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

17歲中秀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史學專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東京與魯迅同隨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

宣統元年（1909年）歸國后，與魯迅同受聘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翌年改就嘉興府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后公舉為海鹽縣首任民事長，積極推行剪辮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鴉片、興辦學校等新政。旋改到省教育廳任事。

1913年為教育部起草國語注音字母方案，后受聘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員兼清史館編修。袁世凱稱帝時，辭去編修，專任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朱希祖常為《新青年》和《晨報》副刊撰稿。

191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不久兼任史學系主任，寫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及許多史論。其間積極參與推行白話文。

1920年，聯合北大六教授上書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標點，中國新式標點自此始。是年底，和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為北大接收歷史博物館殘存內閣大庫檔案1502麻袋，於研究所國學門設明清檔案整理會，擬定整理辦法，領導史學系學生整理研究。

1923年夏，應陝西督軍劉鎮華之請，入關中講學，摹拓漢唐石刻。

1926年夏，改任清華、輔仁兩大學教授。

1928年重返北大，任史學系主任，併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

1930年入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

1932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長，先後撰寫《南明之國本與政權》、《南明廣州殉國諸王考》、《中國最初經營台灣考》、《屈大均傳》、《明廣東東林黨傳》等數十篇論文，成為研究南明史的權威。

1934年受聘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同年任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教學之餘，與其子朱偰對南京古迹實地調查，寫出《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專著，為研究南京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石。

1935年、1936年任高等考試典試委員。

1938年隨校西遷，在四川7年中，先後撰成《偽楚錄輯補》、《偽齊錄校補》等書，以隱刺偽滿和汪偽政權。

1940年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不久即辭國史館職；3月，由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改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后兼任考試院公職候選人檢核委員會主任。

1944年7月因肺氣腫病發，逝於重慶。友好門生曾編印《文史雜誌》專號，介紹其生平。

朱希祖，字逷先。先世系出吳郡，后一遷歙縣，再遷婺源。清光緒九年（1879年），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1905年，考取官費，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史學。與魯迅等同受業於章太炎之門。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演講三民主義，朱希祖經常前往聽講，於是欲用明季歷史，闡揚民族大義。

1909年，學成回國，擔任嘉興第二中學教員，並宣揚革命學說。辛亥革命時，他被推為海鹽縣知事，鄉里安堵。

191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國語讀音統一會，朱希祖奉派出席。會議代表們審核音素、采定字母時眾說紛紜，久爭不決。朱希祖獨主張采古文纂籀經省之形為字母；既采其形，復符本音；凡聲母四十二，韻母十二，介母三，名為“注音字母”。代表們對此決議通過，因此，朱希祖之名動京師，國立北京大學馬上聘為預科教員，併兼清史館編纂。后因清史館總纂趙爾巽贊成袁世凱帝制，背叛民國，朱希祖遂憤而辭職。不久改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及史學系主任，講授中國史學概要、斷代史及文學史。

1919年，朱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等，（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后，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從此以後，中國史學乃得躋於科學之林，而史學名家培養漸多。

1922年5月，朱希祖主持明清檔案整理會，開設陳列室，供學者研究。他指導北大史學系同學整理，辦法是分為三步：首就檔案的形式分類，區分年代；次則編號摘由；再次者則研究、考證，並分類統計。以整理就緒者，送入陳列室，供人參觀，並在《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他編有《內閣檔案各衙門交收天啟崇禎事迹清單》。朱希祖整理檔案的辦法為後來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軍機處、內務府、清史館及刑部等檔案所採用。

1926年，朱希祖應聘為台灣清華大學及北京私立輔仁大學教授。

1928年，他仍回北大為史學系主任，兼清華大學等教授，並於是年秋髮起中國史學會於北平。

1930年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次年，日本軍人發動瀋陽事變，東北淪陷，朱希祖深痛國難嚴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發揚民族精神。

1932年，台灣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電聘朱希祖為文史研究所主任。

1934年春應聘為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兼古物委員會委員。講學之餘，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調查，撰寫調查報告書，又撰《偽齊錄輯補》、《偽楚錄輯補》及《楊么事迹考》，寓古為今用之義。

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南京中央大學奉命西遷。是年11月，朱希祖隨校到了四川重慶。會教育部擬頒布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朱希祖以為歷史學系課程，當以學習理論為主；就學理言，則目的有二：一為發現歷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會、政治、經濟為必修課外，須以考古、地史、人類、人種、言語等學為必修課，而以各種國別史為選修課，更輔以社會史、經濟史、專門史等科目；二為發現歷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會史、經濟史、哲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為選修課外，還要以人文地理學、人類學等輔之。

抗日戰爭既起，朱希祖嘗論“藉歷史以說明國家之綿延，鼓勵民族之復興”，主張政府當開館修史。

1940年2月國民政府接受朱希祖關於籌辦檔案管理總庫和國史館的提議，於重慶歌樂山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並聘請朱希祖為總幹事。3月，又簡任他為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於是，朱希祖辭去中大歷史系主任之職，並遷居歌樂山向家灣。后又因多病，遂辭史館職務，專任考試院務。並從事著作，晝夜無間，而病勢日劇。

1944年7月5日卒，年僅66歲。

朱希祖自主持北大史學系以來，即以新史學相倡導，於南朝梁氏及南明歷史，改力最久而精深。他嘗遊歷陝西、晉北、金陵、廣州以及名山大川，訪求遺文舊事，並旁通目錄、版本、校讎金石、考古等學。曾擬編刊史學叢考，公開發表。“九·一八”事變后，嘗恨民族敗類在東北、華北、南京組織偽政權，又憤於日寇沿襲金人封建張邦昌、劉豫故技，因而勾稽兩宋史料，撰《偽楚錄輯補》六卷、《偽齊錄校補》四卷、《偽齊國志長編》十六卷，揭發敵人奸謀，揭漢奸穢跡，以昭告國人，以明學以致用之旨。

朱希祖開始藏書大致始於日本求學時代，到北京執教后，更是南北奔走，東西驅馳，節衣縮食，以求善本。他的酈亭藏書在學界，享有盛名。倫哲如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朱希祖》中雲:“書坊誰不頌朱胡（因當時朱希祖留有大鬍子），軼簡孤編出毀余。勿吝千金名馬至，從知求士例求書。”詩注云：“海鹽朱逖先希祖，購書力最豪，當意者不吝值，嘗歲晚攜巨金周曆書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現。又嘗願以值付書店，俟取償於書。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圖書館以至私家，無能與君爭者。”這樣幾十年積累下來，酈亭藏書全盛時達二十五萬冊，百餘萬卷，其中不乏善本，如《山書》、《鴨江行部志》、宋版《周禮》、明鈔宋本《水經注》等，均為海內孤本。其中明鈔宋本《水經注》曾被王國維譽為《水經注》諸版本中第一，章太炎、王國維二先生先後為此書作跋，許壽裳、汪東二先生為此書題籤，後來胡適之先生也為此書寫了考證文章。也正因此書，朱希祖替自己的藏書室取名“酈亭”，並請章太炎書匾。酈亭藏書以南明史料和地方志為主，以史書、文集、奏議、乃至古本、稿本為主要收藏目標。

朱希祖喜收集古籍，於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史籍、地方志乘、抄本秘籍，無不蒐求。最初藏書是為研究晚明史收集資料，所收稗官野史資料甚富，繆荃孫所藏野史多被他收藏，尤以明代史料為多，其它稿本、抄本為數不少，因有明抄本酈道元的《水經注》，版本極珍，遂命其藏書樓為“酈亭”，章太炎為其題寫“酈亭書室”，藏書多達25萬冊，其中有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野史、南明野史、地方志乘等，嘗得明影抄本《水經注》，海內孤本康熙《海鹽縣誌》等珍貴善本。據《酈亭藏書目錄》統計，約有4000餘種，分經、史、子、集和海鹽地方史志五個部分，史部書籍最多，約2000餘種，並多有藏書題跋，有“讀書藏書家”之稱。解放后，其子朱楔將部分南明史書籍及部分宋刻本出售給北京圖書館，其他大部分則捐給了南京圖書館。藏書印有“酈亭”、“朱希祖印”、“逖先讀過”等。

他撰《汲冢書考》五卷、《戰國史年表》八卷。這兩部書實是治史的典型。他搜集古籍，尤貴地方志書，所收兩廣方誌頗多，所載南明史料尤為可貴。朱希祖以金石考古為歷史研究的輔助材料，考釋《竹書紀年》，親歷南京南朝陵墓，更喜搜集古文物，有商父乙鬲、五代錢幣、雕印佛經，四川、湖北出土的宋代鐵錢、元明清三代銀幣，高麗、安南等銅幣。

張元濟長朱希祖12歲，當朱希祖14歲時，張元濟已經進士及第；當1896年朱希祖考中秀才時，張元濟已經是名動京師、變法圖強的“新黨”。但這種年齡以及身份地位上的差別，並不妨礙他們日後成為學術上的摯友。這除了他們學術興趣相近之外，還與他們是世交有關。

張、朱兩家均為浙西望族、海鹽世家，兩家為數百年之世交。張元濟先祖張惟赤（螺浮）先生，拓展先世大白居為涉園，為自己讀書、藏書之處。涉園不僅是海鹽，而且是江南的名園，四方名士來園借書、校勘、遊園，往返唱和，張氏後人張鶴徴（雲汀）先生輯四方名士唱和為《涉園題詠》，錄有桐城張英、長洲韓菼、華亭王鴻結、濟南王士禎、德清徐倬，及同縣彭孫遹、彭孫貽、朱炎等人的詩作，這朱炎就是朱希祖的族祖，號笠亭先生，有《陶說》、《明人詩抄正、續集》、《笠亭詩集》、《詩學逮津》、《金粟逸人逸事》等書行世。

數百年來，張、朱兩家一直有交往，且多次聯姻。朱希祖的夫人張維女士就是張元濟的本家堂妹。

朱希祖師承章太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費生赴日留學，后肄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那時章太炎正東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與黃侃、錢夏、周樹人、馬裕藻、許壽裳等，共同受業於章氏，聽他講說文、音韻諸學。太炎先生自撰年譜，其宣統二年條云：“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對朱氏的史學素養給予稱讚。袁世凱想稱帝，章太炎力詆之，遭袁氏軟禁，章氏以絕食相抗。朱希祖奔走營護，對章氏可謂是情誼篤深。朱希祖治史，主張“以搜集材料、考訂事實為基礎，以探索歷史哲學、指揮人事為歸宿”，認為這是“史學主體之大用也”（註：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朱希祖任史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是國內成立最早的史學專業。它為史學的發展、史學成為近代化意義的科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趨勢》中說：“民初蔡元培長北大，初設史學系，大家都不大重視，凡學生考不上文學系的才入史學系，但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學獨立的基礎”（註：《經世日報·讀書周刊》1946年8月14日）。顧頡剛也盛讚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成績，說：“國立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比較辦得理想……北京大學一向就保持著文、史、哲三門學科特別有成績的優良傳統”（註：《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文化先鋒》第6卷16期，1947年）。

朱希祖任系主任時，十分自覺地推進史學的科學化，注重將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引入史學研究。羅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說：“北京大學史學系，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而於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註：《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為了貫徹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學系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人種學、政治學、憲法、經濟學之類視為史學的基本學科，並規定為史學系的必修課。史學史及史學原理等課也被定為必修課。這類課程有：中國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歐美史學史等。由於對原始史料的重視，他支持北京大學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建立考古學研究室，積極參與保護和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於他在北京大學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紀初在建立科學的新史學方面，還是有相當的影響的。

在北大史學系，他能夠廣攬人才，耆儒新進，皆所延聘。各種學術觀點，不分派系，兼容並收，有蔡孑民先生之風度。傅振倫回憶說，當時“通儒如陳伯弢漢章、葉浩吾瀚、陳援庵、馬書平、鄧文如之誠諸師，碩學如李大釗、陳翰笙、李璜、王桐齡、孔繁燏、李季谷諸先生，咸來講學，一時稱盛”（註：《先師朱逖先先生行誼》，《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為了推進新史學的建設，朱希祖特別重視史學理論。他聘用李大釗、何炳松同時開史學理論課程，李大釗講史學思想史和唯物史觀研究，何炳松依據美國魯濱孫的《新史學》，講授歷史研究法、歷史教學法等。何氏1923年翻譯《新史學》，朱希祖為之作《序》：“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無論哪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何先生譯了這部書，為我國史學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學各國回來的學者，多譯這種書，指導我國史學界”。朱氏這種提倡各種理論并行，大膽引進和吸收西方史學理論的做法，對我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三十年代，史學理論著作大量湧現，著者很多出自北京大學，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他還建議學校當局，就文理科高材生各考選一人，派送德國。文科留學生專攻史學方法、史學史等科目。姚從吾，即是應選而赴德國留學的。姚氏曾留德十一年（1923-1934），是著名的蒙古史、元史專家。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他也造詣很深。1940年代，曾在西南聯大開設中國史學史。當代著名史學史專家楊翼驤先生就曾親受他的指導（註：寧泊：《史學史研究的今與昔——訪楊翼驤先生》，《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朱希祖本人那時講授中國史學概論。從內容看，他講授的實際上帶有中國史學史的性質，雖然他未採用“中國史學史”的名稱。他的講義1943年在重慶由獨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國史學通論》。受朱氏影響最深的是傅振倫。傅振倫早就撰有中國史學史方面的論文多篇，著有《史通之研究》、《劉知幾年譜》等。從1929年至1937年，他在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史學系教授中國史學通論。抗戰以後入蜀，1942年在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係為學生講授史學通論。1944年，他把講義整理成書，由史學書局印行，本想取名《史學通論》，為了與老師朱希祖的書相區別，改名《中國史學概要》。此書分為十篇，分別為：史之解誼、史官建置、史學起源、史書名目、史學流別、史體得失、史學名著舉要（上、下）、史學上兩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並有附錄“編輯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榷”一文。雖寥寥八萬言，但對中國史學的許多方面，都有簡要的論列，是較早的關於中國史學史方面的專著。1947年，顧頡剛在回答蔣星煜的採訪時，談到當代史學史專家的成就，就提到了傅振倫並刻意說明“朱希祖之弟子傅振倫”（註：《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傅氏本人也承認他在史學史方面取得成就，與朱氏的教導和鼓勵有關，他曾說：“余每有專著，輒就正於先師”，“及閱《史通之研究》，推為研究劉知幾學說之津梁，論《劉知幾年譜》，曰搜集資料甚備。……《中國史學概要》，則謂能廣師說，而備述各方面”（註：傅振論：《先師朱逖先先生行誼》，《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朱希祖南下廣州去中山大學工作，任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前身是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兼文學院史學系教授。他為學生講授元、明史，並開“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每每有所駁正，引證贍博，聽之入神”（註：王興瑞：《朱先生與台灣中山大學》，《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那時的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是朱謙之。朱謙之開設西洋史學理論，也很受學生歡迎，史學系同學稱他們為“二朱”。朱傑勤是那時中山大學的學生。後來朱傑勤先生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成為專家，恐怕與朱希祖早年的影響不無關係。

1937年8月，朱希祖隨中央大學西遷入蜀。雖感懷國難，但教學不歇。時教育部擬頒布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作為資深的史學家，朱希祖提出將中國史學史定為大學史學系必修課之一。這對中國史學史的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為大學教材。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至此可以說初步建立起來了。（金氏著作，數次引用朱氏《中國史學通論》的觀點。兩書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書39年即已寫成。金氏在寫作時，大概參考了朱氏的講義稿，因那時他們都在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金氏畢業於北大，受黃侃影響至深，而黃侃與朱氏又曾同受業於章太炎，故金氏與朱氏也有一種師承關係，閱其講義或聽其講課都是可能的。）

作為章太炎的學生，朱氏既能夠繼承章氏治史精華，又能對西洋史學理論寬容地吸收；既重視歷史史實的考據，又強調歷史哲學的重要，並認識到史學以指揮人事為歸宿。這在新史學的建設中，就方法論而言，代表了一種正確的治學方向。中國史學的歷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學家及史學評論家在他們的著作中，談到了許多史學史的內容，但史學史在本世紀以前卻未形成專門學科。把它作為獨立的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進行建設是梁啟超在1926-1927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提出的。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幟，對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積極引進西洋史學理論來改造傳統史學。隨著社會的發展，他的史學思想有所變化，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對傳統史學的態度由原來的“葬魯疏闊”的否定轉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國史學史，就是這種轉變的一種表現。1922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具有中國史學史的雛形。可見，中國史學史的產生與中西史學的交匯、中國新史學建設的需要有很大關係。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鎮北京大學史學系任系主任，為史界革命的開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視中國史學研究，應該說是這些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朱希祖在中國史學史方面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他的《中國史學通論》里。該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學史學係為學生講授本國史學概論的講義。原為三篇：一中國史學之起源；二中國史學之派別；三歷史哲學。以後在其它大學講授此講義時，刪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應女婿羅香林之請，決定出版該講義，附錄論文兩篇：“太史公解”和“漢十二世著紀考”。

該著對中國史學史的貢獻，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國史學史方面最早的講義。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在大學講堂里系統講授這類內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時寫出這個講義，與那時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改革有很大關係，是建設新史學的需要，上文已談到，此不贅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響很大，民族主義情感熾烈，國學根基雄厚，對弘揚民族文化極有熱情。所以講本國史學概論自然是他樂而為之的事情。這部講義，比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過去之中國史學界”還早二三年。可見，朱氏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總結的意識在史學界是比較早的。這點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次，該著雖是講義之作，卻是作者潛心研究的心得，與陳陳相因之作有別。作者在自序中對一些不良學風提出批評，說：“近世治史學有不免鈔胥陋習者，或從中國名著顛倒抄襲，或從外國人著作中片段抄譯，乾沒其名，據為己有”，而對自己的講義則頗為自信，認為講義之作，雖“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習”（註：《中國史學通論·序》）。

第三，這部著作在內容上確有許多精到的見解。

《中國史學通論》第一篇論中國史學的起源，包括七個部分：一、史學之本誼，二、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三、再論書記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記載，五、再論追記偽托之史，六、論歷史之萌芽（上），七、論歷史之萌芽（下）。關於史之本義，朱氏引許慎、江永、吳大澄、章太炎諸說，並作了進一步解釋，說：史從又持中，又為右手，中為冊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記事者也”，所謂“記事者”，就是後世之書記官，而不是歷史官，歷史官是以後引申出來的。王國維作《釋史》篇，認為“中”為盛算之器。朱氏認為這是周制，初造字時，並無盛算之器，所以，他不採王說。

他認為，歷史之法，必為治歷明時者所創。他引《漢書·百官志》，說太史令的職掌是負責“天時星曆”，制定和頒布曆法。西周以前，沒有編年之史，西周以後，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因為太史有時間觀念，能夠發現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寫作歷史，不過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專職。漢之太史，到後漢時還專掌星曆，奏時節禁，記瑞歷災異。著作歷史，反而在蘭台東觀。蘭台東觀，本是藏書之所，所以到東漢時，並沒有歷史官專職。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晉元康初，改隸秘書，專掌史任。南朝梁、陳時，又設置史學士，至此，才出現專職的歷史官。由此，他斷言：“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至於《史通·史官篇》說的“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朱氏認為，這是把書記官誤以為歷史官了。《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曆紀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為柱下史，或云為守藏室史。柱下為藏書之地，老子實猶今圖書館長或圖書館書記耳，未嘗作歷史官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0頁）。總之，他斤斤致辨於書記官與歷史官之區別，破除了千餘年來歷史官起於黃帝之舊說，不失為一種新見解。

在論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記載時，他說，此等記載，不出追記，便出偽托，且偽托之書，多為神話，不足以當信史。

關於中國史學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國人郎伯雷希脫（Lamprecht）的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典籍給予揭示。郎伯雷希脫說：“歷史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為關切。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譜學，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英雄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朱氏贊同這一理論，認為中國史學的產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我國歷史之萌芽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9頁）。談及史學的發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論：“譜學進而為年代紀（吾國稱為編年史），英雄詩進而為紀傳”（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從原則上講，朱氏認為這一理論是正確的，但具體到中國史學上，又不完全是這樣。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是“詩最先，紀傳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對此，他進行了詳細的考辨，頗有古文家的治學風格。關於這幾種史體出現的時間及其相互關係，還可以進一步考辨，但朱氏這種試圖發現中國史學產生的規律性的研究旨趣，還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還對史學和史料進行了自覺的區分，如他說：“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譜牒政令之屬，可稱史材，未成歷史，斷非魯春秋等所可比擬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春秋以前，年代不明。雖歷人亦多爭執異同，此譜系之所以不能稱為歷史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0頁）。史學要有明確的時間、空間要素，沒有這些要素，史學不足以成立。如《尚書·堯典》篇，所載史實前後延續一百五十年，“實為本紀之權輿”，但與司馬遷的本紀相比較，《堯典》的不足在於年代不明。《尚書·皋陶謨》，純為記敘之體，“實為列傳之權輿”，但與《史記》中的列傳相比，《皋陶謨》不書皋陶為何地人，這是史學上空間的觀念尚未發達的緣故。《堯典》、《皋陶謨》繼英雄詩而起，是史學還處於幼稚時期的作品，而司馬遷的《史記》，則是在年代記（即編年體）發生之後，史學已達進步之時的作品。朱氏通過史學要素的有無顯晦，說明史學的萌芽、產生，較為清晰地展示了史學進步的脈絡。

《中國史學通論》的第二部分是“中國史學之派別”。朱氏認為，史學有兩大派別，一是記述主義，一是推理主義。上文提到史學的發端，有兩元傾向，即自然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主義都包含於記述主義史學當中，但隨著理想主義的漸次進步，即產生推理主義，於是出現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派史學的並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現《春秋》三傳。記述主義表現為《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則為《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記述與推理兩主義，其發展之難易，各不相同。中國記述主義，得以長足發展，而推理主義，自漢以後，漸次衰微。推理主義的發展，除憑藉記述主義的發展外，還必須有哲學、社會學為基礎，“於物心兩界及宇宙全體，透澈悖悟”。而我國既無系統之哲學，又無求實證之社會學，所以推理主義不能發達。

朱氏所論的記述主義和推理主義，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講的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也就是說，中國史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發達，而在歷史哲學方面發展不足。這正與歐洲人對中國史學的評價相似。事實上，中國的史學思想、歷史哲學也是相當豐富、相當發達的，不過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點，精湛深邃的史學思想往往被更為發達的歷史編纂學所掩蓋。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結論，與歐洲人一樣，都是較為膚淺的。

由於他認為中國推理主義史學不發達，故他於推理主義史學，略去不談，只論述了記述主義史學。他把中國史書分為七類：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等，並對各類史書的源流、得失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中國史書類別繁多，各代目錄學分類標準不同，所分類別也有很大差異。如《隋書·經籍志》將史書分為十三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分為十五類，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類雖不很嚴謹，各類之間不少可以相容，但也畢竟把多數史書作了歸類，並對它們的特點予以比較正確的分析。他還糾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觀點。如劉知幾對司馬遷立《秦本紀》、《項羽本紀》提出批評：“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朱氏評論說：“子玄以成敗論人，實非公論”（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4頁）。劉知幾批評司馬遷列傳雜亂，說：“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著，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朱氏說：“子玄以為傳以記人，志以記事，自是唐代俗見，昧於傳記之原。不悟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為綱以事為統兩類，以事為統，後世謂之叢傳，又稱匯傳，蓋書志之記事，重在政治，匯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準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注意實有不同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5頁）。對劉知幾輕視史表、重正統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評。朱希祖對《史通》的評論，得到以後許多史學史研究者的認同，羅香林評論說：“此書駁正《史通》數十條，均為精深之論”（註：《中國史學通論·序》）。這個評論並非溢美之詞，是能夠成立的。

關於中國史書體裁的變化，朱氏這樣論述道：“此六類之史，皆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又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時間分）、國語（以地方分）、紀傳（如禹本紀、伯夷叔齊傳，皆先《史記》，以人分）、書（如《洪範》、《呂刑》亦開《史記》八書之體，以事分），而後有《史記》、《漢書》，此由簡單而趨於複雜者也。先有《史記》《漢書》之書志匯傳，而後有各種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趨於分析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35-36頁）。這個認識符合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也揭示了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史學由簡單而複雜，標誌著史學的進步：“《史記》以前，史之各體，固已有之。司馬遷特混合各體以為一書耳。此史學進步之徵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1頁）。由混合而趨於分析，這看似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但卻是更高層次的回歸，是螺旋式的發展。此外，他還論述了現當代史的重要性，說：“史學要義，以最近者宜最詳，良以當代各事，皆由最近歷史遞嬗而來，其關係尤為密切，吾國史家，頗明斯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7頁）。他以《史記》、《漢書》及歷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風尚為例，進一步說明重視現當代史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從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國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概貌。雖然還很簡略，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

《中國史學通論》就內容看，屬於史學史的範疇，主要從史官、史書體裁的變化兩個方面闡述了史學的成立和發展。但朱氏是把它當作史學概論來看的，“史學史”的概念在他那裡（至少在這本書里）並不像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當中那麼自覺和明確。1940年代，在討論大學史學系教學大綱時，他主張設立中國史學史，同時又認為“史學史、史籍舉要，亦當用其一種，不必重設”（註：羅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說明中國史學史在他心目中，與史籍舉要還沒有本質的區別。可見，對於如何建設這門學科，他的認識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們也要認識到。

關於中國史學理論者

《中國史學通論》，重慶獨立出版社，1943年

《史館論議》（未刊）

關於史跡者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年

《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關於史料輯錄者

《偽楚錄輯補及偽齊錄校補》，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

《孫吳佚史輯校》（未刊）

關於史學考證者

史籍、氏族、地理、金石、雜考等論文八十篇，多未發表。

關於版本目錄論文八種

《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年

其他如《酈亭藏書目錄》、《酈亭藏書題跋記》、《中興館閣書目·續目》（輯佚）、《新梁書藝文志》等，多未發表。

關於戰國史論文十五篇

未發表。

關於蕭梁歷史者七十篇二十四篇

未發表。

關於唐代歷史者十篇

未發表。

關於宋代歷史者

專著三種，僅《楊幺事迹考》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關於明代歷史者七十篇

多未發表。

關於近百年歷史者九種

未發表。

關於中國文學史者十二種

多未發表。

關於小說經解者二種（自印一種）

詩文四十四篇

多未發表。

日記、隨筆三種

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