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毅論

王羲之書。小楷。褚遂良在《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將其列為第一。梁陶弘景說：“右軍名跡，合有數首：《黃庭經》、《曹娥碑》、《樂毅論》是也。”王羲之書皆有真跡，惟此帖只有石刻。

《樂毅論》是三國時期魏夏侯玄（字泰初）撰寫的一篇文章，文中論述的是戰國時代燕國名將樂毅及其征討各國之事。傳王羲之抄寫這篇文章，是書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證說，官奴是王獻之。這一書跡，早在去東晉未遠的南朝曾被論及。梁武帝在與陶弘景討論內府所藏的這篇書跡時說：“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陶弘景表示贊同，曰：“《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那麼，梁朝內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跡。

儘管如此，陳、隋之際釋智永卻視《樂毅論》為王羲之正書第一。據他說：“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睹其真，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

唐朝初年，《樂毅論》入於內府，曾經褚遂良檢校鑒定，認定為真跡。褚氏著錄內府所收王羲之書跡，為《右軍書目》，列《樂毅論》為王氏正書第一，並註明“四十四行，書付官奴”。唐太宗最為寶重的書跡是《蘭亭序》與《樂毅論》。唐內府收藏的《樂毅論》，最初摹拓分賜大臣是在貞觀年間。褚遂良《榻本（樂毅論）記》曰：貞觀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榻，分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載：“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榻《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傳布範圍，限於皇親國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見其貌。

《樂毅論》墨跡本今已不傳，真跡則更不待言了。據唐韋述《敘書錄》稱，內府所藏的《樂毅論》，“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拓寫”，“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記》記載得更為具體一些，曰：後歸武則天女太平公主，其後為一咸陽老嫗竊去，縣吏尋覺，老嫗投之灶下，真跡遂永絕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這一說法，其所著《考古編》卷八謂：“開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跡為百五十八卷，以《黃庭經》為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真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貞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榻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敘錄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貞觀二年’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書譜》著錄的《樂毅論》，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七中還提出一新說，他認為“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人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石曾入曠」。本朝高紳學士家，皇佑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后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雲‘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說實際上是把傳世的石刻榻本追認到王羲之那裡，以他所見的刻石為原石。權作一說存之。

拓本

越州石氏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傳為宋高紳任湖北轉運使時得《樂毅論》刻本殘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餘行。沈括嘗親見，並認為是王羲之親書於石的刻石。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亦有類似沈括之說的記載：“右《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傳世的《樂毅論》，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雲館帖》本、陳巗《玉煙堂帖》本、吳廷《余清齋帖》本、王肯堂《郁岡齋帖》本，清朝有馮銓《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為劣是以敘而”六字，第四行“必迂迴”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僅剩行末“海”字，亦稱“海字本”，與沈括所記相符，當是據高紳所藏殘石舊本摹刻。

余清齋帖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余清齋帖》乃吳廷摹刻於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叢帖名刻，楊守敬認為“出明代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雲館帖》等，尤為難得。其中《樂毅論》帖，未有“異僧權”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付官奴”一行。《珊瑚網》卷一錄董其昌跋“梁摹《樂毅論》真跡”云：“余所見《樂毅論》宋榻本，及唐貞觀摹真跡，二本皆無'付官奴'三字，獨此有之。”董氏所見，可能是吳廷收刻《樂毅論》所據的原本。又，“異”為隋朝朱異的押署，“僧權”為梁朝徐僧權的押署，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自古跋尾押署”條。

原文莒

夏侯泰初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即墨為劣是以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廻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覇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敵，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世人大多認為樂毅不能按時攻克即墨是錯誤的，因此，（我在此）記敘並論述他。

探求古代賢能的心意，應該先從大的方面和遠的方面想，一定是（先感覺）曲折難懂，然後方可領會啊。如今（對）樂毅之事的曲折有人還未能徹底了解，因而大多認為他錯了。這樣讓前代賢人在將來被人誤解不是很可惜嗎，看樂毅贈給燕惠王的信，他大概在謀略上是差不多了，合乎於仁道而且能始終如一。他告喻昭王說：伊尹流放太甲而沒有猜疑，太甲被流放而沒有抱怨，這是（因為）把大業放在最公正之處，並且是以天下為考慮了。如果想極盡仁道的度量，一定要以天下為己任，一定要使得他的君主興盛發達，與先君情趣相合，君臣同心協力，這樣，大業就能穩定了。在這個時候，樂毅的志向，是千年一遇啊，也將推行千年一遇的崇高仁道。哪裡是他拘泥於時局，僅僅為滿足兼并呢，兼并（齊魯）不是樂毅所希望的，使燕國強大而廢除仁道，也不是樂毅所希望的。不屑於苟且有成，也就心中沒有眼前的小事情了，不渴求小的收穫，這是意在一統天下啊。這樣看來，攻打齊國是要藉此機會來撼動天下，討伐齊國的目的是要闡明燕王的仁義，沒有動用武力是為了謀求更大的利益。包圍城池而沒有加害於百姓，這樣仁慈之心將傳播很遠，攻打別國不為謀求（私人）功勞，除掉暴君不用武力，這樣，最高尚的美德就能普遍天下；率領其他諸侯國倡導仁道，近乎於商湯和周武王了，樂毅恰好弘揚仁道，放棄（攻打）兩個城市，讓百姓安生，表明誠信，來等待他們（齊國）出現弊端，使得即墨縣和莒縣的百姓回頭怨恨自己的國君，（最後）願意放下兵器，像親人一樣依賴我們。善於守衛的智慧，（是）不要隨便做什麼事情，這樣，想要仁道就能得到仁道，（也是）即墨士大夫的仁義啊。責任到了盡頭就會隨從，這是微子順從周朝的道理啊。開通更廣闊的渠道，來等待田單一類人（降服），助長容納善良的風氣，申明齊國士人的志向。使忠誠的人實現節操，明理的人顯著道義，天下昭彰，傳給後世。我的恩澤就像春光，百姓就如春草，道義光耀宇宙，賢能之人託付真心，鄰國之人傾心羨慕，天下嚮往，（都）想推戴燕王。隨著眾人的呼聲，兩座城邑一定會降服，這樣，霸王之業就可實現。即使停留在兩城，也會很快告喻天下。不幸發生變故，在當時形勢是不希望的，功敗垂成，乃是命中注定。如果用威勢逼迫，用武力攻打，則攻城只為求的暫時的功勞，讓燕國和齊國的士人在兩座城池間流血，拼殺形成很多傷殘，讓四個國家的人來看，這樣（是）用放縱殘暴替換戰亂，貪婪私利，鄰國看到，我們就成了豺狼。既丟失了用兵的意義，也喪失了扶弱的仁道，使齊國士人節操受損，廢除清廉優良作風。遮掩博大的度量，丟棄的是崇高的王道，即使兩座城池能夠攻克，稱霸天下的事情也背離很遠了。再說，燕國即使兼并了齊國，對世人又如何誅伐？與（原來的）鄰敵又怎樣相處？樂毅難道不知攻克兩城很容易么，只是考慮到城池攻克時也就背離霸業了；難道不知不能迅速攻克會產生變故？只是考慮到背離了霸業與產生變故是一樣的。因此說來，樂毅沒有屠戮兩座城池，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註：田單（生卒年不詳）：媯姓，田氏，名單，臨淄人，漢族，戰國時田齊宗室遠房的親屬，任齊都臨淄的市掾（秘書）。生卒年不詳，後來到趙國作將相。前284年，燕國大將樂毅出兵攻佔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接連攻下齊國七十餘城。最後只剩了莒城（今山東莒縣）和即墨（今山東平度市東南），田單率族人以鐵皮護車軸逃至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