並濟，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郡縣災傷，蠲租賑谷。容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國受封者三十餘國，亦盛矣哉。”

梁啟超：“明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正相類。明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辟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為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毛澤東：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

《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明成祖被公認為一個多智多謀和精力充沛的征戰者，通過他的征剿和對外的遠征，他完善了開國皇帝的豐功偉績，並使明朝的力量和影響達到了頂峰。他被譽為一個有幹勁和獻身精神的統治者，他恢復了儒家治國之術和重新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譽為一個把帝國南北兩部分統一起來從而為王朝奠定新基礎的人。

孟森：“明成祖以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對外，凡五征漠北，皆親歷行陣，假使建文承襲祖業，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國威者無不歸功於永樂之世也。”；“明成祖朱棣是歷史上爭議頗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創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殺，手上沾滿了鮮血。總體來說是功大於過。”

日本著名漢學家那珂通世：昔漢武、唐宗者，雖屢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將而非親征。漢人天子遠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蔡石山：“明朝的永樂皇帝，駕崩於1424年8月12日，自從1402年7月17日登極以來——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間——而且所有的證據也顯示，他從未浪費過一天”。在書末，他再次評價明成祖“毋庸置疑，永樂有過多的自我，而且擁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夠甄別和牢記有很強能力之人的貢獻，而且保護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過，他也有黑暗面，特徵就是不必要又未經思考的侵犯性，而這類侵犯性經常產生了暴虐和消耗”。

白壽彝：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揚威的性格，也不免在處理外交事務上造成失誤。永樂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亂后，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為明皇朝的一個轄區。這一做法，顯然是違背了安南人民的願望，安南人民不斷起來反抗。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屢屢遣軍南征，戰爭持續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明史·成祖本紀》：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裡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

明仁宗朱高熾《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碑文》：惟皇考靖難之績，實配皇祖開創之功。而守文致理，充拓疆宇，才略之大，條理之密，又本之以堯舜文武之心。故勛業甚盛，是漢唐宋以來英君明主軼，而過之遠矣。

明宣宗朱瞻基《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序》: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聖奠安宗社，君主華夷，覃霈恩澤，一視同仁。禮樂文明之化，弘被遠邇，乾坤之內，日月之所照臨，四裔君長，悉臣悉順，朝覲貢獻之使，接踵道路，稽顙闕下者無虛日，建官府、授封爵逾數十萬里之外，德威廣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百七十四》：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閎遠之規、乾剛之用，帝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鮮儷焉。

朱棣的生母是數百年來一直撲朔迷離。中國古代正妻生的兒子稱嫡子，非正妻生的兒子稱庶子。正妻被稱為嫡母，其它的妾被稱為庶母。對帝王家來說，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別。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長子繼承。即使嫡長子死得早，如果嫡長子有兒子，也要由嫡長子的嫡長子來繼承，其他庶子則不得覬覦。

馬皇后所生

朱棣自稱是馬皇后所生，是嫡子。依據是《燕王令旨》說：“顧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忝居眾王之長”。《明太宗實錄》也說：“高皇後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標，次秦愍王樉，次晉王棡，次上，次周定王橚。”《明史。成祖本紀》因之，云：“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其實，經歷代學者考證，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馬皇后。明成祖的生母問題，不只是關係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響到他一生的行為。

碽妃所生

有野史記載碽妃就是朱棣生母，並且正史之中也能找到應對此項推測的證據。明末何喬遠之《閩書》、談遷之《國榷》、《國史異考》、李清之《三垣筆記》中都記載過，根據是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太常寺志》中確實寫明，朱棣的母親是碽妃，而孝陵神位的擺布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標、秦王、晉王（根據史料，李淑妃不可能是太子朱標生母），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近人傅斯年、朱希祖、吳晗等也皆主此說。

元妃說、高麗妃說

另外的說法有元妃說、高麗妃說。明王世懋著《窺天外乘》記：“成祖皇帝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尚謂是元主妃所生。”清薩囊徹辰撰《蒙古源流》則說成祖是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先是蒙古托兗特穆爾烏哈噶圖汗（元順帝）歲次戊申，漢人朱葛諾延年25歲，襲取大都城，即汗位，稱為大明朱洪武汗。其烏哈噶呼圖汗之第三福晉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懷孕七月，洪武汗納之。越三月，是歲戊申生一男。……”說得神乎其神，似乎確有其事。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說：“明成祖非馬後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主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近人傅斯年所見的明人筆記，則以成祖為元順帝高麗妃所遺之子。

關於朱棣對方孝孺“誅十族”的說法，有學者提出質疑。南開大學南炳文、湯綱所著《明史》中沿用“誅十族”的說法。此外，原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商傳的《永樂皇帝大傳》、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毛佩琦《永樂皇帝大傳》也用此種說法。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質疑。方孝孺殉難事迹目前所見的最早記載是《奉天靖難記》。至《立齋閑錄》成書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後期，“誅十族”的說法還沒有出現。方孝孺殉難事迹的信息自明中葉以後有增加的趨勢，尤以鄭曉所記《文學博士方孝孺》為綜合諸多說法的代表。而“誅十族”一說自弘治、正德年間以文本形式出現后，開始被人們引用或重視，但也僅是作為一種說法，並未成為方孝孺殉難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至明末，方孝孺殉難事迹與“誅十族”聯繫得非常緊密，很少有文獻在涉及他的殉難事迹時不談及“誅十族”的。入清之後，清代官方史書未採行“誅十族”的說法和敘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難事迹中的其他信息。此時在民間和私修史書中“誅十族”情節仍然與方孝孺殉難事迹緊密結合且廣泛流傳。

通過梳理明代幾種主要文獻中的方孝孺殉難事迹，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方孝孺殉難事迹的記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就包括“誅十族”說。綜合考量歷史和法律、制度文獻，方孝孺殉難事迹的敘事演化過程是由很多因素綜合導致的。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學說的士大夫心中確實很冤，他踐行儒家的忠義，最後死於氣節，符合捨生取義的價值取向，所以明朝歷代均有對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並隨著士大夫政治的興起逐漸被平反，而平反的過程又促進方孝孺殉難敘事的豐富。其二，方孝孺的持節守義彰顯了士大夫的忠義精神，成為後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為伸張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徵，在啟、禎兩朝更是成為東林人士的精神榜樣。其三，明末關於方孝孺的殉難敘事中均有“誅十族”的內容，入清以後更是廣泛流傳。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誅十族”在內的方孝孺殉難事迹。故而有學者認為，“誅十族”只是一種傳說，並非史實。

五征蒙古

對於朱棣的五齣三犁，明初本沒有太大爭議，一方面由於官方正史的全面肯定，另一方面出於民族尊嚴的考慮，即使官方史料存在誇大其詞的嫌疑，也沒有多少文人去細究。隨著明史研究的如火如荼，許多專家學者開始深入研究，重新審視明成祖五齣漠北這一歷史重大事件。毛佩琦在《永樂大帝：朱棣》中對朱棣五齣漠北基本持否定態度，“以朱棣的胸懷，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唯獨北征蒙古，為之留下了終生遺憾，壘土九仞，功虧一簣，每讀史至此，常為惜之。”毛佩琦嘆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但惟獨對北征蒙古留下遺憾，並在著作中細緻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滕新才的《明成祖五征蒙古評議》對朱棣五征蒙古持全面否定態度：“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是好大喜功性格的產物。五次北征，勞而無功，反導致明朝國庫空虛，民族關係惡化，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很多學者詬病朱棣五征蒙古未能一勞永逸。

用人之失

明成祖在長達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有一些用人方面的過失。首先，對於真心歸降的建文舊臣，明成祖能夠做到不計前嫌、擇才用之，而對於那些不肯歸降的人則大開殺戒。其次，任用酷吏。明成祖知道自己的皇位得來的不光彩，便疑心臣下對自己的忠心。為了更好地控制臣下，他就像當初的武則天一樣任用酷史打殺異己，其中有不少朝臣就死於酷吏之手，像解縉、周新等。第三，重用宦官，還創設了東廠這一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東廠一經設立便終明一世不廢，宦官由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對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平民百姓的一言一行進行偵伺，從而使整個社會處於特務組織的嚴密監控之中。這為宦官干政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嚴重的弊端之一，明成祖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明十三陵的長陵碑記及《明史》等均記載朱棣病逝於榆木川。對於榆木川的確切位置，有河北沽源縣北說、多倫縣西北蔡木山與克什克騰旗交界說、多倫縣東南三道溝林場說、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東南說等。從蒙元時期多倫諾爾的地理概念和朱棣逝后遺體運回京城的路線來看，榆木川當在多倫縣西北。

長篇歷史小說《永樂大帝朱棣》，北史、肖春生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於2006年1月出版。

《明成祖傳》，晁中辰著，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9月出版。

《永樂大帝-明成祖朱棣》，樂聲遠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勇武天子永樂帝》，梁德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朱棣編撰有《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傳世兩卷（卷三、卷四），是明內府精抄本。其中卷三為序，內容依次為：1.太祖高皇帝寶訓序，2.太祖高皇帝實錄序，3.永樂大典序，4.聖學心法序，5.大誥武臣後序，6.文革寶鑒序，7.理性大全序，8.為善陰騭序，9.為善陰騭後序，10.孝順事實序，11.古今列女傳序，12.太微濟世經書序。

卷四為序二，內容依次為：1.普庵語錄序，2.普庵實錄序，3.金剛經集注序，4.道藏經序，5.傳心妙訣序，6.傳心妙訣後序，7.大齊瑞應錄序，8.淮安施經瑞應序，9.報恩寺施經瑞應序，10.五台山施經瑞應序，11.神仙傳序，12.神僧傳序，13.水懴序，14.般若論序，15.喜金剛本續序，16.正宗大覺妙經序，17.四部經序，18.佛頂經咒序，19.大悲經咒序，20.華嚴經序，21.真實名經序，22.觀世音普門品經序，23.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