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

談遷的一生經歷了萬曆朝至崇禎朝，還經歷了南明弘光小朝廷，歷順治十四年（1657年），終拒仕清，以一個貧民創作出一部明史巨著。

談遷生活的年代，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明朝統治者消極怠政、宦官專權亂政、黨爭結社頻頻，天災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清軍不斷叩關。值此國危的時代，“士習甚囂”的言論不絕於耳，懷抱著經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們不甘朝野傾軋、世風日壞，期望憑一己之力，救國家與人民於危難之中。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願望往往受現實的摧殘，在農民起義的洪流和清軍鐵蹄的征服下，這批在野士大夫們被迫接受這樣的身份轉換，成為了明朝遺民，從此開始了對人生及未來的抉擇和思考。談遷就是這樣一位“遺民”的代表，他親歷時代的巨變，思想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轉變，更迭的世局逼其發出“亡國不亡史”的疾呼。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說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 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才駑，自放田間南山白石”，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識錢而介，無月不晤。甲子後分袂，相距三舍，而郵僅再郵焉。”從天啟二年（1622年）夏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啟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 ，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提道：“男兒墮地，止此血性。為君父用，則有忠孝；為古人用，則有措舌；為二氏用，則有名理；為千秋百世用，則有青簡丹筆。 ”他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群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閱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一治當代史。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鑒往事，知來者”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鏈滴，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說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國榷》取材於明歷朝實錄，但又校正實錄。因為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萬曆）熹（天啟）之載筆者皆宦逆閹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優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可見明代歷朝實錄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記載有失實、丑正、歪曲的毛病，崇禎朝沒育實錄。

明亡后，崇禎、弘光兩朝實錄，已無人顧及，談遷不忍“國滅而史亦隨滅”，他訪求邸報、詢及遺老，補齊兩朝史事，寄亡國之情丁先朝史書的編修，自署“江左遺民”。這和常時留心國史典故之史家編撰史書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國榷》又廣采溥引，遍覽私家著述，擇善而從，取捨嚴謹，秉筆公正，不以個人愛僧為務。他參閱“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 。其中徵引最多的有：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鄭燒的《今言》、《吾學篇》，王世貞的《賓山堂別集》，薛應旗的《憲章錄》，焦址的《獻征錄》，高岱的《鴻欲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彙編》；徐學謨的《世廟識余錄》，鄧元錫的《明書》等等。所以，他編撰《國榷》雖據實錄，但又不完全依賴。

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據稱此書“六 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天啟元年（1621年），談遷28歲，談遷母親亡故，他守喪在家，讀了不少明代史書，覺得其中錯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符合明代歷史事實的明史的志願。在此後的二十六年中，他長年背著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處訪書借抄，飢梨渴棗，市閱戶錄，廣搜資料，終於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後陸續改訂，積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萬字的巨著《國榷》。豈料兩年後，順治四年（1647年）8月，書稿被小偷盜走，他滿懷悲痛，發憤重寫。后經4年努力，終完成新稿。順治十年（1653年），59歲的他攜第二稿遠涉北京，在北京兩年半，走訪明遺臣、故舊，搜集明朝遺聞、遺文以及有關史實，並實地考察歷史遺跡，加以補充、修訂。書成后，署名“江左遺民”，以寄託亡國之痛，使這部嘔心瀝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國榷》作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它的史料價值為史學家們所公認。黃宗羲稱談遷寫《國榷》“按實編年，不街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 。《國榷》的可貴之處是作者的“按實”編撰，肯於“直書”，寫出了《明實錄》避而不談的事，也記錄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一些史事。

史學家羅仲輝認為，談遷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編撰《國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所以在書中大力筆伐朱棣冒嫡奪位，鼓吹`帝統必不可違，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際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候，還在糾纏朱棣是否“正出”，景帝應否讓位的問題，其思想認識與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比，顯得落後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過的實錄作了大量糾正，不僅暴露出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位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兇狠殘忍，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部分較真實的歷史記載。

書中敘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敘重複且說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由於書中對清政府頗多譴責，當時成為禁書。

談遷認為在他之前成書的諸家編年明史“訛陋膚冗”，不能起到總結明朝興衰經驗教訓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談遷的《國榷》秉筆直書，一是《國榷》初稿完成於天啟六年（1626年），此時清兵尚未入關，寫來毫無顧 及，二是再稿成書於順治前期，尚無文字獄之興，談遷以故國遺民的悲憤心情編撰國史，對建州史事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此書寫成后長期未曾刊刻，僅有傳抄本，清初曾一 度都列為禁書，所以它躲過了四庫館臣的胡刪亂改，成了獨詳萬曆以後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 以校對清修《明史》和清初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該書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國榷》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如果分段來考察，《國榷》中對於開國時期最費時間。明朝的開國史，尤其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最為難寫，問題最多。自晚明以來，朱國禎、錢謙益諸人，一直在關注這段歷史。談遷作為一個鄉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國禎、錢謙益在做這些事。當然，《明實錄》是較為全面記錄明朝歷史活動軌跡的史書，所以，談遷寫《國榷》繞不過的。歷史的真相，經常被各種利益集團無端蒙蔽，因此，要通過重讀來廓清事實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私修國史與官修國史的不同，某種程度是政治原則與歷史原則的不同。

《明實錄》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飾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難之役的粉飾。經過二次改修的《太祖實錄》，確實編進了不少朱元璋欣賞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實錄》有關燕王部分記錄，都是臨時編製出來的，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飾。這種政治粉飾，可以欺騙一時，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歷史。從這些事例中，談遷總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見。”也就是說，實錄提供的是表面事實，而缺乏內在原因的資料。或者說，實錄中不少內容都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信息，必須輔之其他材料來揭示。

《國榷》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金澤中將之概括為幾個方面：（1）遺漏重要史實；（2）過於主觀；（3）敘述錯誤；（4）記錄疏略；（5）觀點混淆。從以上的五個方面實錄考證與補充例子來看，談遷確實是下了功夫，作過考證的。《國榷》中所記事實，作為知識，經過了科學意義上的拷問，也更具有參考意義。也就是說，《國榷》突出的應該是實證精神上與參考價值上。考證顯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據是一種歷史研究。用考據解決的問題，數量不多，但成績值得高度肯定。將實錄與群書作一對比研究的人，談遷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機會閱讀《明實錄》，且作過詳細研究的人並不多。《明實錄》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動地被使用，必須重新被拷問。在這種情況下，《國榷》無疑是判斷《明實錄》真偽的最好佐證材料。

《國榷》可補明末三朝記錄不足之缺。可考的《國榷》抄本，多是關於明末天啟、崇禎、弘光三朝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來，出過不少明史，多寫到嘉隆朝，間及萬曆朝。前14朝編年史已經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禎朝、弘光朝的編年史，是談遷《國榷》特有的。1958年版《國榷》六大冊，僅晚明三朝就佔了一冊，可見內容詳細程度。特別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間，內容尤為詳盡。談遷是當時人，有自己的感性與理性視角，這部分歷史內容的選擇，自然有其獨到的史料與編纂價值。現存《崇禎長編》內容不全，《國榷》就有了獨到的價值，也特別詳細。特別是，清朝早期一段歷史，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國榷》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明實錄》有史料信息檢索功能。與《明實錄》的詳寫相比，《國榷》的特點是簡略。這是不足，也是優點。如果《國榷》與《明實錄》一樣詳細，就沒有了《國榷》的地位。詳略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的不同價值與不同的歷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實錄》材料，而又嫌實錄部頭太大、檢索不便的話，完全可以先讀一下《國榷》，然後再按圖索驥，到《明實錄》中找相應的更詳細的材料。古代中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實錄不能公開流傳。《明實錄》也一樣，長期擱置在皇宮中。晚明以後，開始流傳民間，有了多種抄本。但因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風險，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沒有正式刊本。流傳下來的，僅有多種抄本。尤其是實錄是編年體史料長編，材料按時間順序編排，沒有詳細的內容目錄，更沒有索引。所以，《明實錄》的翻檢與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簡明扼要的《國榷》是十分迫切的。當年吳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對《國榷》這部書表現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實錄》不能完全檢索化的時代，《國榷》的檢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國榷》 作者談遷，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

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為生。喜好博綜，子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啟元年（1621念）始，完成《國榷》初稿。崇禎十七年（1644年）為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幕僚，為高弘圖和張慎言所器重，薦為中書舍人、禮部司務，參與修史，但不願"以國之不幸博一官"，力辭未就。順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補《國榷》中崇禎、弘光兩朝史事。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攜稿赴京，校補釐訂《國榷》。對清初賦役制度混亂繁重，曾上書戶部，建議"立法定製"、"輕徭薄賦"。順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歸海寧。次年夏又應沈貞亨聘，去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作幕，是年冬病死於幕所。其他著述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六卷、《棗林集》十二卷、《棗林詩集》三卷、《北游錄》、《西遊錄》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論》二卷等。

《國榷》作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它的史料價值為史學家們所公認。黃宗羲稱談遷寫《國榷》“按實編年，不街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 。《國榷》的可貴之處是作者的“按實”編撰，肯於“直書”，寫出了《明實錄》避而不談的事，也記錄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一些史事。

談遷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編撰《國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所以在書中大力筆伐朱棣冒嫡奪位，鼓吹`帝統必不可違，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際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候，還在糾纏朱棣是否“正出，，景帝應杏讓位的問題，其思想認識與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比，顯得落後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過的實錄作了大量糾正，不僅暴露出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位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兇狠殘忍，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部分較真實的歷史記載。

書中敘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敘重複且說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由於書中對清政府頗多譴責，當時成為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