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澤

孫承澤，原籍山東益都，世隸上林苑籍，實際上是個北京人，崇禎四年中了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開始了政治生涯。李自成佔領北京，大順政權中任四川防禦使，清順治元年起供職於清廷。

他經歷了明、大順、清，三易其主。在清廷任職十年，頻繁調遷，由太常寺歷大理寺、吏部、兵部，雖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使銜，其實並沒有得到重用，也未建立大的功勛。凡經起伏，心灰意冷，於順治十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宦海浮沉。

1644年春李自成攻進北京，他在玉鳧堂書架后自縊，被人解救后，又同長子跳井，也被救。不久即任大順政府的防禦使，又改任諫議，相當於中央一級的官員。清兵入關，順治元年他又當上了吏科給事中，後來歷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職務。

仕明、投李、降清，他的經歷和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龔鼎孳一樣，都受到社會輿論的非議，有的史書把孫承澤列入《貳臣傳》，清政府一度也不太相信他們，於是後來孫就“老病告休”近20年。在這段時期的前後，他開始著書立說。

他寫的書中，《春明夢余錄》和《天府廣記》是兩部有名的北京地方史料，人們比較熟悉。此外，他還著手整理前朝史料。現已知道他寫過《崇禎事迹》、《四朝人物傳》等書。清初愛國史學家談遷來到北京，一天去拜訪曹秋壑太僕，曹給他看了孫承澤寫的《崇禎事迹》一書，談遷在他的《北游錄》中寫道：“侍郎輯《崇禎事迹》若干卷，不輕示人。”談遷還常去看望吳偉業太史，他在《北游錄》中寫道：“太史同年侍郎孫北海（承澤）撰《四朝人物傳》，其帙繁，秘甚。太史懇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這兩段話說明孫承澤當時在秘密地從事崇禎年代史料的撰寫工作，即使吳偉業這樣有名望的人，他也秘而不露。《崇禎事迹》和《四朝人物傳》兩本書，我們沒有看到。但知他寫了《思陵勤政記》、《思陵典禮記》兩書，已被編入《借月山房匯鈔》等叢書。因為他任過給事中，能有機會接近皇帝，確實掌握史料，所以這兩書以豐富的資料記載了崇禎朝每年每月的重大活動，也有褒貶。可以看出，他是在總結前朝興亡的經驗，裡面蘊藏著一個明遺臣的苦心。孫承澤撰寫這些著作時已是晚年了，《天府廣記》卷首寫明“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但他注意搜集資料則是很早以前的事。明朝有些圖書是宋朝宣和時候的，被金人擄去，後來歸元朝。徐達打下北京時，曾經接管了這些圖書。李自成兵敗離京，孫承澤進宮后，出於對資料的愛護，他首先去尋覓這些書，發現還在，心裡很高興，但不久又都散失了。

由於他平時注意搜集資料，治史態度謹嚴，他所寫的《春明夢余錄》和《天府廣記》兩書引用了明朝不少檔案材料，詳細記載了明朝的中央機構和典章制度。

退出政壇的孫承澤，起先居住在京師宣武門外寓所，該處現在仍然有前孫公園、后孫公園衚衕之稱，清順治十一年，他在西山櫻桃溝築造別墅，修造“退翁亭”，自號退翁，不問政事，吟詩賞畫，以文會友，著書立說，開始了山林隱逸的文人學者生活。

孫承澤在北京有好幾個住處，如金魚池、櫻桃溝等，都是人們熟悉的名勝。但他主要住在前門外臧家橋西，通常叫做“孫公園”。這裡藏書很多，建有“萬卷樓”，上下共14間，存放他費心收集來的書籍。萬卷樓的對面，越過花木扶疏的庭院，有一大廳，即“研山堂”，是孫承澤會客寫書的地方。中間有一大戲樓，那是從前他宴客演戲的地方。經過幾百年的變遷，現在這些建築都已變成了居民住宅，面目全非，只有後來改建成為安徽會館的大戲台至今還存在，現在是北京椿樹整流器廠的倉庫，樓欄建築還保存完好，可以看出這是當年富貴人家辦堂會的好地方。牆壁上偶爾還能看到明末清初建築留下的月亮門洞和花牆，這些就是孫公園遺留到現在的痕迹。晚清時期，孫公園分為前孫公園、后孫公園兩地。孫公園自孫承澤以後，住過很多名人。康熙年間洪升的《長生殿傳奇》寫成后，曾在這裡舉行過盛大的演出，主持演出的是相國、保和殿大學士梁清標。乾隆三十七年，後來成為大學士的翁方綱曾在這兒住過。道光年間藏書家和篆刻家劉位坦也住在這裡。著名的甲戌本脂批《紅樓夢》就是劉位坦的藏書，經他的子孫拿到琉璃廠出售流失出去的。劉位坦的曾孫、著名篆刻家劉博琴先生幼年時代就住在這裡。

孫承澤晚年著述頗多，涉及史學、經學、書畫等許多領域、據《大清畿鋪書征》所載，已刊或未刊著作有三十餘種。其中《天府廣記》、《春明夢余錄》兩書有關明代北京的建置、名勝、城池、宮殿、廟宇、衙署以及佚聞異事，並廣為學者所推崇。《春明夢余錄》為近人史學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多所引用。而《庚子銷夏記》、《閑者軒帖考》、《法書集覽》、《硯山齋墨跡集覽》都是有關書畫方面的著作。

綜述

平生無其他嗜好，以談經史、古籍為樂，明一代典故，了如指掌。精於鑒別書畫，家收藏頗富。在京師任職時，曾手抄經學書籍200餘冊，藏於“萬卷樓”中。當時與河北藏書家梁清標、汴中藏書家朱睦木挈 以富藏書而著稱一時。明亡之年，有藏書7萬餘卷，被付劫灰。后又繼續收藏，告老還鄉后，閉門收書，擁書萬卷，撰《兩朝典故編年考》百餘卷。繆荃孫記其“京師收藏之富，清初無逾孫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賞，故奇迹秘玩咸歸焉。”藏書處有“萬卷堂”、“歲寒堂”、“研山齋”、“玉鳧堂”等。其藏書印有“北平孫氏研山齋圖書”、“長宜子孫”、“八十一翁”、“孫氏萬卷樓記”、“北海孫氏收藏印”、“退翁”、“孫承澤印”、“退谷老人”、“思仁”、“深山閉戶”、“北平孫氏”等多枚。晚年藏書流散后，大部分歸於北平藏書家黃叔琳。

孫承澤的收藏活動，是與他的宦海生涯并行的。早在退居以前，政務之餘，就開始收集和研究書畫。他所藏書畫作品，有的在明朝滅亡后得自於故明大內，有的為朋友相贈，大多數為自己所購求。得之故內孫承澤生活於明末清初改朝換代之際，此時明朝內府及許多私家收藏都因戰亂而大量散失，使他有機會得以收集，因而他的藏品不少來源於明朝內府。在所著《庚子銷夏記》中，多次提到其所藏得之故內：

甲申之變，名畫滿市，獨無浩畫，一日見從故內負敗楮而出者，浩畫在焉。甲申，指公元1644年，為清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這一年，明朝滅亡，李自成佔領北京又敗走，清兵入關。余從故內得漢啤四種。余求關同畫不可得，忽於故內得一幀，已壞絕而畫體不傷。

清詩人王士禎在所著《池北偶談》中，記載唐朝畫家閻立本的《孝經圖》，褚河南之法書為“故明大內物，后歸孫北海侍郎承澤家”。宋犖在跋王維（傳）畫《濟南伏生像》時說：“不知何時取入大內，鼎革時散落人間，為孫侍郎退谷先生所得。”

朋友相贈孫承澤鑒賞書畫，在當時已經頗負重名，不僅古董商人持畫來售，朋友們來往也多以古書畫相贈。明末時就和著名收藏家袁樞（袁可立子）互有往來。在《庚子銷夏記》中，記有王詵《設色山水》卷：“曹秋岳（即曹溶）贈餘一卷，布景不多，悠然有海闊天空之妙。”沈石田（即沈周）《江山一覽圖》卷：“在開封王半庵惟儉家，張孝廉民表購以贈余，今相依三十餘年矣。”

收藏印記孫承澤的收藏印記，在流傳至今的書畫作品中，仍可見到二十餘方。目前所見姓名章有七種：孫氏、孫承澤印（五種）、承澤。隱居西山退谷后所用的收藏印記有八種：深山閉戶、退翁（二種）、退谷、退谷老人、退谷逸叟、八十一翁、八十二翁。此外尚有思仁、研山齋、長宜子孫、北平孫氏硯山齋圖書、北平孫氏珍藏書畫印。題畫孫承澤在自己喜歡的書畫上，多作題跋，敘之流傳或記之由來，抑或抒發感慨。他在吳仲圭《松泉圖》上題道“吳仲圭一代高士，繞屋植梅，隱居讀易，知元之將亂也。自稱梅花和尚，喜畫竹而松尤妙，備見孤高特立之致。《松泉圖》，尚見沈石田臨本，今見廬山真面目矣，退谷八十一老人記。”孫承澤在崔白的《蘆雁圖》上題詩一首，暗寓自己的隱居生活：“白露蒼蒼已結霜，蒹葭深處獨徜徉。羽毛無損性情適，不羨高岡有鳳凰。”

賞畫

儘管孫承澤的書畫鑒藏活動開始得很早，但是，潛心賞畫、跋畫以及研究書畫，還是在離開政壇以後，現在所見孫承澤留在書畫作品上的題跋，大多為其隱居時期所作，有的書畫一次次拿出，反覆欣賞，多次題跋：“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置揚補之所畫竹枝，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花三卷。繼得吳仲圭古松泉石小幅，長條，仿宣和裝，改而為卷。余以八十之老婆娑其間，名曰‘歲寒五友’。四賢皆奇特之士，余不得見其人，數百年後撫其遺墨以為友，嗚呼！歲寒之友，豈易得哉！退道人再記。”

以書畫補史證史孫承澤同時也是一個史學家，又有專門的史學著作。因而，孫承澤在鑒賞書畫的時候，除了注意其真偽、藝術價值及書畫家本身的問題以外，特別注意以書畫實物來補充史料記載之漏，糾正其記載之誤，這是孫承澤獨具的對書畫功能的新看法。他在記載閻立本《十八學士圖》時道：“沈存中跋學士圖謂，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庄字元敬，陸元朗字得明，姚柬字思廉。而唐書稱姚思廉字柬之；房喬年，字元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即其名也。”以是證史之誤。

藏徠品的去向

孫承澤的藏品，當他在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散失。他著《庚子銷夏記》時就感慨過去所藏書畫，失去大半，有的失之戰亂，有的散之友人。而鑒藏家本人去世，子孫後代不 甚愛惜或力不能守，致使其所藏書畫大量散失。這些書畫除一部分直接被收入內府，所余有的落入著名書畫鑒藏家之手，有的落入市賈之手，有的落入官僚之手，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藏品的著錄孫承澤隱居西山以後，於庚子年（1660年）六月，完成了他的書畫著錄《庚子銷夏記》。

該書因始著於四月，六月成書，故而名曰《庚子銷夏記》。全書共八卷，著錄自己所藏書畫及所寓目書畫。

綜上所述，孫承澤的一生是相當曲折的，作為一個政治家，可以說他是失敗者。然而，作為一個書畫鑒藏家，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績，無疑他是很優秀的，從這一方面說，他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