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沈曾植是浙江嘉興人。其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歲時，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沈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遂立“修身、治國、平大下”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

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他也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釗；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沈曾植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並治，尤得力於“二爨”，體勢飛動朴茂，純以神行。個性強烈，為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銹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李志敏、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

一生藏書頗富，先後積書達30萬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種，方誌和鄉邦文獻百餘種，康熙、乾隆刻本為最富，有藏書處有“海日樓”、“全拙庵”、“護德瓶齋”等，編撰有《海日樓藏書目》1冊抄本，著錄古籍書1 000餘種，多題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書畫亦為大家，編有《海日樓題跋》，記載其收藏宋拓本20餘種，如著名的《淳化閣帖》、二王書法等。

書畫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劉墉等名家之作。與當時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繆荃孫、張鈞衡等往來甚密。所藏之書，在其去世后，於抗日戰爭期間，其養子沈慈護以20萬元售於陳群，一部分由沈慈護、媳勞善文於1957年捐獻給嘉興圖書館。藏書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遜齋居士”、“寐翁”、“蹱息軒印”、“海日樓”、“知一念即無量劫”、“象蓮花未開型”等。

沈曾植在《定廬集序》中稱：“少孤，獨學天友。所由粗識為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否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為尤親。”稍長研究史學掌故，潛心於律法與輿地，李慈銘的評價是：“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見《越縵堂日記》)他在鄉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為翁同和所激賞，視為通人。1880年(光緒六年)，他考中進士，供職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為律家第一。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

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此事後來廣為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關輿地之學佔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秘史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餘部。

在北京任上，與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與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楊守敬、汪康年、梁啟超、盛伯熙、黃仲強、徐世昌、王鵬運、袁世凱、’梁鼎芬、鄒代鈞等。四十歲后，深究梵學，會通儒佛。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清史稿》稱：“曾植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此說略顯簡單，其門生王國維曾有過較為客觀的總結，茲迻錄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后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歷代儒家學者都有參與政治，發揮其作用的傳統，孔子周遊列國，亦只發揮教育家的作用，且何況後來者。因為相對於政治權力遊戲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純凈的，又是相對軟弱的。難怪胡適要將“儒”的語源考定為“柔”，這是發人深省的。就本文傳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於樸素平淡，他不想藉助於非凡的、虛飾的、激烈的行為來突出自己的形象。他獲得了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人的尊崇，就在於他身上所發現出的超人的力量、堅強的毅力以及儒家學者所慣有的內聖外王精神。

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變法后，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於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隻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篤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潛於古今嬗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

“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沈曾植為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在重歷史淵源關係方面，於下面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羅叔祖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鱗》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嶽北嶽二靈廟碑》之苗裔。一一《張黑女墓誌跋》

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印，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宏激昂，鋒距出《梁鴿》，而益飾以文，構法於《洛神》不異也。一一《張猛龍碑跋》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刁志》近大王，《張碑》小王，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征《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製，古今嬗變，胥在於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方面，亦多具創見。如在《王珣貼跋》中認為“《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指出南北書法有相同之處，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韻風氣更甚些，此說頗合史實。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認為“松江《急就》決為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此說體現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又如他在《多寶塔碑跋為謝復園題》中認為“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筆訣，困法河南，所調厭家雞欣野資者耶？然如此砷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總也。此拓梢絕，於用筆勁媚處，點畫紫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後禿木者可比。”此跋極精到，非有書法家之義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書寫狀況，處於同一境界，神與之游，發而為論則無隔閡。沈曾植在這方面要比康有為高明許多，宋代蘇東坡成自豪地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此話若移作沈曾植的話，也是非常貼切的。

沈曾植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勢，如在《蔡氏分法即鍾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又如在《論行楷隸篆通變》中認為：“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這就是他獨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觀，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屬於新理妙發。二是重形，如他認為“逸少學鍾書，最勝處可證得於勢巧形密。”又如他認為“《入山帖》瘦質處可證《化度》，可通草書《千文》。”又如他對衛恆《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其晚年書法風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筆，他對衛恆《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於用筆的提按起伏、藏鋒油穎體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蔡邕亡隸以波發，觀照他晚年作品中翻騰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他還認為鍾繇用筆最曲，王獻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鍾繇的曲對他晚年書風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這與他為學雅尚險奧，清言見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書法以佔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頫是以古為新的成功實踐者。沈曾植在給門生謝鳳孫的信中曾指出：“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渙何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較起來，還是很有特點。米、趙、董復古以正統自勉，非二王不學，以取晉葯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卧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佣者，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沈曾植的書法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沈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為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后始意寫字。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為大家。”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沈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據沈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據沈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后，重入都門時。

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又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於沈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運算元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運算元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沈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雲“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見《憶沈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迹。

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著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又見為予外舅沈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為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見《憶沈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實上，沈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沈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迹，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並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從中可以透出兩個消息： —中沈曾植借米芾書鳳來達到“意態縱橫”的目的，他推崇黃小仲的“始艮終乾”之說從中得到了驗證；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實現“備魏取晉”理想的絕妙高招。因為他一生的學術與人生總旨皆的魏晉風骨上。正是他從米芾那裡悟到了“八面出鋒”的用筆方法，並將米氏刷字轉化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見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這才是他書法的奧秘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書法，包世臣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筆的提按方面，而張裕釗與吳讓之的影響反而不怎麼顯著。羅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國維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贗安吳，詆毀趙之謙一事”，可與佐證。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卷二中記載：“冒鶴老嘗遇寐老曰：君筆誠奇縱矣，然不過以方筆為包安吳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為外人道。”此又一佐證。王國維有詩讚沈曾植的書法是“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作為同時代的大學者，此話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尋找表達“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備復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異態”而著稱的黃通周與倪元潞作為師法的對象。黃潛在《花隨人聖童摭憶》中也指出了這一點。他還經常臨習一些冷僻的碑版，這與康有為《廣藝舟雙揖》中的觀點如出一轍。他常自稱“書學深而書功淺”，晚年遍臨諸碑帖算對“書功淺”的彌補。實際上，他到最後還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涌動著藝術的激情。沈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併一氣讀。”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抑或是他自認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於詩書之家，學識廣博，為晚清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學識淵博，精音律史地，詩文書畫。其書初師包世臣，后工章草，參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評其書法：“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七律》行書作品有“極繽紛離披之美”，在書壇上佔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書擅各體，尤以草書為佳。初學包世臣，復取法於鄧石如，晚年轉宗明末著名書法家黃道周、倪元璐，因而其書風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其書多用方筆，風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評其書曰：“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

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沈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沈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稜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典型：作為遺老，沈寐叟深深重視清代碑學所具有的價值，他不可能跨越這個歷史的規定。但作為藝術家，他又具備本能的開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尋求在規定下的發展空隙，從一個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風格夾縫中走了出來。在一時間，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風成為民初書壇的一面大旗。

沈寐叟以方勝，吳缶廬以圓勝；沈寐叟意在生辣，吳缶廬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見大、以局部見整體；吳缶廬則從大見小、從整體到局部。兩位大家可以標誌著民初書壇上的兩種不同路數，當然是同樣有高度的路數。

"昔年書法傳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間。滿地殘陽看絕筆，落花如雪淚如環。"此余師兄王君蘧常題其師沈寐叟墨跡之絕句詩也。王君十餘歲由其父甲榮攜往請業，寐叟未及與之論學術，簡述書法奧訣告之，君晚歲題其真跡，為詩如此，余手錄之，今稿不復存，尚能背誦不誤。

書法一道，非限於書法而為書法也，必與其人之學問德業、事功成就、時代特徵，息息相關。尤於書法本身，窮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創新面，然可以前無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為"三百年來第一人"也。

寐叟入仕途於晚清中光緒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貢士，出余舅祖翁瓶廬相國同和門下，殿試第三甲第97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欽用主事，觀政刊部，自是始與賢士大夫交遊，名揚海內矣。寐叟生值清季，覓見歷代古物及新發現之文獻珍品，以其乾嘉治學之法治之，於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於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為一冶。與羅振玉、王國維諸先生論學開一世之新風，而羅、王包羅之廣猶不能及寐叟，寐叟於學術外尤擅書法繪畫，此皆羅、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論並世學人，或與太炎章先生並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學趨向，一以清中葉為歸，結一代之局則有餘，若雲創新，則遜寐叟一籌矣。

寐叟一生，政事學術，出入綦忙，懶於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箋證》，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華書局排印出版，其他書名繁多，或數頁而止，短書雜札，往往書於帳冊之背或雜紙之上，雖標明為書，實不過未經整理排比之讀筆記、簡端評識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護處，按《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這例編次之，顏日《海日樓札叢》者是也，雖此屬畸零彙輯之書，未足見寐叟學術之廣博弘大，然未嘗不可窺豹一斑也。

書法一道，既匯眾長於一，寐叟少年時得啟迪於張裕釗，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寫經，無所不取、無所不舍。寐叟所處之時代，玉人士稱寐叟第子王蘧常為當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數倍之寐叟，奚待戔戔之贅言乎？

今嘉興市政府就所見收藏寐叟墨跡，選其精品，刊以淑世，甚盛事也，爰書其始末如此。

沈曾植，同治癸酉科順天鄉試第22名，會試24名，殿試三甲97名，用刑部主事，當年光緒6年庚辰科（1880年）會試首題是：“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出自《論語·為政篇》，沈氏的破題是：“有深會聖言者，如愚所以不愚也。”，承題是：“蓋其會聖言也不深，則其發聖言也必淺，即其私而退省之，不愚者不誠賴如愚哉？”起講茲略，然後是代入孔子語氣之起二比：“高堅前後之程，吾與回言無不盡，顧何以言所以，言所已及，回與相近，言所未伸，回並不與，……言動視聽之則，吾與回言且無餘，顧何以言之偶傳，質疑有待言之時，示偏覺索解無聞……”然後是出題：“如是焉而言已終日也，噫，愚矣，愚於進安，必其不愚於退也，而吾且省之。”然後是二小比：“燕私之地，不假提撕，體諸心有驗諸身，而亦前亦趨欲從者其志；啟發之機，不關憤悱，積乎中以形乎外，而無施無伐不惰者其神。”隨後“蓋違而發者恆情也”是一句過接，然後是中二比：“夫孰知不違而亦發也，……；夫孰知不違亦足以發也，……。”后二大比：“而後知回之明悟獨深也，……；而後知回之涵養獨粹也，……。”最後以簡明扼要的兩句收結：“回愚乎，回不愚乎？”

第二題是∶“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題出自《中庸》，沈的破題是：“效有極於四方天下者，柔懷所以治外也。”緊隨承題：“夫四方歸之，天下畏之，豈非有國者所欲得諸天下者哉，柔焉懷焉，其效斯在。”然後起講：“且王者體天出治，昭其德者，雲瞻日就；服其令者，雷厲風行，……”（以下代入口氣）“臣請進子來而言柔懷，今夫有分土者無分民，故王澤之隆，不遺遠者，定一尊者大一統，故風同之盛首戢強侯，請以四方天下觀。”然後起二比：“謂盛朝不尚招攜，何以戎狄蠻閩職方懷方隸其數；謂王者不矜控制，何以山川種族四荒四極紀其名……謂強藩之悍戾難馴，何以弓矢戎兵神武昭，而天下之材能盡戢，謂封建之事權易散，何以躬桓蒲糓朝儀肅，而天下之意氣皆平，……”以下略。

第三題是“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即所謂知人論世，出自《孟子·萬章下》。沈曾植破題為∶“論人者必論世，不徒誦讀也已。”承題略，起講首言：“嘗思閱世生人，閱人成世，此古今之人所由判也……。”然後起二比：“琴夢有不言之隱，上觀千古，下觀千古，音塵隔者神理自通，善不限於方隅，善何容限於人代也。……；丹青有不實之文，十世可知，百世可知，際會絕者心源自接，並我生者，其人不可輕，先我生者，其人猶可愛也……。”此比有欲與古人心靈相通意，今日讀之亦“猶可愛也”。然後是二小比：“且夫詩言志，書言緒，百世上所以待白後來也；與古居，與古稽，百世下所以仰承先哲也，……”接著是中二大比：“從風流息寂以還，時而置論曰∶……自來載籍流傳，誤於蔑古者半，誤於論古者亦半，古人本不習後世之陳言，論古人者，獨奈何繩以後世之苛論也，惟衡其世，以為誦讀之資，……從簡斷編殘之後，時而出論曰∶我頌詩能式古訓，我讀書能證古文，臆見相參而莫知其覯，……從來文辭隱互，好為墨守者非，好為論正者亦非，古人本不習後世之文章，論古人者，獨奈何律以後世之體制也；惟標其世，以總詩書之紀，……。”然後是后二比：“旁行斜上，後人半紊其文，苟一經識者推求，尚可得知人微意；系月編年，史冊信存其法，苟併入經生講習，當倍深思古幽情。”最後是收結：“尚友者之論如是。”由此文可見一種歷史觀，這種知人論世，以歷史的同情和理解去看待歷史的眼光也正是我們今日所急需。

沈曾植在晚清先後任職刑部貴州司員外郎、刑部江蘇司郎中等，在刑部工作約18年，研究古今法律甚有心得。在兩湖書院也曾任教。后擔任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安徽布政使等官職，曾東渡日本考察制度文物。沈曾植以學人而出任地方官員，卓有政績，但沈曾植自覺性情疏放，與官場作風不合，於是請求辭官，隱棲上海。在上海，他與王國維結識，王國維向他請教音韻學。沈曾植後來參與了“辮子大帥”張勳的復辟，被封學部尚書。復辟失敗，閑居上海。他的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前來問學。俄國哲學卡伊薩林經辜鴻銘介紹來見沈曾植，見面后，結果寫下一篇《中國大儒沈子培》，感嘆沈曾植是“中國文化之典型”、“中國之完人”。1916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海日樓中，和沈曾植討論契丹、蒙古、畏兀兒文和摩尼、婆羅門教源流。日本近代漢學的開創者內藤湖南對他學生說，到中國務必要見沈曾植，因為沈氏是“通達中國所有學問的有見識的偉大人物”。

《清史稿》稱：“曾植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倘果然，則子培既精訓話又通性理。衡諸其生平，其學以乾嘉諸子為皈依則信然。以致王國維說他以乾嘉諸老治經史之法“復廣之以治一切話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手戴、錢”。這種評價實為中肯。王森然先生在《近代名家評傳》中對子培之晚歲思想偏於守舊有一語為解：“惟其不渝孤忠之態度，則殊可嘉也”，並調之為“舊時代舊人物之魯殿靈光，博學堅貞，足以誇”，“誠近代之賢雋也”，推仰之心，不言自明。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入京之後的第三年，沈曾植還刑部主事，感時傷事，在《寐碑叟題跋》中記日：“光緒壬寅正月，重入都門，過澄雲閣與杜維話舊，攜此本歸。斜日離離，容雲四合，矮窗展玩，招悵移晷，桑榆書畫之緣，意復從此始耶？其心跡可見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號谷隱居士，居滬鬻書自給，而求書者不絕於門，以得片紙為寶。百年匆匆而過，歷史人物與歷史風雲已成歷史。昔於髯翁有句云：“天上風雲原一瞬，人間成毀不須驚”，吟罷悵然。如沈曾植者，於今為不朽者有二：一學術、二書藝也。筆者嘗與人感嘆：晚清與民國，實我國諸領域人才輩出之時代，其時風雲際會，多少豪傑，迄今難出其右。沈氏即其中之一。

沈曾植家學甚厚。其祖沈維鐈不惟久為仕宦，且五任學政，校刊圖書頗多，務尚實學。沈曾植學力淹通，曾受張之洞聘為武昌兩湖書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盡見書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開。

他的成就足可與清代著名學者顧亭林等人相儔；其成就的深度超過龔自珍、魏源；其精處勝過戴震、錢大昕；稱他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

前不同於古人，自古人而來，而能發展古人；后不同於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啟迪來者

書法家的字求法；畫家的字求趣；學者的字書卷味；碑學書家的字有金石氣；帖學書家的字滋潤豐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奇峭博麗

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

185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歲。二月二十九日酉時。生於北京南橫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歲，洪秀全是年起義。

1857年（咸豐七年，丁巳）八歲。五月十八父歿，哀痛如成人。家貧，隨母讀李義山詩。除夕仰望三星淚下，五十年後詩中憶及。

1860年（咸豐十一年，庚申）十一歲。英軍入侵天津，先生隨母避居昌平，登城樓目睹荒涼景象，甚悲痛。

1861年（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歲。從俞策臣讀《禮記》及唐詩半年。師將他去，先生牽衣哭不止，師贈畫六頁。母授王土禎《漁 陽山人菁華錄》，能背出許多佳句。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歲。從原仁和縣今高雋生習詩詞，以蠅頭小楷抄讀 《通鑒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論》，對南明史事關心由此始。見老師與友人王硯香和詩，偷偷仿效、藏於書包內，老師發現，認為孺子 可教。次歲老師他去，彼此揮淚而別。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歲。家境貧困，以祖傳初拓《靈飛經》送當鋪得三十錢買米，極難割捨。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歲。以大學生應順天府試，考官羅繹農驚為奇才，薦於主司，先生報罷，羅惋惜。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三歲。坐海船至滬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靜夫人，經紫柏嶺張良廟，見風光秀絕，徘徊久之。返京後夫人典當首飾衣物勉先生讀書。次年鄉試中第二十二名。

1875年（光緒元年，乙亥）二十六歲。始治邊疆地理學，得《游牧記》、《落帆樓文稿》以校東北、西藏、新疆地圖及《聖武親征錄》。

1877年（光緒三年，丁丑）二十八歲。去廣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1880年（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一歲。殿試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識康有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銘等學者，李已享文名，先生無名，兩卷經翁同和閱，稱先生通人。精讀歷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對蒙古地理有創穫。冬，還嘉興。次歲再去廣州省叔父。秋後游蘇州靈岩聽泉，十月回京。

1884年（光緒十年，甲申），三十五歲。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書遭盜。法人又欲侵華，先生憤憤不已。

1885年（光緒十一年，乙酉）三十六歲。為廣東鄉試出策問題目，皆“宋元學案”及蒙古史跡，參試者有康有為，未取，全場交白卷。中秋與京中名土會於陶然亭。

1887年（光緒十三年，丁亥）三十八歲。考訂元代《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定為回回人所畫，參考諸書校定城邑，有發現。

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康有為上書變法，朝廷保守派大嘩，將逮康，先生勸其作沉迷金石態韜晦，康博覽群碑，著成《廣藝舟雙楫》。康甚憚先生，一日說大話，先生雲“再讀十年書來與吾談書法可耳。”康愧而退。

1889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歲。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士慕名來華求教西北地理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諸鄰國地理，考訂唐宋航海路線，同時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為，糾正氣質之偏，言其受質冬夏氣多春秋氣少，康答信遜謝。

1891年（光緒十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冬，遷員外郎。

1892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四十三歲。初春任江蘇司郎中。二月叔父卒於穗。

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給事中上書抨擊康有為，請焚毀《新學偽經考》，皇帝同意。先生營救無效。甲午海戰中國敗，先生憂憤深廣。好友李慈銘歿，痛哭。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歲。上書請求允許他個人向英人借款修鐵道，為權臣所阻未果。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四十七歲。俄皇尼古拉二世陰謀辦黑龍江漁業航務，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喪，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開處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醫書。袁世凱召先生去小站 委以重任，謝絕。十月。德軍侵膠州灣。康有為來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萬言書求變法。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八歲。奉母靈柩南歸安葬。皇帝將重用康有為，先生贈《唐順宗實錄》，請康一閱，憂康改革過激生變。康讀畢默然。五月應張之洞聘 主持兩湖書院。提出治學必實用，於人心世道 利弊當探本清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歲。返家合葬父母於祖塋。回武昌時遇盜，失書籍碑帖數十種。居武昌株園，與陳石遺唱和，評議古詩。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歲。八國聯軍入侵，先生攜家眷在上海，本擬 入京，見時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見兩江總督劉坤一，赴武昌晤張之洞、總辦商約大臣盛宣懷等，商定聯合行動，使聯軍有顧忌，牽制侵略者。七月敵兵入都，九月李鴻章來滬見先生說：“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殺身之禍矣!”先生大病一場。

次年春至南京為劉坤一擬奏稿，提出：設議局，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刪則例，整科舉，設警察等十事。“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前 八字為用，后八字為體。張之洞召見，共議新政，仍返揚州。不久任南洋公學監督。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歲。辭南洋公學職回京刑部效力，前後十八年。住上斜街。調外務部合和會司員外郎。

1903年（光緒二十九歲，癸卯）五十四歲。任江西廣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撫柯逢時召見，共議全省大計。時土子不願讀書，先生引孟子語“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歲。天主教徒王安之打傷南昌知縣江召棠，民憤起報復，誤傷法、美基督教牧師，法、美兩國聞訊，兵艦開入鄱陽湖示威。巡撫胡鼎臣要殺百姓數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為不可濫殺百姓，堅持談判，法、美氣焰收斂。四月任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請教者甚多。歸皖，設存古學堂，請陳抑齋按外國高校教學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與安慶名土馬其昶、姚仲實、姚永慨、方綸叔博士、胡季庵、徐鐵華論文賦詩。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蘇新法，減輕租稅負擔。建天柱閣並作聯語：“樓閣華嚴，乘大悲願；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掛笏亭，幽靜可讀書，名官齋為“曼陀羅室”。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歲。慈禧太后、光緒同日病歿。

1909年（宣統元年，己酉）六十歲。創建造紙廠，外國求開銅官山，嚴拒。命日本教習去黃山採取植物標本，又命人採取霍山藥材標本，甚豐富。又欲為兩岳植物標本，未成。詔下為禮學館顧問。八月張之洞卒，甚悲。自寫五絕說：“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薩道。無佛無眾生，靈源同一照”。

為馬其昶編訂並石印《抱潤軒文集》。命舉人謝石欽赴日考察稅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書，謝等回國，編成一書，先生序印之。

1910年（宣統二年，庚戌）六十一歲。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廣記》卷八、《音樂舉要》卷九樂星圖譜於後，與姜夔自度曲譜互相證明，用安慶造新紙印成。上書言國事，被權臣所扣壓。賦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留連未免耽光景，鋪綴誰能較醉醒？兩后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蘦。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貝子戴振到安慶，當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許，得罪上方及戴振，後者以貪財色出名。先生上書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時，仍堅持講學會客。待秋後去滬時只有十萬卷書，財物無多，人以為怪。十月回嘉興，埋頭讀書，不聞政事。十二月整理審訂張百熙《退思軒詩集》並作序。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六十二歲。去南京與楊仁山居士討論佛學，一月始歸，住上海新閘路三十三號，六月回嘉興，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籌辦救災。事畢，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1912年（壬子）六十三歲。在海濱建樓，晨霧繚繞，似黃山峨媚山，作《山居圖》寄意。中外登門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興詠故園草木成九首詩。

1913年（癸丑）六十四歲。題所居為《海日樓》。俄人卡伊薩林持辜鴻銘信求見，為作《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文：“夙聞儒者沈子培之名，茲得相見之機，余於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與中國儒者談論，偶涉歐羅巴事每多舛偽。余意沈氏未 必有理解歐羅巴實際之知識，迨一接其言論風采，而宿疑頓祛。沈氏實中國之完人，孔子所謂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異少年，蘊藉淹雅，得未曾有。殆義大利鄂那德達蒲思 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動無不協於禮義，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國之情形無論已；即於國外亦洞悉其情偽，所謂象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更能見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惡改革，守舊派之魁首也。”(辜鴻銘譯自卡伊薩林日記) 弟子王蘧常先生評曰：“公在遜清觥之為維新 之魁，何雲惡改革？何雲守舊？蓋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過與不及，皆公所深惡。卡氏未 為知公也。”卡氏亦貴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當抗清而死；在清當作遺老 以終。此封建倫理使之然。重君主，輕民國，“民”又何曾有過“國”?在遺老中能改革陳弊，發展工廠鐵道，比較重民生，合乎現實，在學術上勇於開拓、一點不守舊，與他門下的王國維同為悲劇人物。蘧老為師辯護，亦時代 使然。後人苛求，何益?

1914年（甲寅）六十五歲。回鄉掃墓，登煙雨樓作詩多首。袁世凱連年派人問候，又聘為史館總纂，謝絕。

1915年（乙卯）六十六歲。王國維來請教音韻學，給以啟導，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續為宜，敘事起於舊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於宣統三 年，聘朱疆村、張爾田、王國維諸學者任事，人才濟濟。

1916年（丙辰）六十七歲。袁世凱竊國，先生早洞悉其奸，與康有為等密謀傾覆之，見康詩：“巨君謀帝制。假堯衣弟佗。與公謀父 之，日夕同畫沙。偕公被密捕，頭顱巨萬賒。……”其中事實已難考訂。

王國維自日本來滬，先生說：“郝氏《爾雅義疏》一書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鳥獸諸篇以聲為義者甚多，似未能觀其會通。君何不分條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釋例一卷。”王照辦。五月袁賊死。七月，去敦煌盜過唐人手跡的法國人伯希和來與先生討論契丹、蒙兀兒國書及摩尼、婆羅門諸教源流。

1917年（丁巳）六十八歲。四月張勳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儀復辟，授學部尚書，二十五日事敗、奔弟子封家，一見痛哭，七月乘海船歸滬。冬大病，頭重腳輕。

1918年（戊午）六十九歲。親友弟子擬慶先生與夫人七十雙壽，苦辭。書商送來元刻明補《樂府詩集》一百卷，乃以此為慶典紀念品。秋移居威海衛路二百十一號，題寓樓為“隱谷”，自號隱谷居土，籌備亞洲學術研究會。題在安慶所作的詞為“僾詞”。

1919年（己未）七十歲。二月十日起寫《月愛老人客話》一卷。海內贈壽文壽詩甚多，先生以自壽詩作答。夏，移居新閘路九十一號，寫成《全拙庵溫故錄》。

1920年（庚申）七十一歲。為日本學者白川省三講《尚書》。九月中風，神智清楚，年終痊癒。

1921年（辛酉）七十二歲。弟歿大哭，病數月。始賣字以自給，求者極多不暇接，日本人尤眾。

1922年（壬戌）七十三歲。正月病癒，三月回鄉掃墓。四月弟子臨歿。又病，病中每日看書，無學不治。六月十一日，與夫人結婚 半世紀，按故鄉風習重偕花燭。七月十五日復病，得樊公詩，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詩，茲錄其一：“不死何妨更論文？冀州飆舉思夫君。金壺墨盡搜殘刻，黃葉階干省舊聞。俗諦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夢秋雲。年年心緒凋殘盡，念我桓山鳥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書二對聯。初三歿。

1923年（癸亥）十一月初六葬於祖塋側南門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別名頗多，見於題跋者有：惹庵、憶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遜齋、遜翁、耄遜、巽齋、遜叟、李鄉農、餘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維摩、釋持、梵持、建持、持卿、隨庵、守平居土、谷隱居土、浮軒、癯禪、癯翁、東疇小隱等等。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號乙盦，亦作檍盦，又號孺卿，別署寐叟、乙龕、遜齋、遜翁、老遜、遜公、遜叟、寐翁、餘翁、餘齋、隨庵、東軒、灊佣、乙僧、灊皤、寐道人、李鄉農、月愛老人、巽齋老人、睡庵老人、東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農、遜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禪、宛委使者、馬鳴侍者、東湖盦主、東疇小隱、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遜齋學人、東軒支 離叟、踵息軒主、媻者藪長、釋持梵持諸名。嘉興人，奇辟宏偉，博學多聞。光緒庚辰進士，累官至刑部主事、總理衙門行走、安徽布政使護理巡撫。乙巳復辟拜授學部尚書。

沈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現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種：地理十五種，計有劉宋法顯《佛國記校注》一卷，唐樊綽《蠻書校注》十卷，《諸蕃志校注》二卷，《蒙韃備錄注》二卷，《黑韃 事注》一卷，《元秘史箋注》十五卷，《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二卷，《西遊注錄》一卷，《塞北紀程注》一卷，《異域說注》一卷，《近疆西夷傳注》一卷，《島夷廣證》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證》八卷，刑法二種，與徐博泉同輯《漢律輯存》一卷，《普書·刑法補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書菁華錄《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樓文集》二卷，《乙庵詩存》、《海日樓詩集》十二卷，朱古微編、陳石遺序《海日樓詩 補編》，李證剛編詞四卷，書牘二卷，王蘧常編《類貼考》、《寐叟題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記十四種。

清道光庚戌生，民國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傳溢曰：文誠其未刊諸作有曰《晉書·刑法志補》、《元秘史箋注》、《元秘史蒙語原文十五功臣名》、《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及校本《女貞考略》、《蒙韃備錄注》、《韃事注略》、《蒙古源流箋證》、《蠻書校注》、《異域說注》、《島夷注廣證》、《漢律輯存》、《東軒溫故錄》、《月愛老人客話》、《護德瓶齋涉筆札記》、《道家筆記》、《海日樓書牘》等。

1、《佛國記校注》一卷

2、《蠻書校注》十卷

3、《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韃備錄注》一卷

5、《黑韃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箋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語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8、《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二卷

9、《西遊錄注》一卷

10、《塞北紀程注》一卷

11、《異域說注》一卷

12、《近疆西夷傳注》一卷

13、《島夷志略廣證》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箋證》八卷

16、《漢律輯存》一卷

17、《晉書刑法志補》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樓文集》二卷

20、《乙盦詩存》厶卷

21、《海日樓詩集》厶卷

22、《海日樓詩補編》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於集》一卷

25、《倦寐聯吟集》一卷

26、《僾詞》一卷

27、《海日樓餘音集》一卷

28、《東軒語業》一卷

29、《曼陀羅寱詞》一卷

30、《寐叟書牘》二卷

31、《類貼考》厶卷

32、《寐叟題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龍松生書法問》一卷

35、《東軒溫故錄》一卷

36、《東軒手鑒》一卷

37、《札記》一卷

38、《筆記》一卷

39、《月愛老人客話》一卷。(1919年於上海)

40、《冶城客話》一卷

41、《護德瓶齋客話》

42、《護德瓶齋涉筆》一卷

43、《護德瓶齋筆記》

44、《潛究室札記》一卷

45、《全拙庵溫故錄》一卷 (1919年於上海)

46、《菌閣瑣談》二卷

47、《鄂游棲翫記》二卷

48、《簡端錄》

另外還有《蒙古源流箋證》、《機秘史箋注》、《元秘史箋注》、《漢律輯補》、《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辛丑札叢》》、《辛丑札記》、《寐叟題跋》

《行書詩》軸，紙本，縱145.8cm，橫40cm。

釋文：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山谷詩。寐翁。

此軸錄宋代黃庭堅《題鄭防畫夾五首》之一，自識：“山谷詩”。款署：“寐翁”。下鈐“沈曾植印”、“海日廔”印。

引首鈐“知一念即無量劫”印。本幅無藏印，未見著錄。

此軸書法下筆有力，多用側鋒，筆劃勁利挺峭，有北碑書法意趣，章法布局亦自具特色。沈氏書法貌似鬆散，實則意到筆

隨，回護照應，不失毫釐。章法布白更處處呼應，相揖相讓，靜中求動。此軸代表了沈曾植行書的藝術水平。

沈曾植故居，在浙江嘉興城內姚家埭1號。坐北朝南，系清末建築四合院式三進兩層樓住宅，磚木結構。內為走馬堂樓，有廳堂、花園等。第一進五開間，中間是廳，兩邊有廂樓聯接，和第二進形成走馬堂樓。第二進五開間，中間是廳，兩邊各有兩間。第三進為三開間樓房；東邊有一水井。樓房後有五間平房。大門朝南，有門廳，大門之東有五間平房和一邊門。沈曾植故居外形完整，除花園園址已建房外，基本保持原貌。沈曾植(1850—1922) 字子培，別字乙庵，晚號寐叟，初別號小長蘆社人，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姚埭老民、乙龕、余齋、軒、持卿、乙、李鄉農、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東軒支離叟等。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宣統二年(1910)，他在署理安徽布政使任上，忽然因病乞休，從此僑寓上海，以遺老自居。

1917年7月張勳復辟，他興頭十足地趕去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這一點，經常為後人詬病。沈曾植治學嚴謹博大，綜覽百家。后專治遼、金、元三史，於邊疆歷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開闢前人未窺的新領域。清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18年，潛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獨到成就。王國維稱讚他的成就足可與清代著名學者顧亭林等人相儔；其成就的深度超過龔自珍、魏源；其精處勝過戴震、錢大昕；稱他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蒙古源流箋注》、《元經世大典箋注》、《西北輿地考》、《海日樓詩集》、《曼陀羅囈詞》等。他工詩詞擅長書法。其詩宗孟郊，而所作潔凈精妙，又近於陸遊。書法取法鍾繇、索靖，晚年吸取黃道周、倪元璐的精華，參以爨寶子碑法，變態多姿，奇趣橫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卓然成一代大師。沈曾植晚年在政治上趨於保守，在學術上藝術上卻富創新，對後人影響頗深。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