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又稱《吳孫子兵法》、《孫子》、《孫武兵法》，孫武撰。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人，從齊國流亡到吳國，輔助吳王經國治軍，顯名諸侯，被尊為“兵聖”。《孫子兵法》被譽為“兵學聖典”和“古代第一兵書”。它在我國古代軍事學術和戰爭實踐中，都起過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孫子兵法》是現存最早的兵書，歷來備受推崇，研習者輩出。凡十三篇，每篇皆以“孫子曰”開頭，按專題論說，有中心，有層次，邏輯嚴謹，語言簡練，文風質樸，善用排比鋪陳敘說，比喻生動具體，如寫軍隊的行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軍爭篇》），既貼切又形象，且音韻鏗鏘，氣勢不凡，故劉勰稱“孫武兵經，辭如珠玉”（《文心雕龍·程器》）。想來以作戰的縝密思維為文章謀篇布局，對孫武而言如烹小鮮矣。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軍事理論，把政治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歸納出戰爭的原理原則，舉凡戰前之準備，策略之運用，作戰之布署，敵情之研判等，無不詳加說明，巨細靡遺，周嚴完備，具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二千年多來一直被視為兵家之經典，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對《孫子兵法》推崇備至，而孫子所主張的智、信、仁、勇、嚴則成為中國軍人的“武德”。

該書迄今最早的傳世本為1972年山東銀雀山出土的漢墓竹書《孫子兵法》，惜為殘簡，不能窺其全貌，經漢簡專家整理小組整理，於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現存最早的刻本為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十一家注孫子》本；又有《武經七書》本《孫子》，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印。其注本以曹操注最早，《平津館叢書》所收影宋本《孫吳司馬法》中有《魏武帝孫子》。此後注家頗多，如清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朱墉的《武經七書·匯解》、夏振翼的《武經體注大全會解·孫子》，近人楊炳安的《孫子會箋》，今人吳九龍的《孫子校釋》、吳如嵩的《孫子兵法新論》等。

書中的語言敘述簡潔，內容也很有哲理性，後來的很多將領用兵都受到了該書的影響。

《孫武傳》

孫武輾轉到吳國時，適逢公子光政變。公子光即位后，伍子胥聽說其才能，向吳王推薦。孫武帶著這13篇晉見吳王，獲得重用。

《漢書·藝文志》記載：“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於見吳王前；見吳王后又著問答多篇。晚至唐代，流傳的孫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為上卷，還有中下二卷。注家杜牧認為，曹操將八十二篇孫子兵法刪節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認為十三篇出自孫子本人，不是曹操刪節的結果，是由孫武草創，后經其弟子整理成書。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胄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忌桿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故兵貴勝，不貴久。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斗眾如斗寡，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斗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故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處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並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儘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圍則御，不得已則斗，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孫子兵法的傳播

《孫子兵法》在國外的流傳，許多著述都認為以日本最早，朝鮮次之。因為這兩個與中國相鄰的國家在歷史上與中國文化交流頻繁，而日本奈良時代多次派遣學生到中國學習，無疑為《孫子兵法》的東傳搭建了便捷的橋樑。據史書記載，在公元734年，也就是處於鼎盛時期的唐朝開元二十二年，在中國留學長達17年之久的日本學生吉備真備歷盡艱辛回到自己的祖國。這位兼修文武的飽學之士，在離開繁華的唐朝都城時並沒有攜帶什麼絲綢珍寶，而是用唐朝廷賞賜給他的錢來買書，將大批記載中國兵學陣法知識的書籍捆載而歸，回到故鄉後傳授給日本的文士武將。而據一部名叫《續日本紀》的日本古書所說，吉備回國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隨吉備學習《孫子·九地》、《諸葛亮八陣》以及結營向背等方面的知識。這說明吉備所帶回的這批典籍中確實包括被人們奉為“兵經”的《孫子兵法》。如果這一記載準確無誤的話，那麼《孫子兵法》傳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歷史了。

日本著名兵法史學者佐藤堅司卻認為，說吉備真備將《孫子兵法》傳入日本，時間過晚。按照他的推斷，中國兵法傳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兒。這一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幾位兵法家到達日本，在那裡領導修築了幾座城池，並因為精通中國兵法被授予榮譽勛位。佐藤推測很可能是這幾位百濟兵法家把中國兵法(當然包括《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他的證據是，在57年之後成書的《日本書紀》中，出現了“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這樣的話，這與《孫子兵法·計》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虛實》篇的“趨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巧合，是因為該書的編纂者舍人親王、太安麻呂已熟知《孫子兵法》上的話，所以用這些話來描述神武天王時代的戰法。佐藤的推斷將《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時間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寫該書傳入日本的路徑，即：《孫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從中國大陸循海路直達日本，而是先傳入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鼎立時代的朝鮮半島，然後才由百濟兵法家們傳入日本的。

其實，不管《孫子兵法》是由誰傳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認吉備真備和百濟兵法家們在歷史上都為中日兵學的交流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吉備真備在日本開創了註釋、研究《孫子兵法》的傳統，也使得同樣具有東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學界在宏揚《孫子》精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紀，當年親耳聆聽吉備授課的土師宿彌關成的後世子孫大江匡房對朝廷秘藏的《孫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後歷代兵家將帥都有人對它情有獨鍾。著名武將武田信玄平時就很尊敬孫武這位無法見面的老師，他的案頭總是放著一部《孫子兵法》，他的軍旗上則綉著“風林火山”4個大字，象徵著《孫子兵法》中“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的戰鬥精神。兵法家北條氏長、山鹿素行、吉田松陰等人，也都有頗具獨特見解的研究著作問世。據統計，從16世紀以來，日本的各種《孫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種。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對它國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長時間的研究熱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這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人----約瑟夫·J·阿米歐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第一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約瑟夫·J·阿米歐。提起這個名字，清朝乾隆年間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覺得茫然，但要說起他的中文名字——錢德明(別名錢遵道)，知道的人還真不少。原來，這位1718年出生於法國土倫的耶穌會士，1750年奉派來華，第二年就被打算結交幾個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進京城，此後一直受到清朝的禮遇。而這個錢德明在東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這期間除了傳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國文化上面。他學會了滿文、漢文，把中國的歷史、語言、儒學、音樂、醫藥等各方面的知識介紹到法國去，引起法國乃至歐洲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最有價值的譯介工作是受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時代的大臣M·貝爾東的委託，翻譯的6部中國古代兵書。錢德明靠著自己在滿漢語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據一部《武經七書》的滿文手抄本，並對照漢文兵書開始了翻譯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這套名為《中國軍事藝術》的兵學叢書，其中第二部就是《孫子兵法》。這部書的法譯本一問世，就引起法國公眾的重視，《法國精神》等文學刊物紛紛發表評論，有的評論者甚至說，他在《孫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將和軍事著作家色諾芬、波利比尤斯和薩克斯筆下所表現的“那一偉大藝術的全部真理”，建議將這一“傑作”作為“那些有志於統領我國軍隊的人和普通軍官的教材”。

大清帝國駐法公使論《（孫子兵法）在法國的歷史》廖世功（1877--1955）號敘疇，上海嘉定人，就讀於上海廣方言館，留學於法國政治科學院，獲學士學位，回國后考授法政科舉人，歷任學部主事、北洋洋務局幫辦、歐洲留學生監督、駐法國巴黎總領事、兼駐比利時公使、中國駐國際聯盟首席代表，同時負責德意志在華僑民遣返工作。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國為世界文化之源》這部著作中提到，就連吒叱歐洲的法國名將拿破崙也讀過《孫子兵法》。廖氏曾擔任過駐法公使，在法國政界、軍界有許多朋友，他的說法恐怕不會是空穴來風。從拿破崙個人的身世看，他於1779年進入位於香檳的布列納軍校攻讀炮兵專業，1784年進入巴黎皇家軍事學校深造，次年畢業。而18世紀80年代的頭幾年，恰好《孫子兵法》法文譯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眾的矚目。在拿破崙入巴黎軍校深造的前兩年，尼昂出版公司經法國國王許可，將《孫子兵法》作為一套有關中國的叢書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斷，求學期間酷愛讀書，曾大量閱讀過世界各國軍事、歷史和法律書籍的拿破崙受當時巴黎社會上一度盛行的“孫子熱”的影響，瀏覽過《孫子兵法》並不是不可能的。

對《孫子兵法》的重視

《孫子兵法》——是美國西點軍校和哈佛商學院高級管理人才培訓必讀教材，影響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井深大一生的書，通用汽車CEO羅傑·史密斯、軟銀總裁孫正義成功的法寶，商界必備實戰手冊啟迪人生權變創新的智慧。兵法的核心在於挑戰規則，規則就是沒有規則，兵法是謀略，謀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戰略、大智慧。

《孫子兵法》的思想

《孫子兵法》中的倫理思想，具有明顯的齊文化倫理思想的特點。

齊文化的倫理思想表現於兩個方面：一方面講“仁”、"禮"，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這些，在《管子》一書中體現得很明確。關於前者，是從齊文化與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較而言的。

魯文化把"仁"與"禮"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晉文化，特別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視"仁"與"禮"的。

齊文化上述兩個方面，在《孫子兵法》中也體現得十分清楚。孫武講"仁"，但是並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①杜牧注說："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②杜牧是從軍事學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孫武生活於有尚武精神傳統的齊文化環境中，他在講將領的五德時，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並不是不要"仁"，而是將"仁"用於對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孫子兵法·計篇》說，"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即體現了"仁"的思想。孫武的"仁"，還有更高的原則，即要符合戰勝敵人、維護國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孫子兵法·用間篇》說："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兩國交兵，以決勝負，應該想方設法，不惜以爵祿和金錢，從敵方搞到情報，以了解敵情。如果不能這樣，而愛惜爵位和金錢，就是不仁到極點了。這就給了"仁"以新的解釋，更具有齊文化的特色。

《孫子兵法》的影響

一般認為，《孫子兵法》成書於專諸刺吳王僚之後至闔閭三年孫武見吳王之間，也即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12年。全書分為十三篇，是孫武初次見面贈送給吳王的見面禮，事見司馬遷《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有用兵如《孫子》，策謀《三十六計》的說法。

《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末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其已被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聖典”的美譽。作為華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寶，《孫子兵法》不僅僅是一部兵書，不僅止於中華文化中的重要遺產，她更是華夏智慧與樸素思想的象徵。

《孫子兵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軍事著作，它更代表著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國人尊孫子為“兵聖”，而以色列當代戰略學者Martin van Creveld（克里費德）之言可以代表國外的總評：“所有戰爭研究著作中，《孫子》the best（最佳），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只能屈居second best（第二）。”

在現代，孫子兵法的作用遠遠不再局限於一本軍事著作的範疇，它還被廣泛運用於政治鬥爭、商業競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我們辦起事來多幾分智慧，少走些彎路。

《孫子兵法》是中國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著作，也是中國古籍在世界影響最大、最為廣泛的著作之一。《孫子兵法》曾被譽為“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后孫子者，不遺孫子”。它所闡述的謀略思想和哲學思想，被廣泛地運用于軍事、政治、經濟等各領域中。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孫武，大約成書於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寫的《戰爭論》（On War）早2300年。

《孫子兵法》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書中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孫子兵法》正是在研究這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這當中體現的辯證思想，在中國辯證思維發展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孫子兵法》談兵論戰，集“韜略”、“詭道”之大成，被歷代軍事家廣為援用，《孫子兵法》縝密的軍事、哲學思想體系，深遠的哲理、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常讀常新的探討韻味，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擁有廣泛的影響，享有極高的聲譽。

該書被翻譯成英、俄、德、日等20種語言文字，全世界有數千種關於《孫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國家的軍校把它列為教材。據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都曾研究《孫子兵法》，借鑒其軍事思想以指導戰爭。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國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后，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註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裡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註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徵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迹、《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註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后，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獃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后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註》、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註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徵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闢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註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闢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英國空軍元帥約翰·斯萊瑟所言：“孫武的思想有驚人之處———把一些詞句稍加變換，他的箴言就像是剛寫出來的。”

美軍總指揮弗蘭克斯評價說：孫武，這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家的幽靈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進的每架戰爭機器的旁邊。

日本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說：“《孫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靈，我們必須頂禮膜拜，認真背誦，靈活運用，公司才能發達。”

唐朝李世民說“觀諸兵書，無出孫武”

明朝茅元儀認為《孫子兵法》的定位是最準確、講的最好的。

美國尼克松寫的一本書，《1999不戰而勝》，其中就引用了好多有關孫子的語錄。

日本逢屋千村說《孫子兵法》不是打仗的，《孫子兵法》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義者，是不戰主義。

孫中山曾說過：“就中國歷史來考究，兩千多年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

毛澤東評價《孫子兵法》："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說的，包括認識世界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的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輕看這句話。"又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當下仍是科學真理"。

郭泰納夫評價：孫子確實可以算是世界上出色的軍事學家。

《孫子兵法》的大多數篇目都是經典格言的堆砌，有標題而無主題。說它是“彙編”，的確是實實在在，若說它是某一個人的“原創”是無據可查的。

問：《孫子兵法》里就沒有完整的原創篇目嗎？答：有。第二篇《作戰》和最後一篇《用間》就是完整的原創。這兩篇內容純粹，文氣完整，沒有拼接的痕迹。在語言習慣上，這兩篇與其它十一篇大體相同，總是語重心長、諄諄告誡、不厭其煩的樣子。其中“者”、“也”、“矣”等語氣詞的用法，與其它兵法相比，尤其能顯示出文人特色。這證明《孫子兵法》的“主編”對國家財政、軍需和國家級的情報、間諜工作十分嫻熟，頗有心得。他對打仗雖然外行，但是，把各家兵法的精華彙編在一起，再進行一番點化、潤色、發展的工作，其能力還是綽綽有餘的。

1．簡本，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初竹簡抄本，是現今為止最早的版本。

2．十一家注本，1961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 。

3．武經本，如，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4．西夏文《孫子兵法》，藏於寧夏檔案館。

5．《太平御覽》本。

6．《杜氏通典》本。

法蘭西語翻譯版本

把《孫子兵法》引向歐洲的第一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約瑟夫·J·阿米歐---（中文名：錢德明，別名錢遵道)，《孫子兵法》翻譯成法文後，又有歐洲各國的學者們把《孫子兵法》翻譯成英文、荷蘭文、義大利文、拉丁文、希臘文、西班牙文等。

曹操的《孫子略解》為《孫子兵法》最早的註釋本。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宋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家指曹操、李荃、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

清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所收的影宋本《孫吳司馬法》中《魏武帝注孫子》。

近代中國有蔣百里，劉伯承，陶漢章，許詩玉（台灣）、鈕先鍾（台灣）、朔雪寒（台灣），日本的服部千春，等等均有深入鑽研並有專作。

孫武（約前545年－約前470年），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北部）人。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聖或孫子（孫武子），又稱“兵家至聖”，被譽為“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

孫武大約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由齊至吳，經吳國重臣伍員（伍子胥）舉薦，向吳王闔閭進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為將。他在柏舉之戰率領吳國軍隊大敗楚國軍隊，佔領楚國都城郢城，幾近覆亡楚國。

其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他撰著的《孫子兵法》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軍事學術史和哲學思想史上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哲學等領域被廣泛運用。被譯為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該書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