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隸
漢代隸書
漢代隸書的統稱。東漢碑刻上的隸書，筆勢生動，風格多樣，而唐人隸書，字多刻板，稱為唐隸。故學寫隸書者重視東漢碑刻，把這一時期各種風格的隸書特稱為漢隸，以別於唐隸。
漢隸八分體：漢隸
拼音：hàn lì
釋義：漢代通行的隸書。指漢朝的屬吏。
漢典：即隸書，秦書八體之一。又名八分體、八分書。相傳為秦人程邈所作，由小篆省簡變化而成[official script,an ancient style of calligraphy current in the Han Dynasty]。如：隸絕(善於寫隸書的高手)；隸習(練習，演習)；隸篆(隸書與小篆)。
從尹灣漢墓名謁木牘發現，談關於隸八分的一些問題。通覽編年資料，可以從宏觀上將秦漢隸書劃分為古隸、漢隸和八分三種形態。
漢隸
廣義的說，所有漢代的隸書都是漢隸，包括漢初的古隸、漢隸（狹義的漢隸）和八分書。狹義的漢隸是指西漢使用最廣泛的隸書體，五鳳元年簡（漢22）和定縣漢簡（漢23）是其成熟的形態。漢隸較古隸規範，又不像八分那樣具有裝飾性，是西漢直至漢末的通用書體。從編年資料來看，漢隸包括21批資料，即漢10——23，漢25——27、漢29、漢31、漢33——34。漢隸的特徵為：取橫勢，突出橫畫，橫平豎直．其結構類型類似於沙孟海先生總結的平畫寬結類。給人以雄放灑脫，渾厚深沉之感。
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是中國東漢時期重要的碑刻，立於東漢中平二年 (185)。碑高約1.7米，寬約0.86米，長方形，無額，石質堅細。碑身兩面均刻有隸書銘文。碑陽20行，滿行45字；碑陰分5列，每列行數字數均不等。明萬曆初年，該碑在陝西郃陽縣舊城出土。在明代末年，相傳碑石斷裂，人們通常所見到的多是斷裂后的拓本。1956年移入陝西省西安博物館碑林保存。曹全碑是漢代隸書的代表作品，風格秀逸多姿和結體勻整著稱，為歷代書家推崇備至。
篆額題《漢故轂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亦稱《張遷表頌》，有碑陰題名，刻於東漢中平三年（186年）無鹽（治今山東省東平)境內，於明代出土。張遷碑現存於山東泰安岱廟。《張遷碑》和《曹全碑》都為漢末名碑。碑中字體大量滲入篆體結構，字型方正，用筆稜角分明，具有齊、直、方、平的特點。張遷碑碑文記載了張遷的政績，是張遷故居韋蔭等為表揚他而刻立的。
中國東漢重要碑刻。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修孔子廟器碑”、“韓明府孔子廟碑”等。東漢永壽二年(156)立。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碑身高1.5米，寬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陽16行，滿行36字，碑陰 3列，列17行；左側3列，列4行，右側4列，列4行。碑文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增置各種禮器、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事。碑側及碑陰刊刻捐資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錢數。此碑是漢代隸書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評價甚高。碑文字跡清勁秀雅，有一種肅穆而超然的神采。
《漢魯相乙瑛奏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簡稱乙瑛碑，書風頗謹嚴，富素樸之趣，是漢隸成熟時期的典型作品，也是後人學習隸書最佳範本之一。清代萬經“分隸偶存”中評論此碑稱：“字特雄偉，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翁方綱評論此碑，“骨肉勻適，情文流暢。”何紹基評論此碑，“朴翔捷出，開後來雋麗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
又名《史晨前後碑》，兩面刻，碑通高二百零七點五厘米，碑身高一百七十三點五厘米，寬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二點五厘米，無碑額。前碑全稱《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刻於東漢建寧二年(169)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於石座中，舊拓多為三十五字，新拓恢復原貌三十六字，字徑三點五厘米。碑文記載當時魯相史晨及長史李謙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刻於建寧元年(168)四月。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此碑為東漢後期漢隸走向規範、成熟的典型。
全稱《張景造土牛碑》(Stele of Zhang Jing)。東漢延熹二年（159年）立，隸書。此碑身四周皆殘，頂部碑穿隱約可見，穿內有暈弦痕迹。碑文為隸書。現存通高1.25、寬0.54、厚0.12米。殘存12行，滿行23字，計229字，可識者225字。無撰書人姓名。碑文的文體屬於漢代公文體裁。存河南南陽市卧龍崗漢碑亭內。1959年在河南南陽市南城門裡路東出土。
在編年資料中，尹灣名謁木牘是有別於古隸和漢隸的一種新出現的形態。與其形態相近的還有居延陽朔元年牘（漢28）和敦煌始建國天鳳元年牘（漢32）。有意思的是這三批資料均書寫在木牘之上，這也許不是一種巧合。尹灣名謁木牘從形態上看應為八分書無疑（除第十八號木牘反面為漢隸體外），八分是隸書中的藝術書體。八分書的特徵是：取左右分佈之勢，突出挑畫和捺畫．其結構類型類似於沙孟海先生所總結的斜畫緊結類。
通過上述41批資料的排比，我們還可以發現：
1、漢武帝時期是隸書發展的轉折時期，此時隸書由古隸階段向漢隸階段過渡。至漢宣帝時期，漢隸完全成熟，五鳳元年簡（漢22）和定縣竹簡（漢23）是其典型形態。
2、大約於漢成帝陽朔年間，隸書又產生一種新體——八分。西漢末年的尹灣名謁木牘中，八分已相當成熟，但在我們的編年資料中，八分還少量地在較寬的木牘中出現。我們認為八分在西漢末年形成，但不是隸書的主流形態。其後八分書在東漢廣泛流行。
3、漢隸和八分是隸書的兩種形態（也可以代表兩個階段）。這兩種形態從西漢末年八分形成至漢末一直長期共存。在東漢，漢隸還廣泛使用，並不因八分的流行而完全取代漢隸，最明顯的例證是書於公元186年的《張遷碑》和書於公元185年的《曹全碑》。前者為漢隸，後者為八分。漢隸和八分雖為兩種筆法系統，但兩系長期共存，筆者認為漢隸是平畫寬結結構類型的源頭，八分為斜畫緊結結構類型的源頭。（詳后）
上文我們從宏觀上考察了尹灣名謁木牘在隸書演變發展過程中的位置，又把隸書分為古隸、漢隸和八分三種形態或三個階段。下面我們把尹灣名謁木牘上典型的八分書字例“東漢太守”（圖十一）、“長安令”（圖十二）與其他出土資料中的字形作一些比較，再從微觀上來考察具體字形的點畫是如何由古隸而漢隸再發展為八分書的。
1、東：“東”字在《孫子兵法》中形體近似篆書，末筆有捺意，整個字取縱勢；“東”在《居延漢簡》中橫畫已平直，中間部分易園為方，整個字已取橫式，有四條橫畫，橫畫在字中佔主導地位；“東”字在尹灣名謁木牘中，四條橫畫有意縮短，誇張挑畫和捺畫，左右對稱似八字分佈。
2、海：“海”字在《老子》甲篇、《老子》乙篇中均取縱勢，中間主筆基本都向右下方延伸；《相馬經》中“海”字主筆基本為橫畫，但結體還是取縱勢；“海”字在西陲簡中已明顯取橫勢，字中有六筆近似橫畫且均向右方出鋒，整個字形有向右方飄拂之感；“海”字在尹灣名謁木牘中，中間橫畫已為明顯的主筆，“海”字雖無挑畫，但橫畫與右邊三點水構成左右對稱關係，整個字顯得很穩重。
3、太：“太”字在《天文雜占》中已脫去篆意，但左筆還未形成挑畫；“太”在流沙漢簡和定縣漢簡中挑捺已很明顯；“太”在尹灣名謁木牘中進一步誇張挑捺，弱化橫畫。
4、守：“守”在《睡虎地秦簡》中取縱勢，還微具篆意；“守”在《老子》甲篇和《縱橫家書》中取斜勢；“守”在《孫子兵法》中已基本橫平豎直，但整個字呈長方形狀，突出挑筆；《居延漢簡》甲中的“守”字已明顯取橫勢，強化橫畫，字形扁平方正；“守”尹灣名謁木牘中弱化橫畫，誇張挑畫。
5、長：“長”字在《老子》甲篇、鳳皇山漢簡和《孫臏兵法》中均取縱勢，鳳皇山漢簡中，“長”字的捺畫向右下方長長地拖出；定縣漢簡和武威《儀禮》簡中，“長”字左下方豎折垂直書寫；尹灣名謁木牘中，“長”字的左下方豎折有意向左下傾出，以與右邊長長的捺畫相對稱，來穩定整個字的重心。
6、安：“安”在《相馬經》和《孫臏兵法》中均具篆意，取縱勢或斜勢，捺筆向右下或下方延伸；《居延漢簡》和定縣漢簡中，“安”字均取橫勢，橫畫為主筆，向右方出鋒；尹灣名謁木牘中的“安”字，挑捺誇張，左右對稱。
7、令：“令”字在雲夢龍崗簡中取縱勢，末筆向右下方出鋒；“令”字在張家山漢簡中了取縱勢，末筆向左下方長長拖出；《五十二病方》中的“令”字篆意較濃，末筆垂直向下；《春秋事語》和《孫臏兵法》中的“令”字末筆縮短，整個字還基本取縱勢；《居延漢簡》中“令”字已明顯取橫勢，末筆縮為點；尹灣名謁木牘中的“令”字緊縮中間部分，誇張挑捺，左右分飛。
通過上述典型字形的分析，再結合編年資料中的具體字形的筆畫，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
1、古隸是用隸人契刻（刻銅、刻石等）的直線線條去改造篆書的“有紋飾的帶狀線條”（叢文俊先生稱之為“准仿形線條”），變化篆書的豎式字式，努力突出橫畫，隨字布形，大小不一，一般字的形體較長。古隸的橫畫大多是不平的，有的橫畫嚴重下傾，如雲夢龍崗簡（秦6）；有的橫畫又向右上翹起，如張家山漢簡（漢4）。古隸橫畫的演變過程大致可總結為：橫畫較少[《效律》（秦2）]——橫畫較多[《語書》（秦4）]——平行橫畫並列[《老子》乙本（漢5）]。古隸豎畫常變為又粗又長的挑畫，成為整個字的主筆，常和整篇簡中上下字的主筆交替使用，以維持一塊簡牘或一幅帛書章法的和諧，如鳳皇山簡牘（漢6）、《五星占》帛書（漢5）。
2、從古隸向漢隸轉變的標誌是取橫勢。漢隸字體扁平，挑畫和捺畫向左右方向拓展，而不象古隸那樣向左下方或右下方拓展，如上舉《居延漢簡》中“守”字的挑畫、定縣漢簡和武威漢簡中“長”字捺畫。漢隸最典型特徵是橫平豎直。橫畫有波尾，但沒有蠶頭，一般不作提按。漢隸的橫畫筆畫“中實”且有時向下方微凹，呈兩頭高，中間低狀。
3、當古隸的挑筆、捺筆和漢隸的橫筆有意識地組合在一個字中，且注重左右對稱分佈時，這就標誌著八分書的形成。八分書端莊規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獨立的自足的系統。八分書重心平穩，不需要靠上下字來調節。八分書的挑捺較漢隸更為誇張，提按明顯；八分書的橫畫從漢隸發展而來，但較漢隸更為豐富，有起筆、運筆、收筆三個過程，所謂“一波三折”（“蠶頭雁尾”為其典型特徵）。八分書的橫畫“中虛”，橫畫經常向上方凸起，中間高兩頭低，蠶頭和雁尾左右對稱。八分書的這些特徵在尹灣名謁木牘中還未充分表現出現，在東漢諸碑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八分書一經形成，深受人們喜愛，被定為正體式樣。
《古今法書苑》引蔡文姬說：“臣父造八分，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
唐代張懷瓘引王愔說：“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
元代吾邱衍《學古編》說：“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善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二十《隸八分考》引高鳳翰《八分說》：“筆畫平直，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隸也。因隸而加掠捺，八分也”。
面對上述紛紜複雜的諸多說法，若無實物資料的佐證，是無法理清頭緒的。從出土隸書編年資料來看，第一種說法是荒誕不經的。尹灣漢墓名謁木牘上已是相當規整的八分書了，其書寫時間在西漢末年，因而蔡邕造八分之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第三種說法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八體之後又生此法”顯系無根無據的猜測之詞。第四種說法逕指“漢隸”為“八分”，啟功先生，裘錫圭先生也如是說，這正如前文所言，是沒有把漢隸和八分書區別開來，“漢隸”和“八分”兩者詞義內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漢隸可以包涵八分，反之八分則無法包涵狹義的漢隸。此說也從形態上無法解釋尹灣名謁木牘上的字體，因而此說不夠確切。第五種說法似以漢金文之類的字體為八分，殊誤。第七種以為“八分楷法”即楷書，指的是鍾繇《賀捷表》之類的書體。徐先生認為章程書指的是《賀捷表》之類的字體，現暫不論其論斷是否正確，我們在出土隸書編年資料中也未見有這類字體，因而“八分為楷書說”是沒有實物證據的。筆者認為只有王愔的說法和高鳳翰的說法比較接近八分書的歷史真實。若細加分析，兩種說法基本一致。關鍵是“字方八分”應如何解釋。筆者認為：“方”字在此處系實詞，即前文所說的“字方八分”的“方”，“字方八分”應理解為“字體方廣，向左右八字分佈”。這是對八分書所作的最簡潔最準確的概括。驗之出土資料亦然。如五鳳元年簡，以橫畫取勢，“年”字寫成五條橫畫，“鳳”字寫成六條橫畫，橫平豎直，僅在橫畫末作波尾，這正是王愔所說的“古書方廣，少波勢”。而尹灣名謁木牘則不然，如“太”字，“史”字弱化橫畫，誇張挑、捺旦，左右對稱分佈，整個字端莊穩重，用“字方八分”來形容是十分準確到位的。其演變過程正是高鳳翰所說的：“筆畫平直，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隸也，因隸而加掠捺，八分也”。從出土資料來看，說“字方八分”為字的大小恰合古尺八分之數是站不住腳的。說“八分”為八成的古體也看不出尹灣名謁木牘是哪一種書體的“八成”，我們從中看到最顯眼的是其字形的八字分佈。
“八分”的名稱在書史中最早見於《晉書》。“八分”的名稱又見於宋人輯錄的《古文苑》中。《古文苑》卷十七收錄魏詞人牟準的題《衛敬侯（凱）碑陰》一文，云：“魏《大饗群臣上尊號奏》及《受禪表》顗（凱之誤）並金針八分書也，”若此文不偽，則“八分”最早出現於魏時，則“八分”書的形成時間肯定在魏之前。關於八分書的作者，有王次仲和蔡邕兩說，前文已言，蔡邕造八分是不符合實際的，歷代書論中均認為蔡邕是漢代八分書成就最高的書家。一般都認為王次仲為八分的整理者。關於王次仲為何時人又有三說，一為漢章帝建初時人（王愔說），一為漢靈帝時人（蕭子良說），一為秦人（北魏酈道元，唐張懷瓘《書斷》引《序仙記》，楊固《北都賦》皆持此說）。由於時代懸隔久遠，王次仲究為何時人，我們現已無從考定，但我們從出土隸書資料來看，“八分書”的形成大致可以劃定在漢成帝時期。至西漢末年，八分應已相當成熟。筆者猜測，“建初”或為“建始”之訛，（從訓詁意義看，“初”、“始”意義相當，《爾雅》：“初，始也”。）若果真如此，王次仲可能為西漢成帝時人，則王次仲整理八分書的時間與出土材料正相吻合。
辨明漢隸、八分的書法學意義。
用筆上：“運臂”與“運肘”之別。前文筆者從形體上認定定縣漢簡為漢隸的成熟期字體，尹灣名謁木牘為八分書的較成熟的字體，現從用筆上予以說明。筆者認為定縣漢簡和尹灣名謁木牘屬於兩種筆法系統，前者用“隸”法，後者用“分”法。
何謂“隸”法？前文已點到，隸書的筆法來自上古隸人的契刻之法。魯國堯先生曾對兩漢人著作中“隸”字作過窮盡式研究，最後得出：兩漢人所用的“隸”字真正涵義非人們通常理解的“書吏”，“獄吏”之類，而是指刑徒，即罪犯。魯先生認為隸書之名是班固出於對秦始皇的痛恨而採用的卑稱，因為秦朝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全國的文字。筆者不同意魯先生的結論，但魯先生所考證的“隸”為刑徒、徒隸之說已得到學界的公認。前文已言，隸書及其筆法源自戰國秦系文字，筆者整理了新出土青銅器銘文，偶然發現秦國上郡所造的兵器上常有“工隸臣某”的銘文，如：
（圖十三）廿四年，上郡守臧造，高奴工師，丞申，工隸臣渠。
《文物研究》第12輯，黃山書社，2000年1月。
（圖十四）廿五年，上郡守周造，高奴工幣口，丞申，工隸臣口。
《華夏考古》1991年3期。
（圖十五）卅八年，上郡守慶造， （漆） ，丞秦，工隸臣於。
《文物》1998年10期。
毫無疑問，這類字體應是這些“工隸臣”們刻劃上去的，這類兵器上的刻劃銘文即秦書八體之“殳書”，1995年發現的十九年大良造庶長殳的下部銅鐏銘文可為確證：
（圖十六）十九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鄭。
《考古與文物》1996年5期。
這些兵器上的刻劃銘文（殳書）應是隸書的最早源頭之一。這類文字是刻劃上去的，須用很大的力氣，因而也形成了與篆書完全不同的握筆（刀）方法和運筆（刀）方法，筆者經過反覆研究琢磨，發現刻劃這類字體的發力點不在腕部，也不在肘部而在臂部，是以臂關節為支點，從左向右刻畫的，故其橫畫常向右下傾斜，這就是隸人契刻之法。隸書的筆法來源於這種執刀法和運刀法，故古隸的橫畫也常向右下傾斜，至漢隸始能平直，但不管漢隸如何成熟，其“下筆處”仍在字的左邊或左上方，這也是筆者認為定縣漢簡為漢隸的筆法上的依據。定縣漢簡雖然其橫畫微有提按，從總體上看還是取橫墊，字體扁平。定縣漢簡也追求對稱感，但不是左右對稱，而是上下對稱，如（圖十七）中的“王”、“無”、“天”、“廷”等字的上兩橫均微向上翹以與下橫的波尾上下相對稱。定縣漢簡的橫畫多成向下微凹狀，如（圖十七）中的“王”、“無”、“者”、“馬”、“可”等字的橫畫，這正是運臂書寫造成的必然結果，清代書家何紹基、伊秉綬深諳此法，故其書蒼茫渾厚、朴茂高古，正是繼承了古隸、漢隸之法。
何謂“分”法？“分”，《說文》“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八”，《說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從“八”之“小”、“詹”、“公”、“半”諸字均有“分別”、“相背”之義，故知“八分”非言數而言勢，證之尹灣名謁木牘正相吻合，如其上之“太”、“史”、“奉”、“不”、“吏”、“令”諸字挑、捺左右分飛，分別相背之形已極盡誇張之美。“八分”的筆法與小篆相關涉但又不同，這就是書史上艷稱的“外拓”法和“內擫”法，八分書外拓，小篆內擫，千年筆法導源於此，後世書家，鍾繇一路擅長外拓法，右軍一路擅長內 法。但不管是外拓法還是內擫法，這種筆法的“下筆處”在字的上方，書家是通過運肘來完成的。外拓法從上方運筆下來，左右相背，內擫法從上方運筆下來，左右相抱，沈尹默先生總結右軍筆法為“轉左側右”真乃不刊之論。
結體上：“平畫寬結”與“斜划緊結”之分。沙孟海先生曾總結：“北碑的結體大致可以分為‘斜划緊結’與‘平划寬結’兩個類型，過去少人注意。《張猛龍》、《根法師》、龍門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剛經》，《唐邕寫經頌》是後者的代表，後者是繼承隸法，保留隸意。前者由於寫字用右手執筆的關係，自然形成，這樣分系，一直影響到唐、宋以後，褚遂良、顏真卿屬於後者，歐陽詢、黃庭堅屬於前者。南北朝是其起點”。
沙孟海先生的結體兩系說確為發前人所未發，兩系說已為書法界廣泛接受，論書法結體者莫不以此為圭臬。沙先生認為“平畫寬結”繼承了隸法，甚確。但筆者不同意沙先生關於“斜畫緊結”的說法，筆者認為“斜畫緊結”繼承的是“八分”法，“平畫寬結”與“斜畫緊結”在用筆上乃“運臂”與“運肘”之別。由此，筆者認為兩繫結體的起點應為漢代，而非沙先生所言的南北朝時期。
通過上面的這番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1、隸書的發展經歷了古隸、漢隸和八分三個階段（或三種形態），漢隸大致在漢武帝中晚期形成，至漢宣帝時期成熟，可以五鳳元年簡和定縣漢簡為標誌；八分書法在漢成帝時期形成，至西漢末年已相當成熟，可以尹灣名謁木牘為標誌。
2、漢隸和八分書這兩種形態自其產生時即長期共存，即漢隸、八分兩系說。
3、漢隸與八分在用筆上的差異為一運臂書寫，一運肘書寫。“平畫寬結”繼承的是漢隸法，“斜畫緊結”繼承的是八分法，其起始點在漢代。
行文至此，筆者還不敢說已徹底解決了隸八分的名實、體用關係這一困擾學界已久的問題，但尹灣名謁木牘的出土，確實為我們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得的契機，以地下材料證傳世文獻的“二重證據法”又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途徑，至於此文本身會提供完備的答案是筆者所不敢奢望的。也許可以用帕斯卡的一句話聊以自慰：“不要以為我沒有說出什麼話來，所有的材料我可是重新安排過。”
漢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