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獻文帝

獻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個特殊皇帝，其短暫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劇的色彩，又充滿著悲劇的情調。他文武全才，十二歲繼位就顯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頓內政，增強國力，四齣征討，致力於統一，儼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為的架勢。但是，在親政五年以後，正當其統治事業進展順利之際，他卻突然將皇位讓給了五歲的太子拓跋宏。

對拓跋弘的這種異常舉動，《魏書·顯祖紀》和《北史·魏本紀》的解釋是，拓跋弘熱衷於老莊、佛圖之學，因此看破紅塵，“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想拋開政務紛繁的皇位去過清靜優雅的生活。而《魏書·天象志》卻說：“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這兩種說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實際上，拓跋弘雖好老莊、佛圖，但並不厭世，《魏書·顯祖紀》說他“聰睿機悟”，從小就有君臨天下的“濟民神武之規”。他十二歲親政以後，“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為改觀。本來北魏前期百官無俸祿，官吏貪污受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了吏治的敗壞，導致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銳，拓跋弘用賞罰和黜陟的辦法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受賄問題，但也暫時收到明顯的效果，“於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潔著聞者”（《魏書·顯祖紀》）。這是自拓跋氏入主中原以來沒有過的好現象，故不能不說拓跋弘有治國之術。他還根據中原的實際情況，改革賦稅制度，“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魏書·顯祖紀》）。這樣既不影響國家賦稅的使用，又解決了廣大貧苦百姓遠途輸賦、疲於賦役的問題，同時也使貧富有所差別。他又一改拓跋燾以來重征賦稅的政策，在國家財政仍很緊張的情況下，實行輕徭薄賦政策，下詔免除了常賦之外的十五種雜調，減輕了中原人民的負擔，緩和了民族矛盾。拓跋弘即位以來，軍事上也取得很大勝利。對北，他親自督率四路大軍征討柔然，斬首五萬級，俘獲萬餘人，得戎馬器件不可勝計。柔然遠遁，北邊得以安寧。對南，重用大將尉元，降宋將畢眾敬、張讜等，取得劉宋之徐州和兗州，拓寬了北魏的南疆。拓跋弘即位五年，內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顯著成果，足以證明拓跋弘是個文能武練，既有雄心又有膽略的皇帝。

拓跋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剛嚴素質，他並沒有被老莊、佛圖理論束縛。為了進一步整治貪污受賄之風，他曾制定一條強硬的法律，“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魏書·顯祖紀》），還進一步規定“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這條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體現了他不惜任何代價整治社會的決心。

對於不附於已，對統治不利的人，拓跋弘能斷然採取措施，格殺勿論。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將，他統率北魏大軍與宋軍多次作戰，降城陷壘，奪得宋之青齊二州，揚魏威於東土。但是，由於他在拓跋弘剛即皇位時，曾附於太尉乙渾，乙渾因專擅朝權被誅殺，拓跋弘考慮到慕容白曜是乙渾黨羽，怕他在南疆擁重兵，功高難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時候，以謀反的罪名將他殺死，並殺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

拓跋弘具備君主的內外素質，他禪位之前的一切舉動都沒有表現出受老莊、佛圖的任何影響。禪位之後，他也沒有去過太上皇的清閑日子，更沒有沉湎於老莊而避世無為。相反，仍是“國之大事咸以聞”（《魏書·顯祖紀》），他還頻頻發布詔令，制定國策，並親自帶兵出征，實際上仍舊履行著皇帝的職責，發揮著皇帝的作用，絲毫沒有“雅薄時務”的跡象。因此，說拓跋弘是因熱衷老莊、佛圖之學而禪位，顯然有悖史實。

似乎《魏書·天象志》所謂“上迫於太后，傳位於太子”的說法更切合實際。《資治通鑒》胡三省注在引用這條史料之後，曾以“馮太后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為由，對此表示反對。顯然，胡三省是從狹義上去理解“迫於太后”這句話的含義了，認為它是指馮太后強行指令拓跋弘讓出皇位，所以覺得於理難通。事實上，從馮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宮廷中權力分配情況看，她也不具備這一條件。但是，馮太后是個既熱衷於政治，又嫻於權術的女人，她和拓跋弘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后的地位和在宮中的便利條件，創造一種氛圍，使拓跋弘處於一種被逼迫的內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尋求解脫，讓出皇位，這才是“迫於太后”的本意。

事實上，在拓跋弘突然禪位后又繼續執政這些事件的背後，就隱藏著一場深刻而又複雜的政治鬥爭。

馮太后是拓跋弘父親文成皇帝拓跋濬的皇后，但非拓跋弘之母。她是個“猜忍多權數”（《資治通鑒》宋蒼梧王元徽四年），權力欲極強的女人。她曾在拓跋弘剛即位居喪期間不能親政時，臨朝稱制。這段時間內，她親自策劃誅殺了專權亂政的太尉乙渾，使舉朝肅然。但是，馮氏還沒有來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拓跋弘居喪期滿，不得不歸政。她對政治一直興趣濃厚，然而，風華正茂的拓跋弘親政以後，治國有方，才能出眾，使馮太后無法插手國事，於是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再加上馮氏與拓跋弘之間本無血緣關係，他們之間的磨擦便逐漸加深。馮氏年輕寡居，“內行不正”（《魏書·皇后列傳》），引起臣下竊譏，損害了拓跋弘統治者的形象。拓跋弘對此十分反感，他借故殺死了馮太后所寵幸的李奕，這一舉動進一步將他們二人推到了敵對的地位。由於史料嚴重缺乏，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進行明爭暗鬥的具體過程。但從後來拓跋弘被毒死，馮太后執政，對繼位的孝文帝施加種種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斷出，馮太后當時正在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與拓跋弘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漸壯大，拓跋弘看到了這種不可避免的殊死鬥爭的倪端，也預感到了以後統治的艱難。也許是拓跋弘“仁孝純至”（《魏書·顯祖紀》）的性格所決定，或者是某種力量的制約，使得他沒有先發制人，對馮太后採取措施，但他禪位之念實由此而生。

拓跋弘面對即將爆發的宮廷內訌，想以禪位來逃避鬥爭，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決定的。當時太子已立，他卻並沒有打算把皇位傳給太子，而是首先選擇了皇叔京兆王拓跋子推。拓跋弘認為，身為中都大官的拓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這樣一個名望權力俱重的拓跋宗室成員，如能登上皇位，應該能夠對付馮太后，保證北魏王朝的統治穩固。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皇統便轉移，拓跋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馮太后算計。

但是，皇位的繼承和轉讓乃是封建國家最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並不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由統治集團中之權力派共同決定的。況且，這種極為異常的禪位實屬罕見，出人意料。故拓跋弘的想法一經提出，公卿們先是面面相覷，繼而是強烈反對。首先提出反對意見的是拓跋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跋雲，他說：“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接著指出禪位於拓跋子推將導致的嚴重後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將“啟奸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接著重臣源賀、宗室拓跋丕、尚書陸馛也紛紛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禪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禪位於皇叔則必然紊亂皇統秩序，啟逆亂之心。退一步講，若必禪位，應禪於皇太子，這是迎合眾願，穩定統治的最好選擇。但是禪位於太子正是拓跋弘所忌，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他禪位的意義。他聽完群臣的發言后，變色作怒。他仍想從別處打開缺口，取得支持，於是又問身邊的選部尚書趙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資治通鑒》宋明帝泰始七年）漢族元老高允綜合群臣意見后提出：“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輔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跋弘不得不接受眾人意見，被迫說出：“然則立太子，群公輔之，有何不可。”這一過程已經很清楚地展示出，拓跋弘禪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禪位於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跋弘並沒有真的把太子交給別人“使群公輔之”，也沒有去享受他所謂“優遊履道，頤神養性”（《魏書·顯祖紀》）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繼續執政，且更加有志。這是由於拓跋弘感到，當時北魏的宗室和大臣，無一人能夠如周公輔成王那樣，有力地制約馮太后的力量，幫助小皇帝渡過難關，順利親政。而且，如果拓跋弘不親政，馮太后必然要臨朝稱制，這對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勢的逼迫之下，拓跋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執政。

拓跋弘禪位后，為了成功地輔佐幼帝，給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更加奮發努力，多次發布詔令，而且在政治、軍事、內政、外交之上都積極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他親自帶兵出征，保衛邊疆。公元472年，柔然入侵，兵至五原，拓跋弘親自帶兵征討，在柔然聞風遠遁之後，他仍窮追不捨，想度過漠北，一舉消滅柔然主力，清除北邊隱患。但因柔然已走得太遠，追及甚難，於是返回。

東部徠敕勒本已歸附北魏，但在柔然勢力強大之後，又於472年叛歸柔然，拓跋弘再次帶兵追討，一直追至大漠中之石磧，使敕勒的叛逃沒有對內地造成危害。

河西吐谷渾歸附之後也復叛，北魏派兵鎮壓之後，拓跋弘帶著小皇帝巡幸河西，表示安撫，意在向吐谷渾張揚小皇帝孝文帝的威力，為以後的統治打下基礎。公元473年，拓跋弘帶兵南伐，並令全國廣集賦稅人丁，作出大規模向南用兵的姿態，欲虛張聲勢，以攻為守，起到安定南疆的作用。

內政方面，拓跋弘“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他特別重視刑獄，“大刑多令覆鞠”，不準輕易判死刑，意在為小皇帝收買人心，於是造成了囚犯多年關押的情況。他說：“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北魏“所刑多得其宜”（《資治通鑒》宋蒼梧王元徽二年）。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北魏統治。

此外，在拓跋弘以太上皇帝身份執政期間，北魏還頒發了下列詔令，諸如，罷門房之誅；禁殺耕牛做祭；令工商雜伎盡歸農業等等。這些詔令雖不以太上皇之名下，但實際上是以他的意圖擬定的。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拓跋弘一心想勵精圖治，內外並舉，創造一個清明安定的天下，為小皇帝孝文帝的親政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就更證明了他禪位是被迫的，繼續執政也是被迫的。但是，在封建政權中，政治鬥爭是殘酷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兩敗俱傷，拓跋弘雖然在禪位之後又被迫重新振作起來，迎接鬥爭，但終因手段不夠強硬，沒有先發治人，在禪位五年之後被馮太后毒死。這位年輕的太上皇沒有實現他的夙願，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獻文帝拓跋弘繼續執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並將塞外的鮮卑人及其他胡人內遷到關東地區。這是一項強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復與發展久經破壞的中原地區，遇到的阻力卻恰與其深遠的意義成正比。當時的官員不會去體諒老百姓對於故土的依戀之情，更不懂得組織“居委會”去做思想工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多半是採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眾的反感。部分流氓無賴乘機煽動情緒，許多年輕人逃亡集結在外，不少郡縣都出現了有組織的土匪或強盜。

獻文帝拓跋弘面對民患十分頭疼，又不想大動干戈地鎮壓，就與公卿們商量：“朕本來是要為民除害，可惜讓那些官員壞了事兒，以至於亂事頻起。如今違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們都抓起來殺了。我的意思是通過大赦安撫，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元城人侯屈說：“民眾逃亡做強盜，這是大罪，如今不給他們定罪就把他們赦免，乃是‘為上者反求於下’（即本末倒置，不是執行政策的人的行為），恐怕不妥。依臣所見，不如誅殺首惡，赦免餘黨，此舉足可安定天下。”清河人崔宏（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後來鼎鼎有名的北魏漢臣崔浩正是他的長子）則說：“聖明的君主統領民眾，目的便在於安定團結，而不是跟民眾去較量勝負。赦免罪行雖不是正招，但卻便於執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誅后赦，還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後還不老實，到時再殺也不為晚。”

獻文帝拓跋弘贊同崔宏的建議，依計執行，果然許多人就不再為亂，對於繼續作亂搞破壞的少數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軟，派將軍於栗領兵一萬前去平定，很快解決了不安定的因素。

北魏獻文帝拓跋弘大力推行的改革內容，鮮卑拓跋部落發源於遙遠的邊陲之地，他們的人口本來就少，進入廣袤的中原后，必然成為一支少數民族。如果僅僅限於搶劫，他們自可來去如風，完全保持著過去的那種野蠻的游牧生活及習俗。然而，若是長期佔據中原，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他們就不得不調整、改變過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變為先進的農業耕作。

北魏獻文帝拓跋弘時期，其社會躍入封建制，生產力逐步發展。但在統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奴隸制殘餘，特別是在統一北方以前，繼續將戰爭中擄掠的人口沒為奴婢，賞賜給諸王貴族和有戰功者，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勞動。賦稅方面，在推行宗主督護制的地區，平均每戶每年的戶調是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徵收的調外之費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臨時徵調，動輒每戶要交三十、五十石粟。當時官吏沒有正式的俸祿，貪污、賄賂、高利貸公行。獻文帝拓跋弘統治期間，大將公孫軌到上黨(今山西長治北)，去時單馬執鞭，回來則從車百輛。拓跋統治者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在戰爭中，被驅迫當兵的各族人民在前衝鋒，鮮卑騎兵在後驅逼。十二年獻文帝拓跋弘圍攻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時，寫信給劉宋守將臧質說，攻城的都不是我鮮卑人，你殺了他們，免得他們將來造反。

在北魏獻文帝拓跋弘當政時期，社會生產力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國北方自西晉永嘉之亂(310)以後，經過十六國時期的戰爭破壞，百姓死於兵革，斃於饑饉，倖存的人口不足50。中原地區一派凋敝景象。北魏統一北方后，經過各族人民長期的辛勤勞動和共同鬥爭，生產關係得到了調整，生產有明顯的發展。特別是獻文帝拓跋弘改革后，自耕農民顯著增加，獻文帝拓跋弘以前，全國戶數已達五百餘萬，比西晉太康年間增加一倍多。農業，手工業都有顯著的發展。《洛陽伽藍記》稱北魏後期百姓殷富，年登俗樂，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業方面，北魏後期鍊鋼技術有新的成就，相州牽口冶(在今河南安陽)製成銳利的鋼刀。商業也逐漸活躍起來，太和以前，北方商業幾乎處於停頓狀態，錢貨無所周流。獻文帝拓跋弘時，元淑為河東太守，當地許多百姓棄農經商。隨著商業的發展，貨幣恢複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鑄造“太和五銖”錢，規定此錢在京師及全國諸州鎮都可通行。

年輕的獻文帝拓跋弘非常善戰，他親自率兵指揮的戰蠕蠕，也是非常出色的一次戰役。他親自統率隊伍，率兵追擊，一直追到“石磧”（沙漠）。拓跋弘即位不過13歲，年紀雖輕，也同樣喜歡練兵。天安二年，（公元467年），二月，“田於西山，親射虎豹”；五月，“田於崞山，遂幸繁峙”。退位做太上皇以後在北苑的大閱兵，驚動朝野。

在拓跋弘的統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犧牲南方中國王朝為代價，又取得了許多勝利。466年佔領彭城，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佔領山東。470年拓跋人懲罰了一支鮮卑部落（即蒙古種吐谷渾），吐谷渾自5世紀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區。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樣的虔誠以至他於471年讓位給他尚年幼的兒子而出家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後對佛教也表示出同樣的感情，在佛教的影響下，他採用了一部較人道的法規。494年，他把都城從熱河的平城遷到洛陽，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國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在他的發起下洛陽南部著名的龍門佛教石窟開始動工。

這些石窟里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間的不同時期內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無保留地採用中國文化和佛教信仰時，失去了他們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堅韌和英勇的品質。他們的打算是通過征服南部中國王朝在他們的統治下完成中國的統一，結果失敗了。

那時，侍中乙渾看到獻文帝年幼，趁機借用獻文帝的詔令，大肆排斥異己，建立獨裁的統治。乙渾把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平原王陸麗、司衛監穆多侯害死。

面對兇殘的乙渾，年紀尚幼的獻文帝沒有任何辦法，只好在馮太后那裡痛哭。開始時，馮太后對乙渾瘋狂屠殺大臣也沒有任何辦法，也不敢得罪乙渾，只能拜他為丞相，以此保住獻文帝的帝位。由於權位的逐漸穩定，乙渾的慾望愈來愈大，已經不滿足於丞相的地位，伺機發動宮廷政變，稱霸天下。悲慘的現實使馮太后看清了乙渾的真實意圖，不能再坐以待斃了。馮太后拋棄幻想，偷偷詔命元丕、元賀、牛益得等人率軍，包圍乙渾府把乙渾殺死。由於局勢混亂，馮太後下詔臨朝聽政，處理所有的軍國政務。

經過幾個月的整頓，馮太后發現事務太多，自己怎麼努力都應接無暇，便請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和賈秀三人，輔佐她治理國家。

一年後，獻文帝的兒子拓跋宏出生了，後繼有人，馮太后喜形於色。馮太后宣布還政於獻文帝，不再過問政事，把精力都放在培養拓跋宏上。由於獻文帝年紀尚輕，馮太后不敢把大權都還給獻文帝，只是從前台暫時退居幕後，馮太后怕獻文帝不聽她的指揮，任命哥哥馮熙為太傅，以便必要時牽制獻文帝。

獻文帝親政后，遇事拿不定主意，向馮太后稟報，得到馮太后的建議后再去做。馮太后對獻文帝比較滿意。

由於年齡的增長，獻文帝自己脫離馮太后獨立掌權的意向越來越強，他和馮太后的政治矛盾越來越大。

皇興四年(公元470年)十月，18歲的獻文帝竟把馮太后的男寵李奕和李敷殺了。這大大惹惱了馮太后。

馮太后像一頭怒獅，痛罵獻文帝，揚言要廢了獻文帝。獻文帝心裡很不是滋味。獻文帝本想趁自己年輕之時，治理好國家，名揚千古，但現在處處受制於馮太后，自己的本事無法施展。

對佛教很感興趣的獻文帝想要脫離政治鬥爭的中心不，決定將帝位讓給叔父拓跋子推，這樣年長的拓跋子推就可以壓制太后。

起初，馮太后聽說獻文帝要退位，誤以為是讓給太子，心中大喜，5歲的太子比18歲的獻文帝容易控制。但她知道獻文帝要讓位給拓跋子推時，氣得幾天吃不下飯。

皇興五年(公元471年)八月的一天，獻文帝將大臣們召來，宣布讓位事宜。獻文帝深感失望，大臣們全都反對把帝位讓給拓跋子推，要求把帝位傳給太子拓跋宏。這時，馮太後放心了。就這樣，年僅5歲的拓跋宏即皇帝位。

一天，馮太后被一場揪人心弦的哭聲攪亂了心神。獻文帝問拓跋宏為什麼要哭，拓跋宏說：“對父皇的處境感傷太嚴重了。”

馮太後知道后，突然想起獻文帝身上長膿包時，拓跋宏用嘴吸膿的往事。馮太后越想心驚：拓跋宏的確精明。小小年紀如此聰明，將來必難駕馭。

在一個冰雪紛紛的日子，馮太后把拓跋宏帶到一間屋子裡。小皇帝被脫得僅剩一件單衣，關在裡面，兩天三夜沒有飯吃。拓跋宏不肯向馮太后求饒，從此沉默不語。馮太后還不放心，決定廢了拓跋宏，在群臣的反覆勸阻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拓跋宏為了保護自己，躲在深宮讀書，不再關心國事。文明太后知道后，不再理會拓跋宏了。

延興二年(公元472年)二月，太上皇獻文帝戎裝出京，在北郊帶著將領們擊退柔然的進攻；十一月，獻文帝騎上戰馬，征討柔然，一直殺到漠南，逼柔然後撤幾千里。

獻文帝還頒布詔令，讓工商雜伎一律務農，禁止濫殺牲畜，保護農業生產，對那些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對那些貪婪殘暴的官員嚴懲不貸。

延興三年十月，獻文帝一度為征戰作準備。獻文帝南下路過懷州時，薛虎子跪見，要求恢復枋頭鎮將的官職，獻文帝准許了。馮太后對此十分惱怒，但她假裝不知道，忍了下來。

延興四年(公元474年)六月，獻文帝再次下令：處理一切案件都要按法律辦事，以事實為依據，用刑要慎重。

馮太后認為，如果獻文帝繼續活動，很有可能復辟帝位。馮太后絞盡腦汁，策劃對付獻文帝之計。最後，馮太後下了狠心。476年六月辛未日（7月20日），馮太後派人害死獻文帝，未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獻文帝之死引起了許多人對馮太后的仇恨。蘭台御史張求對獻文帝的死因表示懷疑，他聯絡忠於獻文帝的官員和將土，策劃政變。他們準備趁天宮寺一年一度的大法會，設下刀斧手，趁馮太後進香拜佛的機會，把她生擒，逼她還政於孝文帝拓跋宏。事情泄密，馮太后出兵逮捕張求等人，屠殺幾千個與此案有牽連的人。為了穩住政局，馮太後下詔臨朝聽政。

《魏書·帝紀第六·顯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