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1938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學士學位。1941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碩士。1943年在四川李庄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1945年10月任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清理追還在戰時被劫奪的文物。1946年12月-1947年2月被派赴日本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交涉追還戰時被日本劫奪的善本書等文物事宜。1947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1947年3月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

1948年5月由故宮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赴美國、加拿大參觀考察博物館一年。期滿后，拒絕了弗利爾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1949年8月後在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及陳列部主任，1953年開始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擔任有關音樂史方面的研究，如設計布置中國古代音樂史陳列室，1953年6月在中國音樂研究所任副研究員。1961年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講授《中國傢具風格史》。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徹底平反。他從1962年調迴文物單位，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12月被評為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先進個人。1986年3月國家文物局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

1962年“摘帽”，宣布的當天調迴文物局工作。

1981年4月，在北京為聯合國工發組織作有關中國傳統傢具的報告。1983年應邀赴倫敦劍橋大學作中國文物報告。

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專著《明式傢具研究》英文本首發式，在美國五大城市博物館作有關傢具的報告。

1994年退休。荷蘭王子約翰·佛利蘇專程到北京為89歲高齡的王世襄先生頒發2003年“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他獲得此獎項的原因在於，他的創造性研究已經向世界證實：如果沒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國文化還會處在被埋沒的狀態。王世襄先生表示他獲得的10萬歐元獎金（約合百萬元人民幣）將全部捐贈給中國希望工程，用於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學”。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駐平津區辦事處任助理代表，清理追還抗戰時期被敵偽劫奪之文物。一年中，經過偵察調查，奔走交涉，追還、徵購數批文物，總數達2000餘件，一律由故宮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次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旋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期滿后，拒絕了弗利爾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原職。

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

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的造詣。尤其是對古典傢具的研究，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

王世襄-常被人們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這兒卻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的造詣。王世襄研究的範圍很廣，涉及書畫、雕塑、烹飪、建築等方面。他對工藝美術史及傢具，尤其是對明清傢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他注重長期的實踐考證，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迄今為止已寫出專著10餘部，論文90餘篇。其中在傢具方面的專著有《髹飾錄解說》和《明式傢具珍賞》等。後者闡述了明代傢具的製作工藝、榫卯結構基本結合的分類、傢具用材的選擇、裝飾的技法工藝等，自1985年9月出版發行后，引起了很大反響和重視，已被譯成英、法、德文等數種版本。王世襄興趣廣泛，喜愛古詩詞，曾從事傢具、髹漆、竹刻、傳統工藝、民間遊藝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論述，收此集中。王世襄自選集《錦灰堆》一、二卷收集了他80歲以前所寫的大部分文章，計105篇，編為：傢具、漆器、竹刻、工藝、則例、書畫、雕塑、樂舞、憶注、遊藝、飲食、雜稿等十二類。共有線圖234幅，黑白圖424幅，彩圖255幅。第三卷選收王世襄歷年所作的詩詞120首，由他和夫人袁荃猷手書影印。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二堆》為《錦灰堆》之續編，除少數篇章及詩詞為作者早年之作外，余皆在《錦灰堆》出版后寫成。壹卷收入憶往、書畫、傢具、髹漆、工藝、遊藝、雜稿七類，計六十餘篇。二卷收入詩詞二十六首，及《畫解》、《新增鷹鶻方》、《燒爐新語》三部古籍，均為罕見珍本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三堆》為《錦灰堆》、《錦灰二堆》之續編，收入文章二十七篇，編為音樂、文物、憶往、序跋四類。除包括有關漢代畫像和琴書的兩篇長文在內的六篇音樂類文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舊作外，余皆寫成於近兩年，憶及管平湖、張伯駒、鄭振鐸、張光宇、王季遷等多位文化界故友，涉及繪畫、傢具、髹漆、竹刻、傳統工藝、民間遊藝等多方面研究，還收有個人總結性質的訪談錄。書末為新近所作的詩詞二十首，對聯則有早有晚，由作者手書影印，筆墨精彩，情思動人。

王世襄出生於1914年。此時，父親任職外交部條約司，勤奮工作之餘喜逛古玩店，買些殘缺的古瓷標本。母親嫻雅高貴，持家之外，寄情繪事。王世襄就在這樣溫馨的家庭里度過了嬰幼時期。小時候，家中有私塾老師教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王世襄喜歡的是詩詞，對其他學科不太感興趣。後來，父親又專門送他到北京乾麵衚衕美國人為他們子弟辦的學校去讀書。王世襄從三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使人誤以為他是在國外長大的。他說：“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每天從學校回家后，家裡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麼經學、史學、小學、音韻等，我學不進去，只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

不過，優越的環境和年少好奇好動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別喜歡和京城諸多玩家交遊，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風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還有臂上架著大鷹或懷裡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的驚人之舉。他的玩家派頭被同學視為荒誕不經，鄧之誠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講中國歷史正興緻勃勃，忽聽一陣“嘟嘟”的蟈蟈聲，同學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惹得鄧先生惱怒起來，把他請出教室。當時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洪煨蓮教授把這個有精力但又“不務正業”的學生稱為“未知數”。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宮博物院指派，赴美國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時，洪煨蓮對他的印象稍有轉變，直到1980年王世襄帶著一大摞著作再專程去波士頓晉謁老師時，洪老對他才另眼相看。

早在少兒時期，在父母營造的寧靜而閑適的家庭氛圍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類傳統玩意兒，除了京劇、養鳥這兩項他沒有“深情投入”，其餘雜七雜八的玩意兒都玩得有板有眼。他曾趣味盎然地回憶：“猶憶就讀北京美僑小學，一連數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鴿。’”由此可見，王世襄當時對養鴿入迷到什麼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養鳴蟲，還學會了在葫蘆上燙花的技藝。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撲營布庫（宮廷摔跤的功勛運動員）為師，學習摔跤，還從他們那裡學會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鷹和養獾狗……在玩樂中，王世襄結交了京城各階層玩得有名氣的不少朋友。

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粗算就有蟋蟀、鴿子、大鷹、獾狗、摜交、烹飪、火繪、漆器、竹刻、明式傢具等。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捨得花錢，捨得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為了窮究玩物的底里，又與許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虛心請教。沉潛既久，他於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詩詞家、書法家、火繪家、馴鷹家、烹飪家、美食家、美術史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文物鑒定家、民俗學家等。

據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紹，在王世襄的諸多愛好中，最喜歡的是鴿子，而居住大雜院無法養鴿子則是他的最大遺憾。一次，王世襄赴鄭州參加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他發現了許多久違的名種。鴿子的主人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發現了這位老人與鴿子之間有種天然的親近。一個年輕人指著一對黑中泛紫的鴿子問王世襄：“您認識它們嗎？”“鐵牛！”王世襄脫口而出。年輕人激動不已，堅持要將這對幾近絕跡的名種送給他。

他玩的東西多半屬於民俗，但大俗的東西到了他這兒卻玩成了大雅。最可貴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學問，與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寫，大凡他玩過的東西，都留下了文字記載和他研究的心得。於是，黃苗子先生說他“玩物成家”，啟功先生說他“研物立志”。過去在一般人眼裡，架鷹走狗斗蛐蛐是遊手好閒的市井之徒所為，經他把這些東西加以描述和總結，這些東西馬上升格，一變而成為了文化。他不失為一位玩物並研物的大玩家。可別小瞧這個玩家，正是因為喜歡玩，才活到90歲，不覺得自己老。

文人學庖是一種雅士之樂，自古而今，這種自尋其樂的美食名家一脈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評，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絕學”。王世襄在圈內被稱為“烹調聖手”，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內流傳甚廣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應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廚具，自行車上裝備好原料，親赴諸好友府上獻藝。

據王老自己回憶：“幼年讀書之餘，我喜歡進廚房去看廚師做萊，那時我家的家廚，多是從各地請來的名師，技術十分高超。在他們的指點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樣樣都行。各幫萊，我都學，做菜的興趣越來越濃，交了不少廚師朋友。在這些人主灶的飯館里，我去吃飯或請客，他們都讓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輕的時候，一次做幾桌菜，不以為是難事，反以為是樂事。很多年過去了，不少廚師一直認為我是他們的同行，而並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單位是在故宮裡。”於是，到親朋好友的家裡，他也總喜歡親自下廚，露幾手“絕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僅香糟菜就有糟熘魚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筍、糟蛋海參等好幾味。此外還有海米燒大蔥、雪菜燒黃魚、火腿菜心、雞片燒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麵包蝦……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貴賤。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現場烹制一菜，有魚翅，有海參，有大蝦，有鮮貝，王世襄做了一個冷門菜：燜蔥，結果被大夥兒一搶而空。

他吃出了見識，晚年所寫關於美食的文字，亦獲美食家們的好評，並曾受邀擔任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鑒定會特邀顧問。

1941年，王世襄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抗戰期間，曾任中國營造社助理研究員。旋即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文物清理損失委員會成立，由馬衡和梁思成兩位先生推薦，“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認為王世襄是難得的人才，便派他參加了“清損會”平津地區辦公室的工作，職務是助理代表。當時，王世襄正是風華正茂的20多歲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對文物有濃厚興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國家追還抗戰時期被劫奪之文物2000餘件，其中宋代馬和之《赤壁賦圖卷》等皆為國之珍寶。

1948年，王世襄在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科長時，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後考察期滿，於新中國成立前夕回到故宮博物院任陳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僱，幸虧又被中國音樂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這10年，他上班搞音樂史，下班還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並沒有使他氣餒。他每天起早貪黑，鑽研自稱“偏門”的學問。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和艱辛勞動，刻蠟版、油印，整理成冊，完成了數十萬字的著述：《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歸隊，調迴文物局工作，先後任文物博物館研究員、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1966年，“文革”的風暴席捲之初，王世襄耳聞目睹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已經預感到家裡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傢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會被划入“四舊”之列，遭到滅頂之災。王世襄被迫起來“自我革命”。他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來抄家。他心裡不願意與這些朝夕相處的文物分離，但又不忍心看到它們毀在家裡。王世襄這種明智的選擇使自己的珍品躲過了一劫，並在日後又重新收回了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

1969年，已經55歲的王世襄與國家文物局系統的一部分幹部和職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王世襄回憶說：“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運動中被拘留過，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個‘老運動員’。下放幹校之前，我在國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壘’的房子……”在這裡，牧牛、放鴨、養豬、種菜、插秧……什麼活都干過，什麼苦也吃過。這時的他，除了頭上那副眼鏡還透著一絲文化人的痕迹，從神態裝束看上去，已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勞動、艱苦的生活，不僅沒有壓垮他，反而使困擾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癒。

三年多的幹校生活儘管勞動艱苦、生活清貧，但他好玩的天性在這裡找到了應有的樂趣。他很快成了養牲口的行家裡手。一有閑暇，跟當地老鄉學採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靈芝，挖蘭花，還常常跑到幹校所在地向陽湖邊向漁翁老韓求教打魚，“未曙出湖，日上而返”，並不影響一天的勞動。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終於回到了北京，還帶回不少湖北咸寧的花卉。此時，在注意“影響”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髹飾錄解說》的修訂上面。

王世襄認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後為人民收回幾千件國寶，王世襄說：“《髹飾錄》是中國現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專著。但全書文字簡略晦澀，且類比失當，所以極難解讀。過去此書唯一抄本遠在日本，后經曾任北洋政府代總理的著名學者朱啟鈐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這方面的志趣，遂將此書交給我詮釋解說。”王世襄編寫此書前後30年，除寫作本身艱難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終，於1983年終於正式出版，1998年修訂再版。

1943年的王世襄辭別父親，離開北平，到西南大後方去，開始了輾轉求職的行程。

從河南、陝西來到西南，行程一兩個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校長梅貽寶留他當中國文學助教。他不願意，到了重慶。在故宮的辦事處見到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院長願意為他提供一個秘書職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戰時不能看，他就不願當這秘書。他又想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所長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見。誰知傅斯年對他說：“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兒來。”

雖未能被傅斯年選中，但王世襄慶幸的是他最終被梁思成選中，能到營造學社工作了。王世襄的哥哥在清華大學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學，住同一個宿舍。營造學社是梁思成自美國留學歸來后，由朱啟鈐創辦、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築研究機構。

從此，王世襄開始研究古代建築，和營造學社的同窗們一起進行野外調查。梁思成這位學識淵博、功力深厚同時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學長，對王世襄未來的發展影響頗大：一是梁思成那種專註於事業的精神，使王世襄終身難忘，成為激勵他奮發有為的動力；一是由於梁思成等人的舉薦，王世襄在戰後得以出任收復文物機構的要職，使他能投身國寶追尋工作，這被他視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博學的王世襄並沒有被精神和體力雙重負擔壓倒，反而苦中作樂，時常即興賦詩，以明心志。他勞動之餘有感而發，如《畦邊偶成》：“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又如《扁擔銘》：“與爾伍，三寒署，向陽湖，學稼圃。/不作簡，不為屏，肩頭日日隨吾行。/破粉節，留青筠，兩端顫顫如有神。/海可填，山可夷，此君勁節不可移。/莫低莫昂，莫抑莫揚，平允正直，無往不臧。”有一回，他和房東老韓一起下湖打魚，回來便寫下組詩《西湖觀魚》，其中云：“專家灣下是漁家，半住茅廬半泛槎。多謝打魚將我去，頓時歡喜放心花。”身在農村，王世襄眼中見到的塘邊荷葉田田，湖岸楊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畫家趙令穰的《湖庄清夏圖》，是那樣的妍麗恬靜。他陶醉於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便會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就充當“老放牛”，他也盡職盡責，從中尋找到無窮樂趣：“日斜歸牧且從容，緩步長堤任好風，我學村童君莫笑，倒騎牛背剝蓮蓬。”到了幹校後期，雖然物質生活強多了，但精神上仍有負擔，他於是借詩澆愁：“春搴蘭草秋芝草，朝啖團魚暮鱖魚，日日逍遙無一事，咸寧雖好卻愁予。”儘管如此，他一有閑暇，常漫山遍野采靈芝，挖蘭花，樂此不疲。1973年夏季，王世襄返京時還帶回不少咸寧的花卉，堆了大半屋。此後的三十年，他勤奮筆耕，碩果累累。僅出版的專著就有《明式傢具珍賞》《中國古代漆器》《中國古代音樂書目》《蟋蟀譜集成》《髹飾錄解說》《錦灰堆》等20多部，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明式傢具研究》中、英文本的問世，被稱為繼郭沫若的青銅器、沈從文的服裝史之後，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值得補充一提的是，夫人特意為他刻了一幅大紅剪紙，這是取材於古典版畫的一棵大樹，拿掉其中的葉子，便顯露出十二個不同物象，分別表現了他一生的主要經歷和成就，如玩蛐蛐、賞傢具等，其中有一塊就是刻畫他在向陽湖放的牛。

九三學社成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母親金章，是著名的魚藻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