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

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蔡氏家族世居福建路泉州府（興化軍）仙游縣慈孝里赤湖蕉溪（楓亭驛以西，今福建省仙游縣楓亭鎮九社村青澤亭自然村蔡坑）。母親盧氏，惠安縣名士盧仁之女。

蔡襄童年時受到外祖父盧仁的嚴格教育。十五歲參加鄉試，十八歲游京師，入國子監深造。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參加開封鄉試，獲第一名。

天聖九年（1031年），蔡襄登進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軍事判官，在職四年。后歷任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等職。

慶曆三年（1043年），大臣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王素、余靖同為諫官，蔡襄作詩稱賀，受歐陽修等三人舉薦，被仁宗任命為知諫院。他遇事從不迴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係天下利弊、一時緩急。蔡襄認為國家安危取決於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於有蔡襄這樣的人直言敢諫，那些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曆四年（1044年），調知福州。

慶曆六年（1046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

慶曆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親去世而離職。

皇祐三年（1051年），回朝修《起居注》，參預政事。次年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注內詮。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勸學興善，傳播醫治蠱毒的藥方，教育民眾遵法為善，改變陋習，監督官吏深得民心。

宋仁宗至和、嘉祐（1054年－1063年）年間，蔡襄兩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頓吏治。當時晉江縣令章拱之貪贓枉法，蔡襄奏疏彈劾，把他革職為民。后朝廷發現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貶。他又修建沿海州縣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教習舟船熟記水勢，防備海寇。泉州城東郊有洛陽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寬五里，有渡口名萬安渡。“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無算”。並奏請減免漳、泉、興三州身丁錢一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

蔡襄知泉州時期，連年發生旱災，他調動民力，加強水源管理，制定《龜湖塘規》，制止用水糾紛。他任轉運使期間又在郡南小烏石山訪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眾飲用和灌田。

治平（1064年－1067年）年間，晉江縣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為紀念。

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為翰林學士、權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財政。此時，宋廷財政入不敷出，“積貧”已深。蔡襄善於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繼位，正式任命蔡襄為三司使。蔡襄撰《國論要目》一文，闡述改革主張，提出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採納，反而奪其三司使職。蔡襄在朝廷難於容身，請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在拜端明殿學士后才去上任。次年十月，母親盧氏去世，蔡襄護喪南歸。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歲。朝廷追贈吏部侍郎，后加贈少師。葬於楓亭鋪頭村蔡嶺，歐陽修撰《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孫蔡洸為蔡襄奏請謚於朝，孝宗賜謚“忠惠”。

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在洛陽橋南街尾建蔡襄祠。後人在他墓前立柱題聯云：“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

蔡襄擅長正楷、行書和草書。其書法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蔡襄的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軾、歐陽修。蘇軾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

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於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著根本的不同。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

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樑。

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岩”等珍品。

蔡襄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奏減五代以來丁口稅。並修建中國第一座海港大石橋萬安橋（洛陽橋），它被稱作“福建橋樑的狀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對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自唐後期起，泉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港灣區帆牆林立，百艦爭流，中外商賈薈集，各地貨物集散。然而，萬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極大障礙，交通問題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萬安渡建橋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著橋樑中線拋置了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橋墩的基址。然後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築橋墩，這種石基的開創，是橋樑建築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稱之為“筏型基礎”。他並種海蠣以固橋基，於橋上下兩側灘塗上，植石以附蠣，以減緩江流速度，使不致動搖橋墩兩側基礎。被認為是世界上生物學運用於建築上的先例。

橋成之後，蔡襄擬訂了千古傳誦的《萬安橋記》並刻石立碑，它真實地記載了建橋情況和橋的規模。“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辭極優美，同時它又是中國書法史上頗為著名的書法珍品

蔡襄曾組織人馬，從福州始沿途栽植樹至泉州、漳州，計長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過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時，免受驕陽曝晒之苦。它成為洛陽橋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傳所說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態平衡，保護水土，確是高人一等。時人為此作詩讚之：“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蔡襄在泉州積極組織群眾抗旱，興修水利，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乾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乞雨題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

晉江龜湖塘可灌田數千畝。但是，沿塘百姓常為用水及管理維修堤岸等問題爭吵、鬥毆。加上土豪、無賴好事之徒插手攪渾，沿塘百姓冤冤相報，問題久而不能解決。蔡襄深入民間，詳為考察，為更好地保護這一水利工程，加強排澇抗旱作用，以利農耕，相應加強相鄰各鄉林、黃、蘇、鄭、吳、蔡六姓的聯誼，特制定《龜湖塘規》（後世稱為《先宋塘規》），使龜湖有法可依。它明確規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維修問題，保證農田能及時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龜湖塘規》時，按規定執行管禁，遇有重大違規者，則由陂首呈縣府懲處。正因為有蔡襄的《龜湖塘規》在，龜湖塘維護了近千年，為瀕湖農民流澤千餘年。據《晉江縣誌》載：“自蔡襄定塘規至明朝的五百年間，糧食產量往往二、三倍於他鄉。”這是對泉州水利建設的貢獻，後人因此為之立《德政碑》。

蔡襄不僅是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而且也是茶學家。他為官清正，以民為本，注意發展當地經濟，為福建茶業及茶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歷史上著名的北苑御茶園，就是在建州（今在建甌市），舊時又稱建溪，建安（今在建甌市）。種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唐代孫樵《送茶蕉刑部書》，書中記載：“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種）產於“建州，系月澗雲龕之品”。當時建溪流域所產品茶統稱“建茶”、“建茗”。五代時期，王審知在福建建閩國，北苑茶園成為專門生產貢茶的官家茶園。閩國滅亡之後，南唐後主李煜派官員專程到建安設立“龍焙”，監製“建茶進御”。指定專制“龍茶”。歷史發展到了宋代。丁謂任福建轉運使，監製御茶時，尤重御茶採摘製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數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貢”。由於採制甚精，在丁謂手中，北苑茶已譽滿京華，號為珍品。

到了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蔡襄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熊蕃北苑貢茶錄》）。《苕溪漁隱叢話》也說北苑茶大小龍團“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的確，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把北苑茶業發展到新的高峰，他從改造北苑茶品質花色入手，求質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團茶為小團茶、品質上採用鮮嫩茶芽作原料，並改進位作工藝。為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歐陽修對蔡襄製作貢茶有非議，但他不得不承認蔡襄製作茶業的工藝之精。蔡襄之侄兒、蔡京之子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對蔡襄在發展北苑御園茶過程有較為詳細而客觀的記載，肯定了蔡襄負責監製北苑之茶製作精巧，形質至極，呼聲最高還是“小龍團”的“密雲龍”和“瑞雲翔龍”。對於茶葉製作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時指出做茶要抓住季節“又茶茁其芽，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的新鮮感。可見“好茶爭相品、蓋因品質珍”。就蔡襄本人，對於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錄》中有專門論述建安之茶。其“點茶”條云：“建安斗試以水痕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也提到“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鬥茶味兮輕醒醐，鬥茶香兮薄蘭芷”。可見北苑御園茶在北宋時期極負盛譽。這些如此輝煌時期是得益於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時的監製而精益求精的創新工藝。這茶業發展功績是不可湮沒的。

蘇軾在《荔枝嘆》中說，“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此詩作於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轉運使二十五年後，此時蘇軾正被謫貶在廣東惠州（今惠陽縣）。作者初次嘗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龍眼，極為讚賞，就差點兒將“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聯翩，不禁聯想到漢唐時代進貢荔枝給百姓帶來了災難。在詩中作者揭示了由於皇家的窮奢極欲、官吏媚上取寵、各地名產都將進貢的弊政。他筆鋒又一轉，對當時宋代的進茶、進花一併作了深刻的諷刺。這首詩給蘇軾帶來了許多聲譽，但給蔡襄蓋上了一頂“買寵”的帽子，這是不應該的。

總之，蔡襄在任福建轉運使時，監製北苑貢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更新。他先從改造北苑茶的品質花色入手，將“大龍團”改製為“小龍團”，提高貢茶的質量，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術革新、茶與茶藝術融為一體。蔡襄的督辦，促進了北苑茶的發展。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技術創新，使福建茶葉在北宋時期名列首位，應功歸於蔡襄。

蔡襄家富藏書，南宋文學家劉克莊題跋蔡端帖時說：“又一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其收藏書法作品和圖書在當時富於一方。

蔡襄為官三十餘年，不僅政績顯著，在科學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貢獻，曾撰《荔枝譜》一卷、《茶錄》二卷（或作一卷），是世界上最早介紹荔枝的專著。他所創製“小龍團”茶，品質較“龍鳳茶”更精。

蔡襄在當時，除了精心製作了“小團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馳名全國外，又鑒於陸羽的《茶經》，未能把閩產指出，使建茶淹沒不彰；而丁謂所著的《茶圖》，僅論及採制，沒有說明烹試的方法，於是，蔡襄將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茶錄》一書，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都屬於烹試的方法。憑他豐富的經驗，獨特的見解，再配以當世優秀的書法，使這一著作，堪稱“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與蔡襄的提倡和推薦是分不開的。據說，當時論茶者，沒人敢在蔡襄面前發言，恐班門弄斧，自討沒趣。《茶錄》除了上進給皇帝鑒賞外，還勒石以傳後世。這不但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日本具有美學藝術的“茶道”和世界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十七世紀初，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及其它地區，成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並且有日漸風靡之勢。蔡襄的《茶錄》，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前人評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

蔡襄精於書法，學虞世南、顏真卿，並取法晉人。正楷端重沉著，行書溫淳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為“宋四家”之一。傳世碑刻有《萬安橋記》，書跡有《書謝賜卿御書詩》和書札詩稿等。

著有詩詞370首，詩文清妙；奏議64篇，雜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共三十六卷，另有《別紀》十卷）。另有《龍壽丹記》（此書有五朝小說本）、《蔡忠惠奏議》十卷、《蔡襄治平會計錄》六卷、《墨譜》一卷、《茶果》一卷、《荔枝故事》一卷、《講〈春秋〉〈左傳〉疏》一篇、《蔡莆陽詩》六卷、《蔡忠惠詩集全編》四卷、《蔡忠惠詩集全編》二卷（《別紀補遺》二卷）、《蔡福州外紀》十卷、《蔡端明別紀》十二卷（也有十卷、一卷）、《蔡忠惠公別紀補遺》等不同版本，已佚失不少。

歐陽修：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干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陳東：余聞之先生長者。（《茶錄跋》）

王稱：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工於書，人得其字，以為珎藏，仁宗尤稱愛之。（《東都事略》）

王淮：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宋史》引）

周必大：仁宗朝蔡忠恵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鮮出其右。（《中大夫贈特進蔡公神道碑》）

陸遊：先生（梅堯臣）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梅聖俞別集序》）

脫脫：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宋仁宗）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宋史》）

陶宗儀：博古尚氣節，工字。學大字，巨數尺，小字如豪發。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扵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妙，而尤長扵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餘。自珍其書，以謂有龍翔鳳舞之，執識者不以為過，而復推為本朝第一也。論者以謂真、行、簡札、今為第一，正書為第二，大字為第三，草書為第四，其確論歟！（《書史會要》）

董其昌：當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鈍吟書要》引）

朱軾：若襄者，蓋深厚雄傑之一也。當其在朝，受仁宗顧遇，所言皆當世初務，而人之所不敢言。及退歷州郡，詰奸恵良，以富而教。其豐功殊跡施於後代者，歷久猶未忘也。豈不偉哉！（《史傳三編》）

馮班：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鈍吟書要》）

王夫之：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宋論》）

韓琦曾在家鄉修建晝錦堂，歐陽修為其撰文，蔡襄書丹，時人稱之為“三絕”。蔡襄每一個字都一定寫數十張，等到字合於法度之後才採用，世人稱其為“百衲碑”。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爭執，被黜知饒州。當時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係，願一起降官貶黜；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蔡襄當時也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此詩在東京流傳，人們都爭著傳寫，買書的人在街上售賣此詩，獲利頗厚。遼朝的使者來訪，偷偷將其買回。後來張中庸出使遼朝經過幽州時，在舍館看見有人將蔡襄此詩寫在牆上。

蔡襄有一把美鬍鬚。仁宗一天偶然回頭問蔡襄說：“你的鬍鬚非常漂亮，晚上睡覺時把它蓋在被子之下嗎，還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無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覺時，蔡襄思索仁宗的話，把鬍鬚放在被子裡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適，一個晚上無法睡著。

蔡襄知福州時，曾因病多日到官署辦公，每天晚上都夢到登上鼓樓靠著鼓睡著。通判奇怪擊鼓之人多日沒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說這幾天有一條大蛇盤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癒后，向通判說了自己的夢，正巧與擊鼓之人說的話相同，人們便認為蔡襄是蛇精。

蔡襄在福州任職，一次適逢上元日，他讓百姓點七盞燈，陳烈製造大燈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寫道：“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看見后，下令罷燈。

蔡襄對待母親非常孝順，他曾經步行碰到一個婦人，樣貌非常衰老，蔡襄詢問她的年齡，她說：“我活了一百單二歲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說：“希望我的母親的年紀也能像您一樣。”後來果然像他說的一樣。

蔡襄病重時，興化郡守李遘夢到一位神仙紫綬金章，自稱是來迎接下任的。李遘詢問是誰，神仙說：“我是閻羅王，蔡襄將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輓詩道：“不向人間為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羅。”謝肇淛也在《五雜俎》中提到“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韓琦等，皆屢見傳記。”

據說蔡襄任泉州刺史時，奉母親之命，準備在泉州灣附近建一座萬安橋（即今洛陽橋）。修建時工匠們遇到了難題，當時海灣水深，難以為橋打樁。於是蔡襄便叫手下文吏部給海神寫信，請求海神幫忙併派人下海送信。送信的人認為自己此行必死無疑，便到酒店痛飲了一場，然後醉卧海灘，想讓海潮將自己捲去了事。豈料海潮並沒有把他捲走，等他醒來后，竟發現信封已換過，他連忙帶回呈給蔡襄。蔡襄看見“海神”在信上只寫了一個“醋”字，琢磨很久，認為醋字可拆為“廿”、“一”、“日”、“酉¨四個部分，這就可以理解為時間上的廿一日酉時。蔡襄頓時醒悟，“海神”要他在“廿一日酉”動工建橋。有趣的是，到了這一天，海水退潮，人們順利地打下了橋基，萬安橋就這樣建成了。從此，“醋”字被稱為“廿一日酉”的說法也傳開了。

表格參考資料：

據方誌記載，蔡襄於宋慶曆五年（1045年）4月至慶曆七年（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慶曆七年（1047年）11月至慶曆八年（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轉運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擔任要職的5年多時間裡，“修復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績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個學術焦點。然而，“修復古五塘”的地點到底是在福州，還是在莆田（時稱興化軍），或者是兩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擾著蔡襄研究者。事實上，古人對這一問題早有文獻記載，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說福州的學者持第一種觀點的話，還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論文《蔡襄對福州的貢獻》。但莆田的學者金文亨發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楊祖煌撰寫的《蔡襄的業績》以及蔡慶發出版的《蔡襄評傳》等，甚至連莆田市方誌委新編的《莆田市志·蔡襄傳》也採用了第三種的觀點，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實，只要仔細查閱宋、明時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關史料，並進行認真分析和對比，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首先，根據宋人的記載：

據梁克家《三山志》水利捲雲：“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學襄命三縣疏導渠浦”；“嘉祐二年，郡守蔡襄從樂游橋下開，沿城外至湯門、琴亭、湖心，至北嶺下去思橋，北出河尾船場，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國以北。”《三山志》是福建自古一直保存完好的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晉江人，南宋狀元，曾入閣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和歷史價值，在方誌界享有盛譽，受到歷代有識之士的珍視。該志成書於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時間，應該說記下的史料是比較可靠的。在這本志書里，雖然未設蔡襄人物傳，但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時興修水利的史實，卻沒有記載蔡襄在福州“修復古五塘”之事。

又據黃岩孫《仙溪志·蔡襄傳》云：“蔡襄字君謨，年十八試進士，為開封第一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十月，以親老出知福州，遂為福建都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閩人丁口稅之半”。根據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的統計，我國宋代修的方誌約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於年代久遠，宋代方誌大都已失傳，如今福建現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臨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國唯一現存的宋代縣誌。作者黃岩孫，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寶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縣尉。該志成書於寶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時間，況且仙游是蔡襄的家鄉，蔡襄傳的史料也是比較可信的。

另據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立，為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歐陽修與蔡襄同朝為官，應該說同時代的人記下來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元人脫脫編纂《宋史·蔡襄傳》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喻政修纂的萬曆版《福州府志·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慶曆間，由左正言直史館，乞郡養親，出知福州。未幾，改轉運使。復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復疏導附城湖浦”。該志水利卷記載與《三山志》相同，也沒有記載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時有“修復古五塘”之舉，只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興修水利的事情。

綜上所述，蔡襄“修復古五塘”的地點不可能在福州，那麼，持第三種觀點的依據就站不住腳。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第二種觀點，即蔡襄擔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在莆田“修復古五塘”。

《文忠集·卷三十五·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列傳第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

《宋元學案·卷五》

蔡襄祠，亦名“蔡忠惠公祠”，位於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萬安街道橋南社區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洛陽橋的附屬文物。蔡襄祠始建於宋朝，據傳是在洛陽橋竣工不久后泉州百姓為紀念蔡襄所作貢獻而建。

蔡襄紀念館位於福建省莆田市城廂區東海鎮東沙村，金沙宮旁，面積1600平方米，為五層框架結構。館內設有陳列室、書畫廳、會議廳等，收藏和陳列蔡襄生平活動的文物遺作、書簡、字貼和各種版本蔡氏族譜，還收藏有300多幅中國名家的書畫。

蔡襄墓（蔡襄陵園）位於福建仙游楓亭錦嶺將軍山下，舊福廈公路西側。1961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7年，海內外蔡襄後裔把其墓重建為“蔡襄陵園”，歷時三年，於1999年竣工，佔地面積20畝，仍保持宋代藝術造型，增建“山門”、儀門、圍牆、端明樓、四垂亭、書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車場，重塑文武石翁仲、石羊石馬、石虎，鋪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屬設施。墓陵佔地一畝，建造古老壯嚴，圍牆綠樹參天，綠草成茵，環境幽靜優美。陵園前方“儀門”，高7.5米，白色花崗石構築，橫匾前書“慶曆名臣”，后書“剛正廉明”；山門及前門，刻有數幅對聯，表達了後人對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業的評價和敬仰。

在重修陵園時，菲律賓總統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會副會長瑞今（蔡襄後裔）特致詞電賀，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朴初親筆題寫“蔡襄陵園”和“碑林”。全長134米的“書法碑廊”，共有134塊碑文，鐫刻蔡襄為主的宋四大書法家楷、行、草、隸12600字，為福建省現有規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樓”正廳塑有蔡襄銅像，設有書法展覽廳，供遊人參觀。

“蔡襄故里”牌坊坐落於福建省福泉高速楓亭出口和仙港大道交匯處，是仙游縣楓亭鎮的標誌性景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