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

二十幾歲就已名動京城。乾隆二十一年（1756），翰林侍讀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二人仰王文治書名，遂邀其同往，結果琉球人紛紛重金求購王文治墨寶，讓這個他書名大震。今天的日本沖繩博物館，仍然珍藏著王文治當年的書作。

四年之後，王文治進京殿試，得中一甲第三，這便是日後“淡墨探花”的由來。

中進士后，王文治在翰林院混了幾年，和紀曉嵐玩得很好。

工書法，能得董其昌神髓，與梁同書齊名。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現瀟疏秀逸之神韻，時稱“淡墨探花”，“淡墨翰林”。善畫墨梅，韻致卓絕，詩宗唐、宋，自成一家，並精音律之學。築“夢樓”。自滇歸，買僮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自隨。嘗送女裝美少年給畢秋帆(畢沅)，有好事者載：“某太守好以奇法為淫，飾女為男作仆，飾男為女作婢。”

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出任雲南臨安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過很多碑刻和對聯。至今滇南一帶尚有他的墨寶遺存，雖只尺中楮，民間亦視為拱璧。這幅行書中堂，是他在臨安任知府時所書，寫於綾上，長135厘米，寬44厘米，厚裱，品相完好，是難得的佳作。王文治學書雖宗“二王”，但對顏真卿卻深懷敬意。他在《論書絕句》中寫道：“曾經碧海掣鯨魚，神力蒼茫運太虛。間氣中興三鼎足，杜詩韓筆與顏書。”並喜寫顏書內容。

王文治一生以書法稱名於世，早年習書從前輩笪重光人手，受其影響頗深。他的楷書師從褚遂良，行草書則學自《蘭亭序帖》和《聖教序》。但錢泳卻認為他是學趙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筆，中年以後改習張即之。從王文治傳世書法來看，其飄逸婉柔的點畫和嫵媚勻凈的結體，的確透露出與笪重光、董其昌二人書法的傳承關係，而線條的扁薄，更是浸染於笪氏書法的結果。除笪、董二人的影響外，還有一個因素不可忽視：王文治中年以後潛心禪理，對於有關佛經的書法尤其用心關注。他曾收得張即之的寫經墨跡，臨摹學習，因此其書風與張即之、笪重光一樣有用筆扁薄的特點。

他喜用長鋒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這與他的天然秀逸的書風有表裡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說：“國朝劉石庵相國(指劉墉)專講魄力，正夢樓太守(指王文治)則專取風神，故世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錢泳亦將他與劉墉、梁同書作比，認為王文治中年得張即之書跡臨摹，遂入輕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纖，姿態自佳，而欠莊重。此論雖取貶義，但對王文治的書風特色的譬喻，還是比較精當的。這種“秋娘博粉”般的格調，亦可作為真偽鑒別的依據。從傳世真跡來分析，王書運筆柔潤，墨韻輕淡，行間布白，疏朗空靈，氣格風神極其婉美，近於董其昌的書風而更加嫵媚，倜儻風流的境界是作偽者難以仿效的，莫怪當時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書、梁衍、梁國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說法。

據王昶《湖海詩傳》稱：“禹卿尤工書，楷法河南，行書效《蘭亭》、《聖教》；入京師，士大夫多寶重之。”其實，王文治二十多歲時就書名遐邇傳揚。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出使琉球，兩位使臣仰慕王文治書名，特意邀請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應。琉球人素好書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國書法名家，紛紛重金求書，視為至寶，十分珍重，一時間王文治在琉球書名風靡。當時朝鮮人來華，專門以餅金購得王文治書法以歸，其書法聲名遠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時，在杭州寺廟中見其所書《錢塘僧寺碑》，大賞愛之。由於乾隆皇帝的讚賞，王文治的書法聲望一下大大提高，廣為流傳，為士林所寶。日本很多博物館都珍藏著王文治真跡。如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藤井齊成會有鄰館、沖繩縣立博物館、大分縣立博物館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寶。

其書法用筆規矩而灑落，結構緊密而內斂，墨色以淡為主，著實是董其昌書法風貌的再現。王文治忠實地秉承帖意，但無傳統帖學的流轉圓媚與輕滑。其書用筆轉少折多，以折為主，顯得果斷有致，乾淨利落。瘦硬的筆畫略帶圓轉之意，既嫵媚動人，又俊爽豪逸，風神蕭散，筆端毫尖處處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行書作品《待月之作》清妙妍美，俊朗疏秀，可見其晉唐功底深厚。

著有《夢樓詩集》《論書絕句三十首》等，傳世書跡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