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法

司馬法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先秦時期軍事著作。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

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迄至清代，姚際恆、龔自珍等人，疑為偽書。但對他們所質疑的問題，詳加考查，顯然根據不足。(參見蘭永蔚著《春秋時期的步兵·〈司馬法〉書考》中華書局出版)

《司馬法》流傳至今已兩千多年，亡佚很多，現僅殘存五篇。但就在這殘存的五篇中，也還記載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古代作戰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研究那個時期的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漢書·藝文志》說："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同是《太史公自序》：“《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成父)能紹而明之”。"司馬"作為職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辭中還未出現，而起於周代。所以，《司馬法》應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唐朝李靖曾對唐太宗說《司馬法》出自姜太公之手，這更加說明《司馬法》出自西周早期。宋陳師道說："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應麟說："古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都是對的。

說明它不是專門的軍事理論著作，而包括有軍法、軍禮、軍事條例、條令等典章制度，具有軍事教典的性質。因為它由"司馬之法"而來，故稱《司馬法》。

《司馬法》到戰國初已經失傳，所以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把司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編成《司馬穰苴兵法》。因此，《司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馬法》的內容，又有司馬穰苴對《司馬法》的詮釋和自己的著作。

《司馬穰苴兵法》至漢代已簡稱為《司馬兵法》。司馬遷說："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劉歆著《七略》，把《司馬兵法》歸入《兵書略》，而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則把《司馬兵法》歸入《禮》書一類，作《軍禮司馬法》，內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減至數十篇。入宋以後，更減至五篇，即今傳本《司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論述以仁為本的戰爭觀。

它把戰爭看成是政治的組成部分，是通過政治手段達不到目的時而採取的另一種權衡手段。所以它的戰爭觀是："以仁為本，以義治之"。這個戰爭觀包括以下三個核心內容：其一，"殺人而安人，殺之可也"；二，"其二，"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戰止戰，戰之可也"。它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戰爭的正義性問題，但強調以仁為戰爭之本，實質上就接觸到了這個問題。

從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出發，本篇提出的作戰原則是：戰爭不能違背農時；戰爭不能在疫病流行時進行；戰爭不能強加給有國喪的國家；戰爭不能在敵國受災時發動，也不能在夏、秋兩季興兵，以愛護敵對雙方的民。這些觀點，直到春秋時期，列國還有遵行的。從仁本觀念出發，本篇又提出："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著名論斷。表現了它既反對戰爭，又不忘戰爭準備的進步態度。這種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實際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為正義之師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著一些古代的戰術原則，如："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等等。這些原則與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戰中所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時代，交戰雙方採用大方陣作戰，隊形呆板笨重，轉動不靈，只需一次攻擊，勝負即已分清。保持隊形嚴整的一方總能戰勝隊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戰勝者也只要求對方屈服，不以爭城爭地為目的。到了春秋時，由於諸侯兼并和爭霸戰爭的頻頻發生，這些戰術原則就成為了過時的東西。宋襄公在泓之戰中墨守成規，堅持"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為軍"的原則，既不能依據變化了的形勢，採取新的戰術，又反對司馬子魚的正確建議，結果導致兵敗身亡，遭到時人的批評。

最後，本篇指出：在先王"聖德之治"時代，沒有戰爭。在賢王"親制禮樂法度"的時代，戰爭用來征伐不義的國家。到了王霸時代，變亂紛起，才用戰爭來懲罰犯有"憑弱犯寡"、"賊賢害民"、"暴內陵外"、"野荒民散"、"負固不服"、"賊殺其親"、"放弒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內亂，禽獸行"等各種罪行的諸侯國家。能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戰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是一個進步。

第二，《天子之義》篇，綜論軍事教育的各種法則。

開篇即提出，凡賢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經軍事教育的士卒作戰。軍事教育的內容主要有：貴賤等級觀念；人倫道德規範；認識朝廷禮法與軍中禮法的區別；樹立不誇功、不爭功的思想；以服從軍令為核心的賞罰原則。

通過回顧歷史，本篇論述了有虞氏與夏、殷、周三王時代戰前動員、武力使用、軍事賞罰、兵器的配備和戰車、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點。

在治軍原則上，《司馬法》既反對治軍過於嚴厲，又反對治軍沒有威嚴。主張恰當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於選擇、啟用有德行、有道義、服從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堅決排斥姦邪、殘暴、武斷專橫以及恃勇逞強的人。

在作戰原則上，主張舒緩地進攻，徒不趨，車不奔，保持嚴整的戰鬥隊形，即使追逐逃敵，也不可逾越戰鬥行列。因為軍隊的穩固性，正在於行列的整齊性。使用人、馬不得過力，進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規定。這些古樸的戰爭觀念和戰術原則，反映周代早期的戰爭還保存著較多的原始性質。本篇還指出，將士在朝廷和在軍隊要表現出不同的氣度。在朝廷要溫文爾雅，謙虛謹慎；在軍中則要勇猛果決，體現出禮與法、文與武相輔相成的精神。

接著，論述軍中賞罰的起源。認為有虞氏不賞不罰，是至德之世。

夏有賞無罰，是至教之世，殷罰而不賞，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賞有罰，是德衰之世。提出軍中的賞罰，宜於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賞，培養將士不誇功的美德；大敗不罰，培養將士勇於承擔責任的美德。

最後提出，要讓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這也是以仁為本的戰爭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統論為進行戰爭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資、軍事和利用自然條件等各種準備以及陣法運用的原則等。

從政治準備上說，有確定軍中的爵位，制定賞罰措施，頒布治軍原則與教令，徵求各方意見，根據人心動向制定作戰方略。

人才、法紀、宣傳、技巧、火攻、水戰、兵器是軍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榮譽、利祿、恥辱、刑罰是軍中的四種法紀，要將士嚴格遵守。

仁愛、信用、正直、統一、道義、權變、專斷是治理軍中亂政的原則，要運用得當。凡軍中的規章制度，都要依據廣大士卒的要求來制定，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經反覆執行形成"法規"。

凡軍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嚴明，要雷厲風行執行，樹立法制權威。要規定軍中各等級服制，並用顏色區別，堅決禁絕百官服制混亂。在軍中，執法要"專"，不服從法紀者要制裁，從將軍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從思想準備上說，是統一軍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統一到將軍的意志中去。軍令不統一，軍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職守、猜疑厭戰、分崩離析、推諉責任等現象，都是戰爭的禍患。而驕傲、畏懼、吵鬧、猶豫、做事反覆等則會破壞軍威，要堅決制止。在軍中，一切都要服從將帥指揮，將帥調動士卒應像以手調指那樣自由。這樣的軍隊才是具有戰鬥力的軍隊。

從物資準備上說，要"阜財"，即廣集資財，特別是利用敵國的資財。達到"眾有有，因生美"，即民眾富足、國力充沛。

從軍事準備上說，要"右兵"，即重視兵器的運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點，充分發揮"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的作用。

要訓練軍隊，熟練掌握"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的各種戰法，以便臨機制敵。要演練陣法、布陣：行進時行列要疏，戰鬥時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樣配合，士卒要訓練有素。上下遵守信義，軍中指揮信號系統，即金鼓旌旗等要鮮明，號令不得隨便改動。要對全軍進行作戰教育："作其氣，發其政"，即鼓舞士氣，頒布紀律。教育要和顏悅色，言辭懇切，利用士兵的畏懼談戒律，利用士兵的願望談事功。教育他們進入敵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職份完成任務。

從利用自然條件上說，就是"順天、利地"，即順應天時，利用氣候條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險要、阻絕等要地。

第四，《嚴位》篇，論述陣法的構成及如何利用各種陣式作戰。

開篇提出對軍陣作戰的總要求：士卒在陣中的位置不可變更；陣中軍政要森嚴，整體力量要輕銳敏捷，士氣要深靜，意志要統一。

接著闡述陣法的構成：陣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職位，編製好卒伍，固定行列，調整縱橫次序，做到名符其實。陣法有坐式、立式。立陣用於進攻，坐鎮用於防守。坐鎮有坐、跪、伏各種姿式。擊鼓是要起立進攻，鳴鐸則停止前進。以賞罰調動士卒士氣。

利用軍陣作戰的要點是：兵力充實，陣營鞏固，能持久；士氣旺盛，處於危地能取勝；車兵採取密集隊形，徒兵採取坐戰姿式，戰陣可以穩固。要用大部隊攻擊小部隊，軍陣屯駐時注意兵甲器具，行進時要注意隊列嚴整，作戰時要注意進退節奏。

利用軍陣作戰要懂得：布陣難，使士卒熟悉陣法更難，而靈活運用陣法又比士卒熟習陣法難。懂得陣法不難，實際運用陣法難。軍陣戰鬥力強不要過於恃重。但即使實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戰鬥，一次把力量用盡。陣中三軍團結如一人，才能戰勝敵人。

凡是軍中命令，下達給全軍的，三天內要執行；下達給卒（百人）

的，半天內要執行；下達給個別人的，要馬上執行。軍中的指揮號令為金鼓旌旗。以鼓聲點數命令旌旗開合、車馬馳驅、步兵進退、軍隊交戰、改變戰鬥隊形等各種作戰形式，要牢記執行。在軍中要用仁、義、智、勇、信、利、功等各種方式鼓勵士卒勇往直前、克敵制勝。

在軍中，將吏要謙讓和藹，融洽團結，推功攬過，讓士卒心悅誠服，奮勇效力。戰勝要不驕不懈，戰敗要承擔責任。用法令約束戰士輕視死亡，用道義教育戰士勇於為正義犧牲。軍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後，提出軍陣作戰的戰術原則："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疲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

第五，《用眾》篇，主要論述臨陣待敵、用眾用寡、避實擊虛的戰略、策略原則等。

開篇以兵力的眾、寡作為一對矛盾概念，提出用眾、用寡的策略原則：用眾要求部隊嚴整不亂，適於正規作戰，適於進攻，適於包圍敵人或者分批輪番攻擊；用寡要求陣營鞏固，適於能進能退，適於虛張聲勢迷惑敵人，適於出奇制勝。如果敵人佔了有利地形，則佯裝卷旗敗退以誘敵，尋機反擊。如果敵眾我寡，則察明情況，準備在被包圍下作戰。

如果敵兵也少，就先退讓，然後乘隙消滅它。

作戰應採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大敵當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試探，觀察敵人的變化；可以採用或進或退的行動，觀察敵人陣勢是否穩固；可以逼近敵人，觀察它是否恐懼；可以按兵不動，觀察敵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動，觀察敵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襲擊，觀察敵人陣容是否嚴整。打擊猶豫的敵人，進攻倉猝無備的敵人，迫使敵人兵力無法施展。掩襲敵陣，造成它的混亂，利用敵人的輕進，阻斷它的企圖，粉碎它的計劃，乘它恐懼時予以消滅。

選擇作戰地點要"背風背高，右高左險"。在作戰中，擺好陣勢后不忙於交戰，看敵人怎樣行動，再相應進行動作。敵人設好圈套，我方不要順敵意進攻，等待敵軍主力的行動。如敵人進攻，則集中兵力乘隙打擊它的弱點。

凡追擊逃敵，不要停止。如敵人中途休息，則考慮它的企圖。凡逼近敵人的都城，進攻必研究好道路，後退必考慮好計劃。兩軍作戰，行動不要過早或過遲，以免使軍隊疲憊或喪失鬥志。在軍中要禁止士兵與親屬通信，斷絕他們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時，要選拔優秀戰士作前鋒部隊。捨棄笨重裝備，少帶糧食，以激勵戰士拚死戰鬥的決心。

從上可見，《司馬法》在講論古代軍政事務和戰略戰術原則中，是教導人從實際出發，從客觀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條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質條件出發來考慮問題。它提出了一系列對立統一的法則，如大小、多少、強弱、虛實、攻守、疏密、動靜等，要求人們從發展變化中看問題。這些都是符合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精神的。

《司馬法》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部優秀兵書。它所提出的許多戰略戰術原則，在今天對於我們來說，仍有借鑒意義。

當然，由於現存的《司馬法》不是一部專門的軍事理論著作，而是一部軍事教典，更兼它在流傳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軍事思想缺乏一個完整的體系。又由於戰國時齊威王令大夫們將古者《司馬法》與《司馬穰苴兵法》合編在一起，所以它的軍事思想又有前後互相矛盾之處。如：它一方面強調以"仁"治軍，宣揚"攻其國，愛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將軍對士卒"小罪乃殺"，軍中要"政栗"、"位嚴"，帶有明顯的以法治軍的烙印。而以"仁"治軍與以"法"治軍則代表兩種不同的軍事思想。

同時，它在論述遠古的歷史時，也帶有一代比一代"德衰"的退化論觀念。這些都是它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身，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後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於失王。然後冢宰征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於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聖祗，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禮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台諸侯，以小事大以和諸侯。

會之以髮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逾。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慣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

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孰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匿，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不上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裡也，文與武左右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規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古者戌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台，答民之勞，示休也。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詔，詢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怪眾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

將心，心也，眾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

凡戰，智也。斗，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眾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調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

輕車輕徒，弓矢固御，是謂大軍。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

上暇人數，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稱眾，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渭戰患。

驕傲，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大小，堅柔，參伍，眾寡，凡兩，是謂戰權。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發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眾。

居國惠以信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入乃強，滅歷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就，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

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人之形；由眾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跡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躁，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後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惟權。戰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幾盡危。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

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斗，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力。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疲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利煩，眾利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眾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眾；若眾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眾，則相眾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眾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凡戰，先則弊，后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

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根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人。原來姓田，名穰苴，曾領兵戰勝晉、燕，被齊景公封為掌管軍事的大司馬，後人尊稱為司馬穰苴。

《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卷5篇的原型。此書受到歷代兵家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唐朝李靖就曾對唐太宗說：“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

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后三篇為《司馬穰苴兵法》。當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儘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論述範圍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武經七書”之一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戰國初齊威王令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並附春秋時齊國大將司馬穰苴兵法於其中，故又稱《 司馬穰苴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軍禮司馬法》155篇，入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司馬兵法》3卷，司馬穰苴撰，入子部兵書類，其後各史志和目錄書多因襲此說。今本3卷,5篇，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另有逸文60餘條，1600多字。唐魏徵將其部分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刻《武經七書》本為現存最早刊本。流傳至今的各種註解本與翻刻本見於著錄者不下四五十種。

《 司馬法 》按戰爭的目的，把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大類。認為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誅暴扶弱的戰爭是正義的。所以，為安人而殺人，殺之可也；為愛其民而攻其國，攻之可也；為止戰而戰，雖戰可也。為擴大疆土或奪取財貨、恃國之大而凌辱小國之民的戰爭是非正義的。興兵作戰要“以仁為本”，若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無道行為，天子即可集結諸侯各國出兵征伐，並制定了在九種情況下出伐的禁令。強調發動戰爭應以保護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條件,“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在對敵政策問題上，提出“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把戰爭“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區別，同時主張優待俘虜，對其傷者進行醫護。不主張侵犯敵國民眾的利益，要求軍隊在進入敵區后，嚴格遵守紀律，以求得敵國民眾的同情與支持。這是中國最早關於對敵政策和群眾紀律的論述。

備戰、慎戰是《 司馬法 》戰爭觀的一個重要思想。它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強調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每年借春秋兩次大規模的圍獵活動進行軍事操法訓練和檢閱，以示全國上下不忘戰並隨時準備應戰。在強調備戰的同時，又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要備戰，但不可好戰。

《司馬法》認為，“治國尚禮，治軍尚法”,二者有著根本的區別,“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治軍尚法的首要問題是嚴明賞罰，書中列舉夏、商、周三代賞罰制度的異同，並詳細論述治軍立法的各種要則，強調申軍法、立約束、明賞罰是治理軍隊的關鍵所在。《司馬法》中含有大量的軍禮內容，大體可分為：出軍制賦，軍制(含車兵、步兵編製及兵器配備)，出師(含時令、宜社、造廟、事由、目的、軍中職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師，校閱蒐狩，獻捷，獻俘，軍中禮儀，禁令，軍威，賞罰，止語，等等。這些軍制、軍法內容的規定，體現了以法治軍思想。在將帥修養方面，提出“仁、義、智、勇、信”五條標準。強調德才兼備，智勇雙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敬則慊，率則服”。要謙讓、嚴明、果敢、負責、不諉過、能為人表率，這樣，才能使軍隊做到有禮有節，勇猛善戰。

《司馬法》的戰爭指導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基礎之上的。它強調對戰爭要全面考察，做到“五慮”，即順應天時，廣集財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戰前既要周密計劃，戰中又要通達權變，注意偵察、洞悉敵方情況變化，對不同的敵人採取不同的打擊方法。要善於從眾寡、輕重、治亂、進退、難易、固危、先後、息怠、強靜與微靜、小懼與大懼等各種對立統一的關係中分析敵我雙方的情況，在此前提下決定作戰策略。強調輕重是相互為用、可以轉化的，要善於相宜而用，轉變力量對比，取得對敵優勢。對敵觀察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做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武器配備要長、短、輕、重、銳、鈍相雜，使之各發揮其特長而相互彌補其不足。對軍隊運動時休息與否、何時休息、休息時間長短諸問題也應掌握得恰到好處，“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等。

《司馬法》一向受到統治者、兵家和學者們的重視。它所闡述的以法治軍的思想和具體的軍法內容，為其後各時期制定軍隊法令、條例提供了依據。歷朝論證周代軍制和註解古籍者對《司馬法》多所稱引。宋代以來，該書被列為武舉應試的經典之一，傳播更加廣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則不可取。

《司馬法》是我國歷史上頗多爭議的一部兵書。關於其作者與成書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西周時，王室設有大司馬一職，職掌軍事，《司馬法》就是司馬論兵的兵書。這個司馬是誰，如今已無從查考，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通過此語可知，編寫《司馬法》的那位司馬就是姜太公。但是古《司馬法》早已亡佚，到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司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後來大部分遺失了，現只存五篇。

《司馬法》在漢代具有崇高地位，漢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馬法》選位，秩比博士。”司馬遷評論道：“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東漢以後，《司馬法》被奉為兵學權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為《武學七書》之一，規定為將校必讀之書。但是，到了清代，姚際恆、龔自珍等人認為今本《司馬法》完全是偽書。這個看法過於偏激。我們認為，今本《司馬法》應該看作是《司馬穰苴兵法》的殘本。它是戰國中期的作品。

《司馬法》提出了“以戰止戰”的戰爭觀。《司馬法》認為，進行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討不義”、“誅有罪”。因此，對於那些能“安人”、“愛其民”和制止不義的戰爭，《司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它提出了“以戰止戰”的思想。《仁本篇》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為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了同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就是說，只要目的是為了消除戰爭，藉助戰爭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這實際是說，為了達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這表明《司馬法》並不簡單、絕對地反對戰爭，否定戰爭，而且還表明了《司馬法》已經揭示了戰爭的實質是用非常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同時，《司馬法》還提出了“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觀點。認為，如果平時忘記了戰爭的存在，放鬆戰爭準備工作，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仁本篇》說：“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對戰爭的態度：好戰會導致亡國，忘戰也會導致危險的局面。這一方面是對窮兵黷武行為的批判，也是對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馬法》不是簡單地反對戰爭或者贊同戰爭，而保持著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

《司馬法》認為，要“以仁為本，以義治之。”這很重視軍事教育的作用，認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內容上，強調簡明扼要，“教極省”，並提出“六德”，即禮、仁、信、義、勇、智來教育和培養民眾、軍隊，六德以時合教”。《司馬法》也指出，治理軍隊與治國是有區別的，治國與治軍各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逾。”“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這是說，古時不用治國的方法去治軍，也不用治軍的方法去治國。如果兩者相混，就會產生不好的效果。因為，治國與治軍的目的不同，“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意思是治國追求的是溫文爾雅，治軍追求的是堅決果斷。

《司馬法》強調輕、重相結合的原則。“輕”、“重”在《司馬法》中有不同的含義，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數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長短、大小等。這種輕重結合的原則體現在許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備上，《天子之義篇》說：“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這就是說，要重視武器與重武器的結合。輕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長兵器。取長補短，才能充分發揮各種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嚴位篇》說：“凡戰……以甲固，以兵勝。”又說：“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這裡的重指的是堅固，輕指的是銳利。在戰場上，只有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甲胄的堅固性來鞏固防守，使敵人的進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銳利來發起進攻，戰勝敵人。這樣，就可以很好地照顧到防守和進攻而不會出現偏頗。《嚴位篇》又說：“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這裡的輕、重指的人數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隊與敵人的小部隊作戰可能產生危險，用大部隊與敵人的大部隊作戰可能無功而返，用小部隊攻擊敵人的大部隊就可能失敗，用大部隊對付敵人的小部隊就要迅速決戰。所以，大部隊和小部隊的相互結合，互為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在軍隊的指揮上，也存在著一個輕重結合的問題。《嚴位篇》說：“上煩輕，下暇重。”“奏鼓輕，舒鼓重”。總而言之，《司馬法》強調，不論是武器配備、兵力的運用，還是軍隊的指揮，都要注意輕重結合。

《司馬法》的這種以輕、重來闡述軍事問題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國軍事辯證法史》中指出的那樣：“《司馬法》從軍事領域中對立統一的矛盾諸因素中抽象出‘輕’、‘重’這一對基本範疇，是我國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孫子、范蠡分別將軍事領域諸矛盾歸結為剛柔、奇正、陰陽一樣，都是把軍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這對建立我國軍事辯證法思想的理論體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武器裝備上，《司馬法》認為要盡量運用精良的武器。它還強調要團結士卒，提高士氣，充分利用獎懲手段等。

《司馬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視的缺點，如突出仁義說教，把戰爭說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認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戰爭看成是“德衰”的結果等等。

《司馬法》一方面強調以“仁”治軍，宣揚“攻其國，愛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將軍對士卒“小罪乃殺”，軍中要“政栗”、“位嚴”，帶有明顯的以法治軍的烙印。而以“仁”治軍與以“法”治軍則代表兩種不同的軍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