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荃孫

繆荃孫1888年任南菁書院山長。1891年掌濼源書院。1894年任南京鐘山書院山長，兼 掌常州龍城書院。1901年任江楚編譯局總纂。1902年，鐘山書院改為江南高等學堂，任學堂監督。癸卯新學制實施后，廢古江寧府學，兩江總督府擬在江寧“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1902年5月出任學堂總稽查，負責籌建江南最高學府三江師範學堂，並與徐乃昌、柳詒徵等七教席赴東洋考察學務，學堂遂仿日本東京大學，在南京國子監舊址築校，以後更名兩江師範及復建南京高師，為南京大學近代校史之開端。1907年受聘籌建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出任總辦。1909年受聘創辦北京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任正監督。1914年任清史總纂。1919年12月22日在上海逝世。

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藝風堂文集》等。

繆荃孫出身於官宦家庭，生而聰穎，幼承家學，11歲已繆荃孫用印

讀完儒家五經。清咸豐庚申十年九月（1860年9月）太平軍占江陰，侍繼母渡江避居淮安，就讀於麗正書院，從院長丁儉卿學習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后舉家遷居成都，時年已21歲，從陽湖湯彥成研究文史，考訂文字。清同治元年（1867年）應四川鄉試中舉，因非川籍人，未授名。后充總督吳棠，川東道姚彥士幕僚，遍歷川東北各地，搜拓石刻。張之洞任四川省學政，曾執贄門下，為撰寫《書目答問》4卷。

清光緒丙子（1876年）考中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清史館總纂，並歷主南菁、濼源、龍城、鐘山等書院講席，創辦過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他學識淵博，交流廣闊，著述繁富，尤於金石碑帖、版本目錄之學鑽研特深，熟嫻文史掌故，在學術界名滿天下。在清末民初，他與王壬秋、張季直、趙爾巽齊名，譽稱四大才子。

清廷開館修史，繆荃孫任國史院總纂，由於父母親（指繼母）的相繼去世，繆荃孫二度告假回家營葬，后因與徐桐不協，遂辭去史職被張之洞召之武漢修《湖北通志》，並被聘為南京鐘山書院院長，搶救古籍，成績斐然。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割地賠款，霸佔中國，受張之洞之召赴武漢討論時局，為推行洋務、改革教育，親自赴日本考察。歸國后，親自參與商定課程，編寫課本，採取中西之學兼重，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908年，張之洞負責學部，力請繆荃孫為京師圖書館館長，清帝特召他進京，一手創辦成京師圖書館。

東渡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后，主持創辦我國南北兩大圖書館——江南圖書館（現南京圖書館）、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后因創辦江南圖書館的需要，奔波於江蘇、浙江的藏書家之間，搶救了一批即將流入日本的藏書善本，從而保存了數萬冊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及藝術價值的藏書，使江南圖書館的館藏名列全國之首。時江南藏書家有常熟瞿氏、歸安陸氏、錢塘丁氏，號稱江南三大家，陸心源藏書被日本購去后，國人痛惜。而丁氏藏書亦中落。他擔心丁氏藏書重蹈陸心源藏書的覆轍，遂以7萬元購“善本書室”、“八千卷樓”的藏書，補充江南圖書館。1910年，奉調去北京，任京師圖書館正監督職務，以城北積水潭廣化寺為藏書樓，親自清理秘閣藏書，分類清理內閣大庫珍本，內閣大庫中檢出元明舊帙和南宋所藏古籍，輯刻《宋元本留真譜》，於牒文、碑板、序跋等加以著錄。編纂成《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8卷，《各省志書目》4卷。同時，廣購古籍，輯刻京師藏書目錄。對我國近代公共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的建設有卓著貢獻。

1912年後，他移居上海，繼續從事目錄學研究，先後撰有《藝風堂藏書記》、《清學部圖書館善本目錄》、《清學部圖書館方誌目》、《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南北朝名臣年表》等。私人藏書極富，先後購藏600餘種善本，書籍10餘萬卷，藏書處名“藝風堂”、“聯珠樓”、“對雨樓”、“雲自在龕”等。作有《藝風堂藏書記緣起》、《藝風堂藏書記》、《續記》、《再續記》等藏書目錄和藏書題跋。金石收藏11 000餘種，藏書18 800餘種。藏書印主要有“雲輪閣”、“藝風過眼”、“藝風堂藏書”、“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以七品官歸田”、“雲自在龕”、“江陰繆荃孫藏書處”等數十枚。匯刻有《雲自在龕叢書》5集19種，《對雨樓叢書》5卷，《藕香零拾》38種；《煙畫東堂小品》12種等。所藏書在其逝世后，因家道日漸中落，其子繆祿保先後售於上海古書流通處，其中金石拓片約1萬餘件售於燕京大學。

辛亥革命爆發后，繆荃孫辭歸南返，寓居上海，被特聘為清史總裁，草擬全史凡例，並負責《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土司》、《明遺臣》七傳 的編寫工作。江陰續修縣誌，繆親定大綱，分人編寫，自己總其大成，歷時數載，脫稿完工，不久便在上海寓所去世，故《江陰縣續志》為其驚世絕筆刊印后，成為一代名志。《吳中先賢譜》 蘇 文 編繪

綜合繆荃孫的一生，其學問與藝術造詣是多方面的，如在歷史學、方誌學、目錄學、金石考據、金石鑒賞、教育、圖書館學等方面著作等身；另一方面，在書法藝術上亦有著不同尋常的貢獻。他節衣縮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金石拓片、古帖善本、古玩字畫一萬二千多件（幅），為後人研究清末民初書法藝術的昌盛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為中國近代書法事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巨大作用。

可以這樣說，與繆荃孫同時代及晚於他出生的眾多學人、書法家、金石家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他恩澤（康有為語）。這是因為，一方面繆荃孫學識淵博，又接受過新思潮的影響，這主要在他的遍覽家藏10萬捲圖書，去日本考察教育，給民初的教育帶來了國外的最新動態；另一方面，繆荃孫所收藏的數千種金石拓片及碑帖均是歷代名跡，且親自過目編輯整理成冊，不但自己研習探求，且樂於借給他人學習。同時代的書家、篆刻家或多或少都在繆處讀到過名跡拓本，稍後於繆荃孫的柳詒徵、吳昌碩、胡適、劉海粟、徐悲鴻、胡小石、呂鳳子等均到過繆的府上，這些學生中，最後都從事過教育，培養了許多學生，無意間，又把繆荃孫的學術思想、治學態度、書法藝術、碑拓版本傳給了他們的學生，這是較為可喜的。

繆荃孫是在書法、金石諸方面有較高造詣的學者型書家。雖然他在當時的書名曾被其他成就所湮沒，但我們今天從他的書作中不難看出，他的書法是較注重帖學的，帖的圓勁遒美隨處可見。同時他也是一位重碑學的領袖式人物。但繆荃孫起初的書法仍沿襲明人恬俗的“台閣體”，只是在中晚年期間才在碑學的洪流下逐漸遺棄恬俗媚態的明人氣息。

他的書法藝術的成功，既為同時代的書家康有為、梁啟超、楊守敬、沈曾植等北魏倡導者助了一臂之力，又為稍後的羅振玉、胡小石、黃牧甫、徐悲鴻、呂鳳子、陳中凡、柳詒徵、吳昌碩等書家、學者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繆荃孫書風的最大得益是博覽群書。博覽群書是每一位有成就的藝術家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繆荃孫也不例外。他自小就十分喜愛讀書，青年時代曾赴京應試，遇書輒購，中進士后，搜訪異本，典衣購取，利用一切機會廣收博集以充家藏，經過三十多年的遍訪搜集，共收藏孤本、異本計十萬餘卷。1896年至1901年，張之洞聘繆荃孫主持江蘇江寧鐘山書院，當時南京為東南大都會，學者聚集，“故家藏庋，時時散出，蘇滬密邇，估客奔輳，所收舊籍、金石、書畫乃益富”。

繆荃孫在《藝風堂友明書札》中，記錄了他同時代的知名學者如汪鳴鑾、葉衍蘭、沈曾植、張之洞、梁鼎芬、葉德輝、王光廉、羅振玉等一百多人，都曾為繆代購、代抄或贈送過典籍。他在研讀過程中還寫讀書筆記，去偽存真。繆荃孫的藏書在於利有，多是先為校刊，在從事這項學術活動中，他與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書法家、篆刻家交往甚密，進而形成互借藏書，交流治學心得的風氣。在頻繁的交往中，許多學者十分崇敬他的學問，更敬佩他的人品。博覽群書為繆荃孫書法藝術風格的逐步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同時代學者、書家、收藏家的交往是他書法藝術風格趨於成熟的關鍵。繆荃孫與趙爾巽、張季直、王壬秋被譽為清末民初四大才子。繆荃孫不僅在學術上享譽天下，且廣搜天下名跡石刻拓片，整理探求並加以研究，從而使他的書法藝術逐步走向成熟。

他在書法藝術上的啟蒙，首先應歸功於四川學政張之洞。從同治六年（1867年）在四川應試中舉后被張之洞召之門下為其編纂《書目答問》起，繆荃孫覽遍張府所收藏的金石拓片及宋、元、明歷代大家真跡，這一時期，繆的書法由明人恬俗的“台閣體”逐漸形成了自己清瞿、脫俗、勁爽的書法風格。除此之外，繆荃孫與康有為、梁啟超、李瑞清、楊守敬、柳詒徵、張騫、洪鈞、吳大澄、沈曾植、吳昌碩、黃牧甫、陸寶忠、梁鼎芬、汪洵等學者、書家、篆刻家的書信來往及日常酬唱中，有機會覽閱了上至先秦下及明末的先賢遺跡，一種文人特有的書卷氣息和流美不自覺地泄溢到繆荃孫的書法藝術中，一時間，使原來並沒有多大書名的繆荃孫書跡搶手起來，諸多名人學士都為能得到他的一紙手書而備感榮耀。在繆 荃孫與諸多學者的信札交往中，有不少人都談到碑學與金石拓片及書法等方面的內容。這裡選錄幾則：

洪鈞在給繆荃孫的手書中說：“前日趨訪，未值為悵，近日計當臨池染翰，書折有現成者，乞賜數開為禱……”

吳大澄在給繆荃孫的信札中這樣寫道：“十八訪碑后，翌日即宿古寺中，看山讀書，萬籟俱寂，碑目鈔畢奉繳，內《夾江碧雲亭記》下注拓本二字，是否原石已毀，僅見拓本，或尚未訪得耶……”

王懿榮在給繆荃孫的信中說：“……《膽巴碑》墨本的真，跋已擬就，稍精壯時即書上，不至遲誤。命題趙書《膽巴碑》，題就敬繳，袝並納上，門生久病初愈，體氣未復，書不能工，請費君閱后裁去，始覺乾淨。敬叩節喜，夫子大人。門人懿榮叩上。”

晚清篆刻家黃牧甫（1849—1908）在自己的記述中宋記道：“……在澄江藝風堂處覽盡宋、元、明眾多彝鼎、權量、鏡銘、磚瓦、古陶及周魏諸刻石拓片，及其意趣，實乃受益，助吾印學……”

張之洞在給繆荃孫的信札中這樣寫道：“……昨為王崇庵書賞扇百有二十柄，禮扇小楷，每柄一千，費心感感，復請叔然三啊姻大人刻安，之洞再拜。”

由此可見，繆荃孫書法藝術的形成與其和當時名流的交往是分不開的。

遍覽名碑，廣搜金石拓片使他的書法風格逐漸趨於成熟。繆荃孫學問淵博，尤精於金石碑帖之學，為近代書法藝術的空前繁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金石文字的收藏在我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至清末歷傳不衰，如錢大昕、孫星衍、趙之謙、吳大澄等均是收藏金石拓本的大家，而繆荃孫的收藏之富前所未有。光緒三年（1877年）繆荃孫在蘇州碑版拓本4大箱，光緒二十二年又得金石拓本三千六百多種。《藝風堂收藏金石目序》中曾記載：有幾次他在由川入京會試途中，“每逢陰崖古洞，破廟古城，懷筆舔墨，詳悉記錄，或手自椎拓，雖及危險之境，甘之如飴”。

當他供職京師時，一方面儘力收購，另一方面又派人到順天、易州、宣化、定州等處拓碑，去其重複、破損、模糊者、偽造像墓誌者、無年月可考者共約一萬八百餘種，他親自一一過目，一一考證研究，歷時三年多始編成《藝風堂收藏金石目》，其內容包括題名及數量、撰寫人、書體、碑額、刻時、所在地、按語或考訂，後來在這本目錄的基礎上，又編撰了《江蘇金石志》24卷，著錄詳盡，錄諸家題跋較有特色。繆荃孫在數十年的時間內，收藏並親自過目的金石拓片逾兩萬，這些金石拓片的數量是任何一朝代、任何一位學者、書家所不能看到的。正是由於繆荃孫對金石文字、名跡碑拓的遍訪與探求，那種勤奮、執著、頑強、持之以恆的學習態度是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的，也正是因為這樣，才使繆荃孫的書法藝術逐漸走向成熟。

淡泊寧靜的生活為繆荃孫書藝風格的形成起了水到渠成的作用。繆荃孫淵博的知識，儒雅的風度，在學界有著較高的盛名，他禮待四方學士，與人為善，交遊廣闊，但對於名利他卻淡泊處之。他 從39歲（光緒八年）起到75歲（民國8年）去世的長達37年的時間裡，所刻書目達一百多種，此期間他主要在京師、川中、廣東、湖北等地活動，由於在京師生活的不如意，就投奔他的恩師張之洞，這段生活在繆自訂的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精室三間，加廊回合，北望鐘山，植梧桐、楊柳、海棠、芙蓉、梅、桂、松數十株，屋后叢竹數百竿，一方池有芙渠焉，消夏坐卧至此景為閑適……”好一派劉子驥式的隱士風風，在這樣安靜、閑適、清雅的迴廊水榭之間讀書、校碑、品茶、賞帖，確能養性怡情，這是文人學士在事業、生活、仕途上遇到挫折時最嚮往的場所，繆荃孫在這樣的環境中百憂皆忘，潛心臨池，廣交翰友，使他的書法日有長進。

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的15年時間裡，繆荃孫是在六朝古都南京度過的。這一時期，他生活閑適，事業有成，與同好廣泛交遊，又受到朝廷重臣青睞，可謂春風得意。這段時間是他事業上的頂峰，不僅是他在工作、學習、收藏上的黃金季節，也是他書法藝術成熟的季節，這時的刻書《雲自在龕叢書》、《藕香零拾》、《對雨樓叢書》、《煙畫東堂小品》等問世，為他的晚年生活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他15年的刻書生涯以及其淡於名利、勤於學問的心態為他的書法藝術進一步日趨成熟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

第一階段：同治二年至十三年（1863年—1874年）。

第二階段：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三年（1875年—1904年）。

第三階段：光緒三十一年至民國8年（1905年—1919年）。

自1863年至20歲的繆荃孫第一部詩集刊行，到1874年的11年間，他先到成都從湯秋史研究文史，開始研究考訂之學，24歲應試獲舉，25歲進京參加會試，27歲再次進京參加翌年的會試而名落孫山，由於科場的挫折，他曾一度消沉。這一時期，他的書法較為保守地承襲了明朝書風（即帖學盛行期），在字法晉唐的基礎上融合董其昌的筆法，此後由於帖學的時尚發生了變化，館閣體成了一時的時尚，“館閣體”的形成雖不及於書法藝術的本質，但人有學字的一般意義，它字法工穩、勻稱，得到朝廷的一致喜愛，折射出宮廷的審美時尚。館閣體程式成熟后，有藝術敏悟力的書法家逐漸意識到必須改弦易轍，至少不能在萎弱的抄書體道路上再自我陶醉了。此期間，繆荃孫的書法較為工穩，並沒有多大特色，但日日臨池成了他消遣餘暇的最好辦法，臨習最多的要數“二王”及米芾，至今，我們還可以從他晚年的作品中得到證明。

自1875年在張之沿門下一直到1904年創辦江南圖書館前夕的近三十年時間內，繆荃孫從一位無名的刻書、校工書一躍而成為大學者、收藏家、鑒賞家，這一時期，他讀書萬卷，廣搜博覽，潛心研習，吟詩交遊，使他的書法藝術出現了質的飛躍，書法由先時的恬俗逐漸形成爽勁、清峻的風格，他遍臨自唐宋至元明歷代名帖及金石碑拓，從漢代的磚文到唐代的寫經，自宋代的刻石至明代的狂草他，都系統地研習過，且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筆記，這對於他的書法藝術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康有為的“尊碑論”和與同時代書法、金石家的詩文信札來往也使繆荃孫能夠從別人的研究成果與書體承襲中得到較大啟發，從而使他能把握住書法藝術的主流，脫去明人的弊俗，走向成熟的彼岸。

自1905年至1919年14年時間內，繆荃孫的書法藝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書風清瞿、老辣、渾然天成。我們不妨從他晚年的一幅書作中作一敘述：

此幅為自作詩書作（見右圖）：“獨愛清寒境，來折淡盪人，凄涼 今日事，醞釀古時春，荊棘猶悲晉，文詞陋美新，四翁三百歲，行樂及芳辰，華表歸來鶴，如逢古道人，老梅三徑繞，修竹四時春，歲月真虛度，江山已漸漸，小詩誰點筆，我欲訪潘辰。”此作可謂人品、詩品、書品俱佳，筆法起收肯定潔凈，行運灑脫無礙，瘦不露骨，肥不漲墨，轉折精到，駐發含蘊，故能早暢而不露，清峻而不薄，全幅行草正文五行，落款“荃孫呈草”四字另起。由於作者深得書道妙旨，故雖信筆寫來，卻行距疏朗，布白勻整，字無雷同，變化有致，如“春’字有二，形雖同但前大后小，前略草后稍工，節奏時而婉暢，時而奔放。“樂及”二字相呼應，“辰”頓筆截住，故幅式雖小，字數雖少，卻有“導之即泉注，頓之則山安”的情致，十分耐人尋味。這幅書的用墨枯潤相間，濃淡得宜，恰切地表現了作者晚年揮毫運腕時的心跡，也體現了清末民初書壇的大致境況，整幅書作能在自然中顯得灑脫，脫俗之後富有才情和詩意表達的閒情逸緻相映成熟。

自編有《藝風堂藏書記》、《續記》、《再續記》，輯校過明徐勃（字惟起，明代藏書家）《紅雨樓題跋》、清錢曾《讀書敏求記》、黃丕烈《堯圃藏書題識》，並為江南（今南京）和京師（今北京）圖書館編製書目，自己輯刻有《雲自在龕叢書》、《對雨樓叢書》、《藕香零拾》、《煙畫東堂小品》等。除此之外，他還編過方誌、目錄，曾任幾個省志和縣誌的總纂或纂修；他收藏的金石碑帖、拓本有上萬種，且編有《藝風堂藏金石文字》18卷，《金石分地編》24卷，擬補王昶《金石萃編》而未成。他承襲乾嘉學派以漢學為歸，有《藝風堂文集》等多種詩文集傳世。

《書目答問》光緒二年刊成，署張之洞，實繆荃蓀代撰。見《藝風堂自訂年譜》。柳詒徵是繆荃孫弟子，他說：“文襄之書，故繆藝風師代撰。”（《書目答問補正·序》）。范希曾也說：“張氏《書目答問》，出繆筱珊先生之手。”（《書目答問補正·跋》）

2009年9月9日，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建館100周年紀念日。國家圖書館原名北京圖書館，前身是建於清代的京師圖書館。20世紀初，在變法圖強和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有識之士力奏清政府建立西式的文化設施，興辦圖書館和學堂。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興建京師圖書館，四品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首任監督，館舍設在北京什剎海后海北岸廣化寺。

清政府批准興建京師圖書館，直到清帝遜位之日，京師圖書館始終沒有正式接待過讀者。辛亥革命后，京師圖書館由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並將其改名為國立京師圖書館，於1912年8月27日開館接待讀者。1917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移到方家衚衕（原國子監南學舊址），1928年7月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舍遷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園西岸的文津街館舍落成（現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佔地面積76畝，建築外觀是華麗的中國傳統宮殿式結構，內部設施則全部為當時最先進的西式設備，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3月6日國立北平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年6月12日更名為北京圖書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國家圖書館。隨著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社會公眾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長，文津街館舍雖幾經擴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3月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提議並批准興建北京圖書館新館，館址設在北京西郊白石橋，1987年落成；1998年12月12日經國務院批准，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2000年國家圖書館新館二期開始使用，為讀者提供了更為完善的服務。

在國家圖書館建館100周年之際，不由得使人想起國立京師圖書館的創辦人繆荃孫先生。繆荃孫（1844年—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中國近代藏書家、校勘家、教育家、目錄學家、史學家、方誌學家、金石家，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先驅者之一。他是清光緒年間進士，幼承家學，11歲修畢五經，麗正書院肄業，習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24歲應四川鄉試中舉。1876年，他33歲時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此後事編撰校勘十餘年。1888年任南菁書院山長，1891年掌濼源書院，1894年任南京鐘山書院山長兼掌常州龍城書院。

作為京師圖書館的首任館長，繆荃孫立章建制，他秉承“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的精神，堅持“藏書為著述”的理念，使京師圖書館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閃耀出獨特的光芒。他還多次避免珍貴典籍外流之厄運，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厥功甚偉，同時還表現出了對國際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視。他組織館藏敦煌寫經赴維也納參加為奧國皇帝八旬大壽舉辦的實業手藝博物館展覽，積極宣傳中華典籍。從繆荃孫開始，中國古代“藏書樓”逐漸轉型為“近代圖書館”，繆荃孫被譽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之父”。

繆荃孫重視對古籍的分類清理，內閣大庫檢出元、明舊帙，其中宋本猶為珍貴，宋時由臨安秘閣所收，一鱗片甲有自來藏書家所未睹者，集刻為宋、元本留真譜、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他酷愛金石，所編收藏目錄凡11800餘種，藏本之富，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他自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所校刻古書，詳述原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其著述有《藝風堂文集》和《續集》各8卷、《辛壬稿》3卷、《乙丁稿》5卷、《金石目》18卷、《讀書記》4卷、《藏書記》8卷、《續藏書記》8卷、《遼文存》6卷、《續國朝碑傳集》86卷、《常州詞錄》21卷，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年譜各1卷。所編刻叢書有《雲自在龕叢書》5集共19種、《對雨樓叢書》5卷、《藕香零拾》38種、《煙畫東堂小品》12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