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

1913年，父親去世，隨祖父生活。為祈福，祖父曾讓他拜雍和宮的一位老喇嘛為師，做記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爾札布”。當時正是辛亥之後，清帝遜位，其曾祖絕意政治，不願居京城，以示不再過問國事。恰其曾祖有一門生，名陳雲誥，亦是翰林，家為河北易縣首富，廣有資財，於是出資在易縣城中購買房舍，請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攜家人遷居易縣，啟功時年方三四歲。稍後，入私塾讀詩文。

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后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

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

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

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

1984年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

1998年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於北京。

家譜

雍正帝胤禛——五子和親王弘晝——一子永璧——二子綿循——三子奕亨——五子載崇——二子溥良——長子毓隆——獨長子恆同——獨長子啟功

啟功出生於書香世家，啟功之祖父毓隆（1872年－1923年）幼承家學，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恩科二甲109名進士，散館授編修。

啟功之曾祖父溥良（1854年－1922年）年輕時，請求革去封號、俸祿，參加科舉，並考中光緒六年（1880年）二甲第三十七名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啟功之遠祖和親王弘晝（1712年－1765年）是歷史上有名的荒唐王爺，喜好辦喪事，吃祭品，但亦有歷史學家指他其實是為免捲入弘時（雍正三子）和弘曆（雍正四子乾隆皇帝）對皇位的爭奪而以“荒唐”為名韜光養晦。

賢惠的妻子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婚後，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臟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喪，才稍微鬆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複發，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於燈市西口，與北大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經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後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后老伴兒的，我說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后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席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願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其主要著作《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

《啟功全集》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啟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為著述，包括詩詞創作、講學、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等，后10卷為書畫作品，彙集了啟功先生創作的冊頁、成扇、手卷、橫幅、立軸、字課、臨寫等。《啟功全集》不僅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極大的鑒賞價值和極高的研究價值。

作為啟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啟功先生的學生趙仁珪告訴記者，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夠幫先生整理出一份記錄自己人生的口述歷史，但是一直以來啟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絕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評價，難以措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希望重複過去的痛苦，去回憶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大家的呼籲下，啟功終於勉為其難同意口述。

我叫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有的人說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何必還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於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說，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家望族，也難免要經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琅琊王家的後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聖”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說，我就像古時戲劇舞台上的丑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麼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麼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後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啟功”那樣一個人。

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我在這裡簡述一下我的家世，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曆，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只比弘曆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晝為和親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

沁園春

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

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

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閑吹乞食簫。

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

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解超。

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繁繁瑣瑣，絮絮叨叨。

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

從此後，守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末三句一作“收拾起，一孤堆拉雜，敬待摧燒。”）

賀新郎

癖嗜生來壞。

卻無聊。蟲魚玩好，衣冠穿戴。

歷代法書金石刻，哪怕單篇碎塊，我看著全部可愛。

一片模糊殘點畫，讀成文，拍案連稱快。

自己覺，還不賴。

西陲寫本零頭在。

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腦蓋，黃白頭麻箋分軟硬，晉魏隋唐時代。

筆法有，方圓流派。

煙墨漿糊沾滿手，揭還粘，躁性偏多耐。

這件事，真奇怪！

賀新郎·詠史

古史從頭看。

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繚亂。

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

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

竟自有，若干卷。

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

試問其餘哪裡去？脖子被人切斷。

還使勁，齗齗爭辯。

檐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

誰參透，這公案？

西江月

七節頸椎生刺，六斤鐵餅栓牢。

長繩牽繫兩三條，頭上幾根活套。

雖不輕鬆恰恰，略同鍛煉晨操。

洗冤錄里每篇瞧，不見這般上吊。

啟功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畫家和書法家。他著作豐富，通曉語言文字學，甚至對已成為歷史陳跡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詩詞，同時又是古書畫鑒定家，尤精碑帖之學。

欣賞他的書法作品，總要聯想到他對碑帖的精深研究，因為他對碑帖的研究和他的書法藝術成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碑帖之學是明清兩代興起的一門學問。他就是這片園地的開拓者之一。這門學問除誇揚珍異、競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約分為二類：一是研究其中歷史資料，以碑刻文辭證史補事，或校讀文辭；二是賞鑒、研究其書法藝術。啟功先生兼於兩者，更精於後者，他在兩者之間融合貫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籬。“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他寫這首詩是有感於過去多少鑒賞家重視碑帖的書法，而對其中文辭則往往視而不見。名家如孫承澤、翁方綱以及葉昌熾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過文辭內容。正因為這樣，他把歷來定論的《曹娥碑》駁得體無完膚。因此，所謂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況蔡邕的書丹。

啟功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我最喜歡他的發比喻，時出妙語，對書法藝術以及書法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其獨特的《論書絕句百首》，這是他數十年書法實踐、研究的體會。特別是詩中的自注，行文雋逸，闡見解。我自己有些長期窒礙的問題，讀了之後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開朗之感。諸如考證《鶺鴒頌》出於開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遠后之臨《樂毅論》以證明王羲之書體勢之雄強；鑒定張旭書庾信《步虛詞作》實為大中祥符以後宋之筆；以西陲晉人殘紙證《閣帖》中索靖書法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是翻書法史上成說的案，論據充分堅實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論蔡襄、祝允明書法之未成自己體段；柳公權、黃庭堅書法用筆盡筆心之力，結字聚字心之勢。而其中對歷代著名書法家之特色，各時代書法的體勢、風格，以至辨別書體源流，變遷原因，都是非常精闢的，山東文軒畫廊推薦書法家。

30年代末啟功先生參加了近代著名國畫團體松風畫會，取號“松壑”。松風畫會迄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併產生了溥雪齋（松雪）、溥佐（松堪），關瑞之（關松房嫡傳）三位畫會領導人。

啟功先生的畫《秋山》——畫中遠山微雲掩映，樓閣隱現，恍若不可企及的仙境，與這仙境相對應的是建在水邊的荒野村居、自橫的小舟。披麻皴和淡墨的點染，使畫中自有一種清靜的意韻。

而溫潤的設色，又使這清靜中多了種關懷人世的態度，從而使畫家曠達、自然的胸懷盡寓其中。

書法

成就在書法→自創“啟體”賣價高

啟功曾臨習大量碑帖，他的書法作品，無論條幅、冊頁、屏聯，都能表現出優美的韻律和深遠的意境，被稱為“啟體”。書法界評論道：“不僅是書家之書，更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

對於書法藝術本身，他也有很多創見。一般人學書法都是從寫“九宮格”或“米字格”開始，並把字的重心放在方格中心。啟功卻發現，字的重心不在傳統的米字格的中心點，而是在距離中心不遠的四角處，還推算出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正符合所謂的“黃金分割率”，對學習書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啟功的書法作品在市場上極受青睞。以2003年北京春拍為例，中國嘉德共推出他的10幅作品，全部成交，其中超過8萬元的有4幅，《行書唐宋詩七幅》鏡心被拍至41.8萬元，成交價令人咋舌。

繪畫

繪畫→山水竹石表意趣

啟功畫作的風格是：構圖嚴謹，手法生動，色彩鮮明，韻味悠長，尤其擅長山水竹石，極富傳統文人畫的意趣。“秋山人在畫中行”是其常用的題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已在畫壇嶄露頭角，50年代達到藝術高峰。他也曾作畫賣錢，貼補生活。

啟功晚年畫作價位呈穩定上升趨勢。中國嘉德1999年秋季拍賣他的《朱竹墨石圖》，以7萬餘元成交。到了2002年，同樣的四尺整紙啟功朱竹圖價位已在10萬元以上了。啟功眼疾加重，作畫十分困難，畫作更顯珍貴。

他多次為國家領導人出訪及國際交流繪製作品。啟功生前風趣地說：“我這裡是禮品製造公司。”

啟功除了是當代著名書畫家，亦通曉語言文字、古書畫鑒定之學，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學上，啟功開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啟功嘗作詩論曰：“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學者，如葉昌熾、翁方綱等研究歷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內容；只知書法，而略其辭章之習。

除研究方法開拓新途外，啟功更對《孝女曹娥碑》的真偽作出一錘定音之論，判定歷代相傳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跡。期間，雖有部分學者提出異議，如香港學者陳勝長曾撰〈絹本《孝女曹娥碑》墨跡考辨〉與之辯論，惟啟功以其獨特的研究方法與深厚學養，對陳氏之立論作出有力反駁，並深責陳氏之說乃“一派胡言”，終使《孝女曹娥碑》的真偽得以辨明。詳細論述請參考啟功《論書絕句》《古代字體論稿》《論書札記》等書。

啟功先生受業於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專門從事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中國歷代散文、歷代詩選和唐宋詞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他執教六十餘年，在中國古典文學教學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為國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人才。他為促進祖國教育事業，報答老師教育之恩，延綿陳垣先生的教澤，用出售字畫所得200餘萬元，設立了勵耘獎學金。

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晚年擔任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合會創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1981年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赴香港講學，作關於漢語和《紅樓夢》的講演。

1991年9月赴日本東京、大阪訪問參觀大阪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珍品。

1992年全國政協、北京師範大學、榮寶齋聯合舉辦“啟功書畫展”，先後在北京、廣州和日本展出。

1994年赴韓國進行書畫交流。榮寶齋與韓國東方畫廊聯合舉辦“啟功·金膺顯書法聯展”先後在北京和漢城展出。

1996年10月赴美、德、法三國訪問，參觀三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中國書畫珍品。

19979年4月中央文史研究館組織書畫代表團赴新加坡，舉辦中央文史館館員書畫作品展任團長；10月應香港商務印書館邀請赴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活動，為香港回歸創作書畫作品多件。

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五屆委員和第六、七、八、九屆常務委員。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北京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彭利銘如此評價啟功先生：“啟功先生是中國書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剛正、儒雅大方、幽默風趣，是為人師表的典範。啟功是第二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為中國書法的正本清源、發展創新做出過巨大貢獻，他的逝世，是中國書法界和文藝界的巨大損失。啟功先生直到晚年還堅持帶學生，一生桃李滿天下，我們將會永遠記住他。”書法大家謝涇廉說：“老師作為知名的學者，以他博大的胸懷給予我不僅僅書法上的教導，最重要的是潛移默化中學習了他的人生觀。”彭利銘先生回憶說，啟功老師非常幽默風趣，一生有許多有趣的小故事。

山東省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書法家協會評審委員陳梗橋先生說：“啟老是一代著名的學者、教育家、書法家，也是社會公認的鑒賞家，一直大力支持中國的文物鑒賞和文物拍賣，中國文物界對他敬愛有加。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與啟功先生有過多次交往，他給我印象最深、啟發最大的是在文物鑒定方面的實事求是：鑒定古代書畫，知道的就是知道，不明晰的就說不知道，非常坦誠。我曾攜帶省博物館收藏的一清代的冊頁到北京請啟功先生鑒定，他給了我很多啟發。另外，在交往中我感覺到他的一些觀念都十分開明，並且往往以樸實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表述出來。他是個京劇迷，常說：‘京劇里板眼第一，然後才能講韻味。寫字也是如此，先講究結體，才能求韻味。’這句話在我多年的藝術創作中起到很大的啟迪作用，避免了一些彎路。”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薛永年曾撰文紀錄：故宮博物院有個比我年輕的學者王連起，雖然沒有讀過大學，工人出身，但善於學習，精通碑帖和書畫，對趙孟頫有系統研究。他八九十年代是徐邦達的助手，啟功先生非常器重他，當做忘年交，而且逢人說項，不斷為他創造發揮與提高的機會。90年代初，啟功先生讓我推薦王連起去美國大都會做研究，“讓美國人也知道我們有這樣年輕的專家”。稍後我問王連起這回事，他說為他去美國，啟功先生煞費苦心。在一次宴會中，啟功先生在與方聞的交談中，特地引出一個話題，就是趙孟頫的《雙松平遠圖》。這件作品一真一假都在美國，一件在大都會，另一件在辛辛那提。啟功先生對方聞說，在座的王連起能告訴你誰真誰偽的鐵證，你聽他講講。”於是王連起講道，真跡不但有乾隆印璽，而且有一段乾隆題跋，在宣統元年狄平子出版的《中國名畫集》里就引出來了，可是後來乾隆題跋被挖掉了，譚敬組織人作假時就沒有乾隆題跋了。因此。流傳到美國的一真一假兩件，沒有挖痕的必假，那件細看有挖痕的真跡無疑。他又仔細講了真跡的流傳經過和偽作出現並賣給美國的歷史，方聞大為折服，當即拍板邀請王連起赴美。

1978年，啟功66歲時，妻子、母親和恩師已經先後離他而去，回想半世艱辛歲月，啟功悲痛之餘寫下了這首詼諧、精鍊《自撰墓誌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且陋。身與名，一齊臭。（六，讀如溜，見《唐韻正》）

啟功先生逝世一周年後骨灰從八寶山請來，下葬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啟功先生的墓地佔地3平方米。墓塋東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蒼松侍於左，坦途通於右。2006年6月30日，啟功先生的忌日上午，在“老師走好”的祝福中，啟功先生的內侄、侍奉啟功30年的章景懷將啟功先生的骨灰盒緩緩送入墓穴。盒內與啟功先生同在的是師母幾件日常用品和二老的合影——刻畫在有機玻璃上的合影。師母病逝於“十年浩劫”中的1975年，骨灰蕩然，只好這樣退而求其次了。不過即使沒有骨灰合葬也了卻了啟功先生的心愿：師母逝世后，啟功先生有《痛心篇二十首》傾訴苦情，最後茫茫然祈求：“爹爹久已長眠，姐姐今又千古。未知我骨成灰，能否共斯土。”(啟功“自幼呼胞姑為爹”，她老人家終身不嫁，幫助太師母撫育啟功。“姐姐”系啟功對師母的稱呼。)

啟功先生的墓碑、碑座和墓誌獨具丰采，可以說是啟功一生心性和修養的完美呈現。墓碑是一方放大的石硯，由濃黑而光可照人的大理石製作，正中直排鐫刻著啟功標準的簽名，姓名下橫排生卒年月(1912—2005)，再下一行橫排鐫刻啟功法書“夫人章寶琛”，同樣，姓名下也是師母的生卒年(1910—1975)。墓碑沒有上下款，簡潔大方，樸素端莊。

墓碑匠心獨運的是碑陰雕刻了兩條硯銘，一是啟功曾經收藏的清康熙“御硯”上的“御書”“御銘”：“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凈”，上有“康熙”“御銘”兩方印文。啟功是雍正第九代孫，生於辛亥革命第二年，他終生拒絕使用皇族姓氏，改革開放以後，皇室遺族以“愛新覺羅”自矜，但他依然不改素志，且作詩真誠諷喻。啟功並不把這方“御硯”當做傳家寶，但他喜歡這一“御銘”的內涵，並以這“御銘”取了室名“堅凈居”，人稱“堅凈翁”，更巧而又令人感到無比親切的是另一硯銘：“元白用功之硯”。誰敢作這樣的硯銘?是誰書寫的?書者是“陳垣”，是啟功先生的恩師、北師大的老校長。1990年啟功年近八十遠赴香港義賣自己所作字畫，以設立以老校長命名的“勵耘獎學助學基金”，以聊補晚年“酒釅花濃行已老，天高地厚報無門”的遺憾。以後來這裡憑弔啟功先生的人，讀到這方墓碑，誰能說盡有多少聯想和情思呢?

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蓮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蓮花座。啟功三歲在雍和宮按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禮，終生禮佛，號“元白居士”，逝世前病重入住北大醫院危重病房，他左臂插針管，右手仍持念珠，昏迷中似睡似醒的時候常常手指微動在數念珠。啟功自述：“我從佛教和我老師那裡，學到了人應該以慈悲為懷，悲天憫人，關切眾生；以博愛為懷，與人為善，寬宏大度;以超脫為懷，面對現世，脫離苦難。”啟功“幼時孤露，中年坎坷”，遭大苦難而“悲天憫人”，心藏“苦情”而博愛眾生，這是修鍊得來的達觀。然而啟功骨子裡是錚錚鐵漢，正如他詩中的自白：“墓碑前與碑座相連的同樣質地同樣顏色的一方巨石上，鐫刻著啟功生前的《自撰墓誌銘》。這是一首三言詩，詩曰：“中學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這裡唯一與當年預想不合的是死後不在“八寶山”而隱居於“萬安”。不過民間早把“八寶山”當作“死地”的隱語，這樣一想還是與原詩符契。

啟功先生的堅與凈作者：徐可

啟功，字元白，滿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於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聯榮譽委員。集教育家、文物鑒定專家、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書法家、畫家、詩人於一身，著有《啟功書畫集》、《啟功叢稿》、《詩文聲律論稿》、《漢語現象論叢》、《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論書絕句》等多種。

啟功先生是我所崇拜的一位長者，而且我從不諱言這種崇拜。崇拜這個詞的分量很重，在我到了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的年紀之後，我幾乎沒有用過它，但用在啟功先生身上我卻毫不猶豫。是因為他那卓爾不群、雋永灑脫的法書嗎？還是因為他那無所不容、博大精深的學問？要我說，這些都是令人欽佩的，但還不足以構成崇拜的理由。我之崇拜啟功先生，完全是因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謙和慈祥、淡泊名利、虛懷若谷、包容無際。當我思念啟功先生的時候，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他的學問或法書，而恰恰是他的為人。在我的心目中，啟功先生近乎完人。

啟功先生有一方古硯，上有銘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凈。”啟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書房命名為“堅凈居”，自號為“堅凈翁”。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則銘文時，我只是把它當作啟先生的自勉之詞；隨著這些年來對啟先生了解的加深，我才真切地體會到，“堅”、“凈”二字不正是先生一生為人的真實寫照么？

先說“堅”吧。堅者，堅固，堅定，堅決。在人們的印象里，啟功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而隨和的老人，似乎柔的成分更多一些。不過在我看來，啟先生性格中“剛”的成分也不少。先生平素為人謙和，卻從不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一點也不含糊的。他要較起真來，誰也奈何不得。我就曾幾次親見過他較真的情形。比如，他對有人假冒他的書法表現得很超然；然而當他發現有人冒用他的名字進行古書畫鑒定，並在贗品上以他的名義題字落款時，先生卻非常氣憤。他特地將我召去，讓我在報上為其發表聲明：從今以後，啟功不再為任何個人鑒定字畫真偽，不再為任何個人收藏的古字畫題籤。他嚴肅地說：“我對這種行為必須講話，這與造我的假字不同，這是以我的名義欺詐別人，對這種犯罪行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利。”聲明發表后，啟先生的許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為他們知道啟先生為人隨和，好說話。可是先生真的是說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鑒定界的一則佳話。此事過去已有10年，我至今還能回想起當時啟功先生嚴肅而又焦急的神情。

啟功先生的法書名滿天下，求字的人趨之若鶩。菩薩心腸的啟先生很少拒絕別人，幾乎有求必應。不過碰上話不投機的，即使對方許以重金，啟先生也不肯假以辭色。曾經有商人請啟先生題寫匾額，為先生所拒。旁人怪啟先生不給面子，啟先生說：我對他還算客氣的。這個人沒有誠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麼叫誠意。啟先生在給人題字時，首先總要問一句“要簡體還是繁體”？他這是尊重別人的習慣。但凡是給書刊或牌匾題字時，他必定寫簡體字。有人問他是不是愛寫簡體字，他正色道：“這不是愛寫不愛寫、好看不好看的問題，漢字規範化是國家法律規定的，法律規定的我就得執行。”

再說“凈”。凈者，清潔，乾淨，不含雜質。有一本寫啟功先生的書名叫《靜謐的河流》。這個名字真好，形象地概括了先生的神韻。先生不是巍巍高山，聳立雲端；也不是滔滔大海，洶湧澎湃；他就是一條靜謐的河流——寧靜平和、清澈見底。他心地純凈，不摻雜念，置生死於度外，視名利如鴻毛。前些年，他用賣字畫的錢設立了一個“獎學助學基金”，卻不用自己的名義，而是用他恩師陳垣（勵耘）的名義；他不計報酬為別人創作了很多書畫作品，還多次捐資希望工程，贊助失學兒童，而他本人始終過著粗茶淡飯、布衣土鞋的簡樸生活。

先生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很多人都想見他一面，有的人在見面之後（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見過面）還要寫出一篇兩篇文章發表出來，其中一些文章有不少失實之處。對此，啟功先生一貫相當達觀，毫不在意，“開門撒手逐風飛，由人頂禮由人罵。”但是對於為他寫作傳記一事，他卻是一直堅決反對。他曾自述：“自愧才庸無善惡，兢兢豈為計流芳。”他不圖虛名，對於人們奉贈給他的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認，只認定自己是一名教師。有一則廣為人知的笑話，說的是啟功先生因為身體欠安，閉門養病，奈何訪客不斷，不勝其煩，就以其一貫的幽默寫了一張字條貼在門上：“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從此得了一個“大熊貓”的雅號。這笑話傳得久了，很多人都信以為真。有一次啟先生鄭重其事地請我為他“闢謠”：“外面有人說，啟功自稱大熊貓，那都是別人誤傳。”“其實我寫的是：‘啟功冬眠，謝絕參觀。敲門推戶，罰一元錢。’”啟先生說。“我還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稱國寶呢？”這件事在啟先生雖然是半開玩笑，從中也可看出他的認真和謙虛。

我特別喜歡啟功先生寫的一副對聯：“能與諸賢齊品目，不將世故系情懷。”我以為，這是對“堅”、“凈”二字最好的註解。啟功先生剛正不阿，不虧操守，高尚的品德為人稱頌；他胸襟曠達，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用“堅”、“凈”二字來概括他的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個精神世界，真是太恰當不過了。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鑒定。我從實踐中總結了七條忌諱，或者說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眾。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威的壓力，后四條是源於鑒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說，他是我的前輩，由於熟識，說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家，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說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家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以後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說：“不淘氣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說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說明“挾長”、“挾貴”的現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威，而迷信權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號稱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於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說：“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裡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麼我都給你，只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後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並不能說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啟功：別說我是書法家

書法家、文物家、史學家，所有的光環在他看來都是副業。

成為大名鼎鼎的書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啟功則不論尊卑，凡有所請，便欣然從命，不忍拂意。先生作書，不擇硯墨，宣紙下墊幾張舊報紙，口占詩句，握管直書，珠璣滿紙，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啟功很累，但啟老先生卻始終保持著寬容大度、豁達幽默的處世態度。

隨著電腦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們逐漸擺脫了傳統的“筆，墨，紙，硯”，越來越多的人習慣用電腦“寫”字，還希望電腦“寫”多種風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團推出方正啟體等18款新字體時，啟功應邀來到方正集團字模部現場，饒有興趣地觀看了電腦造字過程的演示，並就電腦造字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作為著名書法家的他對於將傳統書法藝術與現代電腦技術的結合大加讚賞，連說三個“好”字。如今，以之為源的方正啟體點畫活潑，體勢清朗，眉目清秀，體態大方，體現了啟體典雅遒麗、豪邁瀟灑的書法風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點。他早就笑稱：“我就差公廁沒寫字了。”那是“東方之子”的名人訪談節目，記者是把啟功作為大書法家來採訪的。可是啟功首先聲明他不是一個書法家，他說他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後勉強算是一個畫家，書法只是他的業餘愛好而已。

的確，啟功詩書畫成就斐然，並曾榮獲“中國書法藝術終身成就獎”，但書畫卻非主業。其主業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學、漢語，研究古代文學、史學、經學、語言文字學、禪學，著有《漢語現象論叢》、《詩文聲律論稿》、《古代字體論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經7年點校《清史稿》；20世紀50年代註釋《紅樓夢》。啟功先生為方正題字

啟功年幼時，祖父疼愛他，讓他拜雍和宮的老喇嘛為師。1歲喪父，10歲時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償還債務，家道已經敗落得一貧如洗，以致啟功無力求學。在曾祖父門生的幫助下，他才勉強入校學習。1933年，21歲的啟功雖說沒有讀完中學，而筆下的書畫文章卻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門生傅增湘拿著啟功的作品，找到了當時輔仁大學的校長陳垣。為了啟功的生計，陳垣幫他找到了在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的職業。家境貧寒的啟功，能有這份工作實屬不易。可是，雖然他兢兢業業地教書，還是被辭退了。理由很簡單，他中學沒有畢業，沒有文憑。

書法家，文物家，史學家，所有的光環在他看來都是“副業”。他說：“我的主業是教師。”但他又從不以“教人者”自居，而總是那樣謙虛自抑，不讓人稱是他的“學生”。

有人指著贗品問：“啟老，這是您寫的嗎？”啟老聽了，微微一笑：“比我寫得好。”

集詩、書、畫和文物鑒賞於一身的啟功，是享譽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他對歷代作品特徵、作者風格瞭然於心，見識卓異，加上他有豐富的文物知識和文史修養，又熟諳典故，劣品和贗品總逃不過他的目光。難以理解的是，他對個人的作品從不看重。有個鋪子是“造假作品”的專賣店，標價不高，有人看了問店主：“是真的嗎？”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這個價錢嗎？”後來啟老聽說了這件事，就來到這個鋪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細。啟先生誰不認識呀！有人就過來問：“啟老，這是您寫的嗎？”啟老聽了，微微一笑說：“比我寫得好。”在場的人全都大笑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啟老又改口了：“這是我寫的。”事後他向我們解釋，他說：“人家用我的名字寫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難缺錢，他要是找我來借錢，我不是也得借給他？”他撰文稱讚明代文徵明、唐寅等人，說當時有人偽造他們的書畫，他們不但不加辯駁，甚至在贗品上題字，使窮朋友多賣幾個錢。讓那些窮苦小名家得幾吊錢維持一段生活，而有錢人買了真題假畫，損失也不會多麼大。這觀念雖不合知識產權保護法，卻體現出啟功一向的仁者情懷。

啟功越來越感到時間不夠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學習的心得和經驗，儘可能多地留給後人。為了整理論文和書稿，他經常晚上靜下來加班加點。有時，為了不打斷思路而通宵不眠。

啟功在“上大學”一文中特彆強調，“恩師陳垣這個‘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識的恩誼之恩！”為感謝陳垣先生對自己的培養並作永久紀念，啟功於1988年8月義賣書法繪畫作品，以籌集基金為北師大設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此後兩年時間裡，啟功幾乎達到了“手不停揮”的創作境界，常常是夜半書寫，還捐出1萬元作為裝裱費。1990年12月，《啟功書畫義展》在香港隆重舉行，從300多幅作品中選出的100幅字、10幅繪畫，被香港熱心教育的人士認購一空，加上啟功應社會各界需要所寫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籌得人民幣163萬元。當學校建議獎學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時，啟功推辭，他說：“以先師勵耘書屋的‘勵耘’二字命名，目的在於學習陳垣先生愛國主義思想，繼承和發揚陳垣先生辛勤耕耘、嚴謹治學的精神，獎掖和培養後學，推動教學和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他總是說過去需要錢的時候沒有錢，日子真難過，我的母親、姑姑、老師、老伴兒，他們活著的時候，我沒有錢讓他們過好日子；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呢？”他說：“我們是有難同當，但沒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條件越好，心裡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點，心裡才平衡一些。”

“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塔樓樓的正中央是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題寫的——“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於北京。

啟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兒子，排行第五，名弘晝，封“和親王”。其後代逐漸從王府中分離出來，至其曾祖時，家族已失去門蔭，要通過科舉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進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為典禮院學士，曾任學政、主考。

一九二二年 十歲

曾祖去世。家業因償還債務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十一歲

祖父去世。

家中變賣世藏書籍以作殯葬費用。當時母親克連珍與尚未出嫁的姑姑恆季華，都年僅二十餘歲，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擔。恆季華為了教養這一線單傳的侄子成人，毅然終身不嫁，並把自己看做是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啟功亦稱姑姑為“爹爹”（滿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 十二歲至十四歲

在北京匯文小學和匯文中學讀書。幼年啟功，看到祖父案邊牆上掛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畫的，又見祖父拿過小扇畫上竹石，幾筆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產生“做一個畫家”的願望。他在學校的習作，曾被學校選為禮品贈送給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歲至十七歲

經長親帶領，拜賈羲民先生學畫，賈先生博通畫史，對於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見解卓識。常帶啟功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代書畫，有時還和一些朋友隨看隨加評論，啟功也一一記下。這些活動使啟功深受啟迪和教育。啟功想多學些畫法技巧，賈先生又將他介紹給吳鏡汀先生。吳先生教授畫法，極為耐心，絕不籠統空談，而是專門把極關重要的竅門指出，使啟功長進很快。一次，一位長親命他畫一幅畫，說要裝裱后掛起，他感到很光榮。但長親又說：“畫完后不要落款，請你的老師落款”，這又給他很大刺激，從此發憤練字。

一九三〇年 十八歲

經老世交介紹，從戴姜福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習作舊詩詞。由於老師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學，從青年時候起，便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九三二年 二十歲

與章寶琛完婚。章氏，滿族，長啟功兩歲。 為維持生活，教家館，有時也作畫賣錢。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歲

經傅增湘先生介紹，受教於陳垣先生，陳垣先生看過他的作品，認為“寫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輔仁中學任國文教員。此後幾十年一直在教育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學，中間也賣過字畫，但他說：“那只是副業。”

一九三五年二十三歲

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業餘從事書畫創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抗戰勝利后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文獻館審稿和鑒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三十七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歲

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學。同年加入“九三”學社，被選為“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委員，后又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此後曾與向達、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諸人標點敦煌變文俗曲。稍後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程乙本作註釋，這是建國后首次出版的《紅樓夢》註釋本。

一九五七年 四十五歲

母親和姑姑相繼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歲

撰寫完成《古代字體論稿》和《詩文聲律論稿》兩本書稿。

一九六三年五十一歲

撰寫了《〈紅樓夢〉札記》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歲

“文革”爆發，一切公開的讀書寫作活動被迫中止，但私下裡治學不輟。由於他精通書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寫大字報。

一九七一年 五十九歲

參與中華書局組織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與王鍾翰等負責標點《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歲

夫人章寶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 六十四歲

粉碎四人幫之後，師大恢複課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歲

《詩文聲律論稿》由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六十六歲

文革后落實政策仍被聘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歲

《古代字體論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六十九歲

《啟功叢稿》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被推為副主席。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赴香港講學，作關於漢語和《紅樓夢》的講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歲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任該組成員。

一九八三年 七十一歲

應中宣部《中國美術全集》辦公室聘請，任《中國美術全集》顧問。參與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由七位專家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負責甄別、鑒定北京及全國各大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古代書畫作品的真偽。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歲

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被選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

一九八六年 七十四歲

被任命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歲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啟功韻語》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〇年 七十八歲

《論書絕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以詩的形式總結了他幾十年來書法實踐的系統理論，對歷代書家有評論，對書法的結字、用筆有獨到見解。為設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在香港舉辦“啟功書畫義展”。

一九九一年 七十九歲

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漢語現象論叢》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將義賣字畫所得一百六十三萬餘元全部捐給北京師範大學，設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九月，赴日本東京、大阪訪問，參觀大阪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歲

全國政協、北京師範大學、榮寶齋聯合舉辦“啟功書畫展”，先後在北京、廣州和日本展出。《說八股》、《啟功論書札記》、《啟功書畫留影冊》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八十二歲

赴韓國進行書畫交流。榮寶齋與韓國東方畫廊聯合舉辦“啟功·金膺顯書法聯展”先後在北京和漢城展出。《啟功絮語》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 八十三歲

《啟功論書絕句一百首》、《啟功書畫作品專集》由榮寶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歲

十月，赴美、德、法三國訪問，參觀三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七年 八十五歲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館組織書畫代表團赴新加坡，舉辦中央文史館館員書畫作品展，啟功先生任團長。十月，應香港商務印書館邀請赴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活動，為香港回歸創作書畫作品多件。《啟功論書絕句一百首》日文譯本在東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 八十六歲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五屆委員和第六、七、八、九屆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歲

六月三十日二時二十五分病逝於北京。2012影響中國收藏界十大經典人物

2013年1月6日，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名家收藏委員會等主辦，《收藏界》雜誌等單位承辦的“2012影響中國收藏界十大經典人物”在京揭曉。啟功成為入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