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入關

明朝自從嘉靖後期以後，政治日益腐敗，嘉靖皇帝二十年不理朝政。明穆宗到明神宗以來，雖然有張居正等大臣推行財政和軍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明朝的頹勢，但是終究是曇花一現。很快明神宗又開始長期怠政。同時，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就在明神宗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后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事爆發。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更是標誌著明朝在遼東的統治陷於瓦解。

就在遼東戰事吃緊的時候，明神宗撒手人寰。即位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也死去，相繼而發的“紅丸案”和“移宮案”更是嚴重破壞了明廷的決策機制。新即位的明熹宗朱由校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加劇東林黨爭，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宦官魏忠賢趁機干預政治，拉攏齊楚浙黨，號為閹黨。魏忠賢擅權跋扈，爪牙遍布全國，並大肆打擊東林黨。明朝的內部傾軋，導致關外的后金軍隊更加肆無忌憚。到了崇禎時期，崇禎用人多疑、剛愎自用、舉棋不定導致局勢愈加糜爛。

明朝晚期的財政惡化也是明朝頹勢的一大方面。對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礦使稅監的瘋狂掠奪，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明朝後期戰事頻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除了“遼餉”，崇禎十年（1637年），與清軍和農民軍兩面作戰的明朝廷，為了一舉消滅農民軍，根據楊嗣昌“因糧加賦”的倡議，再次加派。崇禎十二年（1639年），延臣議練邊兵，楊嗣昌籌劃，東而遼東、薊鎮，中而畿輔，西而陝西三邊，共練兵七十三萬。練兵需餉，遂於天下田土中，畝加賦銀一分，計得七百三十餘萬兩。這宗加派稱作“練餉”。此後，“練餉”又成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賦。到了崇禎年間，外庫內庫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無法維持。加派三餉是明朝廷將財政危機轉嫁於小民的措施，這些措施不過是剜肉醫瘡，歸根結底，只是加速了明皇朝的滅亡。

天啟、崇禎間，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經濟剝削的苛重，社會矛盾益趨激化，各地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最終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最終推翻明 朝的，是陝北農民大起義。天啟七年（1627年），陝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斗耀不顧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饑民衝進縣衙，殺死知縣。之後，各地農民、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漢南王大梁等，相繼舉起義旗。其後，陝西三邊固原、延綏的飢兵也紛紛嘩變。那些被裁減而無法生活的驛卒，也揭竿而起。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各地暴動此伏彼起，勢若燎原烈火。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起義軍十三家大會滎陽。張獻忠隨高迎祥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進入安徽，克潁州，破鳳陽，燒毀了皇陵。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克了洛陽，活捉並殺死了福王朱常洵，沒收福王府中的金銀財貨和糧食物資。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孫傳庭在郟縣之戰大敗。十月，李自成乘勝追擊，在潼關擊斃兵部尚書孫傳庭，連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佔西安。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

明朝內部不斷爆發的農民起義，特別是陝北大起義，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嚴重消耗了明朝處理遼東戰事的實力，客觀上為清軍的不斷做大提供了條件，同時也最終埋葬了明王朝。

萬曆、天啟以來，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內部危機重重。滿洲貴族看到明朝內部的危機日益激化，早就有滅亡明朝、吞併中原的野心。萬曆四十四年（后金天 命元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建立了后金政權。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八旗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潰明軍，並趁勢奪取遼東（今遼寧）七十餘城。天啟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將都城從赫圖阿拉遷到瀋陽，改稱“盛京”。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並仿效明朝陸續建立政權機構，又東征朝鮮，西聯蒙古，勢力日益強大。

清朝為了入主中原，一方面招降納叛，皇太極深知滿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採取招降收買政策。諸如李永芳、范文程、寧完我、洪承疇、祖大壽、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後投靠了清廷，皇太極對他們封王封侯，寵榮備至。並從孔有德等那裡學來紅夷大炮製造技術，給明朝造成重大威脅。另一方面又經常派兵打進長城，自崇禎登基以來，十一年中，清兵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崇禎二年（天聰三年，1629年）10月，皇太極率領約十萬八旗兵入喜峰口，進犯遵化、良鄉、固安、香河、永平、順義、遷安、灤州等地，被稱為“己巳之變”。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清軍取得松錦之戰的全面勝利，明朝在關外的精銳盡失，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清兵入關的道路被徹底打通。

皇太極生前即已定下進攻明朝、取北京的目標，採取的是“伐大樹”的戰略，即“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研削，則大樹自仆。… …我兵四圍縱略被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作出了相當準確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 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中國來征，亦正為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由此可以窺知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內部階級拼搏謀取漁翁之利。

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袞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經佔領陝西，多爾袞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大順軍榆林守將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統大軍向北京推進。王良智雖將清廷來信事報告了李自成，但大順軍領導人對清廷統治者急切於分享勝利果實的企圖並沒有給以重視。

早在李自成起義軍的烽火燃遍中原大地之時，滿洲貴族就已經意識到，先讓農民起義軍推翻明朝，然後再舉兵入關。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后，即向北京進軍。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十九日，破皇城，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滿洲貴族認識到入主中原的機會已到。

此時，駐守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在李自成佔領京師時，在是否歸順大順政權的問題上搖擺不定，然而最終向清朝投降。他向清攝政王多爾袞“乞師”，而多爾袞在假意再三推辭下，終於同意了吳三桂的請求，進兵中原。事實上，清朝對此早有準備。范文程在清朝問鼎中原的過程中起關鍵的作用。明朝滅亡前夕，清朝便決定派多爾袞、阿濟格、多鐸統兵伐明，企圖再次大掠中原。而幾乎在李自成進京的同時，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覺到明朝將亡，便奏請清廷佔領中原。

李自成進京十五天後（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討論明亡之後的對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點（如肆意刑訊拷問明朝大臣、強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贓、貪圖子女玉帛等），斷言“可一戰破也”，極力鼓吹說：“中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罪以臨之，釁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他還要求清軍改變一味屠殺掠奪的策略，稱：“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若將統一區夏（即華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而多爾袞本來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動下，清朝當局立即下令連日急驟兵馬，十多萬八旗精銳迅速湧向中原。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內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作出這一決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廣恩）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曾同吳三桂共事，大順政權已是眾望所歸，頗有統一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紳軍民更易於接受；第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處於同清軍對峙的地位，而同大順軍並沒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第四，就個人前途著想，吳三桂雖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北京已處於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命運。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躋身於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兵力遠遜於己，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盛誇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對吳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決定投靠大順政權。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 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證明他已率領部下兵馬前往北京準備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態度。產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第三種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為大順軍將領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真實情況已難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竇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將對自己採取不利行動。於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唐通的兵力大約只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佔領。唐通率殘部撤往離山海關不遠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

吳三桂折回山海關，使山海關地區頓時彤雲密布，籠罩著一片緊張的戰爭氣氛。當地人士佘一元《述舊事詩》云：“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們的惶懼不安。跟吳三桂採取同一立場的只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衛城（即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縉紳地主。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餉。“維時內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吳三桂當然明白憑藉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抗衡，更談不上在順、清夾縫中求生存。他決定回師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著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時已經把投靠清廷作為出路。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京東要塞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紿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佔領山海關的消息后，經過緊張的商議，決定一面安撫吳襄，以吳襄的名義寫信規勸吳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作好武力解決的準備，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向山海關進發。隨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這說明李自成仍希望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然而，由於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

順治元年（大順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採納了范文程的意見，覺察到時間的緊迫，數日之內，急聚兵馬。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第一次上書五天後，他率豫郡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將領與“三順王”孔有德等將士離沈，進軍關內。

此時清軍，訓練有素，騎射嫻熟，久經征戰，屢敗明軍，是一支威力強大所向無敵的勁旅，要想進入關內，問鼎中原，是可以試一試的。但是，能否最後奪取成功，君臨全國，長期統治下去，仍屬疑問。其根本弱點是人丁太少，敵手太多。此時清軍面臨三大對手，明朝軍隊和李自成、張獻忠。明朝雖已腐朽，崇禎帝朱由檢已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曉此事），但畢竟曾擁兵百萬，明朝將士和朱明宗室定會集兵相戰。更難以應付的兩個對手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分別領導的大順、大西農民軍。大順、大西軍南征北伐十餘年，兵強將勇，聲勢浩大。

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出師之前，范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蓋以為明勁敵者中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這就為多爾袞等人用兵提供了總體戰略方針。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爾袞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當時在清都瀋陽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指多爾袞）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清廷這次出兵同崇禎年間三次入口大不一樣，戰略目的已由掠奪財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因此，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軍民秋毫無犯”。進軍路線則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將楊珅、游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內云：“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酧，不敢食言。”多爾袞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詞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討農民軍，儘管當時明朝廷並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多爾袞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佔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軍於當晚到達距關城十里的地方駐營。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隨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大約為近十萬名；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瀋陽一帶外，多爾袞所統滿、蒙、漢軍隊大約為七八萬人。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精銳；大順軍是自崇禎十四年（1641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於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於此。而介於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徵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態勢就顛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佔了優勢。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致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同吳三桂談判，隨即放慢了進軍速度。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內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后引殘部出關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內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衝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里，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里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袞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於心。吳三桂到后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后，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採取重點突破戰術。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少頃，風止，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大順軍雖拚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將吳襄處斬。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髮降清，由多爾袞承製封為平西王。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瓮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后，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作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縣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盡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由朝陽門進入北京。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人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將錯就錯地把多爾袞迎入劫后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清軍佔領北京之後，多爾袞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佔領區內的形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清廷遷都北京既是出於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於退可出關外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袞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佔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瀋陽）到達北京。十月初一，順治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布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

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軍分南北兩路進攻大 順軍：北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率領經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親王多鐸、孔有德率領經河南進攻潼關。同時，肅親王豪格率領的一部清軍業已佔領河南、山東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鐸在潼關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潼關為清軍所佔，入陝門戶洞開。阿濟格部清軍進入陝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圍攻據守榆林、延安的李過、高一功部大順軍，自己領兵南下西安。自此，李過、高一功部被切斷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棄陝北，取道漢中，由四川入鄂。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不得不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入湖廣襄陽。

佔領西安后，清廷命多鐸部東進南京，摧毀弘光政權，命阿濟格部繼續追擊大順軍。此時，50萬大順軍已是軍心渙散、紀律鬆懈、指揮混亂，在清軍追擊下，在襄陽、九江等地連敗十三仗，喪失了全部轄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時，遭當地地主武裝襲擊，不幸犧牲，大順政權遂而瓦解。其餘部30餘萬後來在李過、李來亨等領導下與南明政權聯合，繼續抗清，最後於康熙三年（1664年）失敗。

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由於地處四川一隅，對全局無太大影響，所以清廷在摧毀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之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割據一方的大西軍。順治三年（1646年），豪格率清軍由陝西入川，征討“大西”政權。十一月，清軍對張獻忠在西充的大營發動了凌厲的攻勢，農民軍兵敗如山倒，張獻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權隨之瓦解。其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領導下南走雲貴，逐步走上聯明抗清的軌道，成為永曆朝的軍事支柱。後來孫可望投清，李定國繼續鬥爭，堅持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最後失敗。

明朝滅亡后，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后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在面臨戰爭這個關係命運存亡的問題上，也是舉足失措。他們天天講“討賊”、喊“中興”，報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險和敵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張獻忠等農民軍，以全力防禦。其實他們對北方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還看不到威脅南明存亡的已不是農民軍，恰恰是清政權。六月間，史可法在《款清滅寇疏》中，還強調：“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事實是，農民軍已被清、吳軍擊敗，退到陝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據有北京及其畿輔地區，正在準備南下。史可法及南明決策人還不以為意，說：“但清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其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他們把清入京看成是幫助明朝復仇的友好舉動，主張繼續借用清兵全殲農民軍。與清議和，實行“聯虜擊寇”的方針，是舉朝一致的意見，已成為南明一項國策。

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辛未，清軍圍攻江北重鎮揚州。督師江北的兵部尚書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禦清軍，最終揚州在被圍五天後淪陷。清軍攻破揚州之後進行了十天屠殺，史稱“揚州十日”。五月初八己丑，清軍自瓜洲渡江。清軍攻克南京后，多鐸命降將劉良佐帶清兵追擊弘光帝。五月二十二日癸卯，總兵田雄、馬得功、丘鉞、張傑、黃名、陳獻策衝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將其獻給清軍。豫王多鐸命去鎖鏈，以紅繩捆綁。五月二十五日丙午，朱由崧乘無幔小轎入南京聚寶門，頭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扇掩面，兩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多鐸在靈璧侯府設宴，命朱由崧居於北來太子之下。宴罷，拘弘光帝於江寧縣署。

弘光政權覆滅后，東南地區先後又出現了兩個明政權。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二十七日，張肯堂、黃道周、鄭芝龍等舊明官僚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年號隆武，是為隆武政權。次日，張國維、張煌言等另一批舊明官僚擁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是為魯王政權。兩政權都佔有一定地盤，擁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敗、內部分裂，相互間不能協同作戰。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南下浙、閩。五月，清軍趁天旱水淺之機渡過錢塘江，魯王江上諸軍皆潰。六月，清軍攻佔紹興，魯王逃往台州。不久，浙東政權軍事統帥方國安以及馬士英等降清，寧波、溫州、義烏等地失守，清軍據有浙江大部。魯王逃往海上，先後依靠鄭彩、張名振、張煌言、鄭成功等保護。順治八年（1651年）九月，浙東政權的最後根據地舟山島被清軍攻佔。魯王往依鄭成功。順治十年（1653年）自去“監國”號，浙東政權結束。博洛攻佔浙江后，立即揮師南下，分兵兩路經衢州、廣信（今江西上饒）撲向福建的隆武政權。金聲桓部清軍則開始攻贛州，進迫福建，切斷唐王與湖廣的聯繫。同時，隆武政權掌握兵權的鄭芝龍暗中降清，“盡撤關隘水陸諸防”，使清軍從容越過福建的門戶——仙霞嶺，八閩望風瓦解。朱聿鍵由延平急奔汀州。清趙布泰軍經崇安進佔福州，鄭芝龍率11萬軍隊投降。接著，清軍攻佔漳州、泉州、興化（今福建莆田）等地。隆武帝又為清兵追騎捕獲，押回福州處死。隆武政權覆滅。福建、江西盡為清軍所佔。

順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在肇慶稱帝，是為永曆政權。清軍佔領湖南、兩廣后即部署雲貴戰事，但是在順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年至1656年）間，永曆政權在西南以大西軍為主，在東南以鄭成功、張煌言為主，舉行東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對雲貴的軍事行動中斷了四五年之久。順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李定國在磨盤山（今雲南騰衝、龍陵間）伏擊清軍失敗，被迫退走邊境。永曆帝見大勢已去，遂入緬甸。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軍以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自騰越發兵，分兩路追擊逃緬明軍，南明軍受到重大打擊。十二月，永曆帝被緬人交出，翌年，被吳三桂絞死於昆明。不久，李定國病逝於勐臘。南明政權至此徹底滅亡。清軍從入關到消滅南明政權花了18年的時間，入關戰爭遂告結束，清朝終於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

清兵入關不僅改變了清朝和滿族的命運，也改變了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命運。滿族在當時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少數民族，他的入主中原給當時的中國注入了鮮活的動力。一個創舉就是破除了華夷之辨，突破了以往漢族王朝直轄區域只限於內地的局限，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都置於中央政權的直轄之下，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礎。清兵入關也把滿族文化帶到了中原，促進了滿族和漢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促進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促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當時，西方殖民者已經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國；荷蘭殖民者侵佔了中國寶島台灣；沙俄侵略者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即清兵入關的前一 年就已派出遠征隊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

在面臨外敵威脅的險峻形勢下，國內各種政治力量，誰能早日實現國家的統一都有利於凝聚、整合國家的國防力量，共同抵禦外敵入侵。當時的南明小朝廷和李自成、張獻忠建立的政權，由於自身的局限和弊端，都無力承擔統一中國的重任。因此這一重任就歷史地落在了清朝一方。清兵入關結束了當時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統一，對明清之際的中國抵禦西方殖民勢力的侵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清軍在向全國進軍的途中，進行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揚州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幾世繁華的揚州城是時“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城中積屍如亂麻”。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后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僅被和尚收殮的屍體就超80萬具。

此外像順治六年（1649年）鄭親王濟爾哈朗佔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順治六年（1649年）正月，多爾袞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洗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幾天之後，他就“諭大同城內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搖惑眾人，誘陷無辜，爾等被圍城中，無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惡，遂致無罪眾人同陷死地。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同年二月，“兵部以總兵官任珍陣獲偽官兵四十九名，俱撫養不殺奏聞。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如此則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咨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知”。

順治八年（1651年）福臨親政以後，把各地屠戮無辜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說：“本朝開創之初，睿王攝政，攻下江、浙、閩、廣等處，有來降者，多被誅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竄匿。”實際上，清兵的濫殺無辜根源於滿洲貴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視，多爾袞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罷了。在清廷上同多爾袞爭奪權利的“輔政叔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師出征時表現出同樣的野蠻，就是一個證據。清廷在屢遭覆師失將之後，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調整。

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漢族本身也是由多種民族融合而成的。漢族人士可以當皇帝，少數民族人士當然也可以君臨天下。無論是哪一個民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央政權都決不應該強行改變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多爾袞等滿洲貴族陶醉於眼前的勝利當中，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了。

在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清政 府頒布“剃髮令”，稱“自今布告之後，京師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髮。若規避惜發，巧辭予辯，嚴懲不貸。”滿洲貴族的政策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北方漢族人民被迫屈從。之後清軍以武力迫使南方漢人也剃髮，在發布剃髮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易服令”，順治二年七月初九日（1645年8月29日），清廷又頒布“易服令”，規定“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強迫各族人民改滿服。

剃髮易服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漢人的強烈反對與抵抗，這遭致清廷的嚴厲處罰和血腥鎮壓，清廷在華東和華南等地區進行了殘酷的屠殺。當時發令所到之處，各級地方官令剃頭匠挑著剃頭挑子在街上行走，見蓄髮者就剃之。稍有抵擋，殺而懸其頭於擔之竿上示眾。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為孔家抵擋一陣，保住先世蓄髮衣冠。不料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

在江南諸省，這些政策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區的強烈反抗。江陰、嘉定等地民眾紛紛舉起義旗，但均被清軍屠城，被殺者數十萬人。剃髮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

• 馬大正（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兩份歷史遺產，一 是統一的中國，一是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國家是在清朝才跟世界融為一體的，不管它是主觀還是被迫。對於融入到世界中的這麼一個封建王朝，很多東西需要我們重新認識研究。比如清兵入關，它隨後導致的康乾盛世是可圈可點的。

• 周遠廉（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晚明腐敗，李自成帶領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推翻了明朝。多爾袞又帶清 兵入關趕走了李自成，這是歷史實事。不可否認，有了清兵入關，才有了後來清王朝的延續，但二者只是時間上的延續關係，包括它與其後的“康乾盛世”也都是一種時間的待續關係，而不是必然的內在聯繫。出現“康乾盛世”的內在原因是康熙皇帝 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有所作為，那後來呢，為什麼 後來到了清末就不行了？腐敗無能，清兵入關保證不了滿清江山永不倒，同理，清兵入關不可能直接導致康乾盛世的出現。

• 戴逸：努爾哈赤起兵，中經皇太極經營、順治入關，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復台灣，這段歷史奠定了清朝的基業。17世紀剛剛形成的滿族，瀰漫著一種奮發、上進的精神，這是它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精神表現在英勇善戰，表現在它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善於學習周圍各個民族的一些長處。

•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對清兵入關持否定態度，甚至認為它是“種族的悲劇”。

• （清）韓菼：清兵四齣殺掠，民不聊生，有先剃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痛詈，雖至親如仇敵。而清兵日出搶掠，刻無寧晷，畏禍者俱竄遠方。

•顧誠：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驃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人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族入關打斷了明朝中期以來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中國同西方的距離越來越大。

一片石關城位於撫寧縣東北九門口村，地處河北、遼寧兩省分界處。因城東南外有泄水門9座，故又名九門水口。《明史·李自成傳》：崇禎十七年， 自成率軍十餘萬，“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趨關外。三桂懼，乞降於大清”。 即此。今關城大部分已毀，南面城牆和部分失敵台尚存舊址。關城西有一座圓形敵台，全部用條石青磚合築，通高9.75米，直徑9.5米。台頂正中有一株近200餘年的老松，遠觀松枝翠蔚。相傳為明代邊將點閱兵馬之處，故又名點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