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

韓琦於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於世宦之家。據韓琦墓誌記載他祖籍為河北贊皇縣。據《泉州府志》記載：“韓琦出生於泉州北樓生韓處。”為其父韓國華知泉州府時與婢女連理所生。韓琦后隨父遷居相州，遂為安陽（今河南安陽）人。

韓琦三歲時父母去世，他由諸兄扶養成人。史稱其“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一時名聞京師。

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和“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史稱其“活饑民（一）百九十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李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採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后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一萬八千人，以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裡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鬥，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六千餘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於難。

韓琦聞訊后，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泣於馬首前，持舊衣、紙錢招魂而哭道：“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

好水川之戰，乃是李元昊用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大敗韓琦后，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都各自兼任本路的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

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敗后，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

宋夏轉入和議后，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來稱讚韓琦等人。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李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於災情嚴重，還採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一萬餘人，以減少用度。

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於同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庄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併兼安撫使，相繼進位資政殿大學士、觀文殿學士。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頓軍隊，採取恩威并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九千六百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以原職進拜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大臣包拯、范鎮等人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韓琦拜相后，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韓琦出任仁宗山陵使，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聖太后曹氏垂簾聽政。一些宦官不斷向曹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曹太后時，曹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後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閑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實為誣告，將其罷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后改授為淮南節度使。

正在這時，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佔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兼陝西四路經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最初同意放棄，但在陝西宣撫使郭逵的勸說下，反對焚棄綏州。一個月後，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准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次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濟睏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佈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

針對遼朝利用宋朝與西夏戰爭和國內危機時要求割讓領土，韓琦也表示應該拒絕遼朝的無理要求，獻策加強防範，增強對遼朝的軍事準備，用武力抗擊侵略，洗雪舊恥。“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熙寧六年（1073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他第三次為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

熙寧八年（1075年），韓琦再判永興軍，尚未就職，便於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八歲。神宗在禁苑為他慟哭舉哀，又輟朝三日，賜其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兵為其築墓。還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追贈尚書令，謚號“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徽宗時，“追論琦定策勛”，加贈韓琦為魏郡王。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開始，韓琦開始了為時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后，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褒王、豫王、鄂王），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憂之。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鎮、司馬光等人反覆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子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韓琦從不在別人面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后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后，一面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后，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後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上，韓琦嘗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於是“復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模的均田活動，為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韓琦之請，"置天下廣惠倉"。韓琦請求諸路戶絕田僱人耕種，收其租儲存之，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韓琦又奏道："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並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聽下戶請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於民3350餘頃，每年給國家課斛斗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較大成績。

韓琦到揚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匱乏為由，“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將義倉“所有斛斗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裡額外徵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將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將會失信於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將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賑濟貧民”，以實現義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目的。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稱“里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并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11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并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閑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徵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遼朝南侵，北宋政府就發布“斬伐令”，規定這裡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里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採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今河北定縣）駐軍驕蠻難御。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皇祐年間，“明鎬引諸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噪城下。”韓琦到定州后，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韓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后，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蔘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韓琦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寫道：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揚州、大名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至於西夏，由於韓琦參加了慶曆年間的宋夏戰爭，使得“西賊聞之心骨寒”，此言雖有誇大，但亦說明韓琦在西疆禦敵時頗立功績。

藏書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皆經其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里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六一堂”、司馬光“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其後代韓忠彥、韓侂胄均能藏書。

韓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及《家傳集》等。他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1萬餘卷，都經其親手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里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的“六一堂”、司馬光的“讀書堂”同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其子韓忠彥之後，將藏書規模擴大至7000餘卷，號稱叢書堂，分為六庫。

曾有人假造韓琦的信去拜見名臣蔡襄。蔡襄心中雖然懷疑，卻覺得此人性格豪爽，於是送了他三千錢，還寫了回信，又派四名兵卒護送，同時送了禮物給韓琦。此人到了開封，見到韓琦，當面認罪。韓琦並未怪罪，只是緩緩道：“君謨（蔡襄字）處事謹慎，恐怕無法達成你的心愿。夏太尉（夏竦）在長安，你可以去見他。”又為此人寫一封信給夏竦。家人認為不怪罪此人已經夠寬容了，不必要再寫信。韓琦說：“這個讀書人會模仿我的信，又能說動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關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職。

名儒石介編撰《三朝聖政錄》后，準備呈獻朝廷。有一天他來請教韓琦的意見，韓琦指出其中有幾件事不可上，其中一件是，宋太祖沉迷於一個宮女的美色，以致經常延誤上朝時間。群臣有些非議，後來太祖覺悟，便乘宮女熟睡時把她殺了。韓琦說：“此事難道可以作為萬世效法的典範嗎？已經沉溺，卻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殺害無辜之人。宮女有什麼罪過？假使以後又有寵幸的人，那就要殺不勝殺了。”石介便刪去了幾件類似的事，並佩服韓琦精到的見識。

韓琦在北宋內部享有很高的威望，《韓魏公集·序》稱：“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

即使在遼和西夏，也是“夷夏具瞻”，以致於韓琦在宋神宗初年鎮守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時，遼使過境，一定要告誡其部屬不得有索求。而按當時之例，遼使經過北京，與留守通信，均未書名。待韓琦就任后，來宋祝賀同天節的遼副使成堯錫卻特意在信中書名，以表敬重。宋方每次遣使出使遼朝，遼人都要詢問韓琦的近況。

此段記載雖有誇大成分，但也顯示了韓琦在時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高。

好水川之戰，據說是西夏李元昊用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得勝。大敗韓琦后，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

宋太宗、仁宗都曾在大名府郊外畋獵，並題數十首詩，被守臣賈昌朝刻在石碑上。韓琦到大名府任職后，把這些石碑藏在班瑞殿的襯壁內。有人勸韓琦拓片摹本呈獻給宋神宗，韓琦不同意，此人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韓絳來大名府後，就把詩摹下，進呈神宗。韓琦知道后，嘆息道：“我從前難道不知道呈上這些詩的好處嗎？只是顧慮到陛下正銳意平定四夷，不該更引導他這樣做。”

韓琦知揚州時，官署後園有芍藥一枝分四杈，每杈各開一花，上下紅，中間一圈黃蕊，稱為金纏腰（后又稱金帶圍），據說出現這種花，城內就要出宰相。韓琦覺得很奇異，想再約三位朝官一起觀賞，以應四花之瑞。當時王珪以大理評事為揚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評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揚州，便都請了。還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鈐轄諸司使充數。到了第二天，鈐轄使忽然患腹瀉不能來，就臨時拉了一位路過揚州的朝官陳升之（一說是呂公著）參加。四人聚會，各簪金帶圍一朵，甚為歡樂。三十年後，四人均擔任宰相。此事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又見於《後山談叢》《墨客揮犀》等多種筆記。

韓琦在揚州時，與王安石還有一段糾葛，見《邵氏聞見錄》。大意為：韓琦知揚州時，王安石剛進士及第在揚州任僉判。王安石每晚讀書至天亮，清晨來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韓琦疑其不檢點，夜飲放蕩，對他說：“你年紀輕輕，應該認真讀書，不要自棄。”王安石不予搭理，對人說：“韓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與韓琦不睦。

但關於這個故事，疑點頗多。王安石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以秘書郎僉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兩年後回到京師。韓琦慶曆五年（1045年）方才知揚州，他們未必能夠見面（“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存在這個問題）。而王安石又不在州署辦公，韓琦未必能見到王安石辦公不及梳洗。後來王安石秉政，雖與韓琦的意見多有分歧，但對其人評價仍然很高，在韓琦去世后，又有“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露輀”的輓詞。這與上面所說並不相符。

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提到：“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韓琦等，皆屢見傳記。”

《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

《史傳三編·卷三十·名臣傳二十二》

韓琦墓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皇甫屯村西地，該處為韓琦及其家族墓地。韓琦墓形體巨大，由墓道、磚封門、擋土牆、門樓、甬道、墓室、地宮等組成。墓頂有三條木樑；甬道側壁與墓道壁顏色不一，顯示該墓建成后至少開啟過一次；石門已被推倒殘為幾截；墓室平面呈圓形，正中有一石砌地宮，分為南北兩室，有四石柱，總深9米。

韓琦墓的發掘，為研究宋代宰相一級的高級貴族的墓葬形制、陵園布局以及宋代品官墓形制與其祖籍埋葬習俗的關係等提供了新的資料。

韓王廟又名韓忠獻公廟，也稱魏公祠，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老城內東南營街路北。

廟建於北宋，金代貞佑年間毀於兵火，後人仍於原址建廟設像，明清兩代均曾修葺，今大殿仍保持元代大梁順彎就勢的梁架結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由西安返京，路過安陽，分別題匾“器博道宏，適時濟物”。

該殿為單檐懸山頂綠琉璃瓦覆蓋，面寬3間，長10.8米，深9.6米，高7米，山牆厚0.5米，有4根上角石柱，柱高3.15米，額有花卉彩繪。殿前帶月台，殿內塑有韓王（韓琦）像和童男童女兩侍人像。大殿梁架為草栿造，斗拱為雙下昂五彩斗拱，琉璃瓦沿邊和中心點綴，莊重典雅。另有東西廂房各3間，長8米，深4米，高5米。廟內存有晝錦堂記碑及其他碑刻20餘通。其中，一通石碑書刻宋神宗題“兩朝顧命，定策元勛”8個字。

2013年，韓王廟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晝錦堂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古城內東南營街。是韓琦知相州時，在州署後院修建的一座讀書作詩的堂舍。並據《漢書·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晝錦堂”。原址在高閣寺一帶，到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彰德知府馮忠移建到此。

晝錦堂和拜殿頂覆綠色琉璃瓦沿邊和中心點綴，古樸典雅，殿中后側懸掛金字黑底“晝錦堂”三字木質大匾。堂後為忌機樓，東有狎鷗亭，西有觀魚軒，中有魚池康樂園，後為書樓。此處園林式的秀麗幽雅建築，為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晝錦堂大殿、拜殿、忌機堂、觀魚軒、狎鷗亭等於1967年被火焚燒，大門外一對石獅被毀。現存大門、二門、東西廂房、書樓、三株古槐及書院講堂等。

2013年，晝錦堂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忠獻堂位於福建省泉州市，以韓琦生於官舍，後人以韓琦謚忠獻為堂名。后易以“清署”，南宋時守臣王十朋復舊名。

韓中令、忠獻父子祠，原在泉州治圃，宋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韓國華五世孫韓康卿為泉州市舶司提舉建，祀韓國華、韓琦父子。有王十朋題詩、梁克家記、黃鳳翔記。后廢，又改祀泉州五賢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廟東側，即古五賢祠遺地出土《泉州知州韓國華像贊題跋》《忠獻王韓琦像贊題跋》石刻，為泉州南建築博物館收藏。

清聖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韓琦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清文宗咸豐（1851年－1861年）初年，韓琦配享孔廟。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重要事件。他曾為相十載、輔佐三朝，也有被貶在外前後長達十幾年的地方任職生涯。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他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是封建社會的官僚楷模。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儘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他不僅在北宋，而且在遼和西夏都有很高聲望。“韓魏公元勛舊德，夷夏具瞻”，以致於“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於國，必問侍中安否。”

在韓琦為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曆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後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

但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為後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製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石介：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慶曆聖德詩》）

歐陽修：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司馬光：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趙頊：維公奉仁宗詔，立皇考為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被英宗顧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勛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

文彥博：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眾，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

蘇軾：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此四人者，人傑也。妙齡秀髮，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後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楊萬里：本朝曺武恵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羅大經：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己為侍從台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為宰相，則能受侍從台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鶴林玉露》）

呂中：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脫脫：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宋史》）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宋史》）

李東陽：魏公治州鎮，德教旁洽，政令畢舉。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擔負調干，不動聲氣而天下定。（《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歸有光：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於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王世貞：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陳子龍：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詡、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嶠、謝玄、韋睿、崔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閫外，為時宗臣。彼豈必有摶虎之力，射鵰之技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

王夫之：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敢為，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詘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啟更張之擾。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

朱軾：宋自李迪既貶、王曾沒后，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寵，罔顧國家之慮。及至元昊發難，契丹敗盟。大敵在外，而草竊潛興。師徒不振，而征斂日繁。當是之時，宋事幾殆，非琦與范、富共起而安定之，雖呂夷簡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間，遭遇仁、英二帝，獨相者七八年。興賢舉能，修政立事。教養之風，法三代之遺意。向使繼其後者，紹休遺緒，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捨命，卒能調和兩宮，安寧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於筦庫，終於罷相，歷郡事無巨細，動為世法，故詳錄焉。（《史傳三編》）

楊昌濟：宋韓、范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蔡東藩：賴韓琦坐鎮，郭逵為輔，夏事始得就緒耳。（《宋史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