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一（1608年7月12日），陳子龍出生於南直隸松江府城，父親陳所聞為其取名為介。不久后，其母告訴其父，在生子當晚，夢見房間壁上有龍出現，“蜿蜒有光”，其父因此改其名為“子龍”。五歲時，生母病逝，使其受到很大打擊。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松江萬餘人焚毀城內董其昌及其豪仆陳明的房屋，張貼揭紙，是為“民抄董宦”事件。陳所聞與同郡舉人聯名上揭鳴冤，年幼的陳子龍心中便萌生反抗權貴的念頭。八月，陳家遷居北城原馮恩宅。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陳子龍從師同邑的何先生，由於何先生不苟言笑，陳子龍對其敬而遠之，唯獨祖父陳善謨與之相處融洽。陳所聞將先秦諸子所作《春秋三傳》私下傳授給陳子龍，並以古者忠孝節概事勉勵他。陳子龍撰散體舉業文二篇，何先生卻因這些不是自己教授的而不予置評。同年，陳子龍聽到同邑的前輩談論遼東的戰事，不禁扼腕流涕。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秋，陳子龍從事舊師沈先生，讀書舍旁佛寺中，開始攻讀考取舉人的學業，兼通三禮、史、漢諸書。歸鄉的陳所聞為陳子龍聘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長女。

天啟三年（1623年），十六歲的陳子龍舉童子試，縣試中名居第二，府試也位居高等。但在院試中，督學御史孫之益不予錄取，導致陳子龍無法進學。

天啟四年（1624年），當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被下詔獄而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六月，工部郎中萬燝彈劾魏忠賢而被杖死。陳所聞平日里與其交好，聽后擔心被牽連，對陳子龍說：“萬燝本不應該被判死刑。”同年秋，陳子龍再次參加童試。縣、府試后，赴江陰院試，他再次被督學孫之益所摒。

天啟五年（1625年），陳子龍先後與同郡夏允彝、彭士超、徐孚遠、周立勛、宋征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後來他們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幹分子。

天啟六年（1626年）春三月，前吏部主事周順昌被逮捕，應社成員張溥、楊廷樞、徐汧都為之四處奔走；陳子龍也徵集一些少年準備聯名上書，結果周順昌還是被閹黨所害。此時，陳子龍結交陳繼儒、董其昌以及嘉定縣的侯峒曾、侯岐曾，嘉興縣的錢栴、錢棻等人。同年夏，陳子龍參加縣試、府試俱高等。十月，陳子龍參加院試得中秀才，補松江府學生員。不久陳所聞病故，陳子龍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於創作古文詞。

天啟七年（1627年），二十歲的陳子龍前往蘇州，參加應社選文之會，並結交張溥、張采、姚希孟、文震孟、徐汧、楊廷樞、魏浣初等應社諸子。

崇禎元年（1628年），艾南英聽聞張溥、張采自京師回到蘇州，便由山東到蘇州，當時心高氣傲的陳子龍聽聞后則在蘇州城下截住他，在舟中與其就文學理論辯難數天。隨後便寫信往返爭論。之後二人在王世貞的弇園見面，言語不合，艾南英就在席上指責陳子龍年少無知，陳子龍見其無理便上前毆打他。因為見解不同，艾南英最終被從社集中除名。同年冬，因三年守孝期滿，陳子龍與張軌端之女正式結為夫妻。

崇禎二年（1629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在松江組織“幾社”。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三人。陳子龍聽聞后奮然來歸。諸君子因其年少而驚訝，但陳子龍早已精通經史，因此落筆驚人，諸君子方才信服，於是陳子龍便成為“幾社六子”之一。很快陳子龍又結交華亭（上海松江）人李雯，並為其介紹幾社的成員，引領他加入幾社。兩人都提倡為文因當求古而作，並將古文放到很高的位置，聽到的人都深受震動。之後他便赴蘇州參加歲試。同年，張溥將幾社、同社、聞社、南社、則社、席社、雲簪社等文社合併為復社，並召開尹山大會。陳子龍與幾社諸子都前往赴會，參與宴集。

崇禎三年（1630年）春，陳子龍參加科試，督學御史李懋芳將其評為縣學第一名。六月，陳子龍與周立勛、徐孚遠、彭賓赴南京準備參加鄉試。李雯因父親被下詔獄而北上，無緣鄉試，陳子龍順路送別。這時陳子龍在南京結識方以智。鄉試揭榜，陳子龍被錄取為舉人第七十五名，與楊廷麟同出華亭知縣鄭友玄的門下。復社中也有很多中舉的士子，如楊廷樞為解元，而張溥、吳梅村等人名列前茅，張溥為慶祝而在秦淮河上舉辦“金陵大會”。隨後陳子龍與張溥、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一同歸鄉。經過此次鄉試，陳子龍等幾社士子名聲遠播福建、廣東、江南三省的商人便出重金請求翻刻《幾社會義》。同年冬，陳子龍陪同夏允彝入京會試。在京師，陳子龍受教於徐光啟，並了解到《農政全書》一書。

崇禎四年（1631年）春，陳子龍在京與彭賓兄弟、楊廷麟、萬壽祺遊學，共同研究《詩經》。當時他參加會試，卷子被溫體仁所棄之不顧，主考周延儒建議朝廷重新檢閱被廢黜考生試卷，朝廷同意並開始重審，陳子龍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賞識，周延儒想要把他提拔到優秀的等級，但因陳子龍捲子存在塗抹，周延儒害怕被溫體仁藉機攻訐，放棄錄取。於是陳子龍落第，而張溥、吳偉業、杜麟徵、楊廷麟等人卻高中進士。在京時，陳子龍與張溥、吳偉業、夏允彝、宋徵璧、彭賓、楊廷麟、萬壽祺、楊廷樞、徐汧、杜麟徵等人多日相游，打算成立燕台社，繼承前後七子，後來眾人因仕途升落而零散四方，此事便作罷。回到家后，陳子龍與同社諸子從事古文詞，其中多有悲時傷感之作。當時他意氣正盛，卻因科考受挫，便又作萬言書，極論時政得失，本來打算上奏給朝廷，被當時松江名士陳繼儒以居下之義勸誡從而制止。崇禎五年（1632年）春夏之際，陳子龍與松江幾社成員李雯、徐孚遠、周立勛等人在文社集會，匯刻八股文範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並摘取六子詩歌各十首集結刊刻成《幾社六子詩》。幾社聲勢由此大振，擴至百人。八月，陳子龍同周立勛、徐孚遠、顧開雍到杭州遊玩，其間遇到方以智。回到家后，方以智到松江拜訪陳子龍，登“卧樓”書齋，陳子龍為他介紹李雯、夏允彝。二人同訪園林，觀賞陳子龍所藏的名畫，方以智出示所作木牛流馬，所獲頗多。深秋，方以智離開松江。十月，陳子龍與萬壽祺同在蘇州始識柳如是。同年冬，柳如是移居松江，結交松江名士，與李待問、陳子龍、宋徵輿交往密切。

崇禎六年（1633年）春三月，陳子龍參與虎丘大會，會上復社正式成立。當時柳如是與幾社諸子宴遊，陳子龍眷戀之情溢於言表。孟夏，陳子龍赴李雯橫雲山莊避暑。六月，周延儒致仕，溫體仁繼為首輔，以排除異己為能事，當時陳子龍十分擔憂時局。同年秋，松江府衙驅逐柳如是，宋徵輿與柳如是決裂，柳如是於是中意於陳子龍。九月，陳子龍同宋徵璧等赴京師第二次參加會試，頗有壯懷，感觸百端。同年冬，陳子龍在京師與吳甡、文震孟、許譽卿諸賢相善，並為其師鄭友玄入獄一事與楊廷麟四處奔走。當時農民軍和女真兩邊起事，形勢已經不容樂觀，而朝中溫體仁黨同伐異不已，陳子龍感嘆國事如此而自己難有作為。十一月八日，徐光啟逝世於京師，當時徐家人家人遠居上海原籍，陳子龍前往為其含殮。

崇禎七年（1634年）春，陳子龍參加會試，因此次主管錄取的是溫體仁，溫體仁極度排斥復社成員，陳子龍自然落榜，與夏允彝、宋徵璧黯然歸鄉。受此重大打擊，陳子龍幾乎心灰意冷，回家閉門謝客，“專意於學問”，作古詩樂府百餘章。孟秋，柳如是自嘉定返松江。二人多有酬詠唱和之作，情意日深。當時宣大總督楊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李自成的起義軍。陳子龍極力認為這項建議應當被廢黜，上書卻沒有得到回復。為此陳子龍鬱鬱不樂，因而參加文會次數漸多，多作感時不遇之作。此時其故交都零落天涯，陳子龍與身在外地的方以智、吳昌時、萬壽祺詩書往返頻繁。季秋，陳子龍贈予柳如是《湘娥賦》，柳如是作《男洛神賦》回應他，二人定情。

崇禎八年（1635年）春，陳子龍與徐孚遠、周立勛在松江南園讀書、寫作。並與柳如是結為夫妻，二人常與同郡名流游宴。李雯認為柳如是所作慷慨激昂，一掃閨閣之狹小格局，應當算作幾社成員。當時國事日漸危急，陳柳二人頗多倡和，家國情愁交織不已。春夏之交，因陳子龍家人反對，二人被迫分離。柳如是移居橫雲山麓，但是陳柳兩人仍往來唱和頻繁。當時陳子龍得到徐光啟《農政全書》手稿，便呈交給松江知府方岳貢。深秋，柳如是離開松江回到盛澤（今屬蘇州南吳江市），陳子龍親送至嘉善。在蘇州，陳子龍遇到應天巡撫張國維正帶領軍隊北征，便呈交其所謄錄的徐光啟《農政全書》稿本。在南京，陳子龍拜訪兵部尚書范景文，並為徐職方詩稿作序。除夕，陳子龍與李雯同飲齋中，回憶與柳如是歡宴情景。年末，陳子龍與同郡閹黨朱國盛又起爭執。

崇禎九年（1636年）春，陳子龍與李雯、宋徵輿唱和，並受徐汧邀請，游蘇州。五、六月間，姚希孟、文震孟相繼辭世，陳子龍為二人作悼文，並為張溥《七錄齋集》作序。秋，南京鄉試，松江名士俱赴南京，各有送行之作。萬壽祺在南京開文社，幾社諸子紛紛參與。十月，送宋徵璧上京會試。十一月，送松江知府方岳貢上京。陳子龍以繼母病緩行。年底，陳子龍同彭賓啟程；到揚州時，陳子龍遇鄭元勛，便與他同行上京。三人一行在邵伯驛（今屬揚州市江都縣）因冰災而滯留，高郵鄉宦王永吉派遣私馬護行，三人得以抵達淮陰（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除夕，陳子龍等人到達費縣。

崇禎十年（1637年）春，陳子龍第三次參加會試，與夏允彝同中進士，房官為黃道周。殿試時，陳子龍位列三甲，應當出任外吏，方以智寄詩勉勵他積極作為。陳子龍在京師待選時，當時的人都將他視作復社黨魁，他卻身陷黨社之爭。四月，陳子龍在西郊迎接被溫體仁下令逮捕至京的錢謙益、瞿式耜。復社之獄起，陳子龍為張溥、張采奔走，參與營救袁繼咸。陳子龍念及此倍感世態炎涼，憂觸百端。同時與夏允彝、楊廷麟過從頗密，並與吳偉業連床論詩。同年夏，陳子龍送諸同年前往任官之地，歸家的念頭愈發強烈。季夏時，陳子龍得選廣東惠州府司理，於是離京南下。行抵河間（今河北滄州下轄縣級市）時，陳子龍聽到繼母唐氏的訃告，便回家丁憂。十月，陳子龍在起複后打算出任東宮講官。丁憂期間，陳子龍與李雯、宋徵輿等仍有唱和。同年，陳子龍將之前在家所作詩歌編為《白雲草》集，並刻《平露堂集》。

遼東清軍壓力與陝北饑民起義使得明王朝已危在旦夕，同時促使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陽明後學的空談誤國產生強烈的不滿，大聲疾呼“經世致用”，陳子龍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他為古代中國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陳子龍寄書給在京師的好友吳偉業、楊廷麟、李雯詢問三人生活近況。夏，陳子龍以“君子以識時務為貴”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摘取涉及時務和國政的文章，擷英博採，編寫《皇明經世文編》。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註。在閑暇的時間裡，陳子龍還與徐孚遠共論《史記》，希望得到有益於現世的一些觀點。當時吳應箕等作《留都防亂公揭》，陳子龍嘆為“仁者之勇”，積極參與他們反對閹黨阮大鋮的鬥爭。九月，清兵分道入山海關，京師戒嚴，崇禎帝詔天下勤王。陳子龍遣使從江上幕府問訊。楊廷麟因為忤逆楊嗣昌而赴盧象升軍贊畫，陳子龍賦詩送別他。十一月，《皇明經世文編》成書，陳子龍寄書倪元璐、張國維求序，議及國事。黃道周謫還，在餘杭的大滌山講學，陳子龍前往拜謁他。十二月中，盧象升與清兵大戰，因無援敗死。楊廷麟致書眾好友，直言盧象升敗死實情，陳子龍為作《吊盧司馬》悼念他。

崇禎十二年（1639年）春初，陳子龍聽聞清兵破濟南，上書巡撫張國維、兵部職方孫嘉績，獻退敵之策。當時，陳子龍依舊在南園讀書，與同郡諸子編校《農政全書》。又編故唐宰相陸贄、李德裕集，頗行於世。九月，陳繼儒逝世，為感謝早年其對陳子龍的勸誡，陳子龍作文哀悼。同年冬，楊廷麟路過蘇州，陳子龍赴蘇州見之，詢問北方軍情。秋冬，服除之際，陳子龍一度想要斷絕仕途，無意進取，但實際上他仍沒有忘記國事。

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月，陳子龍經盧溝新城入京師，為老師黃道周的事情奔走。隨後，陳子龍贈詩給方以智，感嘆人世炎涼。六月，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陳子龍為挽救明朝國運，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七月十三日，陳子龍至崑山鹿城，晚上遇到張溥，籌議紓解軍隊的困難。八月，到任之時，陳子龍聞黃道周被廷杖的噩耗，與倪元璐整天悲泣。在任上，陳子龍從不請謁權貴，同僚都很擔心他遭受打擊。季秋，張溥、李待問等相繼來訪。與楊文驄等詩文酬唱。冬，陳子龍以推官兼任諸暨知縣，初顯政治才幹。由於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當地社會穩定，他剿撫兼施，一邊大力推行保甲法，申明連坐的命令，平定饑民暴動；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幾萬人。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陳子龍考察諸山川返回諸暨途中，見饑民滿路，急施賑濟。二月，諸暨新令至，陳子龍任期滿，便還府城。四月初，陳子龍在嘉興會見錢謙益，商議復社組閣的事情。之後陳子龍專門處理紹興的賑災事務，自從五月初一至八月底歷時一百二十天才結束。當時祁彪佳陪同陳子龍巡賑，陳子龍以秘密討伐閹黨朱國盛檄出示給祁彪佳。不久，憑藉張溥等復社成員之力，周延儒得以復相。陳子龍向周延儒上書建言數事，並為黃道周說情。六七月間，陳子龍督漕嘉興，往來嘉、湖間一個月有餘，積勞成疾。在審案時，陳子龍決斷明察，即使得罪權貴也在所不惜伸張正義。居官期間，陳子龍也沒有放下書卷，並經常遊玩山澤，與師友宴飲。

崇禎十五年（1642年）夏四月中，黃道周受貶謫而南歸還，陳子龍在塘棲的船上同他見面。隨後，陳子龍又在大滌山同湖州府太守陸自岩訪問他，一天後離開。因紹興知府王孫蘭外遷，陳子龍統領紹興郡事。在府試中，陳子龍錄取士子公平公正，縉紳劉宗周致信稱讚他。巡按左光先巡視部下，攜陳子龍相隨，頗相處融洽。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恆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平定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暴動。叛亂被平定后論功行賞，陳子龍得以增俸行取（地方官知縣、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滿者，經地方高級官員保舉和考選，由吏部、都察院協同注擬授職，稱為行取），但是憑軍功得職並非其所願，所以陳子龍拒絕了陞官。八月，陳子龍任浙江鄉試同考官，錄取黃濤為解元。十月，陳子龍北分配到監考武試。仲冬，李雯同宋徵輿到紹興訪問陳子龍。年底，李雯隨父上京，陳子龍寄書想要挽留他未果。崇禎十六年（1643年）春，陳子龍作書招徠弟子王澐到浙江，並給王澐介紹很多文壇前輩。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承天府，南京大震。陳子龍受董象恆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台，整修紹興城，鑄炮儲硝，並督運軍糧入南京。四月，陳子龍被京察列天下廉卓（為官清廉而政績優異）者第一名。夏秋之際，陳子龍來往紹興、杭州間，睹懷國事，悶然不樂。年底，因為南京糧運受阻，陳子龍親自催促糧食入南京。還沒有出都，陳子龍就聽聞浙東爆發許都之變。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暴動有功，論功升授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但許都投降后，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眾六十餘人殺死。徐孚遠、何剛與陳子龍絕交。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於三月乞身歸里。不久陳子龍改任兵科給事中，又奉旨巡視兩浙城防守備。與同郡諸君子謀救京師，然勢已不及，即募練水軍，以備再舉。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師，崇禎帝自縊身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不久后稱帝。陳子龍在黃道周的推薦下，以崇禎時授的兵科給事中職務任職，奉命巡視南京軍營。六月十五日後，陳子龍啟程赴任。就任后，兵部僅僅只有陳子龍一個人。同月二十七日，陳子龍在鎮江遇兵變。他在朝50多天，上書30多次，提出大量有價值的建議，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無心復國，只求偏安。同時由於自己的直言觸犯了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陳子龍受到排擠。他對朝政失望之極，便在八月請假葬親。十月，陳子龍始歸鄉里。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陳子龍聽聞南京失守，便避地泖濱。當時華亭縣令張大年早已舉城降，陳子龍舊友陳洪範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以前明朝的參將（明代鎮守邊區的統兵官）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弟子禮”，也投靠了清廷，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同樣拒之門外。閏六月，江南各郡爭相起兵圖謀光復南京，陳子龍與徐孚遠及陳湖、陸世鑰合集駐紮陳湖，並與夏允彝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玙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江南各郡義兵紛紛響應起事，一時聲勢甚盛。清軍回師鎮壓，陳子龍所集義兵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於是江南的抗清運動土崩瓦解，陳子龍的師友徐石麟等相繼罹難。八月三日，清將李成棟大舉進攻江南，松江府城陷，沈猶龍被殺，吳志葵被生擒，陳子龍在城西遭遇清兵卻得以逃脫，攜家走崑山。四日，陳子龍與夏允彝訣別，並隱姓埋名入嘉善縣陶庄水月庵，托為禪僧，取名信衷，字瓢粟，號潁川明逸，與庵僧衍門同研佛學。陳子龍在此時輾轉嘉興、松江間，仍未放棄與壯士謀划明廷的復興。六月，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監國。閏六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十一月，陳子龍移居嘉興徐灘，在黃濤邊上居住。在避難之餘，陳子龍還撰成了自述年譜。同時他意圖同徐枋聯絡唐王朱聿鍵，邀請其參加朱聿鍵的軍隊。徐枋推辭不願前往。南明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徐孚遠在閩中與張肯堂謀北征吳淞，二人聯絡子龍。於是陳子龍準備東渡赴閩中。由於海禁森嚴，陳子龍無法成行。黃道周在南京殉節，陳子龍為作哀詩。不久后陳子龍結太湖吳昜義軍，圖謀再起。當時他被分派到福建和浙江檢閱軍隊。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昜義師，見其軍紀渙散，認為其難以成事，於是與之斷絕關係。到秋天，吳昜被清軍殺害，義軍果然失敗。后三月，吳昜果敗。七月，陳子龍往來禾郡、武塘間，併到嘉興在吳祖錫中家會見徐孚遠，密商大計。秋，陳子龍自嘉善游蘇州，遇到好友朱隗。虎丘題詩譏錢謙益之投敵。冬，正值夏允彝周年，陳子龍作《報夏考功書》，感嘆匡複大業不成，報國無門。自此屏居丙舍，斷絕人事往來，但是仍然沒有放棄作詩，並同夏完淳等人密謀抗清再次起事。

南明永曆元年（順治四年，1647年）初，在廣富林家居時，李雯來訪陳子龍，相向而泣，這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春，陳子龍想到生平知己像夏允彝這樣的人一時間零落殆盡，周立勛去世亦已數年，而喪未舉，便捐地葬其於莘村。三月，陳子龍會葬夏允彝，賦詩《會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這是他的絕筆。此時，陳子龍仍奔走松江、禾塘間，同錢旃等人密謀再起義師。四月，降臣吳勝兆因受排擠，密謀策劃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南明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陳子龍欣然應允，並積極活動。十六日，舟山義師還未來得及接應，吳勝兆就被捕失敗，清軍揚言徹底查辦此事，當時清軍江寧將軍巴山、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而以陳子龍為首。陳子龍聞風被迫逃往蘇州，改姓為李，改字大樽。五月初，巴山等人派出士兵五百，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後陳子龍在吳縣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陳子龍回答：“我是崇禎朝的兵科給事中。”陳錦又問：“你為什麼不剃頭？”陳子龍又回答：“我留著這頭髮是為了在地下去見先帝。”隨後陳錦再問，陳子龍卻拒不回答。便把他拘禁在船上，令士兵看守他。五月十三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他乘看守的人沒有防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氣絕，清軍還將其斬首，棄屍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澐、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準備好棺材埋葬了他。

明清易代之際，陳子龍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與錚錚之民族氣節成為當時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風雲人物、文壇盟主。陳子龍領袖雲間派（雲間詞派與雲間詩派），對明末清初詩詞振興形成巨大影響，流風餘韻波及身後近半個世紀。陳子龍在詩、詞、駢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二代最多才多藝的作家之一，又由其高尚的人格、不屈的風骨，而為當世以及後世敬仰，其人文章氣節，都堪稱後人楷模。

綜論

明代詩歌自高啟去世之後就陷入了長期的低迷狀態，陳子龍崛起於東南文壇，不僅終結了明朝詩歌藝術近三百年的衰微狀態，而且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復古主張，但其詩歌創作尤其是中後期詩歌創作旨在繼承盛唐詩歌創作反映現實的精神，特彆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詩歌雖受“前後七子”影響，但是能夠擺脫“詩必盛唐”之窠臼，兼學齊梁麗藻、初唐四傑音韻和盛唐格調，對晚唐詩歌之穠麗特徵也有一定吸收，這些要素配合其過人才氣，使其詩歌與“前後七子”大不相同。

陳子龍的詩歌感慨時事，關心民生，雄深豪邁，沉鬱頓挫，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同時文辭華美、音韻鏗鏘，浸透著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懷與高尚的愛國節操，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大詩人，被公認為“明詩殿軍”。

詩學思想

陳子龍繼承了明詩復古的傳統，對詩歌復古理論作了新的探索。生當公安派、竟陵派反覆古之後，陳子龍對復古與反覆古兩派之成敗利鈍有著深刻認識。他認識到前後七子詩歌創作的弊端在於擬古色彩過於濃厚：“摹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因此他指出了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四人詩歌各自所存在的不足。但是，在他看來這些不足無關宏旨，所以他對前後七子的復古功績和復古主張進行了充分肯定，認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對於前後七子的復古理論，陳子龍有著強烈認同感，所以主張詩歌創作遵循其主張，不必因其不足而全盤否定其理論，只要“盛其才情”、“發其眑渺”，克服其弊端便可以。陳子龍還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應當區分正始與末流。復古後學末流的過失與誤區，不應當不加區分一併歸咎於“李何”“王李”身上，而否定他們所創始的法度。而對於公安、竟陵派反覆古的詩學主張和在這種理論指引下所形成的詩風，陳子龍十分不滿，進行了嚴厲批判：“不意一時師心詭貌，惟求自別於前人，不顧見笑於來祀。此萬曆以還數十年間，文苑有罔兩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也。”他指責其詩歌理論是“師心詭貌”，造成了“文苑有罔兩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的惡劣後果，他標舉前後七子詩學的目的也正是要掃除這種頹盪詩風。

詩歌內容

陳子龍的詩歌作品十分豐富。由於兵火與禁毀之故，其詩作頗多散佚，然其存世之作尚達2700餘首。在明末動蕩的社會局勢下，他所創作的詩歌作品充滿了鮮明的時代色彩，與當時風雲變幻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連，故其現實性格外突出。這些作品尤其是後期詩作，將其憂世傷生之情懷、激濁揚清之願望、痛悼社稷淪亡之志慮和痛恨外族侵略之民族氣節表現得淋漓盡致，展現了一個抱負遠大、慷慨正義的名士在末世風雨中的獨特心路歷程，同時更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陳子龍的氣節與文章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令其詩歌更富內涵和價值。

體裁特徵

陳子龍各體皆工，但作為復古派詩人，其偏重古體詩，對漢魏晉南北朝古詩鑽研極深，熟悉古體詩的特點和創作方法，擅長古體詩創作。與此同時，他在近體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尤其是七言律詩，大多寫於勤勞國事、戎馬倥傯之際，表達了他對時局的關切，悲涼慷慨，酣暢淋漓，成為他詩歌成就的一個突出標誌。從創作上來看，他擅長古、近體各種體裁的詩歌，做到了兼長眾體。《松風餘韻》評價他的詩歌創作“古選則尊漢魏，近體則崇初盛”，準確地概括了其詩歌宗尚和學詩取徑。

從《陳忠裕公全集》收錄的古體詩來看，古樂府詩、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數量眾多。此外還收錄了風雅體詩四組、琴操一首、四言詩四首，數量較少，儘管這些體裁的作品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出其創作水準。即如集中的四首風雅體詩，風格都極近於《詩經》古詩。其創作重視“風雅體”的本色，力求與《詩經》中的詩歌體式相侔。陳子龍也創作了很多古樂府詩，其中不少篇章是模擬之作。總體上來說，陳子龍的古樂府詩也是力求保持古樂府的本色，但較之前後七子的作品擬古痕迹輕一些，追求神似，即便是標明擬古的篇章，也儘力避免字句的蹈襲。

風格特徵

陳子龍早期詩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經有大量創新，隨著時局的變化，尤其是明亡前後，在家國陵夷、滄桑劇變的特定時代環境感促下，詩風有較大改變，摹古習氣也幾乎消失，憂時念亂的沉痛情感注入詩中，顯得悲勁蒼涼，而又辭藻華麗，音韻鏗鏘，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總體上來說，陳子龍詩歌在氣韻上呈現出突出的沉鬱特徵，詩中多深沉凄婉之意緒和蒼涼激楚之氣調。他前後期創作在風格上有所轉變，後期詩歌沉鬱之氣更加濃厚，但實際上這種氣韻在其創作中是前後一以貫之的，只不過是後期表現得更為突出而已。而與沉鬱之氣相伴隨的是雄豪之氣。其雄健豪邁之氣貫注到詩歌當中，令其詩歌慷慨激昂，風骨遒上。

陳子龍詩歌還有一個顯著的風格特徵，即綺麗高華。在七律《春感》中陳子龍自謂“文章綺艷羞江左”，但更偏重於指詩歌，因為所謂“江左”，主要指梁陳江左文人的“宮體”詩風。他認為自己的詩歌在綺艷的詞采上可以勝過江左詩人。這說明綺艷是他創作上的一種追求。追求詞採的綺艷華麗是陳子龍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傾向，綺艷是其詩歌的一個鮮明特徵。正是認識到了其詩歌的這一特徵，其詩歌多以綺麗華美的辭藻刻畫物態，營造意境，令詩歌充滿情韻，多姿多彩。如他的《秋夕沉雨，偕燕又、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餘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二首，充分體現了這一特色。但陳子龍詩歌的綺艷風格同六朝詩風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其相似更多地體現在形式上。六朝詩歌多以詞藻堆砌，其內容則極為空洞，為文造情，文過於質。而陳子龍詩歌的綺麗特徵則是與其豐富的內蘊、充實的情感結合在一起的，因而並無六朝詩歌空洞無物的弊病，做到了情與文、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陳子龍的詩歌並非僅停留在以“翡翠蘭苕”堆砌詞藻的層面上，而是將華美的詞采同充實的內容、飽滿的情感融為一體，從而達到了清秀高華的境界，故董黃在《贈陳卧子給諫》詩中讚譽他“吐詞潤金玉，芳氣馥蘭蘅”。

綜述

陳子龍論詞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詞名家、北宋秦觀、周邦彥等人，風流婉麗，蘊藉極深，享明詞“第一”之譽。元、明詞衰微近四百年後，陳子龍的出現使得詞藝衰敗的趨勢得到根本的扭轉，為詞藝的中興開闢了道路。陳子龍身為烈士與英雄，詩歌中兼有英雄氣與才子氣，但其詞卻是風流婉麗、意蘊極深的婉約詞。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徵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並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后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詞學思想

陳子龍的詞學觀是其以嚴肅態度理性思考的結果。他要求作詩“體兼風雅，意主深勁”，認為好詩是“憂時托志之所作”。（《詩論》）他繼而把這些觀點和主張引入到他的詞論中，要求詞象詩一樣，托體風騷，反映現實：“托貞心於妍貌，隱摯念於挑言”（《三子詩餘序》），力拯明詞之弊。陳子龍是明詞家中唯一的既有完整而系統的詞學理論，又有當行本色詞作的詞家。陳子龍的詞論主要見於他的四篇序文，即《三子詩餘序》《王介人詩餘序》《幽蘭草題詞》《宋子九秋稿序》。在清以前詞學理論普遍不發達的詞史背景中，他的理論探討授予明末志在振衰的詞家們以理論依據和創作方法，並影響了清代一部分詞人和詞論家，於明於清都有不可沒的廓清之功。

在詞的文體風格方面，陳子龍極力推崇“麗而逸”（《幽蘭草題詞》）“文詞婉麗”（《宋子九秋詞序》）之風，認為詞體纖弱、鮮妍又不藉粉澤，也即指詞要有精妙之言，風流婉麗之語，乃至托物寄興，婉而多思。陳子龍之設色說是主張以纖弱之體，寄以深摯之情和沉頓之思，因此他又說：“情深於柔靡，而婉變之趣合”，詞體特徵是古人所傳，無須獨造，只要正確繼承，便可嫻熟運用，但纖弱之體所載內容，須作者獨造，所以陳子龍說：“既生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雅，音調之美，此前哲已備，無可獨造者也。至於色彩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美女焉，其托心於窈窕，流媚於盼倩者。雖南威不假於夷光，各有動人之處耳。”（《彷彿樓詩稿序》）要求為詩為詞要有獨創性，這就使其纖弱之體說具有了形式的傳統的完美性與內容的獨創性。

陳子龍在《王介人詩餘序》中還提出了作詞的“四難”之說，其中鑄調、設色兩條就涉及到了詞體雅正的問題，語言上要寓繁於簡，氣脈流暢，設色上要色調淡雅，婉約為宗。這種觀點明確地表現了陳子龍對於婉約風格的崇尚。“觸景皆會，天機所啟，若出自然。”雅詞的本色就是婉約，這也是從晚唐五代到北宋一以貫之的傳統審美標準。正是出自對於詞體婉約本色的追隨，陳子龍論詞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崇尚北宋詞，而對南宋以降的詞就針貶頗多。《幽蘭草題詞》中說“南渡（建炎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槍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主要批評的就是南宋詞的叫囂和淺俗。叫囂指的是辛派詞人的末流，學豪放派者一旦缺少學養就難免近於叫囂，而淺俗則是從南宋到明，一直存在的弊病。

風格

陳子龍的前期詞詞風多綺麗香艷，這些詞主要寫於崇禎初年，此間雖也有社會的重重陰影壓迫著陳子龍，但酒朋詩侶間的切磋酬唱使其筆端流露不無才子佳人的風流蘊藉。李雯《要齋集》卷三十五所載《與卧子書》也曾言“春令之作，始於轅文（宋征輿），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與之連類。猶之壯夫作優徘耳。”所以陳子龍早年的詞承唐五代的《花間詞》之風，善寫情事情思，繪形繪色，注重對生活的再現。其小令《如夢令·艷情》色彩濃艷，意象細巧精美，酷似花間諸作。陳子龍早期一些詞並無感興寄託之意，他後來感覺到的：“始則年少氣盛，方繞樂，蓋多芳澤綺艷之詞”，“未免雜乎鄭、衛”（《宋尚木詩稿序》）的嬉戲之作。其友李雯也說：“卧子方弱齡。甫握機契，輒竊有所作，作文綺麗。”當然，這類詞作只佔其詞的少數。

陳子龍後期的詞當是從崇禎十年（1637年）出仕到絕筆期間所作。歷史巨變將他置身到殘酷的現實生活面前，“以當博弈”（《幽蘭草題詞》）式的遣興之詞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詞風沉鬱頓挫、充滿比興寄託意味的透骨悲涼的詞作。這一時期的詞傷時感舊、詞調悲苦凄涼，涌動哀怨凄婉之情，前期詞中常見的抒清女主人公不見了，更多的是詞人自身的存在。《天仙子·春恨》更體現出詞風的明顯轉化，在這裡，春寒、春雨、春潮、春花，無不成為詞人感情的媒介，在懷念故國中涌動著詞人對時局、國家命運前途的深深憂慮。而其絕筆詞之一的《二郎神·清明感舊》更表現出不同以往的詞風，其以內心獨白式的筆調，抒發清明時節“漫天風雨”中“野老”的感慨。直抒“你”“我”的率直與坦露，隱約見豪放之氣，有以議論入詞的傾向。但感情委曲盤旋，深沉鬱結，終不失婉約本色。

憂國憂民的痛苦不安，回天乏力是陳子龍的後期詞的基調，詞風呈現出一種多元化、複雜多變的傾向，既有托諸閨怨的感性寄託之作，也有慷慨激昂的頓挫之篇，也有借典鋪張的深沉詠物之詞。但其新的詞風傾向未及獨立成形，陳子龍便英年早逝了。

序文

陳子龍散文而下，體類繁多，細緻而分，凡38種，449篇。僅序文一類，實佔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可見序文在其散文創作中，其分量是舉足輕重的。

對於從小在儒家正統文化中熏陶成長的陳子龍來說，處世為人、道德操守等立身之道則是陳子龍序文中較為鮮明的內容。他的一些跋文政治論辯的強度絕不亞於奏議。這類跋文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和數篇總集序文及詩文評序文為代表。《<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序》直言廣設諸侯之利弊，論證國家廢興強弱的不同時期，君王應審時度勢、順應機變地設立同姓諸侯，不可在國家衰落之時仍廣設諸侯，以免支系繁雜，祿請難繼，猜忌日滋而悚恃益增。《吉水鄒忠介（鄒元標）公<奏議>序》《太保朱文懿（朱賡）公<奏議>序》則分別從鄒元標、朱賡兩位敢言善諫之臣的奏議文書出發，極力論說忠孝賢德之士在輔佐君王，整治朝綱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禹貢古今合注>序》從治理水利的角度來闡明農事活動，認為這是國家擺脫貧弱，走向振興的基礎。“今人主之所急莫大於強兵，欲強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若盡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陳子龍序文對國家政權的鞏固理念，有從政治與軍事上的直接論說，也有人才、社會和經濟上的間接反映，這種文學特質與他骨子裡流露的民族大義一拍即合。

再次，言修身之道。陳子龍的氣節在他詩文的字裡行間透徹地流露出來，這不僅表現在他對國家政事的擔憂中，而且表現在他寫給同僚好友贈答類的序文中。《送翁象韓之松溪令序》開篇即贊“吾黨推嫻煉之才、華淑之度、樂易之性。必日翁子象韓”，為自己擁有正民以禮，和民以樂的同僚而欣慰。《贈上海令王侯政績序》以上海吏治政績之成效為例，讚揚王侯整飭紊賦，罷奸除惡，撫平民心，從而贏得百姓“服其明，嘆其敏”的呼聲。在陳子龍看來，在其位而謀其政是士大夫的神聖使命，為官者造福於百姓，吏治者謀一方之繁盛，身為文人則身體力行，溫厚敦雅；為人之子則修身盡孝，不逆親命；為人父母者，則端其身而教其子，厚其德而立其志。陳子龍的贈序壽序大都寫得誠摯懇切，贈序為志同道合者而作，而壽序為友人至親而寫，前者多為政績顯著、身正廉潔的官吏，後者則為賢達和惠、母慈子孝的雅士。以上種種足以體現他的高風亮節。

陳子龍的序文，其創作內容，相對於以往以贈答為主流的序文來說有所突破，他的序文內容以評論詩詞文集為主，涉及的對象不僅限於他人作品，自己作品的別集和總集序文在其序文中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研讀別人作品的同時，也在對自己的創作成果持以清醒的態度。博聞多識的陳子龍作序不僅著眼於當下，而且上至先秦兩漢之文，下至明代文人乃至自己所作之文，都涉獵其中。他的這種序文創作實踐，給明代文學創作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

策體文

陳子龍的策體文存32篇，其中王昶所輯《陳忠裕公全集》16篇（包括“議”13篇，“策”3篇）、《安雅堂稿》有“策”15篇，對1篇。據陳子龍文題之下紀年“丙子”、“丁丑”字樣，這些策作於他考取進士（崇禎十年，1637年）之前，應為他準備參加進士考試的練筆之作。雖然陳子龍的策體文為數不多，但卻能從中發覺他的通才大略。崇禎後期明朝的積弊已成壓倒之勢，適逢其間的陳子龍親眼目睹了崇禎後期政治、軍事以及民生上的回天乏術的混亂景象。即便如此，一生致力於“經世”、崇尚“有為”的希望自己的才華有一方施展之地，其策體文就最能體現這一時期強烈的政治及用世傾向，他積極入世的態度深刻地體現在這些篇目中，通過論述經濟資源的合理配備、武將兵卒作戰力的提升、國家高層執政能力的建設以及各類武事戰術的建言獻計表達了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陳子龍曾提出過：“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日用人也、足食也、強兵也。”他的策議文正是基於這些問題上作深入細緻的探討。

陳子龍把經國治世的磅礴襟懷最直接地體現在他的策議文之中，不需要含蓄，不需要綺靡，而是盡顯經天緯地、通古博今和一氣呵成的文章特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善於引古述今作對比論證。陳子龍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文人，對歷朝歷代的歷史掌握得較為紮實。由於對歷史爛熟於胸，所以引證時能夠信手拈來。陳子龍的策體文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在論述政化得失之時，能夠引述相關歷史緊密結合現實作對比解析，從中歸納優點或不足，在相互比較之下，取歷史之長補現實之短，以此作為論述自己觀點的一條有利證據。例如，作於《問京兵積弱何以為居重御輕之計》，為了支持其觀點“自古帝王之立國也，莫不居重御輕，以為長久之計”，他從漢代設置南北軍開始引論，言古代帝王在保衛國家安全上做的努力。引述文皇帝以前設置的兵營制度，同時也闡述了“土木之變”以來明代在營制上存在的不足，而是在發現不適用之時經常變更機制，因而出現本末倒置的弊端。陳子龍善於引古述今，以此為對比論證設置根基，這種方法能夠輕而易舉地突出現實存在的不足，再為尋求化解之法設定理論根源。陳子龍的策議文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每篇必用數個以上的反問句。這些反問句在分佈上也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大多數集中在策文的起始段。通覽陳子龍策體文，很容易發現，在文章的開頭部分他通常直接陳述時弊，如《採金議》一文，開頭直言“古則有餘，今則不足”，開門見山點明現如今金礦資源已到了“不足”之程度，在做一番簡短的古今資源擁有情況的對比之後，一句“金玉之產，非似草木之歲更，取之矣即隨盡。三季以後，天地何得不貧?”道出了金玉這種金貴的非可再生資源的貧乏應引起管理者甚至是朝廷的慎重思考，問中有答的形式，一方面帶動讀者思考，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接下來的繼續論證設定一個點，即“貧乏”引發的其他問題。

奏疏文

陳子龍的奏疏文章獨具一格，尤其是任職南明弘光朝廷期間所寫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筆流暢，思想深刻，極具戰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議》。其文關心社稷，經世致用，為挽救明朝國運，嘔心瀝血。《兵垣奏議》寫於陳子龍盛年時期，同時又是明朝亟待恢復中興的關鍵期，他的奏議文不但在思想內容上特色鮮明，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風格謹嚴細緻、自然沉穩：其思維張弛有度、角度多樣；行文上駢散結合、整散合一；語言上慷慨暢達、雋永凝練，這些都構成了陳子龍奏議文突出的藝術特點。

駢文

陳子龍的駢文成就也很高，如《別賦》：“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築漸哀，舉杯數起。人虎狼兮不復還，感烏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無二心，憤國讎兮漸壯士。獨臨風以唏噓，咸攀轅而莫止。”借用歷史典故抒發自己的忠君報國之情，寫得慷慨悲壯，並非純擬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擬恨》《秋興》《湘娥》等賦皆凄愴悲涼，憂時傷亂，亦有所寄託。而賦體文《漢詛匈奴大宛》則顯然是針對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漢之詛咒匈奴而咒罵侵略者。陳子龍的這些文章雖然宗效魏晉，卻都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寫出了愛國志士的滿腔忠憤，是明末時世激蕩的產物。

陳子龍主觀上沒有以“四六”“駢體”“駢文”之名進行創作或批評，但通過其“古文辭”理論主張與實踐、後繼者的傳承與發揚，對清初駢文振興起了重要作用。

在明代眾多論兵著作中，陳子龍的論兵著作《兵垣奏議》有其獨到的成就。全書共38篇，寫於他在任職南明期間，集中反映了陳子龍從江南出發，立足中原，輻射邊地的戰略規劃。陳子龍雖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軍事將領，但是在明末特殊的歷史時代當中，通過他自身的軍事經驗，在戰略思想和戰略戰術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在整個明代的軍事思想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並且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明代的軍事思想，對於明代軍事理論都有一定的影響和意義。

立體防禦

明代面對東南的倭寇，北方的建州女真，以及國內的農民軍多方敵對勢力，並且在連年的征戰中軍隊匱乏，糧餉不繼，戰鬥力衰退，硬攻取勝的可能性很小。到了南明，情勢更加艱難。從這樣的實際情況出發，在攻守之間，陳子龍特彆強調防禦，並且是多層次有縱深的立體防禦。他的防禦思想不是消極被動的，“知兵只不可久用而勢只不能無變也，故不辭一時之勞而免於異日之患。”到他對於敵我攻守之勢的相互轉化看得非常透徹，“禦敵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戰、守、和都是對付敵人的手段，要根據形勢，隨機應變，靈活運用，取得主動權，以達到防守的真正目的。

1.籌建水師，拱衛江淮

首先是募練水師。早在明朝滅亡之前，陳子龍就已經開始和松江的好友一起準備水師之事。“是時寇破恆代，漸逼京輦，臣妄意聯絡海舟直達津門，可資應援，因與原任長樂縣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征璧等鼓勸義徒捐資召募。”當時他們召募的水師已經有三千多人，雖然京師隨即陷落，但是召募水師以保家國的主導思想卻並沒有消亡，反而隨著形勢的惡化而愈加顯著起來。

陳子龍在南明任職之時所上的第一道疏就是《募諫水師疏》，專論籌建水師之事。在這道疏里，陳子龍指出下募練水師的重要意義：南明建都南京，和北方的農民軍、清兵隔江而望。史可法駐守揚州，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分守泗州、淮安、廬州、臨淮四鎮與之呼應，所倚仗的無非長江、淮河的自然屏障。從防禦的次序上來說，長江自然為重點，但淮河則是先機，是北兵南來所遇到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守江不如守淮。”如果淮河沒有守備，那麼這道天然屏障就等於浪費了，長江天塹固然對北兵形成威懾，而對於南明來說也同樣是北上的障礙。如果淮河有備，那麼，長江就等於變成了南明自己家裡的武器，“賊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塹，後有重兵，彼豈能不狼顧耶。”因此，對於南明朝廷來說，“簡練水師為根本之計。”不僅如此，陳子龍還推舉了何剛主持召募與訓練，“至於戰艦之制，則大小俱不可少，無大船則無以為衛犁營壁之用，無小船則無以取便捷奮擊之功。”……“是以二者須相輔而用如鹿角輕車之副武剛焉。”從他所談問題的細緻程度可以看出他確實是經過了一番實地考察的。

2.控扼楚蜀，恢復襄樊

襄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從地理位置上看“襄陽居局江漢之上游，控中原之要害，當川陝之樞紐”，在中原的中心，北瞰中原，西通川陝，下蔽吳越，佔據了連接東南與關陝，控制水路渠道的重要地位。南明立國江左，要想北圖進入中原，襄陽無疑是一個爭奪的要地。如果可以順利地奪取襄陽，就等於給南明增添了一道牢固的屏障，使東南坐享“磐石之安”，還可以從襄陽入關陝。“李綱有雲，由湖湘以達川陝如行曲尺之上，迂遠難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如奕者置子於局心，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如果能夠進一步規復唐鄧諸州，“以與我汝穎之師邀為接應”恢復中原就不再是一句空話。

中原抓住之後是經理楚蜀。在明朝滅亡之前，洪承疇督理秦晉豫三省軍事之時，陳子龍就上《問秦楚剿寇用兵之次丙子》一書，指出楚豫的軍事意義。在南明建立之後，楚豫作為東南的上流，重要性則更加明顯。陳子龍早就上了《布置楚豫疏》，明確指出：“上流中原，形勢必爭之地，乞速行布置以規進取事。”如果說中原是“天下之腹心”，那麼楚蜀就是“東南之領項”。如果要安定天下，規畫中原，保存東南的話，必然要經理楚蜀才可為防範之機。南明成立之後，北方的農民軍受到建州清兵大打擊，陳子龍認為他們“非出潼關以踴豫，則由襄鄧以窺楚。”應該趁他們立足未穩之機，佔領楚豫，恢復襄陽，這樣才可以保護江南，並為日後北上奠定基礎，“布置之道，誠不可遲。”而要經理楚豫，最重要的是解決楚“建置無常，分割無定”以導致“節制不明，彼此推諉”的弊病之源。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陳子龍的建議是徹底重新規劃楚豫之境，“當設二督三撫”，一督設於黔中，“取財賦於湖南，取兵馬於滇黔巴蜀”；一督設於襄陽，為“規復中原之漸”。這樣一來，形勢關節之處便有了把持，再在豫中，武昌，鄖陽各設一撫，以形成“疆土各有專責，而犄角應援皆可布置矣”的新格局。

陳子龍對於楚蜀的經理既是奪取襄樊的統一規劃，又是連接滇黔巴蜀的全局布置。按照他的想法，從南明向西，首先是淮河的屏障，其次是長江天塹，通過守淮以擴大守江的戰略意義，並進而北上取得襄樊。控制楚豫，那麼中原地區的恢復就指日可待了，而通過經理楚豫，又可以把勢力延伸到滇黔巴蜀。一個從江南出發，立足中原，輻射邊地的戰略規劃清晰完整地建立了起來。

實用策略

明代，特別是中後期注重實用之學，軍事領域也不例外。陳子龍的軍事思想多來源於他自身的實際經驗，不僅理論性強，而且切實針對南明所面l臨的現實情況，因地制宜，實用性強。陳子龍的這些主張，從一個儒者的角度來看或許不夠忠厚，但卻是在軍事實踐繼承、總結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歸納總結和提高，相當坦率實用，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1.軍隊建設

陳子龍就強調在挑選士兵時，不僅看年齡、體質，還看他們的武藝，包括使用的武器。火器的使用是明代軍事的一大特色，在火器的訓練和準備工作上，陳子龍有很詳細的論述：“中國之長技在於火器，今東豫搶攘硝磺尤為難得，火器必聯繫始精。而今之操演空礴，轟然如雷霆者，第以炫耳目，實徒費耳。必加鉛子築土牆為的，如校射之法，賞其命中者，始為有益也。火器之有利有鈍者，更番迭出之法，未熟不能循環無窮也，先行耦試，繼行伍試，再行隊試營試，而巧熟如承蜩秀丸者得萬人可以橫行矣。至於硝磺，尤當乘路途方通，廣為收貯，以備不虞。”這樣的建議，如果不是對軍事生活有實地經驗的話，單憑兵書戰策是無法說出來的。然而，火器的數量畢竟有限，而且攜帶笨重，很難大規模地使用，因此陳子龍提出要軍士苦練射箭，因為同火器相比，弓箭更為輕巧，造價低廉，而遠距離的殺傷力也不弱。為此，陳子龍還曾親自深入軍營進行視察，“昨臣偶爾人營約諸將校射，見命中者殊少。”

在督導士兵的訓練上陳子龍是親立親為的，無論是練兵、練將還是武器，他都選擇有“能”的將領，訓練出“強”的士兵，使用銳利實用的兵器。他的軍隊建設思想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既對構成戰鬥力的士兵、將官、武器裝備的各個方面及各個環節，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訓練、整飭的理論和方法，而且正確地解決了人和武器、練兵和練將等關係。

2.戰略戰術

陳子龍在戰略上航特彆強調智謀和採用間諜。孫子兵法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說的就是計謀的運用。在兵將糧餉都處於相對弱勢的情況之下，攻心自然是勝於力敵的，所以陳子龍說：“不以力戰為能，而以用謀為大。”用謀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用間”。“夫用兵之道，惟得敵之情而多方以為之或使敵為我用或使自相屠滅，或使變怨而為恩，或使化強為弱，古之人所以破敵者，率由之矣。”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自長江以北，大河以南，岷峨以東，梁宋以西，地方數千里，無一城得安枕卧者，男子荷戈而登陴，婦人廢耕織，守如是可謂嚴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守衛者的膽怯和缺乏信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之所以會膽怯退縮，主要是由於“民力先擾於無事之時，而偵探不明於賊至之目也。”所以，陳子龍認為偵查敵情是非常重要的，“所謂不擾民以先自困者，我能知賊之情而緩急勞佚得其序也，非漫然聽之而已是，故守御之本奠急於偵探。”從另一個方面說，用間還表現在分化敵人，敵人的內部陣營並不是鐵板一塊，往往存在著兩種或者更多的牽制勢力，這些力量雖然暫時形成了合作，但在他們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陳子龍就特彆強調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懷疑，派遣間諜，深入其中，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首先，用間的方法是不一而足的，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作不同的部署與安排。如果敵人內部尚未訂交，就要先下手為強，取而代之，為自己爭取同盟；如果敵人剛剛訂交不久，還無深交，我們就需要耐心等待，伺機而動；如果敵人內部的矛盾比較激烈，我們就可以用計使他們徹底決裂；如果只是懷疑，也可以讓他們同床異夢，“陰示其所惡，佯示其所喜，顯其震主之威，宣其二心之事，使其右臣之問，自相疑忌，而我之說得行矣。”在合適的間諜人選上，與孫子“以上智為間”不同，陳子龍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夫古之大臣，非其親子弟則其世官非可以一言撼動而讒諂佞悻之人，亦非可攀，援而進也，故必有人焉，悠優浸潤而為之所後世不幸臣主之分最疏而小人之言易人苟為之，隙猶機之發矢也，又何俟於人耶。”他更傾向於用小人之道，“左右便佞可以結納，宮闈寵貴可以交懂綢繆之策，可以計援之，忠耿之臣，可以諂去之，其主好仁者，則勸之寬縱，以馳其政，其主好智者則勸之苛察以疲其臣，其主好勇者則勸之用兵以絕其援，其主好法者則勸之嚴刑以失其眾，至於宮室犬馬之娛，姬姜歌舞之好，凡可以內敗其德而外毀其國者，乘機投隙。”這一看法表現出很大的突破性，儒者對於君子小人之別向來區分得非常清楚，所謂“盜亦有道”。但是，在戰爭中有時卻需要更大的靈活性。而這一看法則是“王霸義利”的實用性的有機延續。

陳子龍自崇禎十年（1637年）考中進士后，請假回家為母親治喪，直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五月守制期滿改派紹興推官，這期間他一直在老家松江活動，特別是崇禎十一年和十二年（1641-1642年）間，陳子龍和好友們以南園為中心編輯出版了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的《皇明經世文編》和《農政全書》兩部經世巨著。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

陳子龍等人編撰《皇明經世文編》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前人治亂興衰的經驗和教訓，以供統治者參考借鑒，所以他們關注的是所收錄的文章對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有無裨益。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因此這本書選擇以人為綱，以年代先後為序的編排體例則可以快速搜集有明一代朝臣的文章奏疏，選編成書，“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但同時也容易造成文編檢索不便，不利於查閱等問題。並且由於文編成書太速，出現錯誤也在所難免，比如：文編出現的斷代不嚴，前後重複，名實不符等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未影響《皇明經世文編》的經世內涵，反而為其烙上了時代的烙印。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陳子龍編輯、刊定的《農政全書》也是“國家富強之本”，如果說編纂《皇明經世文編》是松江士人的集體行為，那麼編輯、刊定《農政全書》則完全是陳子龍個人經世之舉的體現。並且在編輯、刊定此書時，其經世致用的編輯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陳子龍對借閱所得的徐氏《農政全書》草稿進行編輯、刊定，最終成《農政全書》六十卷，即後世所傳的平露堂版本《農政全書》。他還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

陳子龍墓位於上海市松江區佘山鎮廣富林村。1988年修竣陳子龍墓，墓地為花崗石平台，墓碑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陳子龍畫像碑，刻有傳略。墓門額為李一氓書。

為了便於前來謁墓者對墓主的了解，其旁有石刻陳子龍畫像（據雲間邦彥圖）及顧廷龍同志撰並書的《陳子龍事略》，另有李一氓同志所書“明陳子龍墓”的墓門，莊嚴肅穆，一代偉人，長眠於此。我們步花岡石的台階而上，在“沅江亭”里，默念《陳子龍文集》，對這位死節志士的文學家，益增欽佩。

陳子龍紀念館位於上海市松江區佘山鎮廣富林村。由澡雪堂、安雅堂以及室外的臨湖環廊、景忠廣場、景忠坊以及陳子龍生平紀念碑等組成；“澡雪堂”由歷史學家周谷城題，澡雪堂門額“雲水襟懷”由劉海粟題，堂內額“堅貞自操”為孫中山題。展廳內主要介紹陳子龍文學成就，創辦復社與幾社、反清復明的介紹，還有與陳子龍同時代的夏允彝等眾賢名士情況介紹。

自清朝以來，記載一代才女柳如是事迹的筆記與著作很多，陳子龍與柳如是之間的關係也成為這些後人所撰筆記所關注的重點，其間摻雜史料混雜，真假舛訛仍需考辨。著名學者陳寅恪在其晚年體例最完整的《柳如是別傳》中指出，記載柳如是生平最可靠的為清代顧苓的《河東君小傳》。其中明確指出，陳子龍曾娶柳如是為妾，但因不忍受其“放誕”而離去。

《柳如是別傳》一書曾詳細考證陳子龍與柳如是一度相戀之關係——據其考證，崇禎八年（1636年）春夏之季，陳與柳曾短暫同居，兩人感情相當深摯。其中列舉的與陳柳戀情有關的陳子龍詞共計24首，見於《江蘺檻》的有16首：《玉蝴蝶·美人》《浣溪沙·五更》《踏莎行·寄書》《浣溪沙·楊花》《南鄉子·冬閨》《南鄉子·春寒》《青玉案·春暮》《驀山溪·寒食》《少年游·春情》《菩薩蠻·春雨》《桃源憶故人·南樓雨暮》》《探春令·上元雨》《醉落魄·春閨風雨》《蝶戀花·春曉》《虞美人·詠鏡》《滿庭芳·和少游送別》。見於《湘真閣存稿》的有7首：《浣溪沙·閨情》《踏莎行·春寒》《南鄉子·春閨》《江城子·病起春盡》《雙調望江南·感舊》《醉落魄·春閨風雨》《菩薩蠻·春曉》。另有1首《乳燕飛·瓊樹紅雲漉》僅見於《陳忠裕公全集》。但最終陳子龍與柳如是不得諧連理，陳寅恪指出，一是由於陳子龍正妻張氏不能相容，柳如是亦不願為妾；二是由於陳子龍當時經濟狀況不能滿足柳如是的要求。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姚蓉指出二人情緣最終失敗的內因有二：一是陳子龍受日趨保守的士風影響，沒有勇氣違禮而動；二是陳子龍對待女性的態度相當傳統，與柳如是追求平等自由的觀念相左。陳子龍在崇禎十年（1637年）他中進士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柳如是嫁給錢謙益之前，比起之前經濟狀況差從而被迫割捨柳如是，身份和地位都大有改善，完全有機會和柳如是重續舊情但並沒有。可見他們個性的分歧也是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任聰穎在論文《柳如是與宋徵輿、陳子龍關係新證》中對陳寅恪提出的“柳如是與宋徵輿於陳子龍之前相戀”觀點表示質疑，但對其中柳如是和陳子龍關係的論證則表示肯定。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生導師李越深認為有關陳柳戀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補充和修正之處，如《柳如是別傳》所舉有關陳柳戀情的陳子龍詞有的事實上並不涉及二人戀情，有的與陳柳戀情無直接關係。

一天，十三歲的毛奇齡去參加童子試，當時陳子龍擔任主考官。他一見毛奇齡便開玩笑說：“黃毛未退，敢來應試？”沒想到毛奇齡馬上順口答道：“鵠飛有待，此振先聲。”陳子龍一聽，大吃一驚，驚嘆這小考生的思維敏捷。考試時，陳子龍讓考生們以“春蠶作繭”為題作詩，並出了一道難度較大的題目，只見毛奇齡下筆成詩。其中有兩句“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不僅十分切題，同時表明自己具有滿腹經綸學問的不凡抱負。陳子龍看后不禁拍案叫好，斷定毛奇齡將來一定成就非凡。在這次考試中，毛奇齡名列第一，小小年紀名聲就傳遍整個縣城。

陳子龍在南明朝廷任職兵科給事中時，太僕少卿馬紹愉受弘光帝的接見，談到當時崇禎朝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與清廷和議而被殺的事情。弘光帝知道后說：“原來是這樣，陳新甲應當被體恤。”廷下朝臣都沒有響應的，唯獨少詹事陳盟說可以。於是弘光帝趁機下詔給陳新甲追撫，並追究以前彈劾過陳新甲之人的罪過。朝臣害怕當時劉孔昭和張慎言在大殿相爭的事重演，不敢反對。陳子龍卻與工科給事中李清交互向皇帝上書力諫，事情最終不了了之。沒多久，陳子龍陳述防守要策，請朝廷召還曾經的吏部尚書鄭三俊，都御史易應昌、房可壯、孫晉，朝廷都認可了這些建議。又上疏說：“中使四處外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不安。明旨未經有司，中使卻私自搜采，這是非常違法的事情。”福王於是命禁止訛傳誑惑者。陳子龍還說：“中興之君主，無不是身先士卒，因此能光復故國。現在入朝廷幾十天了，人情泄沓，與昇平之時無異。如同在漏水的船中唱歌，在起火的屋子裡痛快喝酒，臣不知結局會如何。這樣的局面都源自姑息縱容一兩個武將，以至於上百政令都依據遵養，我對這個非常寒心。”朝廷依然不聽。第二年二月，上疏乞求讓自己回鄉贍養祖母，他就離開了。

《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五·陳子龍傳》

《小腆紀年》

《明季南略·南都甲乙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四·陳子龍傳》

方岳貢：此鄉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學孚遠、陳進士子龍、宋孝廉征璧，皆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相與網羅往哲，搜抉巨文。取其關於軍國濟於時用者為經世一編文。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非徒侈一代之鴻章，亦將以為明時之獻納。（《皇明經世文編序》）

張溥：雲間徐暗公、陳卧子、宋尚木天才英絕，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三君子唯唯。遂採擇典要，名經世文編卷凡五百。偉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苟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文編，所載網羅稍寬……煌煌乎！高祖之志也，聖人在上，製作方盛，設以三子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敻越前代。豈特雲台高議，東觀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既作資治通鑒，復與劉道原議為後紀，后以召相不果。至今宋無佳鑒，海內痛惜，今三子悠遊林麓，天假以時，載筆之始，又先以國家為端，他日繼涑水者其在雲間乎？（《皇明經世文編序》）

吳偉業：卧子（陳子龍）負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卧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后猶想見其人也。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卧子為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梅村詩話》）

朱彝尊：王李（前七子）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為幻。關中文太清倡堅偽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葯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鵩子鶚母，四野群飛。卧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沒也。（《明詩綜》）

徐世禎：①子龍於時方髫耳，而食牛吞象之氣，固已逼人。②當其才鋒飈發，四座皆傾，固已觸目琳琅，亦復擲地金石，下筆為文，千萬言立就，莫不光燄燭天，珠璣照世。當世之士桴應影隨。（《丙戌遺草序》）

夏允彝：陳子少好奇負氣，邁激豪上，意不可一世。（《陳李倡和集序》）

錢價人：大樽當詩學榛蕪之餘，力辟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群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引自《明詩綜》）

繆泳：剝極而反，否極而復，先征於聲音之道，卧子當楚人眾咻之餘，力追正始，允矣人豪。（引自《明詩綜》）

徐孚遠：①友人陳子，擅俊妙之逸氣，發懷古之遙情，徵召英契，搖綴淵圃。於時同郡之士，蓋有數人。至於齊鑣方軌，卓絕領袖，共推李子。於是有“陳、李”之目矣。②陳子之詩，澹動溢麗，發言舒捲，有若明霞。感興悲涼，放詞宕越，至乃留連綺艷，刻畫情思，妙絕動人。（《陳李倡和集序》）

周立勛：卧子資局傑濟，才識秀達，有攬奇之概。故能奮舉藻思，博綜渺義，每談天下事，則壯往健決，莫不符會。發為文章，形之歌詠，類有然矣。當其搖筆，能者卻思。單辭所行，諷嘆滿世。其詩搖蕩誕逸，矜懷競爽，凄決而幾創，剛庄而郁沉。（《岳起堂稿序》）

宋徵璧：①大樽嚴於論詩，凡獻詩者踵相接，大樽意態傲岸，若不足當一顧者。然大樽未嘗不虛心，嘗向予道律詩如“春城夜出人皆醉”之句，詩餘如“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下”一詞，生平竭力摹擬，竟不能到。有味乎其言也。（《抱真堂詩話》）②陳卧子子龍，其源出於太白，文多超逸之風；若其涼壯明秀，則龍標、右丞之流亞也。（《陳李倡和集序》）③陳子詩文，兼諸家之長，既足冠冕一代，而又志在竹帛，其所表樹，方將駕前賢而上之。使後人讀陳子之詩，與其致恨於所傳者少也，夫寧多乎哉！（《平露堂集序》）

朱隗：卧子五古，初尚漢魏，中學三謝（謝靈運、謝惠連、謝朓），近相見輒諷太白諸篇，其才性故與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軌，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氣老，秀亮淡逸；絕句雄麗。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寬然有餘。（引自《明詩綜》）

魏耕：五古學漢、魏者，大抵轉關必在大謝，唐之曲江，明之北地，皆是如此。黃門亦祖其說，能於質悶之中，兼於俊秀，信是雅宗。七古弘、正間皆仿浣花（韋莊所作浣花詞），唯青蓮學者絕少，黃門起而一振其風，昔人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黃門近體佳境，往往相近。（引自《明詩綜》）

黃昌衢：大樽奮起江左，寓內曉然，群奉黃門詩派，曆數十年流風未墜。余近為定其集，前集已刻者得十之六，後集未刻者得十之四。蓋天地精英之氣，結轖鬱勃，以發為聲律，光芒騰上，干星辰而沸江海。前集至矣，而後集尤有必不可沉毀廢缺者。（《二十四家詩定》）

顧炎武：陳君鼌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告歸松江上，歘見胡馬逼。拜表至行朝，願請三吳敕。詔使護諸將，加以太僕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反正力。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內半相識。（《哭陳太僕》）

倪永清：卧子先生，我郡之龍門也。其詩沉雄豪邁，博大昌明，空同、大復之後，一人而已。（《振經堂彙編詩最》）

龔翔麟：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亡，曼聲並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荊棘，驅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詎可借口七子流派，並攢譏及焉？予嘗購得《甔甀洞集》，系先生手自施鉛，自越江渡錢塘，往返點筆無虛日，卷尾必以朱墨識之。於吳明鄉若是，矧古賢吟稿乎？今人手放翁、誠齋（楊萬里）詩，讀未終卷，便毀唐人為不足學，多見其不知量己。（引自《明詩綜》）

王士禛：①嘗與陳卧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為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復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諸聯，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吳偉業）耳。（《香祖筆記》）②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綉耳。又或者斷斷格律，不失尺寸，都無生趣。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花草蒙拾》）

張廷玉等：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佟世南：至故明惟（劉基）《寫情》、（陳子龍）《湘真》二集，高朗秀艷，得兩宋軌則。

胡應宸、顧璟芳：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遒其詞風流婉約，堪付與、十八歌喉。乃《湘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艷，吾於大樽益信。（《蘭皋明辭彙選》，引自沈雄《古今詞話》）

朱琰：①七言古詩，杜詩出以沉鬱，故善為頓挫；李詩出以飄逸，故善為縱橫，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澤才氣似李。②余鈔黃門（陳子龍）詩，以終明一代之運。劉（基）、高（啟）開宗於前，西涯（李東陽）接武於繼，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振興於中，黃門撐持於後。此明詩大概也。③卧子七言律，秀絕寰區，乃其天資清妙，故落墨高華，非翡翠蘭苕可比。或謂雲間派本以艷入，失其本來矣。（《明人詩鈔》）

朱庭珍：明代....末年詩人，惟陳卧子雄麗有骨，國變后詩尤哀壯，足殿一代矣。（《筱園詩話》）

鄒祗謨：①大樽諸詞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緬邈凄惻。②詞至《雲門》《湘真》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銷，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倚聲集》，引自王昶《明詞綜》）

譚獻：①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②重光（李煜）後身，唯卧子（陳子龍）足以當之。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張翥）稍存比興。明則卧子直接唐人，為天才。（《復堂詞話》）

江順詒：文有因人而存者，人有因文而存者。《湘真》一集，固因其詞而重大樽其人，又實因其人而益重其詞也。（《詞學集成·附錄》）

況周頤：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至為全體詬病。乎晚季，夏節愍（夏允彝）、陳忠裕（陳子龍）、彭茗齋、王凄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蕙風詞話》）

謝章鋌：明末風雅首陳大樽子龍，大樽門下首夏存古完淳。（《賭棋山莊詞話》）

徐敬修：按子龍之詞，纏綿悱惻，神韻天然，為有明一代詞人之冠。……總之有明一代之詞學，初則沿蛻岩（張翥）之風軌，永樂以後，《花間》《草堂》諸集漸盛，當時唯小令中調，間有可取，其餘則偏於浮靡，無一硬語，至陳子龍出，始卓然可稱一代詞宗，然已身丁季叔，而開有清風氣之先矣。（《詞學常識》）

錢鍾書：陳卧子大才健筆，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乃讀其遺集，終覺偉麗之致，多於蒼楚。在本朝則近青邱、大復（何景明），而不同獻吉；於唐人則似東川、右丞，而不類少陵。祁孫之言，亦未識曲聽真。然知以放翁、遺山與明之七子並舉，則具眼人語也。（《談藝錄》一二八“杜律的雄渾與韌瘦”）

龍榆生：①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詞選》）②明季詞人，惟青浦陳卧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國，大節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跋鈔本湘真閣詩餘》）

吳梅：余嘗謂明詞，非用於酬應，即用於閨闥，其能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則者，獨有大樽（陳子龍）而已。三百年中，詞家不謂不多，若以沉鬱頓挫四字繩之，殆無一人可滿意者。蓋制舉盛而風雅衰，理學熾而詞意熄，此中消息，可以參核焉。至卧子（陳子龍）則屏絕浮華，具見根柢，較開國時伯溫、季迪，別有沉著語，非用修、算州所能到也。他作如《山花子》雲，凄麗近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後半疊亦綿邈凄惻，不落凡響。先生於詩學至深，論詩能於色澤氣韻中辨之，自是深得甘苦語，宜其詞之淵懿大雅，為一代知音之殿也。（《詞學通論》）

吳晗：文編的主要編選人陳子龍因抗清被俘自殺，……（徐孚遠、夏允彝、夏完淳、何剛）這些人都具有堅強的民族氣節，在平時關心政治，講求經世實用之學，到危難時堅決抵抗，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現了英雄氣概。（《影印皇明經世文編序》）

錢基博：①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蘺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後主，則得於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凄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②王李道盡，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為幻。而有振七子之墜緒，返俚淺於茂典者，陳子龍也。實以沉博絕麗之才，領袖幾社。而同郡夏完淳字存古，髫齡崛起，如響斯應。譽之者謂其廓清榛蕪，力追先正；而詆之者則曰七子窠臼，徒為虛囂。然以此結明三百年之詩局，而與開一代風氣之高啟，后先輝映，亦足以覘復古為明文學之主潮，詩亦不在例外，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中國文學史》）

袁行霈：①陳子龍是復社與幾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復社領袖張溥死後，他事實上成了兩社的主帥。②陳子龍是明末文學成就較為突出的作家，在文學主張上，他注重複古，但並不主張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學習古法中貫穿作家個人的真情實感。③陳子龍的創作以詩見長，他的一一些作品表達了自已建功樹業的志向與壯士失意的胸隨，具有濃烈的感情色彩，處在時代交替之際；而對動蕩的時局，陳子龍還創作了不少感時傷事的作品，他的《小車行》《賣兒行》描寫了當時難民流落無依的窘境，《策勛府行》《遼事雜詩八首》等篇章，或抨擊權奸誤國，或感嘆時局艱危，大多散發出愫慨激越沉鬱悲涼的氣息。明亡后，陳子龍寫下了許多反映亡國哀痛的作品，凄愴悲壯，別有意味，《秋日雜感》十首便是代表。（《中國文學史》第七編明代文學·第十一章明末文壇）④揭開清詞帷幕的陳子龍於詞推尊五代北宋，以“婉暢濃逸”為宗，滄桑變后，其《湘真詞》抒寫抗清復明之志和黍離亡國的哀思，突破閨房兒女的纖柔靡曼，“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中國文學史》第八編清代文學·第一章清初詩學繁榮與詞學復興）

游國恩：詞發展到南宋已達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詞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樸、薩都剌、張翥等較有名，而張氏《蛻岩詞》為尤著。明人詞多率意之作。楊慎、王世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陳子龍是一個優秀作家，王士禛稱其《幽蘭》《湘真》諸集，“意內言外，已無遺議”。可以說是明詞冠軍。（《中國文學史》第八編）

葉嘉瑩：所謂“強直之士”……另一類則是在內心中具有一種真誠深摯之本質，不僅對男女之愛是如此，對君國之忠愛也同出於此深摯之一源。由於其用情之深廣，而往在可以有一種高遠之意境。而陳子龍詞則無疑的乃是屬乎后類情況。這種“強直之士，懷情正深”的性格上的雙重特質，再加上了子龍所生活之時代給他的一份憂患之意識，因此乃使得陳子龍詞具有了一種可以引人產生感發與聯想的豐富的潛能。而這種將作者之性格修養與優患意識融入令詞的製作之中獷產生了豐富之潛能的特殊成就，而陳子龍竟然以一位單獨的個人而具含了此多種潛能之質素，而且此多種質素之融匯，一又皆出於自然之巧合，而全非出於有心之追求與造作。這正是我之所以稱陳子龍詞之成就為一種因緣巧合之“異數”的主要緣故。（《清詞叢論》）

朱則傑：①陳子龍在清代這一時期的詩歌，抒寫家國之感，表達抗清之志，思想意義十分深刻；它籠罩著一片亡國的悲哀，激蕩著鬱勃的情調，藝術風格也顯得蒼涼悲壯，激昂慷慨，足以和歷代愛國詩人的作品相互媲美，后先輝映。這不但與他自己在明代特別是崇禎十年（1637年）以前的詩歌創作大相徑庭，而且與明七子的專事模仿、徒有形式更不可同日而語。當然，陳子龍在詩歌宗尚方面並沒有跳出“盛唐”的圈子，基本上仍舊是明七子的格調，但他在這個傳統的“舊瓶”之中，裝上了時代的“新酒”，也就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抒發自己的愛國思想。②陳子龍素以民族氣節為世所仰。犧牲后，許多人都賦寫輓詩，給予無比高度的讚揚；長歌當哭，壯懷激烈，千載下讀之，猶足令人感憤。與其節義相比，陳子龍的詩名似乎要遜色得多，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一般都拿他和高啟這位“明詩冠軍”相對。③由於陳子龍就其生活朝代而言恰當明清交接之際，而又為明殉節；就其詩歌宗尚而言接近前後七子，而又正值公安、競陵反覆古派盛行之時，提倡復古更見突出，因此，稱之為明詩後殿，不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子龍在崇禎末年特別是入清以後寫出如此優秀的詩歌，對於明詩，無疑是一個光輝的終結。但是，陳子龍畢竟在清朝生活過數年，並且留下了詩歌，而這些詩歌又恰恰是其全部詩歌的精華所在，因此，將他劃歸清代，自然亦無不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子龍的詩歌在藝術上大體繼承明詩的傳統，而在內容上則大大突破了明詩的範圍，體現了清詩的特色，可以視為明詩在清代的一個綺麗的餘波。（《清詩史》）

傅璇琮：陳子龍、夏完淳、孫承宗、張煌言等人構成的英烈詞人群體，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為明詞生色的是陳子龍，他的《湘真閣》《江籬檻》二集，置於宋詞名家中亦無愧色。論明詞者，每謂兩頭最佳，明初翹楚數劉基，明季殿軍則當推陳子龍。而且以陳子龍為領袖的雲間詞派，對清初詞壇也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

朱東潤：陳子龍是怎樣的人物？青少年時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只是考中舉人、進士，幸而在適當的機會，他結識了黃道周，這才理解到還有一個為國為民的目標。這時子龍是一名志士了，他認識到必須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在（明朝滅亡）這個大禍降臨的當中，南京的官僚隨即建立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新政權……子龍曾經參加南京政權的工作，在看到朝政混亂以後，他回到松江……糾合地方人士準備給敵人一次打擊。南京政權垮台以後，要憑地方勢力擊退敵人，這是一個過分的估計，但是作為鬥士，他是不會計較成敗利鈍的。起義失敗以後，他聯繫吳昜，準備太湖起義。及至吳昜過早地暴露目標，黃道周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鍵為首的福建政權，國勢進一步削弱了，但是子龍並不灰心，他一邊接受福建政權的領導，一邊也聯繫浙東崛起的魯王朱以海，準備起義。作為鬥士，他得不斷地進行鬥爭，只要成功有一線的希望，真正的鬥士必然要從失敗中爭取勝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時候，他也決不放棄鬥爭。子龍就是這樣的一位鬥士。（《陳子龍及其時代》）

聶作平：①與王國維、茨威格相較，陳子龍和他們有最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處於這種文化"衰落之時"。不過，陳子龍和王國維、茨威格仍然有相當之區別，那就是王國維和茨威格本質上是地道的文人，陳子龍則不同，在這個被認為是晚明最重要的詩人和詞人的身上，糾合了江湖俠士、風流文人、能員幹吏等多重性格，而這些性格組合起來的，是一個近似於憤怒青年的陳子龍。②陳子龍兼具精通五經的讀書人、七步成詩的風流才子和膽識過人的江湖豪客諸種性情於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可謂首屈一指。（《1644：帝國的疼痛》）

郭萬金：“骨”是陳子龍獲譽的主要原因，而此處“骨”之內涵當然包括了詩文之外的人格精神。以身殉國的陳子龍鑄就了詩與國同亡的歷史意義，義不受辱的生死抉擇使得古雅風格分外凸現，給復古的明詩一個高亢的收尾，從這層意義看，陳子龍自然可稱作是明詩殿軍。（《關於明詩》）

亦霖著《楊春柳·一夢秦淮》主要講述了陳子龍與柳如是之間的情緣。