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

17歲時，參加松江府會考。當時他寫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為準可奪魁，誰知發榜時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貞吉嫌他試卷上的字寫得差，文章雖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從此他發憤學習書法。以唐人顏真卿《多寶塔帖》為楷模，後來又改學魏、晉，臨摹鍾繇、王羲之的法帖。經過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書法有了很大的進步，山水畫也漸漸入門。

萬曆十七年（1589年），考中進士，並因文章、書法優秀被選為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供職於翰林院。一度擔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戲鴻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時期，他正值四十餘歲的盛年。

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繼位，董以帝師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修《神宗實錄》。

天啟五年（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在任一年後即辭官退隱，“家居八載”。

崇禎五年（1632年），崇禎繼位以後，勵精圖治。二年（1629年），魏忠賢死，政局開始澄清，董其昌第三次出仕，“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時年七十七歲。

崇禎七年（1634年），又乞求致仕。從三十五歲走上仕途到八十歲告老還鄉，為官十八年歸隱二十七年。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戌時（1636年10月26日），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歲。後來葬於吳縣（今屬江蘇）漁洋灣董氏墳塋。

清順治元年（1644年），南京南明福王政權以董其昌書畫成就與元人趙孟頫相類，授予董其昌與相同的謚號“文敏”，後人因此把他稱作“董文敏”。

董其昌書法上有“邢張米董”之稱，即把他與臨邑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鍾並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莫是龍、陳繼儒提倡“南北宗”之說，即把“院體”山水畫與“文人畫”分為南北兩派。董其昌一生創作的書畫作品不可勝數，臨仿古人的繪畫和詩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說的“讀萬卷書”正是指一個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學習傳統，學習古人。他17歲開始學習書法時臨寫顏真卿的《多寶塔》，22歲學習繪畫時師法黃公望，以後又遍學諸家，這種以古人為師的作法八十而不輟，伴其終生。他廣泛吸取對唐宋元諸家優長，抉精探微，使其書畫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藝術成就。

董其昌強調以古人為師，但反對單純機械地模擬蹈襲。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繼承前人技法時不倚傍他人廡下“作重台”，而是有選擇地取捨，融入自己的創意。他認為如果離開了自己的創意，古人的精神也難以表達，故應以自己獨創的形式再現古人的“風神”。憑藉自己對古人書畫技法得失的深刻體會，他攝取眾家之法，按己意運筆揮灑，融合變化，達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他十分注重師法古人的傳統技法，題材變化較少，但在筆和墨的運用上，有獨特的造詣。他的繪畫作品，經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並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並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融會於繪畫的皴、擦、點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雲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

董其昌特別講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畫兼擅潑墨、惜墨的手法，濃淡、乾濕自然合拍，著墨不多，卻意境深邃，韻味無窮；無須炫異矜奇，而真氣橫溢，充塞紙間，設色山水，或用沒骨法，從彩筆代替墨筆，完成線條、輪廓、鉤、勒、皴、擦，盡態極妍，不為刻畫；或仿的淺絳法，參以趙大年、的青綠法，別樹一格，層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機盎然。

董其昌作畫強調，使綺麗多姿的山水顯得有些捉襟見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長書法、詩文，每每繪完山水，題以詩文，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全圖詩、書，畫相映成趣，和諧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創作，因而成為文人畫追求意境的典範。

董其昌的書法，吸收古人書法的精華，但不在筆跡上刻意模仿，兼有“顏骨趙姿”之美。董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他對自己的楷書，特別是小楷也相當自負。董其昌雖處於趙孟頫、文徵明書法盛行的時代，但他的書法並沒有一味受這兩位書法大師的左右。他的書法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體，其書風飄逸空靈，風華自足。筆畫園勁秀逸，平淡古樸。用筆精到，始終保持正鋒，少有偃筆、拙滯之筆；在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布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講究，枯濕濃淡，盡得其妙。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書為宗法，備加推崇、偏愛，甚而親臨手摹董書，常列於座右，晨夕觀賞。

董其昌一生創作了極多的書畫作品，流傳至今的也很多，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圖》《秋興八景圖》《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誥命》《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著有《畫禪室隨筆》《容台文集》《戲鴻堂帖》（刻帖）等。

其中已定論為真跡的收藏在故宮、上海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處。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繪畫方面較著名的有：《高逸圖》軸，作於63歲，略仿倪、黃、筆墨麗秀是中晚年佳作；《關山雪霽圖》卷，作於81歲，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據卷末自題，此卷是從關仝的《關山雪霽圖》原幅改寫而成。藏於故宮的著名書法作品有：《月賦》卷，作於47歲，取法唐晉，筆畫秀娟，是早年小楷書精心之作；《東方先生畫贊碑》，作於50歲，所作楷書，師法顏真卿，字體規整，行氣疏朗，是中年時期楷書代表性傑作；《三世浩命》卷，作於71歲，楷書、師法顏真卿，結體端正，法度嚴謹；《岳陽樓記》卷，作於54歲，大行書，師法顏真卿、李兆和（李北海，即李邕）。運筆中鋒直下，轉折流暢，反映了中年時期行書面貌。《路馬湖記》卷，代表晚年行書之作；《觀海市》，作於69歲，以“米家法”為其同年袁可立所書，十分秀逸飄灑，成為山東蓬萊閣上的傳世名品。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畫《江干三樹圖》、《秋興八景》大畫冊（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傑作，與此同樣還有一本大畫冊，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書法作品《金沙帖》；天津博物館有一幅其晚年為同年袁可立所創作的《疏林遠岫圖》（2012年4月19日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欄目播出）；南京博物院藏有書法作品《松江府制誥》；安徽省博物館收藏有16幅《董其昌紀游冊》，本為河南袁可立家藏品，吉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畫《晝錦堂圖》卷。

《關山雪霽圖》

山巒林壑，綿延無際。右方重巒疊嶂，氣勢沉雄。中間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叢林、流泉、山徑，錯落有致，雜而不亂；大江曲折跌宕其間，雖有干岩萬壑，亦無窒礙不通的感覺。左方雲煙瀰漫，浸淫樹石，路遙山重，隱人微茫，深遠莫測，意味不盡。圖中以渴筆鉤勒峰巒山石，皴擦的運用極其準確、靈活，而線條流走輕快，疏密得宜。山岡陵石的凹凸明暗，則以橫點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層層渲染來加以完成，技巧純熟，無懈可擊。意境樸厚深邃，很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詩意。全圖用筆老辣生拙，骨力練達，墨氣鮮潤，絕去甜俗，以疏曠之筆，畫出凝寒淡遠的景緻。卷尾數行行楷跋文，書體娟秀剛勁，更使此圖富有書卷氣，爽朗瀟灑，自具風格。《遙峰潑翠圖》

整個畫面不過是干遠景而已，筆墨也很簡單，但、骨力俱足。畫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腳，綴以數塊荒石。坡腳上有三株老樹，交錯而立。中間一株是夾葉樹，稍事勾勒，卻枝葉備見；旁邊兩株的樹葉，則充分發揮潑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盤曲，右以橫點示傲岸，濃淡相間，一派生機。畫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遠山橫貫，僅見輪廓隱人天際，山體卻茫茫然，彷彿煙嵐縈繞，雄渾無比。作者再用濃墨在一片淡遠的景色中，染出幾處高低錯落的樹葉，遠近有致，層次豐富，煙雲流動，充塞渚岸。左側繪有小坡，坡上以橫墨抹出數株直樹。中間大水，不施筆墨，而萬頃湖面浩瀚無涯之氣勢躍然紙上。此圖長225厘米，寬75厘米，如此大幅立軸，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樹遠山，就把握住整個畫面峰遙、水闊、樹翠的神情。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運用“王洽潑墨，惜墨，兩家合之，乃成畫訣”的結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沒有照應不到的地方，用筆爽利遒勁，又含蓄靈秀，純以墨色氣勢的潤澤、醒目而動人遐思。如不是熟練地掌握“空處有畫”的本領，就不會有這樣高明的布局。有人認為這是董其昌從“寬能走馬、密不通風”的書體結構中觸悟而得，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整幅立軸不設色，但面貌清麗，有咫尺千里之勢，給人以遠深寧靜的感覺。

善鑒別古書畫，擅長寫書法。在書法上造詣頗深，由於愛好書法，所以對書籍有很強的收藏欲。遂藏書尤多，家有“玄賞齋”，貯法帖、名畫、古書。撰有《玄賞齋書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為是他人所撰，清人張均衡在《適園藏書志》中，認為董其昌的家藏書目較可信。

睢陽（今河南睢縣，明代屬歸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雲間（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歲，但董其昌總是對袁可立謙稱為“弟”，兩者的家鄉相距千里，卻能同窗共讀成為同年知交。王溢嘉在《中國人的心靈圖譜》中引述清代的《秋燈叢話·夢與袁可立同科》：睢州（應為華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屢試不第，心情十分鬱悶。

有一天晚上，忽然夢見神人前來告訴他說：“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夢醒后覺得非常奇怪，於是到各地學堂逐一查訪，終於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貧窮恐無力上進后，就將袁可立帶回家中親自課讀。到袁可立二十多歲時，兩人一起參加考試，結果在鄉試和會試中都果然中榜。”明著名學者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也有相同的記載。

董其昌在《袁伯應詩集序》中寫道：“余與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字伯應）尊公少司馬（即袁可立）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在今天的山東蓬萊閣避風亭內袁可立的《海市詩》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業頂峰時期的合作之筆“睢陽袁可立題、雲間董其昌書”的字樣。董在尾跋中稱頌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書之”等語，世人將此稱為珠聯壁合之作，至今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於睢州，八十一歲高齡的董其昌以悲壯的心情為故友寫下了《節寰袁公行狀》：“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於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併恆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狀》分元、亨、利、貞四冊。款云：“明崇禎八年六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馳驛歸里鄰治弟華亭董其昌頓首撰並書。”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愛的“四源堂”四幅名畫歸袁樞所有，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是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物，每幅都鈐有“袁賦諶印”（袁可立仲孫名袁賦諶），由此足見董、袁二人關係絕非一般同年，當是深交摯友，也與傳說中的袁董奇緣不應而合。

萬曆四十三年（1615）秋天，六十歲出頭的董其昌辭官在家，他的兩個兒子董祖常帶人強搶佃戶之女綠英。不久，董其昌因為在擔任考官時不徇私情得罪的勢家利用這個事情收買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這個編出來的故事，傳言很快得到發酵。董其昌知道后追究到范昶身上，但范昶並不承認，而且還跑到城隍廟裡起誓，為自己辯白。也許是城隍神靈驗懲罰了范昶，也許是范昶自己做了虧心事心裡犯虛害怕，不久范昶暴病而死，范母就認為反正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於是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女僕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董家當然也有理不讓，你自己造孽還起誓惹怒城隍神與我何干，對范家侵宅的行為進行了回擊。范家兒子不堪其辱，冒死用一紙“剝褌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被人煽動的讀書人把董府圍住，兩方大打出手，場面混亂。最後將董府數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台榭盡付之一炬，十九日，鄉民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焚毀，還把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沉在河裡，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民抄董宦”。董其昌惶惶然避難於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直到半年後事件才平息下來。

《明史·董其昌傳》

董其昌故居-醉白池，位於上海市松江區人民南路，始建於1644年，為明代畫家董其昌觴詠處，也是名人學士常游之地。

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的墓位於蘇州胥口鎮漁洋山，而漁洋山就在太湖大橋入口處。碑前有一塊吳縣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吳縣文物保護單位：董其昌墓”。碑陰刻有簡介：墓在胥口鄉漁洋里，傳有兩處：一在陽家場，墓穴已毀，墓地平為桑田；另在漁洋山塢，規制較大，有龜、獅、馬、翁仲、碑等石構件。墓小而簡陋，一堆亂石，幾叢衰草。墓碑上刻的是“明董文敏公墓”，題款：已未冬吳中保墓會立，後學吳蔭培拜書。

2010年，發行紀念郵票《董其昌作品選》。

《畫史繪要》：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處於儒雅之筆，風流蘊籍，為本朝第一。

《明史》：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人儗之米芾、趙孟頫雲。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刑侗、順天米萬鍾、晉江張瑞圖，時人謂刑、張、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遠甚。

《明史·文苑傳》：①名聞國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②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邢同、順天米萬鍾、晉江張瑞圖，時人謂“邢張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遠。

《論書絕句》（王文治）：書家神品。明人周之士：六體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蘇，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飄飄欲仙。

《廣藝舟雙楫》（康有為）：香光（董其昌）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明史·文苑傳》：書法至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古法之大成，“六體”和“八法”在他手下無所不精，在當時已“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

《跋董其昌墨跡后》（康熙帝玄燁）：①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微雲卷舒，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②結構字體皆源於晉人，能得其運腕之法，轉運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雄奇峭拔，草書縱橫排宕有致。

康熙：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褚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雲卷舒，頗得天然之趣。

清翁同龢：董公此書，正如天女散花，神龍戲海，最後題字又謹嚴超秀，奇迹也。

清代學者包世臣：行筆不免空怯。

明末書評家何三畏：天真爛漫，結構森然，往往有書不盡筆，筆不盡意者，龍蛇雲物，飛動腕指間，此書家最上乘也。

中國當代書畫家南山樂山：董香光（董其昌）滿腹經綸，故能筆清墨潤，山色如洗，寧靜深邃，絕無塵垢。

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董其昌主張學古變古，但在書法神韻問題上的迷信觀念，卻比古人尤有過之”。

董其昌對於人事極其精明，在仕途生涯中三進三退，騰挪閃躍，“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其35歲走上仕途，80歲告老還鄉，亦官亦隱45年，總計為官18年退歸田裡27年，既在仕宦階層中營造了謙遜超邁的形象，又攀上了世俗權勢的巔峰。董其昌出身於松江望族，但幼時家寒。十七歲時靠他人資助通過府試成為秀才，直到三十五歲（1589年）才考中進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充皇長子（即後來明光宗朱常洛）講官。但一年之後，他就奉旨以編修養病，“家食二十餘年”。其時，正值明朝歷史上長達十餘年的“國本之爭”，其間還發生了著名的“妖書案”、“楚太子獄”，朝廷內部為冊立太子一事黨爭不休，風雲詭譎。直到光宗繼位，董以帝師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修《神宗實錄》。但光宗執政一個月就駕崩，繼任的熹宗天啟朝，魏忠賢與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啟五年，董其昌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在任一年後即退隱“家居八載”。崇禎五年，魏忠賢已死，政局趨向清明，七十七歲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溫體仁將周延儒排擠出內閣，在魏忠賢餘孽的鼓動下掀起黨爭，排斥東林，崇禎七年董其昌又請求退歸鄉里。

民抄董宦事件，古今皆有人對董其昌提出了異議：“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當然也有人懷疑“民抄董宦”的真實性，說董其昌是為名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則說，事情的起因緣於董其昌為官時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權勢的人，是這些勢家鼓動的亂民所為。清朝初年修撰《明史》的學者認為，“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明史》）這裡就說明了董其昌是為另一個特權家族所怨恨，最後這個特權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動的老百姓就夥同燒毀了董其昌的的屋宅。或許有人會懷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為董其昌的名氣太大，所以盡量為董其昌說好話。

《明史》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

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處時代不過幾十年，耆老見證者倘在，取證核實起來或許並不難。而修《明史》的兩大貢獻人萬斯同和王鴻緒，又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黃宗羲的衣缽，注重歷史事實。而康熙、乾隆時期政治氛圍特別緊張，文字獄搞的特別殘酷，動輒就會有人因為文字獄事件而被滿門抄斬，這時候的專家們沒有必要為一個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極端，犯政治上的錯誤。況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也是滿清統治者所打擊的對象，他關於“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的言論令歷代清帝大為光火，他為同年袁可立所親筆撰文書寫數千字的《節寰袁公行狀》四冊，因為有多處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而遭到禁毀。因為袁可立、毛文龍等人因為長於明末建州兵事而成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迴避的對象。清朝為董其昌粉飾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史》對董其昌的評價是忠於史實的。

董其昌所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南京禮部尚書。永樂帝遷都北京后，在陪都南京做禮部尚書和在北京做禮部尚書是不一樣的，董其昌也算不上什麼特大的實權派高官，單憑這一點來證明董其昌權勢熏天，根本站不住腳。他的這點浮職虛位的權力無法達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賢那樣能魚肉官吏百姓的能力，揭帖所說董其昌“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是言過其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